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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宗教经济研究范式
发布时间: 2009/9/21日    【字体:
作者:邢国忠
关键词:  宗教  经济  
 

                                         邢国忠
 
[内容摘要]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微观的个体宗教行为拓展到中观的宗教组织动力乃至宏观的宗教大市场,详细系统地提出了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宗教经济研究范式批判了传统关于宗教非理性选择的认知,认为宗教行为是建立在回报与代价权衡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其主张用经济学理性假设来衡量、判断宗教理性的观点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理性;非理性
 
 
    近年来,宗教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宗教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一般来说,宗教研究包括神学的、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的三大进路,传统的宗教研究范式大多局限于哲学、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 教授和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e)教授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微观的个体宗教行为拓展到中观的宗教组织动力乃至宏观的宗教大市场,详细系统地提出了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就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1]44所形成的宗教研究的新模型。正确认识和把握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宗教学理研究视域的拓展,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宗教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

    历史地看,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发端于亚当·斯密的理性假设。宗教经济研究范式批判并颠覆了宗教研究旧范式的非理性选择,认为人类的“宗教行为一般是建立在代价/利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1]69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提出, “在一些主要元素上,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跟世俗经济子系统完全类似:两者都包括有价值的产品的供求互动。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信徒(需求) 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组织(供应者) 以及不同的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 。”[1]44在宗教市场上,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常态的,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具体而言,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微观层面的宗教理性选择

    传统的宗教研究范式主要关注的是宗教行为的非理性选择,来自于人类的蒙昧无知与轻信,而宗教经济研究范式更侧重于宗教行为的社会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因素。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从个体社会行为选择的利益权衡角度把理性界定为“理性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主体在作选择时会权衡所预计的回报和代价。”[1]104回报和代价是构成个体社会行为选择的两大要素。“在其信息和理解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人们总是试图做理性选择。”[1]46人们总是想尽量避免付出代价,一旦付出就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人们想要的回报总是远远多于他们能够拥有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回报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总是处于缺乏、稀少的状态,而且又分配不均,因此人们获得的回报在绝对量上总是比预期要少,在相对量上又比他人少。“在回报稀少,或者不能直接得到时,人们会形成并接受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在某种其他不可验证的环境中获得回报的解释”,[1]108即彼世的回报(other worldly rewards) 。这样的回报只能通过宗教的手段证明可信,因为所设定的报偿不是来自于现实世界,而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物。当然,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并不否认通过经验环境获得的现世回报,比如神迹,但认为宗教的回报中最有价值的却是彼世的。因此,个体选择何种宗教以及日后的种种宗教行为,不仅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主体人格的“知、情、意”特定图式的制约,特别是来自代价/利益的理性算计。

    2. 中观层面的宗教组织动力

    亚当·斯密较早地通过观察小型教派经常会取得财政优势的事实,论述了宗教竞争将会导致有活力的宗教团体的出现,而传统的建制教会则易沉溺于懒惰进而导致衰微。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他们指出“所有宗教群体都可以被放在这个群体和他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张力轴线的某点上。”[1]178在这里, “张力(tension)是指一个宗教群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分离和对抗程度。”[1]178当某一宗教组织与周围世俗世界之间的区别、分离、对抗的程度越高,其对个体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就越明显,个体对该宗教组织归属所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代价就越昂贵。进而,他们又指出“在宗教组织中,成员的代价和回报价值之间有对应关系(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1]181 ,即正比例关系。高张力宗教群体之所以强大的秘密就在于:尽管需要付出的代价昂贵,但它们能为宗教成员提供更大的回报价值,包括宗教的彼世回报和现世的社会情感回报两个方面。因此,宗教群体总是希望确立并保持一种高张力的态势,社会成员一般也更倾向于选择加入高张力的宗教群体。如何确立、保持、巩固必要的高张力态势直接关系到任何宗教组织的兴衰存亡,是带有普适性的宗教组织的群体动力。那么,高张力态势如此之重要,所有的宗教组织都保持在高张力的位格不就行了吗? 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通过对美国宗教组织发展的实证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如价格和质量是普通商品交换的两大要素一样,人们选择宗教组织、做出宗教行为亦会权衡宗教“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不可否认的是,在宗教组织中也存在着搭便车的人(free - riders)“, 当不参与仍然可以获得别人的活动的利益时,真正理性的行为者将不会为了追求更好的目的而加入一个群体”。[2]27搭便车的人往往会选择低张力的宗教组织,他们成为低张力宗教组织存在发展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组织而言,保持高张力态势绝非易事。一般来说,大教会是跟其社会环境的张力相对低的宗教团体,而小教派则是跟其社会环境的张力相对高的宗教团体。马克斯·韦伯曾经论述过“原则上,只有比较小的堂会”才能对会员执行严格的标准。但是,小教派的高张力高回报将会不断吸引、接纳新的会员加入其组织,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搭便车的人的比例就越高。处于增长阶段的小教派将面临这样的发展困境:“除非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数很小,或者除非有强迫或其他特别办法使得个体为共同利益而行动”,否则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很多搭便车的人“, 这个群体越大,就越不能提供最大可能的集体物品”。[3]34随着增长规模的扩大,小教派存在着由高张力区位降格为低张力区位的危险。保持规模增长与避免区位降格将是小教派始终面临的两难选择。当然,也不能排除低张力的大教会会分化出高张力的小教宗或小教派,即局部由低张力区位升格为高张力区位。但是,这种暂时的局部区位升格在未来的增长中仍然无法避免发展的两难选择困境。在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中,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种困境亦可视为宗教组织的群体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宏观层面的宗教市场供求

    罗德尼·斯达克教授认为“如果说强调宗教的社会方面是新范式的标志,那么它最富新意的理论特征就是把宗教认作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宗教经济”。[1]43“宗教经济是由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宗教活动构成,包括一个现在的和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寻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1]237在这里,宗教经济事实上包括了三大要素:作为宗教产品供应者的宗教组织、作为宗教产品存在的宗教文化和作为宗教产品消费者的宗教信徒(包括现在的和潜在的)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宗教市场的供求机制。宗教经济研究范式认为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非常稳定的,任何社会中的宗教需求都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区位(market niches) 。社会成员所喜欢的宗教强度大小是不同的,其宗教需求也是多区位的,有的人喜欢低张力、低代价、开放式的信仰,如特权阶级,而妇女、弱势人种和种族少数民族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张力的信仰。在任何制度体制下,温和的和保守的信众构成了宗教需求的最大受众群体,极端开放的和极端严格的信众总是少数。同时,宗教经济研究范式还特别强调宗教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相反地,缺乏竞争,占统治地位的公司会太没有效率来维持强劲的市场努力,结果是宗教参与总体程度将会低,普通人最小化宗教代价并拖延宗教代价的支付。)”[1]247宗教经济研究范式认为存在管制和干预的宗教市场发育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因为这样的宗教市场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与之相对应,宗教经济范式的代表人物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通过实证调查发现“, 对于所有美国教派来说很显然,它们就像一个商业公司一样受市场力量影响,它们的生死存亡完全依靠他们吸引、维持和促动会员的能力。结果,美国人很习惯于宗教推销。直接寄信恳求、报纸广告、宗教信息广告牌很常见。多数家庭每年都至少被某个希望他们有兴趣参加一个教会的人造访一次(很可能更多) ”。[1]275-276因此,他们特别推崇美国完全市场化的宗教竞争发展模式。此外,宗教经济研究范式认为完全受市场驱动的宗教需求存在着“顶棚效应”,即超出一个特定点之后,市场饱和,更多的竞争和多样性都不再能够增加社会宗教参与的总体程度。
 
    二、关于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评价

    正如罗德尼·斯达克所言, “最初引进‘宗教经济’一词时,有些社会科学家好像被冒犯,同时竞争可以巩固宗教的观念也受到很多嘲讽。[1]269在“宗教经济”概念上衍生出的宗教经济范式也难免受到非议,甚至有人提出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理性选择假说终于将最后的神学领域也占领了。其实,这很正常,毕竟再怎么纯粹的宗教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俗的经济社会生活。如果不能脱离的话,那么借鉴、套用普遍适用的经济运行规律来维持、发展宗教也未尝不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赞同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中关于强调宗教市场竞争的观点。“由出钱的人选择让风笛手吹奏什么曲目,这虽然是显而易见,却依然是个深刻的道理。补贴国家教会的政客通常要控制教士任命权,并经常使用这个权力以教义观点为根据作出选择。而且,政府有时把他们的教义喜好直接强加给国家教会。”[1]282的确,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家包办了个人的一切,从物质的吃穿住用行到精神的宗教信仰领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绝非最佳的状态。在现代社会,我们通常讲在国家和个人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存在,即“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将改变国家对宗教“商品”“统购统销”的局面,让宗教组织的日常运行按照市场化运作。在这里,有人难免会担心市场负面效应对宗教领域的影响,比如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邪教组织的出现。其实,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复杂。正如已经完全市场化领域出现的问题一样,其最终的解决将要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任何法治的社会都不会允许邪教组织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存在、发展,这是国际社会的通行惯例。对我国目前的宗教事业发展而言,我们可以部分借鉴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观点,逐步、有序地开放宗教市场。

    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任何宗教行为的选择都是建立在代价与利益的算计之上,是理性的最终结果,进而批判了关于宗教非理性的传统认知。理性抑或非理性是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与先前宗教范式研究的分水岭所在。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并界定“理性”的问题。在较长的时间内,人们把宗教等同于愚昧与无知并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选择,更多的是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视域来衡量的。在西方近代史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突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提出了惯性定律、落体定律和力学的相对性原理,逐渐建立起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牛顿进一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由此把天体运动规律和地上物体运动规律统一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力学体系。对此,丹皮尔(Dampier)曾有评价:“牛顿理论的精确性实在令人惊异。两个世纪中一切可以想到的不符的情况都解决了,而且根据这个理论,好几代的天文学家都可以解释和预测天文现象。就是现在,我们也须用尽一切实验方法,才能发现牛顿的重力定律和现今天文知识有些微的不符”。[4]114由于这一力学体系的完备性与普适性,它甚至成为近代科学的代名词:它的概念就是经典的科学概念,它的思维成为近代的时代思维,它的自然观因此也被提升为世界观的高度。由于这一世界观的“科学性”,人们普遍称为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或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整个西方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有这种世界观影响的印痕。科学世界观使人从盲目的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从对全知全能上帝的膜拜转向对科学的高度依赖与信任。尼采在19世纪发出的“上帝死了”一度被人们所熟知并接受。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科学并非万能药,许多问题科学并不能解决,甚至连科学领域之内的事情科学也不可能完全解释并处理。于是,一个明显的“钟摆效应”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上帝是钟摆的一端,科学是钟摆的另一端,钟摆逐渐由最初的大起大落开始向中间区位靠近。在笔者看来,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以往科学世界观的某种程度的“矫正”与“纠偏”。至于后续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来进一步考察。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是否就能够成为理性的完美标准定义,涵盖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领域。这将是一个颇受争议、无从定论的命题。关于这一命题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论,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却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对于代价的权衡,还是对于利益的算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从微观的个体到整个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宗教经济范式与以往的宗教范式研究只有表象上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实质上并无差异。人类中心主义,首当其冲的就是人类自我观,即物质至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价值观、世界观。人类中心主义所建构的自我观是排他的、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是一种在主宰意识驱动下的极度自我。人类中心主义将他者背景化、工具化(在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中,体现为把全知全能的、超自然存在的上帝背景化、工具化) ,因此是带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的。工具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将地球的其他存在甚至超自然存在都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看不到被工具化了的他者具有任何的自主性,不承认他者是“另一个自我”,具有主动性与抵制力。简而言之,人类中心主义实质就是利用他者来满足自己早已确定好的私利。联系到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中的代价与回报的权衡,其最终难道不就是对全知全能上帝的算计来为一己私利服务吗? 如果全知全能的上帝发现的话,他会默许吗? 他会接受这样的信徒到达天国吗? 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事实上将会把上帝推向一个万分尴尬的境地,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吧!

    在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是,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在《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一书中以99 个可测试的命题为线索,系统论述了宗教经济研究范式。但正如他们在致中国读者的部分写到的那样“, 这些材料主要局限于美国的研究以及欧洲的一些研究,因为宗教研究在那些地方已经有一段时期了——在伊斯兰教国家和亚洲几乎还没有进行这样的研究。[1]1因此,中国的宗教研究人员对于宗教经济研究范式的完善甚至可能是根本的颠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1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1 杨凤岗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Hechter, Michael,ed.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Berkeley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1
[3]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本文转载自:《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9月第5期总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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