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岱

 

 

    邪教作为一种反社会的伪科学现象,它不仅是存在于蛮荒时代,也是科技昌明时代的社会现象；并且,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社会里,也存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中。从人类历史上看,从古至今都存在过不同形态的邪教,可以说它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据国外资料统计表明,目前,全世界邪教组织约有1万余个,信徒数亿人；美国因有1000余个邪教组织,故被称为“邪教王国”。西欧和南欧亦有1317个狂热教派,英国604个,法国173个,西班牙全国现有200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据国外伪科学学者预测,在未来社会,由于人类情感空虚和人格的变异等原因,邪教组织具有进一步发展扩大的趋势。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国内的邪教活动突出的有15种,其中境外渗入的有7种,活动涉及全国782个县(市),占全国市县的三分之一还多,一度影响群众50余万。这些邪教
组织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危害性不小。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地控制邪教在我国的出现和繁衍。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邪教的出现一定有它的根源。邪教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著名邪教研究学者斯迪夫·汉森(Steve Hassan)曾分析了邪教自身的传播原因,即通过对人们的行为、交流(信息)、情绪和思维①等四个方面进行控制而传播邪教谬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任何邪教的产生都有其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从认识根源上说,人类个体对无限宇宙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单个人处于认识上的弱者地位。从社会根源上说,由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社会解构、文化失范,为邪教的组织活动和歪理邪说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从心理根源上说,人类是一种追求信仰的高级动物,人不能没有信仰。一般宗教产生于这一重要的心理根源,在社会转型期也会导致邪教的产生②。此外,还有人认为,农村基层政权薄弱、思想政治工作不力,

    一些封建因素,像宗族、宗法、宗派等封建残余的存在,也是邪教产生和繁衍的原因③。

    从国内外邪教等伪科学现象存在的原因看,它的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为精神信仰空虚、科技文化教育不普及和个体心理脆弱等三大原因。

 

    邪教等伪科学所以能够存在和繁衍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精神信仰出现了危机,当人们对一种传统的信仰动摇时,在怀疑的同时,人们会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而新的信仰价值体系又没有及时提供给人们满意的答案时,人们开始形成信仰真空。信仰真空是个体成长、社会转折、价值观交替之际,在人们内心精神世界必然出现的现象,其实质就是精神信仰危机的结果。

    哲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宗教特别是极端宗教(邪教)的存在是有信仰机制根源的。任何人都有信念或信仰,由于环境和职业等因素的不同,信仰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信仰是人们的正常精神和心理需求,在人的心智结构中,人们往往认为人有情感、理性、感性、想象以及许多潜意识的需求(见荣格心理类型学),而忽视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精神信仰需求。依赖和寄托是人的本性之一。任何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和精神寄托,有精神寄托人的生活才有动力、意义和方向。以往的认识往往把人的信仰看作是人的精神结构以外的、通过政治灌输树立起来的政治信念。实际上它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生存需求,与人的生存本性紧密相关。因此,信仰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信仰已被联合国人权宣言列入人权的不可剥夺的部分,信仰什么,一个个体可以有权自己决定,社会和他人只有建议和潜移默化影响他的权利。以各种方式试图强行改变他人信仰的活动都被视为侵犯人权。这从客观上确立了人的信仰需求的客观存在性和个体性的特点。我们在处理信仰问题时一定要尊重这个客观事实,不可强行改变人的信仰,要挖掘它形成的社会环境原因和心理动力原因等因素。

    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影响人的精神信仰危机和填充信仰真空的影响活动,避免邪教等伪科学有可乘之机。个体信仰的选择离不开社会和家庭影响,从根本上讲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为个体的信仰内容都是来自于社会。而社会的发展我们是可以调控的,特别是我们完全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建立一个无精神污染的社会环境,展示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营养,这样极有助于人们从中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人生信仰。如果社会不是有目的地提供一些积极文化内容和积极的文化信仰标准,去有意识地确立人们的人生信仰导向,任听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放任发展,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个人需要和爱好选择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可能选择道德的、正确的、人生积极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宗教信念为精神信仰,也可能受影响而选择异端邪教等伪科学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什么没有错误,因为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有时他们是无法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消极的信仰,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引导,即社会要及时为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信仰导向,所谓信仰真空或信仰危机就是社会没有及时为人们提供正确价值导向,而在个体精神信仰世界出现信仰空白的结果。

    从我国的情况看,邪教等伪科学的出现,特别是在农村活动猖獗,主要是由于人们信仰出现迷茫和混乱而导致的结果。邪教和伪科学的猖獗之际,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正是苏联解体、国际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客观上使得很多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向人们灌输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激励了几代人的奋斗,成为千千万万党员的精神支柱。历史已经证明,作为一个鲜明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科学的。但是,当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命运处于低潮时期,很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时国内多年来很多社会腐败现象频繁出现,更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怀疑和动摇。特别是由于无法及时解释这一变化和短时期消除我们的社会腐败问题,这使得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我们的制度,进而怀疑我们的政治信念,出现了信仰危机。恰恰是在人们困惑和精神信仰的迷茫之际,我们没来得及及时为社会和人们提供积极向上的信念判断因而导致出现了信仰真空,一些邪教和伪科学乘虚而入,蒙蔽了人们的信仰判断,误导了人们的信仰价值取向。所以,从根本上讲,邪教所以能猖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际时局和社会转折之际,由于过分地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协调性发展,疏忽了为社会和人们的信仰及时提供正确引导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精神走向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宏观调控,不能放松对人们的精神信仰的教育和有意识地影响,特别是及时地为社会和人们提供积极向上的、正确的理论、信仰价值选择和方向,及时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邪教和伪科学出现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信仰体系还不健全而导致的个体心理脆弱,在应对社会文化生活层面的问题时,因缺乏信仰支撑而无所适从。就一个社会和个体而言,信仰不是单一和单元化的,每个人面对生活的不同领域,其追求、态度和信念是不同的,信仰的需要和心理需要结构也就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要尊重人们的多种信仰需求和心理需求,培育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层次结构。

    信仰存在一个层次性问题,首先在理论上,信仰体现为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生活信念、情趣追求等不同层面的信仰取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不同民族的人会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信仰；汉族的文化信仰就不同于一些其他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也是如此,领导的信仰不可能和老百姓的信仰完全一致,老百姓要有老百姓的生存信仰。在政治信仰问题上,可能是一致的,我们都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都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但是在其他信仰上可能差异较大。特别是对农民来说,在他们的切身生活中,农民只关注对他们生活有影响的事,传统的文化习俗更贴切他们的生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必须有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可以让他们寄托情感的文化内容为精神信仰和追求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用政治信仰代替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信仰以及其他信仰。由于政治需要,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要求农民和组织上保持一致,但在生活上他们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活特点和内容,不能干涉他们的个人生活文化信仰,特别是不能以政治信仰代替他们的生活习俗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允许人们存在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说,不论哪个民族都要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同时他们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完全以政治信仰取代其对佛教、道教、儒教等宗教文化信仰,就会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我们过去的失误就在于过分突出政治而忽视其他领域的作用和建设,导致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上出现断层,很多人不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形态和内涵,导致一些邪教和伪科学打着传统文化的形态宣传伪科学。

    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建立包括政治信仰、生活信仰、文化信仰等多层次的信仰体系。在政治上,我们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上,我们就应该提倡人们以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儒教、道教和佛教等) ,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崇尚和文化价值取向,保持和延续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点。从战略性的高度,尽快恢复我们千百年来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赖以生长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传统文化,并把其作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从而填补社会转型、价值观交替之际在文化信仰上出现的弱区和真空地带。邪教等伪科学就是从人们的这些生活文化信仰的精神弱区入手,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借助于一些传统文化的形式(养生)和内容(道教——真、儒教——善、佛教——忍等)伪装自己,欺骗人们的信仰情结。因此,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一定要注意在保证文化的政治方向的同时,要尽快弘扬中国人民信奉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点,提高社会个体的心理素质。只有让普通老百姓拥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家园,才能有效地防止精神世界的贫乏和真空,不给邪教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

 

    邪教等伪科学在农村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农村的科技文化文明和教育程度有待于普及和提高。目前,我国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和教育素质很低。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农村中15～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有7200万人,占22.5%；小学文化程度2.07亿人,占45.4%；初中1.13亿人,占24.76%；高中和中专0.33亿人,占0.73%；大专以上仅36万人,占0.08%。我国农村青年同龄人中仅有5 %左右能够进入普通高、中等院校学习,每年农村有1200万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没有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的机会,大量的青壮年农民没有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回到农村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每年解决这1200万人的后续教育问题是农村科普教育的一个大难题。农村科技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使邪教等伪科学很容易生存和发展。

    民族的整体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准,决定了国家的科学能否昌明发达,抵制邪教和伪科学需要我们具备较高的科技文明发达程度和教育水准。能否鉴别异端邪教,特别是各类伪科学,它表明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教育发展的水平。邪教和伪科学在我国农村猖獗表明我们的农村的科技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还有待于提高。邪教和伪科学的建立前提都是对科学的前沿问题或者是悬而未解的问题提出假设和猜想,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目前我们科学的发展尚无法实证和回答的问题。现代科学发展表明,对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其假说,关键在于能否证实和人们是否相信假说。这类问题甚至很多科学家也无法回答和解释,科学家可以提出科学假说,宗教学人士可以提出宗教假说,江湖术士则可以提出他们的谬论假设,甚至异端邪说。对于这些尖端性的科学预测问题,业外人士或者老百姓只能听之,甚至信之,无法鉴定真伪,相信与否关键在与人们的情绪和情感判断。相信它不是由于有理性判断,而是情感上的征服。社会的文明程度不高,人们的教育水平不高,都会影响人们对伪科学的理性鉴别力。即使在科学发达的美国,人们也很难鉴别伪科学问题,科学家的一个使命就是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著书立说,帮助人类、社会和个体鉴别什么是伪科学和异端邪教,以便帮助人们提高鉴别力和抵抗力。像霍金的《时间简史》、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弗里曼·戴森的《宇宙波澜》等书籍,都是学术和科普兼备的著作,还有英国偶像出版公司新近推出的启蒙者丛书,不仅以通俗的语言向人们介绍了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动态和成就,还把这些前沿的成就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科学就在身边。这些做法实际上都表明科学家和国家的双重使命:探索科学和普及科学。我们在探索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但是,在科学普及方面做的还不够,只有普及科学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形成牢固的科学观和真理标准,才能有能力鉴别伪科学。科学普及是提高一个民族文明和教育程度的主要途径。西方发达国家很重视知识和科学的普及,很多名牌大学像美国耶鲁大学,它不主张人们成为专家,而重视学生能否成为基本素质很高的社会通才,也就是全面发展的人。注重学生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个体综合整体水平的提高,就是整体民族文明程度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因此,反邪教和伪科学的同时,一定要在农村向农民提倡科学,提倡文明,特别是提高他们的科学鉴别力和整体文化水准。这样,邪教才不可能选择薄弱的个体作为存在的土壤。

    综上所述,邪教等伪科学在我国农村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疏忽了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信仰的调控、规范和引导；忽视了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多层次需求和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科学文化建设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因而,才使邪教等伪科学有了存在的土壤和环境。为此,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为社会发展提供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精神需求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把握科学的标准和力量,建立反映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科学文化价值观,使人们拥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家园；推广意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明程度、教育程度和科学鉴别力的科学普及观,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地消除伪科学,弘扬科学和文明。

 

 

注释:

①Steve Hassan: Releasing the Bonds: Empowering Peop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2000) .

②李玫:《与邪教斗争仍任重道远》,《北京青年报》2000年11月19日。

③叶小文:《邪教问题研究:邪教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中新网2001年3月2日。

 

                        （本文转载自：《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