吴妙琴

 

    当前，学界对于宗教在公共危机中应扮演的角色定位尚无明晰定论。笔者认为，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应不仅只是物质和金钱层面的慈善救助者，而更多的应该是将宗教组织视为非政府组织的一员，充分发挥其在公共危机中的心理调适、信息沟通以及社会整合功能。此外，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负功能也不容忽视。鉴于此，一方面，我们应当为宗教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拓展宗教组织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宗教的负功能，我们也应当有所警醒，应对其进行正确引导，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实现社会和谐。

　
 　一、宗教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联合国于1949年首次使用“非政府组织”这一术语，迄今为止，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已经涵盖相当广泛的领域，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与国家和营利性组织活动相对的，包括职业性协会和工会、传统慈善组织、宗教组织、草根组织等众多社会活动组织。近年来，国外有学者如朱利亚·伯格（Julia Berger），提出“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强调宗教性是“宗教非政府组织”最鲜明的特性。换言之，“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建立在某一宗教信仰之上，是主要致力于社会关怀的非政府组织，是宣称其身份和使命是基于一种或多种精神传统的非营利、独立和志愿的组织，旨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实现公共福利。由于这样的组织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所以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

 　当然，我们要明确的是，现在学者们所说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并不就是指各类宗教组织，特别是不包括那些专事信仰宣教的教会机构，这在许多有强大教会组织的国家是尤其需要注意的。笔者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宗教的制度性相对较弱，这样，我国的宗教组织较之于外国的宗教组织而言有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宗教非政府组织着实可以作为我国各大宗教组织未来的努力方向。这样，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宗教组织，一方面可以帮助国家大幅减少政治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正当的宗教活动谋求更大的合法活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宗教信仰，并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此外，还可以壮大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弥补国家和市场的不足，形成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

　 二、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正功能

　　

    由于公共危机具有明显的威胁性、不确定性、时间有限性和双重效果性等特征，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因其地位、职责所在，必然扮演主要角色。大量的财物资源的供给、严密的管理体系和不容置疑的公共权威性等，使得政府在处理危机中具有绝对的优势。然而，政府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层级过多、信息传递不及时、反应不灵敏等，因此，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传媒、企业及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作为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或团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功能更是不容小觑，相对政府而言，其规模小、灵活性高，在专业技术方面有一定擅长，且又没有一般企业的营利性目的，因而在危机治理中能够表现出相当的优势。

 　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心理调适功能  宗教在危机处理中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心理调适、安抚民心。当危机发生时，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公众处于极度恐慌中。在此危机之时，党和政府的关心由于是自上而下的传达，都有一定的延时性。当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信仰真空状态下，人的精神无所依托，极易走向崩溃边缘。特别是对于宗教信徒而言，此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自己所信奉的神明的救赎，而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此时就变得尤其重要。

 　宗教信仰可以增强危机发生地区的信徒的认同感，满足人们的需求，使其信仰者获得一种归属感。各种宗教教义也积极提倡教友间的相互关心与爱护，如基督教教义中的“一切信徒皆为兄弟”。这样一种信仰能让个体暂时远离孤独感和疏离感，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属，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宗教信仰还可以给个体一个释放内心积郁的空间。具体到“5·12”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状况，当个体必须面对失去一个甚至几个亲人的极端痛苦的现实时，个体内心必然是苦闷焦虑的，必须得到适当的宣泄。宗教信仰者在其信仰的神或物前祈祷、忏悔，在宗教仪式上尽情地哭泣，将内心的痛苦与烦恼宣泄出来，相信会得到神灵在冥冥之中的保护与帮助。不仅如此，各种宗教组织通过祈福或超度仪式、祈祷会、安魂弥撒等对死亡的归宿都作出极其合理、美好的解释，例如基督教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是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这些对于生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同时，宗教组织还会提供危机后重建和秩序恢复的服务，并且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从更深的精神信仰层面上劝说受到危机影响的人群，鼓励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积极重建家园。

 　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救助功能  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过程中，国内五大宗教共募捐近7亿元人民币，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灾区人民提供了金钱和物质上的帮助。

 　从国际经验看，宗教组织在危机应对中较大的优势在于能提供大量的一线救助服务，它们不仅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募集资金、运输物资、救助灾情、维护秩序、提供关怀，而且在危机后的重建和秩序恢复过程中，提供着物资、人员、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重要服务。很多宗教组织不仅自身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拥有一大批资历较深的专家队伍，能及时发现危机隐患并提供专业的救助服务。

 　在危机处理上，宗教组织还可以与政府在救助区域上相互补充，使援助及时到达。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当政府集中力量在重灾区时，宗教组织可以对“次级灾区”有所倚重；在政府无暇顾及或资源不济有可能诱发“二次危机”的领域，主要包括环保、公共卫生、社会心理、教育等领域，宗教组织可以积极发挥其查漏补缺的作用。

 　宗教在公共危机中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由于宗教组织是通过信仰唤起人们不容置疑的服务意识，它们能够有效地通过国际宗教关系，募集国外援助；通过游说、呼吁等方式引起社会对危机的重视，劝说营利组织参与应对危机，如捐款、捐物等。宗教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角色使它可以不受传统国家政治的束缚，非营利性表明它一般也不受自我利益驱动，而是出于社会道义和宗教信念去开展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之类的问题，所以它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采用这样的角色对政府进行监督，更能加快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从而保障公共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

 　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社会整合功能  宗教信仰的世界性、民间性和多元性使得宗教组织具有广大的基层信众和支持者，这使得它们既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意愿的表达途径，还能使民众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社会凝聚力根源于社会群体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宗教能够把这种群体的共同愿望与共同利益神圣化，而且能通过宗教组织的协调，运用宗教信仰上的共同性，宗教领袖的权威和宗教戒律把这些利益和愿望加以约束和强化，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可以说，宗教以其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把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以此增加社会的稳定性。在公共危机中，整个社会很可能陷入失范状态，人们无所适从。此时，广大群众特别是信徒正需要这样一种“神圣”的信仰支持，因为只有这种超自然的、不可用经验质疑的信念才能超越来势汹汹的公共危机，保佑民众的安全，或者说至少给民众以心灵上的庇护。

 　三、宗教在公共危机中的负功能

　　
    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组织除了在公共危机中发挥着诸多正功能之外，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负功能，为应对公共危机带来一些阻碍。

 　宗教的消极和避世  就宗教的心理调适功能而言，宗教讲“命定”、“前世”、“上帝的安排”等，容易使人产生宿命思想，消极地去依赖超自然的力量和听任命运的摆布，或者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危机中采取超然世外的态度，或是把希望和幸福寄托于来世或天国。在公共危机中，宗教的消极宿命论一旦被信徒采纳，便会导致任凭公共危机肆意蔓延，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的后果。信徒的这种自我麻醉，一方面可能导致群体无意识，从而威胁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救助活动的展开。

 　宗教的保守性和排他性  宗教作为一种相对“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具有的神圣性，使之不能及时改变与社会不相适应的规则，从而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宗教通过一定的仪式和活动使信徒产生相当的群体认同感，难以背叛原有的信仰和群体而去接纳新的信仰和群体，这也就使信徒产生了较强的排他性格。宗教的保守性和排他性，不但会限制公共危机中宗教组织慈善救助活动的开展范围，而且会使各个部门间产生一定的隔阂，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就宗教的交往功能来说，宗教作为社会交往的手段之一，在公共危机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如果未能得到较好的管理和引导，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就宗教的政治功能而言，宗教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它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之神圣化，促成动乱或暴动，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这些都可能导致危机时期的冲突加剧，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毋庸置疑，政府是进行公共危机处理的最重要力量，但如果忽视其他参与者的作用，政府将会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变得形单影只。因此，在公共危机中，应该倡导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宗教界基于其信仰基础完全能胜任职责。当然，政府也要为宗教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拓展宗教组织的发展空间。宗教完全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立自理，体现出社会领域中的社团组织的特性”，为公民多提供一种可选择的信仰支撑，充分发挥其正功能，实现个体与国家间的平衡。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 宗教周刊》200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