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茵　　

   （编者按：本文是一位非基督徒知识分子采访北京基督徒的记录和思考）　　　

    近年来，在中国大城市中，基督徒的人数远没有农村地区那样多。我在缸瓦市堂采访，恰逢一位邯郸地区牧师主持礼拜。说邯郸地区13个县市共6万多信徒只他一个牧师。本堂牧师感慨地说，北京市基督徒连六千也没有，可见人数之少。然而北京基督徒的文化素质却明显地高于一般地区。除了信众之外，在北京带有一种“基督教文化现象”，即有一个学者群体，他们并非信徒，却承认基督教的价值，相信这种价值将在现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中起一种正面的补益作用，因而以同情的态度进行基督教历史、神学方面的研究和译介工作。这个学术群体，与教会信众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一般信徒对于这种“基督教文化”知之不多，甚少关怀。此种“两极分化”，也是北京基督教的一个特色。

    对于农村地区的基督教，已有学术界作过一些调查研究。然而北京市区（即除县郊区以外的城区及近郊区）的基督教徒的信仰与生活情形究竟如何？他们的社会职业和素质如何？他们与教会的联系如何？是如何受洗入教的？他们的信仰内容有什么特点？他们关怀的是哪些问题？他们使用什么圣经译本？读什么宗教书籍？他们怎样看待基督教的前景？怎样评价基督教与中国之文化的结合？作为基督教，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问题的？

    我怀着种种疑问与好奇，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北京市区所有的教堂，访问了50多位教徒，进行了开放性交谈。采访中有许多时候，我被信徒的经历以及他们信仰的坚定，得救的喜悦和对永生的盼望所感动，他们由于信仰而在生活中表现出宽恕、和解和爱，亦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强烈共鸣，也有少些时候采访归来极为沮丧难过，引发我许多的思考。下面就是采访记录，叙述多采用第一人称，除极少文字经我润节外，基本上是被采访人的原话，由于一些被采访人要求我不要透露姓名、单位等，故被采访人以及所属教堂一律略去。采访中，教徒多有赞美上帝的语言，亦好背诵圣经，在此全部省略，请谅解。

    A堂

    我跟朋友约好去A堂参加青年活动，A君在弹琴伴奏，后来她做了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问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她很爽快，答应了。我穿越市区去她家那天正刮风。在她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她和她丈夫86年下海办了一个研究所和一家公司，进行电子、机械、化工等项目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下属有5个工厂，公司业务鼎盛时期纯利润过300万元。她负责的微肥项目获国家国家金奖，属国家推广项目。她是那种北京话所谓能折腾的人，举止干练，能侃，比她的年龄显得年轻，可细看她的脸，却有那种明显的放纵自己的痕迹；是那种喜欢享乐人生的人，但在这表面的痕迹下面从内里发出一种光来，使她的脸显得很善，也稍许的有一点点不协调。

      “我今年51岁，从小在青岛长大，我父亲是青岛一家医院的院长，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跟父亲一起工作，解放后搬来北京，父亲被评为二级教授，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去教堂，跟着去，心里一点东西也没有。我家4个孩子都不信。高中毕业后我去人艺，后又在文工团弹钢琴。你了解文艺界吗？很风流的。86年我们夫妇开始创业，现在这样子，你看见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太深的罪人，我比一般的人犯的罪要多，多得多。我看见的罪恶也太多了，有许多罪我是身不由己，我要办事，就要同许多人打交道，贿赂、偷税什么的都干过，我能喝六、七两白酒，跳舞、打麻将，找情人，法院、检查院，一级一级单位都得来，罪恶太多了。到90年，钱挣多了，可是我心里很不痛快，按说也有钱，也有地位，辛辛苦苦的，搞微肥试验，我弹钢琴的手就在地里做，农村，县里来回跑，可是不行，同丈夫有打不完的架，他同19岁的一个公司职员好了，女儿也不听话，逃学交了一个个体户的男朋友，我觉得苦闷，精神上空虚极了，感觉世界上的东西没有意思……我有一个表妹是教徒，打电话说A堂有一个讲得特别好，要我去。我去了。首先让感动的就是诗，你知道我是搞音乐的，这是主的声音，一下子我就觉得被充满了，耶稣是唯一没有犯罪的，却为我们罪流尽了宝血。后来我就写了一个东西给教会。写了什么？主要有两点，认罪和圣洁的人为我们赎罪了。后来又同牧师谈，知道还有一点是得永生。91年我受洗，我变了一个人。以前在酒桌上谈生意、卡拉OK什么的，觉得挺美，是享受，你想，吃、穿、玩、情，各种刺激，全了，这些都是罪恶，享受过了觉得没有意义。我就想平平静静地过另一种生活。现在看着我女儿的高兴劲，和男朋友挺会玩的（她女儿23岁，是一个挺快乐讨人喜欢的女孩子），我劝不了，让她尝尝滋味也好。家里人怎么看？他们全不信，我丈夫和女儿都讽刺我，现在他们比较尊重了（我听见她女儿说要用车接送她去教堂，她不肯）。我们家4个孩子都比较成功，大弟是医生，说我胡说八道，妹妹说我讲雷锋呢。你问我丈夫，他同那女孩好了5年，现在断了，当然私下是否来往我不清楚，我想就是有也很少。关于这件事，我的举动令几乎所有的人吃惊，有人想看热闹的（从她的讲叙中整个事件比较戏剧，且相当激烈，她的表现至少是克制的，比较宽容的，但是否因为有了更大的盼望，便有些不那么看重尘世的一切呢？她跟我说她们发现自己对家里人越来越冷了）。了解我的人都说我变了，从心灵深处变了，我现在是笑着解决问题，工作效率却不比过去低，因为我用更深刻的东西去解决，有人对我说，本想在我身上行罪恶，却不好意思了，我相信善能战胜恶。我现在一有机会就跟人讲，我发现许多人有兴趣，你看，社会上人都撒谎，来一个不撒谎，人反而敬重。我现在对自己周围的罪恶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一切娱乐都没兴趣，对自己过去做过的不太道德的事也反感极，对自己有罪的肉体也冷了。我现在对人宽容多，要爱罪人，人要是充满恨的时候，会生活得很不好的。人得要有信仰，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我信了以后就想从现在的职位上退下来，现在还不行。有一年圣诞节，我看见表妹给唱诗班的姐妹钱，说买歌片，我也给了100元，我心里感觉挺好，可是当我知道仅靠工资生活的表妹夫妇把每月工资的1/10给教会时，我感到羞愧难当，我发现我还是看重钱，心里舍不得。我现在对金钱越来越淡，钱只是地上滚动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在交换。一般人有了年纪就想存钱，现在我也不存钱了。教会经济得搞起来，没有这个基础很难办事，也不能独立。小时候看见教会医院态度特别好，我也想办一个，通过医务人员来荣耀主。人到了我这个年纪，生活该是个已知数，比如我丈夫，他很知道他的目的，而我不是，我想做一些教会经济实体工作，也许会出国去办教会，总之，神在操纵我。”

    谈话中她给我做了许多见证。在她讲到她在国外因多方面帮助人而被称为“中国妈妈”时，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光彩，很善，很美，我觉得自己受了感动。

     B堂

    在礼拜完后，我采访了几个人。院子一角坐着几个人在交谈，一个老头很大声地说：“你们的上帝在哪儿？我就是上帝”，我看见一位30出头的青年礼貌但十分坚决地把微醉的老头请走了。我同他（青年）聊起来，他是那种粗扫一眼也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目光坚毅，纯正，他身上的殉道倾向十分明显。

    “我们这些人是受无论神教育长大的，在这种世界观里接受一个上帝，得有一个过程。最初我只是想了解基督教文化和思想，有点好奇的意味，那是84年，后来我自称是基督教的朋友，已基本接受基督教信仰，只因为当时还想在政治中发展，想做点事情。89年我受洗，也曾有过两、三次完全放弃，不来教堂。我认为我们教徒应该聚集起来，取得合法的名义从事工作，教会应该做到真实意义上的三自，我不怕，我已经把自己献给神了，不存在怕，我不是危险人物，我是爱国、守法的公民，而且绝对是一个好公民。我们应该维护教会权利，要有敢于出头的，当然是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从建立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始，通过形成一个团契，逐渐影响一群信徒，最终影响社会。我们都是追求基督教救恩的，但上层人士的分歧是一个问题，应该看你的采取的形式，信仰的方式，新形式是否更接近神。我想现在做一些事务性服务，想做传教工作，很多的精力用在这上面。目前最紧迫最严重的是收回教会主权，交给当地自己信徒，不受其它教会及政府干预。当然，宗教法角度干预例外。其次，教牧工作要确立明确的纲领，有一个统一的口径。由于几十年的压制，神学研究很不健康，老牧师的教育都是三十年代的水平，应该改进适应现代社会：还有从国外传进来的观念没有系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神学，当然应该本色化；再有教牧人员数量太少，且素质必须提高，这不能满足信徒需求；聚会场所严重不足，教产应该收回，我希望我能得到教会授权与宗教局对话交涉，抵制对教会利益的出卖，扩建现有教堂，尽可能建新教堂，保证教徒就近方便地礼拜，也使持各种观点的有周旋的余地，都挤在一起难免会有些小问题，教牧人员与教徒，教徒之间交流也应尽可能多。我知道近年从事基督教研究，译介的学者很多，有不少成果，我比较关心这方面情况，读过其中有些书。学术上研究是有好处的，应该有更好的学术气氛探索真理，应广泛地为研究机构大力宣传。文化基督教？不了解，不过还是应先谈信仰，关于外国人传教问题，我担心有有一种危险，如果外国差会插手中国教会，三自垮台，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我是不赞成的。就目前来看，外国人传教在起好作用，但应该支持中国人为自己的教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事奉上帝。如果用大老板的方式对他们和对我们，只能使其信仰变坏。只要外国差会不是想搞自己的宗教势力就好，他们的信仰水平未必比中国信徒高，环境不一样，他们应该尊重中国信徒，不以干预的形式出现。他们可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来协助我们，比如我们不能办电台，香港福音电台就解决很大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这一步，不能再变成洋教。我希望中国未来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文化，把基督教文化作为新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这并非我个人不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站在民族立场，把外国的将来就当成们自己的文化我也难以接受，中国新文化应该摆脱不平等的含义。我赞成中国文化发展应是多元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其中重要部分。我对基督教前景极为乐观，相信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做为信徒，我希望中国福音化。《圣经》应该重新翻译，原有的许多语言已经死了，应该用现代汉语。从基督教立场，要达到使人一看就懂，同时承上启下，信徒习惯的语言还要使用，这件事对文化无疑有促进作用，但目前很难做到。我对教徒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青年信徒，许多都是全身心的奉献，他们代表新的健康力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权利被侵犯了，却不使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说一切交托神；还有属灵（注：本文作者所谓的“属灵”应该是“灵恩（派）”的误称）倾向，热衷医病赶鬼；对于气功热也未有及时正确的解释。另外应加强宣传，简化入教手续。家庭教会一般隶属于教会，以家庭聚会为基本形式，偏向属灵的多，俱乐部形式多，老年人多。一般来讲，底层教徒应与上层教徒，信徒全应应与地上教会的主权者相区别。对于社会上的不义之事，我劝人不做，宗教是让人内心自觉放弃恶，而法律是在外部限制人作恶，有很大区别，当然通过法制，可以建立更合理的法律，但宣传求恩，却能从根本上抑制恶。”

    C堂

    在C堂采访完后，我看见我的朋友帮我约好的这位青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事，在许多人看来，他是极其虔诚的，很少笑，他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跪祷，长达一个小时。朋友介绍说有一时期他在教会中看见一些他认为不该发生的，很受打击。

     “我86年知道有上帝，我觉得这想法很可笑，我那时的生活态度是一天称一天，我没考上正规大学，对自己挺失望。我的朋友信，老跟我谈，我不信的。89年6月3日晚，我跑到街上去了，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听说一个清华的博士生被打死了，现在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当时，我觉得突然有一种东西从我身体里脱离出来，人这么容易就死了，一个博士生，多不容易，一下子，我似乎被一种力量推到死亡面前。从那以后，我开始想点事，老觉得听到一种声音。我找了圣经读，我有一种畏惧感，我死以后是否会被接纳。有一个华裔教友，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的声音面貌有一种感染力，我敬慕他，有一天从教堂出来，他问我知不知道如果我马上死了，会去哪儿？我想着说：天堂？！他说你能。我再看经文发现我脑子开了。曾经有一度我非常害怕我说过渎神的话，这是极大的罪，再反复读经我知道我得救了。91年我受洗，那次受洗有一百人左右，大水洗。怎样才能受洗，你要先写个材料，谈你认识，登记，填表等，表的格式比较具体，然后牧师同你谈话，看你是否合适，再通知你受洗时间，发一个牌号。大水洗是全身浸在水里，施洗牧师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我原来想那位华裔教友给我施洗，我觉得那样会有一种能力加在我身上。受洗的头天晚上我告诉父母，一场风暴，我父亲在部队，一向对我们三兄弟，尤其对最小的管得极严，我们父子情很弱，有恨，平时几乎没有情感交流，也很少说话，有恨，平时几乎没有情感交流，也很少说话，我母亲哭，他们不许我信，也不许去受洗，可我已经属神了。现在关系有些缓和，我努力爱他们，他们也渐渐习惯了，我已经24岁了。”

    D堂

    在D堂采访由于是晚上活动，活动完时间已比较晚，教徒也较其它堂热情，天下大雨，我亦要穿过整个城区回去，只同两个一见如故的学生相约采访。

    今年北京春天多风且大，我又一次在风里穿行。我同其中的一位同学开始在宿舍中谈，后又在街边，风实在太我大又移到教室，没多久教室锁门，于是便站在楼道里。

     “上高中时我觉得世界不能理解，我需要一个解释，可家里在农村，各方面很闭塞，也没什么特别事件，就觉得心里空，人有限，不自由，机会不平等。听福音电台，觉得好，我就笔录，一边背，一边想，我想在能背许多经文也得益于那时。我觉得在中国坚持信仰不容易，为学校、政府不允，压力难以承受，因为一个方面受传统文化束缚，你知道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来自自身和家庭；另一方面是社会逼迫和歧视。大一，大二时我不敢公开信仰，内心极度苦闷，渴望与人交通，非常孤独。从农村来到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件转折意义的事，刚进校时，宿舍里8个人，其中一个是党员，五个人都写入党申请书，我成绩不错，人缘也好。你知道不入党将来道路是非常窄的，几乎相当于避世，世界的诱惑太大，是个磁场，人很可怜，左右摇摆。受洗时牧师会问：“是团员吗？”却没问我，没多久，班主任就找我谈话，我并没跟人说过领洗。大三的时候，灵里慢慢成长，对周围不像以前那么惧怕了。现在的中国环境同初期教会一样，是一种宣告。艰难的环境，无形之中受逼迫，我内心很凄凉，现实社会太不平等。信仰自由在哪里？其实我可心暗地里做信徒，表面上与世俗合一，却有一种声音说应该公开信仰。这样会引来很多逼迫，但如果一点逼迫都没有，洗礼又有何意义？洗礼没有象征意义为何要受洗？现代人往往喜欢做无意义的事，信仰不是的，我应该公开，应该退团。祷告时我内心十分矛盾，事业、前途、被社会遗弃，有必要吗？但后来还是坚定了信仰。我一直在思考亚伯拉罕被要求献以撒时，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跋涉三天？是考验他！他必须选择！以前人们为了信仰可以背井离乡，选择另一片土地，现在却只能要么退避，要么承受一切，人不能违背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悲的，基督徒则是有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有良善，有公义要求，不会骂人，乱扔东西，因为他内里的东西不一样。唯有基督教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现在回想整个过程，十分感慨，大四时，宿舍里5个同学入党，一开积极分子会，房间里就我一个人，人的肉体有物质需要，没有不被掌握物质的权力机构控制，物质上不独立就谈不上自由。现在是文化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我想以基督教思想为出发点，我准备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基督教能拯救中国，只要方式合适，基督教的感化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对中国文化应该彻底改变重新塑造。”

    找了一间没人的宿舍，我和另一位同学交谈起来。这位同学21岁，复活节刚受洗，我问他感觉，他说只是形式，重要在于内心，但形式十分必要，是承认。他大学三年级。

     “我高中时特别迷惑为什么世界上有数亿基督徒，我读洛克和休漠后，发现民主思想是从基督教中派生的，其根源在基督教。我是学经济的，西方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读凯恩斯、斯密、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基督教。比如基督教要求勤奋工作，一切在于奋斗不在于获得，节俭造成财富的积累，从而可以扩大再生产等等，很能引起我共鸣，对我影响奶大。也可以这么说吧，我的信仰一部分是把它做为一种理想的价值观接受的，但在我个人的经验上，我承认有神，几次生命危机都安然渡过，神在佑我，所以大一时，我信了。我有时比较，中国人也勤劳，但为什么穷，中国人不会积累，我们社会调查时知道，农村人有钱就盖房子，全消费，人也懒了。应该把基督教思想移植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上。就中国目前社会现状，仿佛池水，沉渣泛起，引起动荡，还是太穷。朋友从广东来，说那里是文化沙漠，全是商品，令人悲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精英文化，没有精英文化的民族将不能存在，五四时期和前几年还有，现在通俗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文化，与商品文化一结合，力量是很可怕的。我将来要办企业、公司，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宗旨和基础团结企业，致力传播基督教价值观。我同意中国将来会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因为现在经济已经多元化，这会导致利益多元化——集团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最后结果必然是文化多元化。就经济角度来说，改革更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对此我比较乐观。”

    采访中，教徒们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主、信、盼望、得救、蒙召、赎罪、永生、末日审判、爱。信徒们反复强调的是信。许多人认为人活着总得点什么，比如信钱、信自己等等，总要有一个价值取向和认肯，什么也不信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而有信仰的人，应该至少是受人尊敬的。纵观他们的信仰起因，除以上外，大致有：1. 受人影响。某小姐在外企工作，老板一家常请她陪去教堂，她觉得好，就信了，还想在教堂举行大型婚礼，请中央电视台录相并在全国播放；一位青年在某大学机关工作，女朋友信，开始陪女友很勉强，半年过去，接受信仰，由于女友家里反对他们来往，现在他一个人来教堂，一女孩16岁，受老师的影响，在唱诗班已两年，说一致18岁就受洗；还有家庭影响等。在采访时我遇到许多从安徽、浙江、河南、山东等来京打工的农村青年，基本上都是全村信主。2. 觉得世上有神，他们对自己的表达是：“觉得基督教特别适合自己”，逐成为教徒。3. 个人神秘体验。某大医院——19岁的小姐，由于她个人生活中的种种神秘经验，已决心不结婚，一生奉献给主，我问她：“如果你看见气质不凡的男性，有何感觉？”她说：“以前不仅喜欢，而且动心，现在只是喜欢了”；另有一位数学博士，只简单地说：“蒙恩”。4. 生活、情感危机，寻找生命意义。一28岁的小学女教师因考大学失败，在家躲了半年不肯见人，十分绝望，信主以后完全改变，采访时她面临婚姻危机，她很凄楚地说：“现在已能坦然面对，若以前，自杀都会的”；另有一31岁女个体户，人很爽快能干，一另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模样，沉默良久，说：“现在好了”5. 医病赶鬼，一位青年医生，母亲被鬼缠身，医治无效，后全家信主，其母便好了；一对夫妇，女士在某区委工作，先生在某企业任党的宣传部长，两个练气功时家里现鬼影、鬼声，全家不得安宁。“信主就好了，感谢主”，女士说。

    对外国人传教的看法。一致认为是对中国教会协助，是告诉中国人好消息，但认为基督教只有适合中国国情才能传播，外国人不能起主导作用。也有人批评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例如他们的聚体会有时类似Patry，挺快乐的，而信仰却是一种争斗，要受许多磨难。我曾遇到过出于各种心理参加这类聚会的青年，他们为方便出国，虚荣心，独奇，交友等，还有对外国人提出过分要求，令外国人深感震惊和失望。

    中国会不会福音化？大部分回答：不会。也有人持乐观态度，关键是基础不好，政府不支持，资金问题。对中国基督教前途的估计。部分持乐观态度，对近几年的发展比较满意，认为改革开放会越来越好，今后发展会更快。对家庭教会的看法，一致赞同。对社会道德及刑事犯罪的看法和自己的生活态度。普通认为目前社会，自我欲望膨胀，崇拜金钱，出卖良知，甚至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不惜犯罪，无任何道德可言，是末日景象，即将最后审判。有些认为对婚前性关系等社会应持更开明，更尊重人的态度。关于犯罪，一致认为社会处于前工业化混乱时期，应加强完善法律，依法办事，但是法律只是外在的，只能起到镇摄作用，应认为们有一个内在的我自我约束，自觉自愿放弃犯罪做恶，基督教不言而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基督徒犯罪率极低，认为政府应提供基督教方便而不是限制，政府应提倡好的，给宗教更大的自由，教义的约束和法律的约束表面上看很相似，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允许基督教自由发展，让人们互相尊重，友爱。治安好了，人们诚实，有爱心，可以降低成本，加快发展，对国家经济绝对有好处。谈到生活态度，所有的人都自述信了以后人改变了，变好了，能自我约束和控制了：对自己，对生活都有信心了：不撒谎了；不做不道德的事了；不跟家人无理吵架了；不哭不闹了；不跟领导哎气了；不恨人了；上门去跟同事和解了；对人有爱心了；而且以为自己有罪，诚心悔过，对过去做的不道德的事非常反感——我问一个个体户害过人没有，她说没有，“信了主还能做那事？差不多就行了”；我问另两个农村青年做坏事吗？他们笑说：“不做，有主引导，只做让主做的事。”

    中国文化会不会基督教化？大部分说不会，有的说随其自然发展。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会有何贡献？一部分说没想过，以为应先谈信仰，后谈文化，甚至可以不必谈文化，觉得一些学者所做的基督教文化译介工作可有可无，还有以为可能会起坏作用，应该只谈信仰。另一部分认为会对中国文化教育有很大贡献，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政教是否应分离。一致回答应完全分离。对宗教自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是有限，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自由，另一部分认为不自由，在民办、企业、小学、外企、医院工作的人士多持前一观点，多为女性；而在高校、机关、出版社、工厂等国营单位工作的人持后一观点，鲜有在单位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社会对基督徒的看法。回答是歧视和不了解，以为应劾和强宣传，但国家宗教局有规定，只允许在教堂内从事宗教活动，宣传无从做起。基督教能否促进民主、人权。回答很一致：当然能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性本善，如何接受基督教的原罪？一位燕京神学院的学生说：“我原来也很困惑，我觉得我挺好，善良，顾帮助人什么的，怎么会有罪呢？后来我知道不认识神就是最大的罪”，可是不自觉的不认识神算不算罪呢？我在A堂采访时，遇一位北京某大医院的退休医生，76岁，她一上来就问我认罪没有，说人的罪太重，就要末日审判，天国的大门打开时，她要多带些人进去，还要我晚上认罪祈祷。教徒们虽以为与传统文化冲突很大，接受有一个过程，但最终都认为自己有罪，认为人的罪很大，犯了罪的人可怜。

    为什么北京基督徒人数较少？回答不一，大致有几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政治限制明显，知识分子多，不易接受，北京是世界性大都市，价值选择多元化。两个多月过去了，在北京多风的季节里，肆虐的狂风随意撕扯着阻碍着它的一切，而我却在同众多的灵魂对话。艰难的采访该告一段落了，尽管北京数千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平凡的故事，信仰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痕苦漫长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国信众，他们需要抛弃几千年来积淀在潜意识中的种族记忆并要重新审视，放弃几十年来已经融入个人经验中的无神论或别的什么世界观，其信仰确立更是艰难弥珍。在采访中我发现，各教堂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与社会隔离的一块纯净天地，教徒们的态度很真诚、恳切、友善，与社会上的确人很不一样，我在年初时曾被书商狠狠坑了一下，我相信基督徒不仅不会这样的事，而且连乱扔东西等也做不来。我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踏青，野餐完后，大家几乎都是本能地把废弃物捡拾干净扔进远处的垃圾桶。跟他们在一起，我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纯净、良善和充实，他们有信仰，有使命感，有道德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诚实，有爱心，坚信基督教可以救中国，敞开他们的基督徒身份，我相信他们在社会上代表了一种向善的力量。尽管如此，以他们中一些人所持的观点和表现出的某种倾向感到忧虑。例如：在谈到未来时，一些人喜欢说把一切交给主。我问个人是否应努力，他们说：“一切在主手里”，缺乏西方基督徒那种把工作当做神召，勤奋、努力、参与的精神；不相信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另一些人表现出狭隘和排他性。采访时，有些人问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不是每天读经、祷告等，不约而同地向我传教，建议我先不写这篇文章，几个月后希望我完全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再写，因此许多人对我很友善，却不愿被采访。还有些人把气功斥为魔鬼，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却每日二次集体练香功。交谈中，我被问对爱的理解，我说：“简单说，爱的极致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为最不值得的人去牺牲，体现在现实中，则是尊重他人，宽恕、怜悯、帮助他人等等”，对方说：“在我们看来，只有出自神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我追问对其它宗教的看法，回答说：“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强调一切以圣经为准，基要主义倾向明显。 尽管北京基督徒人数甚少，不足以反映大陆基督徒的全貌，但是他们素质较高，代表大陆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倾向。此次采访，有两个问题最引人深思，即：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关系。基督教的社会作用，似乎是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出现，它既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因素，又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在道德论里、人心拜金、价值失落的前工业化发展时期，基督教所履践的严肃道德价值，对于社会树立和维持一种内在的理性秩序，社会安定，显然正在做出贡献，并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潜在的罪犯”，不是一句空话。而另方面，由于基督教是一种由西方传来的世界宗教，它与现代世界特别是西方，有着在观念、文化、组织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有唯一上帝、唯一真理的普世神学，有以圣经为标准而批判世界、介入生活的先知传统；特别是有些青年学者认为在文革、马列破坏尽了传统文化的虚无时代里唯有基督教可以救中国，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蕴涵着一种不安的、变革的因素。此点，又与基督教是否能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内在的交融，有相当的联系。

    如果基督教能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的宗教，适合中国民族的气质和精神需要，则基督教可在本质上成为一种不需要大老板、不需要外来干涉和指导的中国宗教，它也就不需要用外来的观念来改造重塑中国民族的气质和价值，也就消弥了潜在的不安因素。然而那样，基督教做为一种世界宗教，作为开放的中国与现代世界联系的一种桥梁的作用又如何能发挥呢？因此基督教的本土化，既要保持其本色，又要与中国文化发生内在的融合。这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由于没有启示真理和唯一的人格上帝，而只有神秘主义性质的对于道、佛法的超越信仰，将真理视为良知履践中的认肯与体验，故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性。问题是基督教的唯一道成肉身的启示真理和原罪观念能否容纳中国文化气质。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自然演化的过程，一种民族气质一旦形成，便有一处内在稳定的动态平衡，非外在人力所能改造。几十年来虽然破坏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形成，却未破坏这文化所造成的中国气质。一种宗教文化，能与什么民族气质相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未知因素的历史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缘份。我的研究和体验使我相信，基督教将成为中国的少数人的一种现代宗教，因为它似乎只适合少数中国人追求生命的意义和终极关怀的某种气质，而不适合一般中国人的审美的人生、适性逍遥、现实享乐的气质。作为少数人的宗教，基督教将成为中国多元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教义、组机和生活方式上的种种优越之点，将成为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吸取养分的生命源泉。那种唯恐中国福音化而全盘西化的顾虑似乎是多余的，台湾、香港的事例可以借鉴。经过几十年来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各教派充分自由的传播福音，港台基督教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韩国大不一样。近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发展仿佛较快，可能与教徒受歧视、不被理解、无充分表达信仰的自由，因而助长了使命感、优越感和神秘感有关。越是限制越是畸形发展，反之，越是自由流畅，则越是正常相安。两个多月的采访使我有理由对中国基督教的前景感到乐观。在这价值断裂的时代里，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一种严肃思考价值源泉的实例，而且做为现代宗教，能够把开放的中国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它将成为未来的多元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生机和有益的养分。

                                      （本文转载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