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

 

 

 

 

    看似强大的当代社会金融和经济体系，在这次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面前却是如此脆弱！一系列相关产业的资金危机和运转危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接踵而至的是崩盘的灾难和威胁。但这种根本性和连续性的影响，并不足以说明当前的金融、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着致命性缺陷。因为从经济自身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结构仍然完好无损。关键问题乃在于金融、经济运作中存在着隐瞒和欺骗，由此导致普通大众“信心”上的“崩溃”，结果竟是一泻千里。随着对这种体系的信任缺失，人们对其发展前景也失去了以往曾有的信念。
   

    金融危机与信任危机的关联及其所导致的巨大损失，使我们从当代社会现实存在上认识到了信仰的意义——社会结构和秩序靠信心来支撑，以信任来维系。从人类社会的深层生存状态来看，信仰的确是更值得珍视的“资本”、“实力”和“财富”。人类社会若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缺少一种信仰的共构，就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最终引起危机；而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则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是说相互之间要有“信心”而不是“戒心”，要有“信赖”而不能耍“无赖”。
   

    金融危机的实质在于，美国的金融运作滥用了人们对其体制、机制的信任，而这种滥用一旦被披露或暴露，则立刻出现因失“信”而无“用”的连锁反应，从根基上摧毁了这一经济秩序和运转程序所需要的信用。当信心、信任和信赖还存在时，这种信用曾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使金融资本等社会资产迅速扩大和急剧膨胀。由此可见，资本、财富和实力实际上是靠一种“信心指数”来支持和维系的。
   

    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这种信心和信任的减弱或消失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已使庞大的金融资本转瞬即逝、化为乌有。巨额财富一夜蒸发并不能仅以“泡沫”被挤掉来解释，而必须看到“信心”有否在其中发挥实质性、关键性作用。在社会关系和经济运作上，信之有无和大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各种资本的有无、大小。这种信仰本身因而也是一种独特却实在、有着影响力甚至起着决定作用的资本、实力和财富。
   

   “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在或确在，作为一种前瞻、预见、投入和冒险，在其实效的确定性中仍有着结果或结局的不确定性。因此，信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虽然今天社会信心的重树和信任的重建任务非常艰巨，却仍然值得去做，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克服金融危机或整个经济危机所亟待解决的心理和社会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出现的这一不利拐点，加之人们不清楚金融危机“底”在何处、有多深，所以对目前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能够恢复信心和保持乐观者如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这样，在恢复信心上似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克服危机实际上乃与重建信心同步。
  

    在很大意义上，信心、信任和信赖要靠信仰来提供。这种信仰既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社会安宁、和谐的奥妙之所在。当社会缺少信仰时，应该努力去建立、形成所需之信仰。如果社会已具有某种信仰，则必须全力保持这种共识，加以维系、呵护，使之留存、延续。尽管这种信仰有其前瞻性、不确定性或冒险性，却仍然值得持守、保存。如果社会能把握、高扬这种信仰，则会为其带来不可估量的信仰动力、资本和财富，保一方平安，维持其和谐、稳定。美国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信心动摇和信任危机，应该促使其在社会信仰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反思。同样，我们也应该认真考虑，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信仰，要怎样去树立、维系和捍卫这一信仰。信仰上的“破”乃以社会动荡为代价，而信仰上的“立”则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艰巨工程。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和积极发展，社会主流表达了与世界共在、求人类和谐的美好愿望。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缺乏一种信仰的凝聚，社会和谐并不容易达成。如上所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恐慌，实质上是一种信心上的危机，即在金融、经济交往中信任的缺失，而信心、信任和信赖要靠信仰来提供。中国基督教提出“爱的神学”，是回归基督教作为“爱的宗教”之本真的当代努力；在其看来，通过这种爱，当代世界信仰的重建与和谐的实现将不再遥远。
   

    回顾往昔，在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基督教的传播陷入了政治文化冲突而出现了爱的缺失或遮蔽，基督徒成为少数人群体，与中国主流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思想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发展中，基督教有着积极的表现和主动的参与，其指导观念是其思想中“爱人如己”的核心价值。中国基督教为了重塑其“爱的宗教”的形象，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爱的神学”这一表述和努力。当然，爱在中国的贡献既是出自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美德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督教的“爱人”与儒家传统的“仁爱”相互呼应、水乳交融，随着中国重新认识外来文化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相应结合共构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宗教复兴中“爱的精神”。
   

    可以说，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是要尝试打破自近代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隔阂，缓解其张力，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促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彼此理解和信赖。“爱的神学”的主旨，正是要以其爱的信仰来重建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它争取的不是一种“小爱”、“自我之爱”，而是一种有着博大胸怀、无私忘我的“大爱”，体现的是“大爱无疆”的境界。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自身局限性的一种超越，也是在中国社会寻求理解、共融的一种呼唤。
   

    与西方思辨传统不同，中国社会在当代更为需要的似乎是一种“实践理性”、“应用伦理”。因此，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并不是走传统西方神学中系统神学、思辨神学的习惯之路，而是构建一种提供给中国基督徒，帮助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处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神学”、“社会神学”。这种神学在基督教会内部是为了突破其以往的封闭性、保守性，以表达对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普世关爱；对外于教会的中国社会则是为了显示基督教爱的价值与意义，为中国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一些真正的、有益的贡献。
   

   “爱的神学”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旨在推动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实践。它作为“实践神学”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神学，突出的是伦理典范和精神感染。在存有价值观的不同和信仰上的区别时，“爱的伦理”是宗教与社会协调、适应与和谐的最佳途径。
  

     然而，为了赢得中国社会的理解和中国民众的信赖，基督教必须将其“爱的精神”落实在“仆人精神”上，以其社会行动、社会关爱来感动中国，建立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信心与信任。由于政治发展的复杂和以往历史积淀的负担，“爱的神学”所追求的乃是一种超越和超脱，为此基督教有必要淡出政治，摆脱以往历史的是非恩怨，从而以一身轻装进入中国当今社会领域，主要以社会服务、社会关怀来参与中国目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并在这种社会建设中体现其“天佑中华”的信仰主旨和“神爱世人”的宗教信念。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非常需要一种具有宗教境界、神学意蕴的社会参与行动和社会慈善事业，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文化建设，通过实践行动来帮助思想对话。在这种“爱心”的发扬光大中，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情感冷漠或认识坚冰自然会被融化、消解，形成一种真诚信赖的关系。这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理想生存处境，并可能让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一旦基督教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则同样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信仰动力”和“信仰资本”。
   

    现在，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已由过去单纯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发展到客观评判教会在社会中的正负影响。基督教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凝聚功能、社会认同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对人可起到文化共识功能、精神安慰功能、心理调适功能和道德规范功能等。但有些负面作用如排他性、不宽容性、自我封闭性甚至极端主义、对社会的离心逆反乃至对抗情绪都会形成社会张力，影响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社会形象。
   

    教会对此应有积极回应。“生活在这一世界，但不属于这一世界”，教会的信仰自觉使得教会对社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对社会的“批评”态度，即所谓“先知”的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社会的“服务”态度，即所谓“仆人”的精神传统。然而在有着被帝国主义入侵历史的中国，教会若高扬其先知精神，对社会加以信仰意义的批判，无疑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反而会构成与社会的逆反与紧张。目前，中国教会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姿态来面对社会，以仆人之身份来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由此体现其信仰的人生价值与现实存在意义。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中国教会之软弱和谦卑的象征，但我认为，恰恰于此自我奉献的服务之中潜藏着中国教会的未来希望。
   

    中国社会在伦理规范和社会服务层面对中国教会的参与和实践加以肯定，中国教会亦可以此作为融入中国社会、取得社会认同、发挥社会作用的突破口。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瞬息万变和捉摸不定，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疑虑和困惑，波涛汹涌、充满漩涡的商海使人们的稳定感、安全感产生动摇，社会救助和相互帮助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于此，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和参与获得了重要机遇，有了明晰的发展前景。中国教会在自养和自救的同时，亦尽其所能地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活动。例如，在“扶贫”、“支边”、“赈灾”、“助学”、“送医”、“献技”等方面，中国社会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教会的雪中送炭、积极参与。这种社会关切和参与的实践，扩大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亦树立了教会的良好社会形象。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者消除对基督教的误解及偏见，使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有了更大的社会空间，并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承认。

 

 

 

                         (本文转载自：《绿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