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金

 

 

    鸦片战争后, 随着传教的合法化, 西方教会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广西, 从事宗教侵略活动, 但遭到广西人民的激烈反对, 很难发展。为了排除障碍, 他们开展各种慈善活动, 开办了一些慈善机构, 以争取更多的人入教。他们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 兴办慈善事业, 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 在传播上帝福音和充当为本国搜集军事、政治情报角色的同时, 参与了改造广西社会的活动, 尤其是他们在广西举办的慈善事业, 影响了广西传统的救济思想, 将西方的慈善救济理念和实践广泛地传播到广西, 使广西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客观上对广西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一、近代广西西方宗教慈善事业概述

    近代广西的外来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及其各个派别。天主教最早传入广西是在明万历年间, 意大利耶稣教会传教士罗明坚入境传教, 但很快被驱逐出境。清初也有传教士在南明政权中活动, 但均影响甚微。

    鸦片战争后, 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力下, 中国社会的大门被打开。1846年, 道光皇帝发布上谕解除禁教令, 天主教重新在中国获得自由。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 随着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保教权”的获得, 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成了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外国教会, 其传教权在各种条约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扩大。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势力渗透到广西各地, 为争取群众入教, 各教区的教会纷纷举办慈善机构和推行善举。他们在进行传教的同时, 开办了医院、育幼等慈善事业。到广西解放前, 全省有天主教堂116座, 教徒约3.5万人, 遍及48个县市, 设有3个医院, 100多个小型诊所, 1间育婴堂, 2间孤儿院, 2间养老院, 1间托儿所。[1]基督教自咸丰五年开始在中国活动但均遭民众反对而被赶出广西。1886年, 英国圣公会凭借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取得的特权在北海传教, 随后, 基督教及其各分支纷纷传入广西, 计有浸信会、宣道会等12个教会。它们在各地建堂传教, 接受当地民众入教, 发展教务, 并举办各种慈善事业,以吸引更多的人入教。到广西解放前, 基督教共有5570名教徒, 遍及67个市县, 有280处堂点作基点, 开办了11间医院,76所学校, 2间孤儿院, 2间瞽目院等慈善机构。[2]

    近代广西西方宗教的慈善事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教会医疗事业、教会慈幼事业和教会救济事业。

    (一) 教会医疗事业

    1835年11月4日, 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张, 这是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起点, 也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起点。在广西近代史上, 传教士在广西兴办的医疗事业不仅把西方的医疗技术、医药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传入了广西, 而且将救死扶伤、医疗慈善等理念也一并带入了广西。传教士一开始进入广西就马上创办医疗事业, 先是施医赠药, 然后建立医院和诊所。整个近代, 教会在广西创办的诊所和医院很多, 难以统计。在这些众多的诊所和医院中比较著名的有下列一些: 英国循道会于1899年在梧州创办的西医院, 美国浸信会1902年在梧州设立的思达公医院, 中华圣公会1906年在南宁创办的道救医院, 英国圣公会1906 年在桂林创办的道生医院, 美国浸信会1917年在桂林创办的浸信会医院, 美国安息日会1919年在南宁创办的小乐园医院等。[2]以这些著名医院为核心包括设在各地的分院及诊所, 逐渐形成了教会控制的医疗卫生系统。尽管传教士企图利用医疗手段博取广西人民对外国教会的好感, 达到他们征服的目的, 但必须承认, 他们开办的医院、诊所等机构对广西社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 二) 教会慈幼事业

    教会为了体现其仁爱思想, 还开展了慈幼事业。教会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盲童学校等慈幼机关, 其大宗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相比而言, 天主教比基督教更重视此类机构的建立。如设立于1920年的北海育婴堂和1877年的涠洲岛孤儿院, 均为收养社会上弃婴、流浪儿的专门机构, 由修女管理, 经费由教会拨专款资助。1897年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果华田到邕宁县城传教, 1901年在石版街建宣道会,后附设育婴堂。[3]这些慈幼机构一般规模都不大, 仅有数十名孤儿。但是, 一般教会创办的育婴堂大多容量有限, 设备和保育措施不足, 婴幼儿不能得到较好的照顾; 另外, 从业人员既“缺乏必要的保健知识”, 又没有多大耐心保育婴儿, 这些导致了“死亡率之高成了教会慈幼机关的普遍现象”。教会还办了一些养老院, 以收养无依无靠的老人, 如1921年设立的贵县善德堂养老院, 收养了10余名老人。北海养老院开设于1937年, 收养了十几名老人, 经费由教会供给, 每月发给每人15斤大米。[4]

    ( 三) 教会救济事业。

    社会救济是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灾荒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 一旦发生灾荒, 民间的情况惨不忍睹。1878年1月26日, 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 总部设在上海, 以传教士为主体,进行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等工作, 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在中国每次发生的较大灾荒中, 都有传教士前往灾区。在广西历次灾荒中, 传教士们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救灾。如1899年斐约翰牧师来到桂平, 他们借1902年的灾荒行善,“几个县的庄稼无收, 粮食供应逐渐耗尽⋯⋯困苦的人们濒于绝境。父母们常常带他们到礼拜堂, 流泪哀求收留他们,救活他们的性命⋯⋯因此有一群儿童留在教堂里。在饥荒之年, 被人憎恶的教堂变成发放救济粮的中心”。[5]赈灾工作不仅增加了教会( 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 之间的感情, 而且赢得了非教会人士的信任, 扩大了教会的影响。[6]

 

    二、西方教会举办慈善事业的原因

    (一) 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民众的抵制或不了解, 为了打开局面, 他们除加强宗教攻势外, 还举办了慈善事业, 其根本目标还是处于传教考虑, 借行善事扩大教会的影响, 吸引更多的人入教。早在19世纪30年代, 美国教会就把医药卫生“作为福音的婢女”, 认为它可以“ 改善中国人俗世的、社会的状况……博取人民的信任, 由此为基础, 为教会铺平道路”。美国基督教差会的负责人司弼尔认为:“我们的慈善事业, 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因此, 作为一种传教手段, 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要举办些小型的慈善事业, 以取得较大的传教效果, 这要远比举办许多的慈善事业而只能收获微小的传教效果为佳。”[7]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教会兴办慈善事业的用意。例如1899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裴乐义到广西桂林传教。他从广东沿西江而上到达桂林, 开始遭到桂林人民的激烈反对, 不许他上岸, 只能留在船上, 传教工作难以开展。但是, 他坚持施医赠药, 争取人心, 又借不平等条约要挟临桂县当局取得保护“告示”, 这才得以登陆, 但要能真正立足并传播宗教,还有很大的困难, 没有人信教, 也没有人租房给他作传教的据点。但是, 过不久他就借助于医疗这一手段解决了困难, 发展了教徒并租得房子作为传教据点。他发展的第一个教徒就是通过治病取得的。

    (二) 教会之所以能利用慈善事业这一手段达到侵略的目的, 与当时广西的贫穷落后有很大的关系。近代广西, 由于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 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使广西成为全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人们所受的苦难更为深重, 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吃不饱穿不暖, 医疗事业更谈不上, 缺医少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生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 往往小病变成大病, 小伤变成大伤, 直至残疾甚至死亡。在这种情况下, 教会创办的慈善事业吸引了众多的病人来求医问药, 这样他们就对传教士产生好感, 从而消除了人们与传教士之间的隔阂, 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三) 基督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在这个意义, 它并不完全属于某些(西方) 国家, 也不完全属于某种(西方) 文化。多数传教士历经艰辛来到中国主要是本着传播福音的目的。这个根本性的目的使得这个群体基本上能够体现出基督教的普世性这个基本特征。正是从其普世性这个特征中,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教会举办的慈善事业对广西社会的积极作用。那些多数没有名气的传教士身上所体现的献身精神, 更能反映出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性宗教的特征。他们举办慈善事业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福音, 取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吸收更多的信徒,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广西社会的进步。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传教士在某些时期或某种处境下会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 为其所属国家的利益服务, 从而丧失其当有的普世性立场, 但对于传教士整体而言则很难这么说。[8]

 

    三、积极作用

    (一) 传教士在广西举办的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 传入中国, 开创了广西近代医疗事业。各种慈善性质的医院、诊所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 收治了社会上一批贫困有疾无医之人以及无依无靠的孤儿寡老, 使他们得以治病、养生, 这对于稳定社会有一定的作用。如天主教设立的柳州托儿所收养了150名儿童, 而在柳州十三万人口的城市中, 估计每年有150—200名婴儿被抛弃, 某些农村中更有杀婴的恶习。教会的托儿所尽管收养的儿童数量对于大量的社会弃婴而言, 是极少的一部分, 但毕竟挽救了许多幼小的生命。天主教活跃在农村的医士对来医诊的农民精心医治, 每年就诊人数竟突破3.8万人次。基督教的医疗事业对解除饱受病痛折磨的广西人民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教会医院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比较高、医疗效果比较好, 所以, 引来了无数的求医者。如, 英国圣公会在桂林设立的道生医院“每年就医者万余人”,“道生医院向为桂林久负盛誉之医院, 胜利后(指抗战胜利) , 圣公会鉴于人民需要, 乃首先予以恢复, 凡就医者壅塞于途, 络绎不绝”。[9]合浦县的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二年, 为耶稣会士所设,赠医施药, 不收分文, 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 每年就诊者约三万余宗。

    (二) 为解放后的广西医疗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教会的医院用医术实现了传教的目的, 传教士医生在广西的医疗活动在客观上也把西医知识传入广西, 为广西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他们设立的医院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 为人民医院打下了基础。如, 1951年, 桂林市人民政府接收了浸信会医院, 改名为工人医院。教会医院及附设的的医校还为广西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这些人在解放后仍然为广西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成为医学界的骨干力量之一。

    (三) 救济理念的转变。传统时期, 慈善救济机构对收养人员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办法, 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救济和施棺抬埋, 而很少在对他们收养的同时, 传授一些谋生的技艺,以便其能够自立自救。这种办法积久生弊, 容易使受助者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助长他们的懒惰习气, 有失救助者公平天下的本意, 使社会慈善事业失之偏颇。近代以后, 随着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 受西方传教士及其母国救济理念的影响, 许多先进人士首先认识到, 单纯的收养只能使受施者饱暖一时, 而教养兼施则使其饱暖终身。因此, 近代慈善机关一改传统做法, 从单纯的收养转变为教养兼施。如设于1921年的柳州天主堂托儿所, 由神父戴天恩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款开办, 免费收容150名五六岁贫苦儿童进行抚育和教导。他们在这里除了接受宗教知识和必要的识字教育外, 一般还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如糊火柴盒, 编织渔网, 刺绣, 印刷, 刻字, 木工等。通过教养兼施, 这些慈幼机构培养了孤儿及残疾儿童自立自救的能力。

    综观上述, 西方宗教在广西的传播往往是传教和行善结合而行, 西方教会在广西的慈善事业, 不仅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树立了教会善人的形象, 而且也使广西传统的慈善救济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更适应近代化的要求。宗教慈善事业的开展,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广西社会面临的诸如医疗卫生、流民、灾荒等社会问题, 客观上促进了广西社会的进步。当然教会创办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了广西人民, 不是为了改善广西的生活条件。但慈善事业不同于宗教事业, 在客观上, 对广西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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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广西区地方志编委会.广西通志.宗教志[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8.

[2]广西区地方志编委会.广西通志.宗教志[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83.

[3]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G].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5.

[4]邕宁县志.社会编[Z].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 774.

[5]贵港市志[Z].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342.

[6]庾裕良等.基督教、天主教在广西资料汇编[G].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327.

[7]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 1920) ,1922: 97.

[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75.

[9]何光沪.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32.

[10]桂林市年鉴(十六)·宗教[M]. 1945 年.

 

                              （本文转载自：《传承》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