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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的活化石——活跃在当代中国某些乡村社会的天地门教
发布时间: 2009/10/27日    【字体:
作者:濮文起
关键词:  中国 民间信仰  
 

                                                                濮文起

  
                                       
    至今仍活跃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某些乡村社会的天地门教,是一块典型的清代民间宗教的活化石。发掘、辨识这块民间宗教的活化石,无论是对清代民间宗教研究,还是对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间宗教问题,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笔者便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到这些地区的某些天地门教组织中,参与、观察他们的各种信仰活动,从而获得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既为研究这个已被历史尘封的民间宗教教派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问题提供了事实根据。
 
                                           一

    天地门教(又称一炷香等)创立于清顺治七年(1650),创教祖师为山东商河县(今山东省惠民县)董家林村人董计升(1619~1690)【1】。董计升创立天地门教后,早期收了8个徒弟, 依次是: 李修真、刘绪武、张希玉、杨念斋、马开山、马魁元、石龙池、黄少业。因这8个徒弟是董计升在董家林时所收, 故称“林传八支”。接着, 又有徐庆斋、顾名心皈依,连同“林传八支”,称为“十大弟子”【2】。随后,董计升带领十大弟子在山东境内广为传教。经过10年努力,到顺治十七年(1660),天地门教已在山东境内广泛流传。康熙四年(1665),董计升选定章邱县境内的长白山作为传教基地,他的十大弟子也随之上山伴师学道。在此期间,又有刘新远和尼姑通山等人上山入教。为了使天地门教得到更广泛传播,董计升开始按照九宫八卦形式建立起组织体系,其具体安排是: 董计升为九宫教首,其接班人已内定为顾名心,另以李修真为艮卦、黄少业为震卦、杨念斋为巽卦、刘新远为离卦、张希玉为坤卦、刘绪武为兑卦、马开山为乾卦、石龙池为坎卦,八大首领各领一卦,按照各自方位,奔赴各地,“开荒立教”【3】。

    康熙二十三年(1684),董计升因传教被人诬告“招兵买马,蓄谋造反”而入狱,后经其弟子、天地门教“九股”首领谭西堂【4】营救获释,并由谭西堂相伴,来到章邱境内的雪山寺,继续从事传教事业【5】。随后,董计升在雪山寺又收了8个弟子,依次是:徐明扬、董成所、邱慧斗、郝金声、于庆真、蔡九冈、邢振邦、杨超凡。因这8个徒弟是董计升在雪山寺时所收,故称“山传八支”。6年之后,董计升在雪山寺物故。弥留之际,董计升派人将十大弟子请上山来,当众宣布,立顾名心坐山,即接任九宫教主之位。顾名心接任教主后,执掌天地门教35年,于雍正三年(1725)去世。顾名心死后,教主之位一直虚悬。从此,天地门教八支自成系统,各自活动,各支之间,只靠教义维系,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

    与清代民间宗教大多数教派的创始人不同,董计升主张教内平等,反对教权世袭制。他生前与死后的尊号——董老师或董老师傅,较少偶像崇拜的色彩,更多的是充满乡土社会的温情。在他的影响下,各支传人均称当家师傅, 信徒之间则互称师傅或道亲、道友,因而教内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他还规定天地门教“传贤不传子”,没有在教内实行教权世袭制,并身体力行,临死传位异姓弟子顾名心。顾名心死后,天地门教没有再设九宫教主,八支虽互不统属、各自发展,但各支之间仍恪守祖训,“传贤不传子”。与此同时,董计升自创教时起,就主张夫妻双修,共同传教,故天地门教内有不少女信徒。为此,他设立了女当家,称金传二支,俗称二当家、二师傅,其地位与男当家相同,董计升之妻王氏为金传二支之首,也实行教权“传贤不传子”的承继制度。

    董计升逝世后,天地门教在其弟子的经营下,很快在乡村社会流传起来。据清代档案记载,天地门教自清初倡教始,至道光十六年(1836)止,已“世愆七代”【6】。至少在清末,天地门教已传到北京。而东北地区“自吉林至山海关内外,以迄张家口一带”,其信仰者“实繁有徒”【7】。另据笔者调查该教时,常听信徒说,时至今日,仍有北京和远至东北、华中的信徒到董家林上香朝拜。由此可见,最迟在清末,天地门教已在上述地区拥有众多信徒。
                                           二

    董计升自称“无经无咒”【8】,“少经无卷”【9】,“原人持诵”的是“无字真经”【10】。所谓无字真经, 乃是董计升仿效佛教南禅“不立文字”的做法而自创的口头经卷,大部分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只有少数写本留世,如《如意宝卷》等。董计升的历代传人继承了这个传统,也创作了大量口头经卷,阐扬天地门教的教义思想。笔者搜集的几十部天地门教经卷,主要是由当家师傅口述整理而成,这些经卷对探寻天地门教的教义思想和组织源流极为重要。

    天地门教经卷在形式上有经、佛、偈、赞、咒、歌、宝卷等,如《大经》、《心经》、《根本经》、《了愿经》、《天地经文》、《十字佛》、《大赞》、《往生咒》、《劝世歌词》、《如意宝卷》等。其中,经、佛、偈、宝卷的内容偏重于演讲道统、教义,供信徒修持时诵读;赞、咒主要用于举办各种道场;歌则是劝化世人为善除恶时念唱。这些经卷分别采用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的句式,大多二三千字,短者只有几百字,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很适合于社会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接受与掌握。即使个别的如《如意宝卷》,虽篇幅较长,也具有上述经卷的特点。

    天地门教经卷全能配上曲牌吟唱,常用的曲牌近30种,如娃子曲、桂枝香、吹千秋、上小楼、皂罗袍、红衲袄、红罗苑、驻云飞、朝天子、落金锁、挂金锁、山坡羊、黄莺儿、浪淘沙、罗江怨等。伴奏的乐器即天地门教所说的法器,早期只有渔鼓、简板,后来又增添了龙头琴、铙、钹、鼓、铛钗、笙、管、笛、箫等。
天地门教在传教时,除了吟诵自己的经卷之外,还常用佛教、道教的某些经典,如《金刚经》、《涅经》、《观音经》、《法华经》、《孔雀经》、《梁王赞》等【11】。

    天地门教的教义思想,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基本上是演述明中叶以来的民间宗教信仰,这在它的经卷中有较为充分的表述。如《了愿经》:“家乡老母想起,一陈两泪纷纷。婴儿姹女落世,思量直到如今。末劫残年临近,决然不找出身。所差一人下界,跟找大地儿孙。”“共有千门万户,各家认祖归根。后有收圆大会,逍遥共受福臻。”又如《三教》:“灵山会,常赞叹,收圆无生母;想婴儿,盼姹女,常将痛泪痕。这一着,差何人,前去临东度;无名祖,奉天命,请愿下红尘。”又如《天地经文》:“天差教主,脱化董门。归山学道,借假修真。传入真香,普撒乾坤。”又如《大经》:“炼出真香,随身携带。南寻北找,单找原人。”“早赴中原,龙华三会。”又如《往生咒》:“随祖超凡入圣,佛榜挂号标名。幸赴龙华三会,立名永续长生。”

    上述经文中所说的“家乡老母”,“末劫残年”;“天差教主,脱化董门”;“南寻北找,单找原人”;“早赴中原,龙华三会”;“认祖归根”,“永续长生”, 均源于明中叶以来的民间宗教信仰。所谓“家乡老母”, 即“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缩写;“末劫残年”,即“三期末劫”的沿用;“天差教主, 脱化董门”,即“弥勒佛转世”的翻版;“南寻北找,单找原人”,“早赴中原,龙华三会”,“认祖归根”,“永续长生”,更是照搬明末清初的民间宗教理论。由此说明,天地门教是遵循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信仰建立起来的教派。

    但是,与清代其他民间宗教教派相比,天地门教的教义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它在承袭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儒家思想。如该教经卷《如意宝卷》说:“老天差我来立教”,“替天推行孔子道”;“吾立得,孔子之道;不能讲,怪力乱神”;“师立教,明明德,孔子之道;除三灾,了五苦,普结善缘”。从这些经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教要以儒家思想教化信众,使广大信众做到:“诚敬天地将香烧,父母堂前当行孝,尊兄和弟务勤学,谨尊王法圣谕六条【12】,守本分先立德行后立道,那才得自在逍遥”【13】。这充分说明,天地门教要以宗教化的儒家伦理道德,为封建专制统治教化顺民,表现出鲜明的拥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倾向。因此,连清朝统治者也认为,“此教实止图免灾难,其唱念歌词系劝人为善行好,委无煽惑敛钱不法别情”【14】,对其信仰者从未从严处理,“凡能具结改悔,赴官投首,准其免罪”【15】。有清一代,天地门教对封建专制统治逆来顺受, 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起义, 正是其教义思想与政治倾向使然, 也是它能够始终行教如常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据笔者在河北省沧州市郊县和天津市郊县等地的田野调查, 这些地区天地门教组织的现实活动主要有五种, 基本上是由历代当家师傅与信众作为该教的仪式与修持代代相传下来的。

    1. 朝拜圣地。董计升去世后, 其出家修炼、传教收徒之地及其故里董家林, 均被天地门教信徒视为心中圣地。特别是故里董家林, 自董计升归葬后, 到解放前夕, 每年朝拜者络绎不绝。农历四月初四, 即董计升忌日前后, 更是人山人海。经天地门教信徒捐建的董氏墓地, 碑亭林立, 苍松翠柏, 蔚为壮观。解放后, 特别是经过“文革”, 董氏墓地虽被毁, 朝拜活动也被禁止, 但至今仍有信徒秘密前往董氏墓地原址烧香祭拜。

    受此影响, 天地门教各支信徒也将本支传人坟墓作为心中圣地加以朝拜。如马开山于清初按照董计升所授乾卦方位, 前往(山东章邱县) 西北方向传教, 在直隶沧州、静海、天津三地招收弟子。约康熙、雍正年间, 马开山在传教过程中, 死于天津南郊, 被其弟子就地安葬, 俗称“马师傅坟”。从此, 这里也成为该支信徒的心中圣地, 每逢他的忌日, 该支信徒都要前往朝拜。

    再如,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沧州市与黄骅市交界处发现的郝二师傅坟又是一例。郝二师傅为马开山八位弟子之一的李海山之妻。李海山夫妇于清初领受师命后, 便在沧州东南部共同传教。郝二师傅生前经常为民治病了灾, 受到当地农民敬仰;死后, 当地农民为她修坟造墓, 享受人间香火。每当她的忌日——农历三月十五, 附近农民都要上坟焚香祭拜。从乾隆初年到“文革”前, 二百多年来, 香火一直未断。“文革”初期, 郝二师傅坟墓被毁, 尸骨由当地农民保护下来。后由当地农民与外地信徒于1992年重新修建了一座青砖坟墓和一座慈善堂。

    2. 举办圣会。天地门教举办的圣会有两种,一是报恩圣会,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四董计升忌日举办,地点一般设在道房,规模较小,举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纪念董计升的立教功德; 二是阖会大众圣会, 于每年农历十月十五地藏诞辰和正月元宵节举办。其中,元宵节圣会场面大,人员多,红火而热烈。

    3. 烧香磕头。天地门教规定信徒每日要烧香磕头,名叫“功夫”, 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了三灾(水、火、风) , 除五魔(狐狸、黄鼬、刺猬、长虫、老鼠),“幸赴龙华三会”。否则,就会死掉, 堕入轮回。烧香磕头一般在室内进行, 中堂案上供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吾师”牌位, 通常是信徒上香后, 跪直双手合十, 点头为磕, 但虔诚的信徒要在地上磕。
   
    4. 念经派功。天地门教内有一个规矩, 即有病不吃药, 烧香上供, 念经派功, 求“天地君亲师”保佑, 特别是求老师傅保佑。该教不但给教内人看病, 还给教外人看病, 主要由当家师傅担任。当家师傅在给人看病时, 首先问病人做了什么错事没有, 告诉病人, 只要烧香服理, 知错改错, 过后无错, 同时信受教理教规, 就会灾消病除; 然后, 上供烧香, 念诵《根本经》和《心经》等经卷, 求老师傅保佑; 最后是派功夫, 即磕头。当家师傅为人治病从不收钱, 但要吃供, 倘有灵验, 主家还要宴请当家师傅举办一次还愿会。

    5. 养生送死。天地门教认为, 善男信女只有“逢苦救苦, 逢难救难”, 才能“早赴中原, 龙华三会”。为此, 天地门教兴办了一些宗教福利事业。其中, 主要是为先人超度亡魂、相看阴阳宅地、为死者念经发送等。每当传统节日, 天地门教都要设摆美供, 安奉“三代宗亲之灵位”, 为乡邻超度先人亡魂, 藉以慎终追远, 福荫子孙, 借以宣扬孝道。天地门教内还有一些相看风水的堪舆师傅, 乡邻盖房, 请他们相看地脉,乡邻死人, 也请他们选择理想阴宅, 使生者与死者都得到安宁, 满足了乡村农民的精神需要。乡邻办理丧事, 天地门教便前往帮助料理, 主持丧葬仪式, 念经发送, 入土为安。天地门教做的这些工作, 分文不取,带有宗教福利性质, 扩大了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

    与此不同, 笔者在调查河北省保定、景州的天地门教组织时, 发现这两个地区天地门教的现实活动采取另一种方式。保定地区是天地门教“山传八支”之一的徐明扬的传教之地, 景州周边则是天地门教“九股”谭西堂的势力范围。保定地区与景州周边的天地门教组织, 既不举办各种形式的圣会, 也不公开建筑殿堂、道房, 而是严格按照徐明扬与谭西堂立下的规矩, 平时以一家一户为活动单位, 有事则会聚一起, 因而, 不像沧州市郊县和天津市郊县一带的天地门教组织那样引人注目。
 
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董计升, 字四海。天地门教经卷《心经》、“百代流芳”墓碑。
【2】天地门教经卷《如意宝卷》。
【3】天地门教经卷《如意宝卷》。
【4】谭西堂, 山东禹城县人, 济南府巡抚台前卷承书吏。董计升在长白山建立九宫八卦组织体系之后, 谭西堂慕名上山, 拜师学道。由于九宫八卦组织体系已经确立, 因此, 董计升就将谭西堂定为八卦之后的“九股”, 奉命代师传教。
【5】天地门教经卷《如意宝卷》。
【6】《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吏科给事中周春琪奏折。
【7】《朱批奏折》,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增琪奏折。
【8】天地门教经卷《心经》。
【9】天地门教经卷《佛偈》。
【10】天地门教经卷《大经》。
【11】天地门教经卷《佛偈》。
【12】这里所说的“圣谕六条”, 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户部奉旨颁布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 和睦乡里,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
【13】天地门教经卷《如意宝卷》。
【14】《朱批奏折》, 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
【15】《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吏部给事中周春琪奏折。
 
 
                   (本文转载自:《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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