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

 

 

    近年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战将（Christopher Hitchens, Richard Dawkins, Sam Harris, Daniel Dennett等等）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人类社会所有的罪过（包括不容忍）都归给（有组织的）宗教，似乎只要把宗教消灭了，人类就都幸福了，就可以不断地进步了。所以，从他们的观点，消灭宗教是增加人类福祉的必经之路！如此推理下去，人类如果越成熟，就越不需要宗教。这样，人类至终会进化为没有宗教的高等物种。

    如果这样的言论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书，那倒无可厚非，多赚几块钱嘛。但是，他们如果真的做如此想，那他们大约不认识人类，有落入“无神论原教旨主义”的嫌疑。原教旨主义不是任何宗教的专利，而是人类为着追求权势与利益所共有的盲点。只不过当我们披上宗教（或主义，或xx论）的外衣的时候，就越发理直气壮罢了。

 

    个人以为原教旨主义之所以可怕，第一、它不注重理性思维，只注重教条（意识形态）正确性；第二、它把异己妖魔化（不能容忍）；第三、它为惧怕所驱动（良心失效）。

 

 

    当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的时候，这种不容忍尤其可怕。例如，在16世纪的法国，卷入了8次宗教战争。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尤其可怖。当时在巴黎和附近的城市，天主教徒大批屠杀新教徒。在两个月中，死难者估计有10万之众！而且，残害的是自己的同胞！

 

    据报道，当时死难者的屍体堆积在河里长达数月之久。教宗额我略十三世（Gregory XIII）对此非常高兴：所有罗马的钟都为“感谢主的恩典”而敲响，还为此铸造了一个纪念币。他并且委任了瓦萨里（Giorgio Vasari）绘製了一幅壁画来庆祝这次屠杀。在巴黎，诗歌和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巴伊夫（Jean-Antoine de Baïf）写下了极度讚美这次杀戮的十四行诗！（注1）

 

    新婚（还未登基）的亨利四世（新教徒）还是靠着妻子玛格丽特（天主教徒，皇太后凯瑟琳的女儿）的关系逃出劫难。后来1598年，冒着全国天主教徒的反对，亨利四世（为了做国王，他已经改宗天主教）颁布了一条“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这条敕令承认法国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他同时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以安抚民心。这个敕令引起了教宗极端的不满，后来又被亨利四世之孙路易十四世推翻。他在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Édit de Fontainebleau），宣佈新教为非法，“南特敕令”亦因此被废除。可见宗教容忍在教宗制度的传统下还是很难生根的。

 

 

    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容让宗教扩张，它必然会把人类带回石器时代！人们总以为“宗教容忍”的思想源于世俗的人文主义。这些人要不是反对基督教，就是站在正统的边缘上。事实却是，许多最早提倡宗教容忍的人（包括对待犹太人和回教徒）是真诚的基督徒。他们所根据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新约圣经的教训。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容忍与他在神学上保守与否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历史事实是今天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汤玛斯•黑尔维斯（Thomas Helwys，1575-1614）是英国浸信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宗教上（英国正教）和政治上，“一统”的思想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任何异议分子都会下场悲惨。1611年浸信会的惠特曼（Edward Wightman）就是在火柱上殉道的。

 

    17世纪初，浸信会开始宣扬，政治与宗教在法律上应当分离，让个人有良心上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1612年，黑尔维斯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法的奥秘之简短宣告”（A Short Declaration of the Mystery of Iniquity），利用启示录的预言作引子，阐释宗教自由的理念。（书名取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

 

    他的基本理论建筑于对《罗马书》13章的解释。他肯定上帝赋予国家的权力，但是这样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在“百姓良心最重大的选择上”君王没有“权力命令百姓服从”。君王可以统治“百姓的身体和财产”，但是他没有权柄“使用力量强制约束百姓的精神世界”。上帝的子民是“天上属灵的族类，不属乎这个世界；在那里有耶稣基督为王，他才有权柄要求属灵上的顺从。”因此，世上的君王在宗教上不拥有任何控制百姓的权力，他所掌管的是这个世上的国度。

 

    因此，人人应当为自己的信仰向上帝负责。如果君王拿剑对付那些根据良心为上帝而活的人，那么他所杀戮的是“有信心、真诚、而忠心的臣民”。

 

    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同样的原则也应当应用在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或是任何异教徒身上，不可以逼迫他们，因为这不是世上君王管理的范围。

 

    在书末，他呼吁信徒要忍受逼迫，虽然面临死亡也不要逃避。他自己所以从荷兰回国，也就是奉行这个原则。书成后，他写信给詹姆斯一世（也就是出版“詹姆斯国王圣经版本”的那位英国君主），并送给他一本自己的书。在信中他说：“君王也是人，不是上帝，所以他没有权力驾驭百姓的灵魂，用立法或任命属灵的统治者控制他们。”为此，詹姆斯一世把他送进了监狱。在1616年，也就是大约40岁的时候，他死在监狱里面。

 

   “不法的奥秘之简短宣告”是在英语系世界中第一本呼吁普世宗教自由的著作，不论什么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人人都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这种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来，美国的浸信会创办人威廉斯（Roger Williams）也是美洲第一位提倡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和保护美洲原住民利益的领袖人物。

 

 

    在启蒙运动发源地的法国，首先倡导宗教容忍的并不是伏尔泰或卢梭，它的先锋是新教徒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贝尔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发展了普遍“思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s）的观念（早年希腊大哲们所倡导的，并不包括妇女和奴隶），震撼了法国的政治和宗教两界。因为他是法国人，在英语世界中没有什么名声。直到去世以后他的书才开始有英语的翻译。第一本翻译受到美国总统杰佛逊高度的推崇，被收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批100本书之一（注2）。

 

    贝尔不是传统的思想家，他一方面论理说，信心无法单单建立在理性上面，因为上帝做事常常超越人的常理。另一方面，他用“自然理性（推理）”（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来维护圣经的整体性，以反对那些断章取义，利用圣经支持压迫异己的神甫。（注2、3）

 

    贝尔认为，被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的“强迫神学”（theology of coercion），它所引用的圣经是《路加福音》14章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天主教会借用奥古斯丁的话作背书，用一种字面上的解释对待这个比喻，以推行用致命的手段打击异端。特别当路易十四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时，大量新教徒遭到杀害，新教徒家庭的孩子被教会夺走，强迫受洗，并送入天主教家庭领养。有廿万新教徒逃离法国。（当然，新教也有过不容忍的行为。）

 

    这时在荷兰避难的贝尔，开始用基督教的信仰为宗教容忍辩护，反驳天主教会的行径。他用说理的方式，唤起人的良知，解释圣经的原则，和引用耶稣的例子。他申论说，用权势威胁不可能激发真实的信心；相反地，它污染良心，产生“伪善和对神圣上帝的背叛”。用暴力强制他人信服，是与整本圣经教导人要用温柔、忍耐的心待人的原则相违背的。

 

    他这种对圣经综合整全式的解释，大大激怒了当时的教会权威。为了固守教条，他们经常无视于文法的框架和历史的背景来诠释圣经。贝尔同时也拒绝了当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的看法，这些人藐视基督教，认为它是无理性，而且是具有内在分裂性的宗教。

 

    当时的人认为，宗教上的划一是强化社会、稳定国家的必要手段。贝尔却认为，宗教上的多元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历史证明，他是对的。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视野！在那个时代，他“居然”认为，无神论者可以是好公民，这简直是革命性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唯一不足信任的是天主教。观诸他自己和他家庭的遭遇（他的兄弟在天主教的管制下死于法国监狱），我想这是可以谅解的。

 

    贝尔认为，“因为人的良心不能被强制，我们坚信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强迫人们跟随他”。这个“容忍的金律”就是这位启蒙先驱的主张。因此，没有任何地上的权柄可以自称是替天行道，强迫人接纳某种的教条。

 

 

    既然上帝也容忍人照着自己的良心作选择，我想人类更没有理由不这样去实行了。可是，让我们再往深层想去，容忍只是一种对人、对事的态度，它无法改变真理与事实。如果跳下悬崖会丧失生命，那么容忍他人这样去做，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容忍并不能救他。同样地，如果有人自愿向着火坑里面跳，我们如果可能，难道不应当抢救他脱离火坑吗？难道应当容忍他去寻死吗？再说，如果有人把我们的亲人向火坑里推，我们难道要容忍这样的人吗？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也真没有完善的答案。但是有几个原则我也必须留意。第一、在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上，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救援队，那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的角色是协助者，是落难者的伙伴，要把落难者带到救援者的面前。第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器材，可以拯救落难者。我们并不“拥有”全部的真理、或是作为真理的化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是耶稣，不是我们。我们不过是真理的承受者和见证人，我对真理的了解并不是全面的。同时，我也不是执法人，不能判决他人的生死、罪过。第三、除非是孩童，在个人的主权（ownership）上，人人直接向上帝负责。连上帝都尊重人作决定的主权，更何况是我们呢？这人如果要跳进火坑，我可以在基于人道的立场上拖住他这次不往下跳。但是我无法管制住他的意志。如果他意志坚决，又心理正常，依法我就不能把他拘禁起来。所以，迟早他可能还是会跳的。至于那些推他的人，我们也只能依法处理，不能做执法者自行解决。

 

    所以，我们对异己的容忍，和尊重人信仰上的良心自由，是可以根据深刻的圣经原则的，不必一定进入原教旨主义的死胡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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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考维基百科：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文版中有些记载根据传说，这里没有采纳）。

2. 参考维基百科：Pierre Bayle。

3. Joseph Loconte, “The Golden Rule of Toler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May 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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