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信仰出现复兴热潮，对它的研究也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学界不仅深入研究了民间信仰的性质、概况、特点等，而且也对其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和积极地探讨。特别是近十年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运用方法也更为多元，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成绩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做系统梳理、全面展示、重点评析，回顾的同时给予理性思考，以便弄清研究的现状、特点和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信息和建议。

 

    一、研究状况

    近十年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讨论关注之问题十分广泛，考察之视野也特别开阔。综合来看，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民间信仰的功能作用，多层次地勾勒出了其清晰轮廓

    “没有功能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正是功能主义的公理”[1] 。民间信仰不仅具有宗教的性质，也含有文化的特征，其功能和作用是双重的。近年来学界对其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勾勒出了民间信仰功用的大致轮廓。陈明文[2]从整体上论述了民间信仰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1.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它对繁荣学术、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2.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有一定的经济开发利用价值，它对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3.民间信仰所宣扬的某些道德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仍能起到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4.民间信仰活动仪式在地方民间具有区域认同、社会整合的功能，可以起到加强“内部团结和外部联系”、推动地方经济联合的社会作用；5.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它在发展民间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论述了民间信仰的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趋利避害的对策。

    蔡少卿[3]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信仰的特征为基础，得出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表现为“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和“具有民族的凝聚力，在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大业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结论；黄建铭[4]则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概括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为：教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和保护生态四个方面，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法治导控手段。此外，向柏松[5]从民间信仰的三类主要崇拜对象俗神、灵物、符号入手，探讨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构成、演变规律，着重论述了传统民间信仰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认为大部分传统民间信仰已演变成无害甚至有益的文化事象，只有少部分仍起着危害民众的作用。金泽[6]和余险峰[7]也都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和价值进行了阐述。

    在整体上概括的同时，学界也对具体地区、具体民族和个别民间信仰的功用进行了研究。林国平[8]认为民间信仰对于闽台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而且深远，不仅可以“提供精神支柱，拓展生活空间”，“整合乡族力量， 维系社区秩序”，“传承文化传统，丰富民众生活”，而且能够“参与社会教化，凝聚民族精神”，“形成庙会集市，活跃乡村经济”。罗勇[9]分析了客家传统社会的特征及其成因，概括了客家民间信仰的特点并详细论述了民间信仰对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控功能。作者认为在客家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能有效地调控祖先崇拜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影响，从而给社会带来和谐与安宁。陈心林[10]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考察了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中民间信仰的功能及其嬗变；蓝岚[11]分析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具有的“提供精神支柱”、“维系社会关系”、“传承民族文化”、“参与民众教化”和“丰富民众生活”等作用；而林正添和李敬焕[12]与张爱萍、上官素荣[13]则都对具体信仰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论述。

    (二)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构建了多元化研究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研究的方法已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近年来更为突出。民间信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其远远超出了民俗学、宗教学的范围，而成为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研究的内容，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当然，多学科研究并非单一进行，而是常常交叉或综合。近十年来有关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不仅从多个学术角度进行了探讨，而且对一些重要内容还综合利用了多种学科的方法。

    历史学角度：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的成果较多，如范正义[14]采用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结合田野调查的大量资料，通过对闽台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对地域社会运作模式的影响。庄婉婷[15]详尽探讨了当代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与政治关系由最初遭受压制到被笼络、利用，最后到“有限”互动的曲折历史进程，以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的内容。康忠慧[16]和谭小军[17]都是以具体信仰为着眼点，共同揭示了作为人们的一种建构，民间信仰和历史传说对保持和巩固群体的历史记忆具有的重要作用。另外，刘方玲[18]立足于国家政权的视角，对与“不语怪力乱神”的精英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的“祭厉”活动之缘由和社会意义进行了详细解读；王健[19]则以历史为纬度深入分析了前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官方利益和国家正祀的关系及对后者的影响。

    社会学角度：茆永福[20]以社会学的综合视野和人类学的独特研究角度，探讨了农村社会结构与民间信仰体系的关系，从而认清中国北方农村的现状和北方农民的心理以及他们在整个农村社会中的位置。李霞[21]从性别的角度对中国民间传统的女神崇拜之所以具有社会凝聚功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在于崇拜对象本身的博爱形象的魅力，对广大下层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其次在于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影响；最后是制度的规制和引导。同时也提出了“传统国家对民间信仰的规制，却完全以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为准，忽视了女性信仰主体在其中的地位”的问题。翁泽琴[22]则从实地调查中发现“以风雨圣者信仰为中心的超宗族的民间信仰，在仙圃寨的社区整合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详细论述了其对社区内村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面的重要影响。

    文化人类学角度：崔榕[23]从人类学的视野肯定了民间信仰的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作者认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普化宗教，具有一般宗教的文化价值，是文化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是文化的边界，同时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皈依和灵魂的指靠。向柏松[24]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个主要部分如节日民俗、民间艺术、人生礼俗、民间知识等的产生与传承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民间信仰是我国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之源和生存土壤，提出了要保护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民间信仰的问题。马莉[25]以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民间信仰在农村中的现实生长力和其复兴的社会文化价值；陈明文[26]阐述了民间经济对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及其方法；另外，朱迪光[27]等也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了论述。

    宗教学角度：王燕琴[28]从民间信仰对宗教神灵信仰、仪式、组织、教义四个方面的影响论述了它对中国宗教发展所起的作用：促使中国宗教呈现出多神化的特征，增加中国宗教的功利性及世俗性色彩，影响中国宗教的组织建设，在中国宗教教义传播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等。屈迪、崇山[29] 阐述了境外宗教渗透的方式，分析了我国民间信仰的属性及其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对民间信仰应予尊重并加强引导。高师宁[30]中则具体考察和论述了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中产生的多层面影响及其原因。

    民俗学角度：陈瑶[31]以融安县寺庙为调查研究对象，在考察和了解了当前民间信仰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民俗学、宗教学的相关理论，认为民间信仰是民众自发产生形成的一套神灵信仰观念和相应的实践仪式，以满足个体功利性愿望为目的的准宗教信仰文化，并对民间信仰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及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张鸿石[32]从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着手，考察了我国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及其行为特征，分析了当前民间信仰中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及趋势，进而论述了民间信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其他方面：李萌[33]与孙天胜、李颖[34]从旅游学的角度分别论述了民间信仰对旅游业的影响和对旅游开发的作用； 赵德利[35]和朱迪光[36]从文学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民间信仰思维审美建构功能在作家创作中的运用和我国古代民间信仰尤其是民众信仰特征对古代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李彦锋[37]、柯立红[38]和喻珊[39]等从美术学的角度阐述了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陈明文[40] [41]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民间信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龙开义[42]借鉴医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田野资料出发，以目前壮族农村盛行的巫术与祝由疗法为例，探讨了壮族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的关系；邱松伟[43]在阐述民间信仰的起源、与宗教的关系和我国民间信仰的状况的基础上，重点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和讨论了民间信仰和精神健康的保护和破坏作用；而程德华[44]和郑粉花[45]等人则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了大学生中民间信仰的现状，分析了民间信仰对当代大学生思想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影响的所应采取的措施等等，不一而足。

(三)注重民间信仰现实功用的研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话题论述较多

    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近十年来对其现实意义论述较多，对事关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话题关注度较高，突出表现在对民间信仰与两岸关系和农村建设的研究上。

    民间信仰与两岸关系方面：詹石窗[46]从人文背景考察入手，追溯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所蕴含的华夏民族意识。作者认为，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体认与保存了以黄帝、尧、舜为传序的道统文化，体现了眷念故土的寻根情怀；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伦理规范，这些规范是以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价值取向的。在客观上，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或途径，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黄建铭[47]认为闽台民间信仰文化以其内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感染力、整合力，为海峡两岸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思想风尚、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文化水准和不同年龄的人提供了共同的历史根基、社会心理和文化铺垫，是推动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林国平[48]认为闽台民间信仰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除了成千上万的台湾信众前来福建祖庙进香谒祖外，福建祖庙的主神也应邀频繁赴台湾巡游，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自古以来，闽台民间信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还有力地推动当今海峡两岸政治的改善和经济的交流。刘琼华[49]和袁书琪等人[50]也对民间信仰文化对推动海峡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阐述。

    民间信仰与农村建设方面：贾廷秀、周从标[51]认为民间信仰在广大农村依然根基深厚、影响广泛，其功能和社会作用及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组成了文化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促进各地对外联系的平台之一，“弥补和丰富了部分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发挥着民间传统道德的教化功能”等积极方面，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梁家贵[52]具体论述了皖北地区农村民间信仰的特征及对该地的影响。林盛根、张诺夫[53]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对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产生的影响，并针对原因提出了若干对策性思考。曹赛娟[54]等也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研究的涉及面相当广泛，一些领域研究也十分深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成绩背后还存在很多明显的不足之处。

    (一)研究内容不平衡

    首先表现在较少关注民间信仰对人的影响。哈维兰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为了满足那些社会和人类心理上的需求。”[55]民间信仰发生作用的对象是人和社会，社会是由人相互联系构成，人和社会是密切联系的。而民间信仰的主体是人，民间信仰对社会及其组织的影响也是通过人的个体或群体来实现的。但以往的研究过多用力在民间信仰对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影响，而忽视了对民间信仰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具有作用的研究，虽然少数研究者有所涉及，但整体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方面我们需要着力和加强的地方还很多。

    其次表现在对上层意志的研究较为薄弱。眼光向下、关注下层已成为当今学界的“时尚”和“品牌”，但眼光向下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要再向上看，只是以往关注上层过多忽视了下层，所以才倡导向下补遗。但近年走入了一种误区，在关注下层的过程中慢慢忽视了上层，这就违背了原来的初衷。民间信仰功用研究也是如此，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对社会国家的主动作用和影响，很少注意国家通过宣传、引导和调控使民间信仰功用发生的被动转变。民间信仰发生作用不仅在于它是民众信仰的自发，也和国家机构的调控引导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和国家意志之间并非单程孤立的，而是双向互动的，不能因为要眼光向下就不去抬头，偏废任何一方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要打折扣的，也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目前学界之所以得不出对现实稳定、发展有巨大指导意义的结论，学术的功用之所以得不到充分的彰显，与其下层情结有相当的关系。

    再次表现在研究成果多为宏观概论，具体微观的探讨缺乏。虽然中国民间信仰有其共性，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不尽相同，有很大的差异。宏观概论固然重要，但具体微观的研究也不可或缺，我们不可顾此失彼，对宏观、微观任何一方进行高估、低估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结合才是可行之道。近年来学界对一些全国性的信仰(如天后、关帝)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具体信仰的分析探讨则尚需着力。

    由此看来，民间信仰功用问题的研究领域仍有广袤的空间，需要探讨和深化的地方还很多。具体而言，学界首先应进行全面、深入、具体、明晰地研究，努力拿出有创造性、有说服力和有震撼力的成果，然后拓展研究的内容，注重和深化对各种信仰的具体研究。此外，还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加强比较研究，拓宽研究空间。我们在研究中只有“上层——下层”对比、“宏观——微观”结合、全面考察、重点分析，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二)研究方法和理论上有缺陷

    理论问题是研究者的软肋，理论水平和研究成果成正比。而基础理论的匮乏，则使人们在面对一堆资料时看不出问题，也看不透问题，更说不出所以然来。民间信仰是多学科的交叉，运用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固然需要提倡，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民间信仰而言，综合了解多种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不仅是可资借鉴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在从多个学科角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运用多种学科理论进行综合研究的著述却寥寥无几。

    理论运用不足还表现在研究中受理论霸权和范式影响的问题。科学研究要符合学科的实际，研究问题必须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理论适用的条件与范围，避免将理论教条化、公式化以至于陷入某种既定程式不可自拔。民间信仰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悠远的文化传承特质，历久弥新，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早期的研究对此往往忽略甚至是避而不谈，原因在于自明清以来，甚至是元朝以来，民间信仰对政权的冲击使我们对民间信仰采取了一种怀疑态度。实际上，民间信仰对正统宗教和历史发展曾发挥积极的意义，学界对此已达成共识。但近年来的研究却出现了过多关注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问题，研究中对消极作用撇开不谈或很少展开，这就不由自主陷入了既定范式的泥潭。民间信仰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对其消极影响不可视而不见，也不可一笔带过，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把握其积极作用的范畴。同时，对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尊重，但绝不可高估。民间信仰既是文化现象也有宗教属性，“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自然含有迷信色彩和无形的控制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56]这种消极影响和其积极作用如影相随，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对其进行界定，否则，我们的结论便会被既有理论架构束缚而有失科学。由此可见，打破一些理论铁律，也是我们在推动研究不断进步时所要担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书写体系有待优化

    书写体系有待提高突出表现在书写话语欠规范，论述语言无生气、没活力。滥用词汇、食洋不化是中青年治史者常犯的毛病，外来语汇吸收不透，本土经典运用不灵，造成非专业人士不想看，专业人士看不进，使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失却了价值。

    学术的作品能不能装衬通俗的包装? 在学界与大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能不能搭建起自由流动的阳关大道? 怎样才能把学院里好的学术传达给公众呢? 这些问题已越来越受学界的关注。

    毋庸置疑，学院的学术研究，除了知识训练外，还有一个知识传递的问题，就是怎么让你的研究传达给更多的人知道。试想，如若失却读者，学术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但关键在于，是我们降低水准来将就公众的水平和兴趣呢，还是使公众逐渐提高自己的欣赏和理解能力，来增进自己对学术知识的了解? 很显然，后者才是我们努力和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深入扎实的探求，又要注重书写体系的提高，以科学不失其价值，以文雅不失其受众，我们的研究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总体看来，有关民间信仰功用的研究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拓，不仅研究内容需要拓展，研究理论需要加强，而且思维模式需要革新，研究队伍有待壮大，研究结构有待继续完善与提高等。只有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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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