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

 

 

 

    很多西方学者（特别是所谓“新左派”）激烈地批判市场经济，比我们“文革”时还厉害。因为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弊病看得清楚，而激烈的批判有助于及时的矫正，这就有助于那个社会进步。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所谓中国“新左派”）拿了他们的理论来说中国的事情，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无视或忽略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市场发展得过了头，而是发展得不健康、不够成熟，即没有形成健全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不公，至少不主要是自由市场造成的，而是权力寻租、行政介入市场、法治尚不完善、竞争尚不公平、城乡二元制度、民生投入不足等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因此，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是继续深化和扩大改革，从体制上消除上述问题的根源，即把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的范围扩展，建立健全、法治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不是走回头路。
   

    中国的一些新左派曾经有这样的主张，至少客观上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要解决问题，就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政策。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断言，依据的是当时的官样文章，而不是实际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依据《鞍钢宪法》之类文献，就把中共中央已经否定的“大跃进”运动，说成是“发挥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凭领导人意志发动的政治运动，说成“具有合理因素”的经济制度。用这种方法导致的结论，距离亿万人民亲身经历的惨痛事实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不从“实事”出发而想要“求是”的态度，结果完全可能是无视历史教训，误诊病根，开错药方，误国误民。

    我们生活的时代，比马克思晚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这个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怎么还能完全依据《资本论》来观察世界呢？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资本论》第三卷时，就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内部出现了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的因素，即股份制。股份是工人也可以拥有的，他们由此看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工人本来是同资本家对立的，劳动是同资本对立的，但是出现了劳动者拥有资本这样一个新现象，这会带来质的变化。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时对于暴力革命，即用暴力来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赞成了【1】。

    当今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在哪里？客观地讲是欧盟，从北欧到西欧的那些国家。它们的社会最平等，贫富差距最小【2】。国民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失业了也有够用的钱，挣钱多了，就得上交济贫，变成公益，等等。他们的各级政府是由人民直接、自由、公开的选举产生，三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财政由议会讨论决定，政府向富人高征税，用来照顾穷人、老人和儿童。因此，在政治上它们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上，它们采用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应该叫作“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美国的制度也差不多，只不过政府管社会福利的程度不如欧洲，尤其是共和党偏向小政府低税收，更鼓励个人和社会力量的发挥，更多一些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效率更高，经济更发达。现在，有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效果和正反经验，欧洲与美国双方、民主党（社会党）与共和党（保守党）双方，都开始互渗互补、取长补短，开始尝试“第三条道路”。

    说到这次金融危机，人人皆知它出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其中有两个最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目的何在？目的当然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切经济制度说到底，是为什么服务？当然是为人民的生活服务。那么，某种制度设计可以让所有的人买商品房——给你零首付，分期还贷；你没有偿还能力？给！你刚毕业没积蓄？也给！这样，大家都有房子住。这种设计，不符合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吗？当然，众所周知，这发展到极端，就造成了当前这样的危机，证明这也会带来问题（顺便提一句，奥巴马政府已经拿出帮助欠债者保住房子的方案）。但是，难道相反的情况就合理？房子首付20万、30万，没钱别进门！你刚毕业，没积蓄，想贷款？不行！你年纪大，快退休，想按揭？不行！所谓“有房无人住，有人无房住”，这难道符合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吗？

    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60年代时说，社会是以消费为基础的。当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消费圈子之外，他们会怎么想？一个住在破烂房子里的人，没有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看着电视广告上那么漂亮的房子，那么多的高级商品和奢侈品，是什么感觉？那本身就在伤害他！一个农民工身无分文，到处看见使他自惭形秽的豪华商店，他会感觉这个社会不是他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广而言之，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什么，该如何设计，这值得深思。

    第二，人类的理性计算是会失误的，理性不是万能的，是不能据以自满自足的。金融业者认为他们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合理的，是经过数学计算、符合理性的。当看到市场风险只有10%，而90%的可能是要赚，我为什么不买呢？我买了以后又卖给你，你也经过理性计算，认定肯定要赚，所以买了又卖。这样一级一级买卖下去，没有欺骗也没有强迫，但最后竟形成了一个大泡沫！这鲜明地反映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自以为计算得很精准，都是精通数学的金融专家在计算，似乎万无一失，结果全盘输光！数学也会骗人。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很聪明，全部人作为整体却很愚蠢！

    当然，美国也有贫富不均（一定限度内的贫富不均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靠占据或掠夺公共财产致富）。但是，美国的社会发展很快，全社会的平均富裕水平很高，所以穷人也可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共和党主张少收税，因为交税多的本来都是富人，有些人就说共和党是让富人更富，这种说法很肤浅。因为，如共和党经济学家所说，你的钱多了，总不能吃钱，要用钱赚钱，以前只办一个厂，就再办一个，赚了又再办三个，以至更多。这样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的结果，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是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就客观上有利于穷人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

    这就涉及所谓基督新教的伦理。因为人们会问：富人钱多了，不用来办企业也可能吧？用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不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那是他的权利，你怎么办呢？

 

 

    确实，从法律上说，你不能强迫他投资，不能干涉他如何花钱。他是吃喝嫖赌、吃光喝光，还是省吃俭用、奉献社会，主要是他的自律问题，即道德伦理问题，是由他自己的人生观所决定的。这就涉及人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问题。
   

    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在短短时间内创造了超过全部文明史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空前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现代化过程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于基督新教国家，后来又在基督新教国家最为发达？对于这个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入手，研究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发现。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而这正是基督新教要培育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中很重要的一项。
  

    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3】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用于投资，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又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并且，“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敬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的意义，韦伯总结影响广泛的新教作家们的观点说：“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
  

    对于基督的使徒圣保罗的名言“不劳者不得食”，中世纪的大神学家阿奎那曾解释为劳动乃维持个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基督新教则更进一步，将劳动说成人生的目的——“劳动非为生存，生存却为劳动”（德国虔敬派思想家亲岑道夫语）。“不劳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是堕落的表征，即使财富也不能使人规避劳动的义务。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他们虽然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但是却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所以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这既能促进公益，也能荣耀上帝。
  

    按照新教的伦理，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获得上帝赞许，“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只要合法致富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履行职业责任，那么就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于是，韦伯总结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教国家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从国民素质这个重要的角度看，是因为基督新教对各行各业的民众所产生的道德影响，特别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基督新教主张，富人只是受托管理上帝的财产，作为管家或仆人，必须向主人交待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为荣耀上帝而为自己享受而花钱是“非常危险的”。富人的责任是像《圣经》寓言所说的忠心仆人那样去使之增值，即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于是，“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勤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4】。
  

    比仅用宗教伦理鼓励资本积累、扩大投资、分工劳动、敬业精神等更重要的，是“清教的世界观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它哺育了现代经济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它“反对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反对由政治特权造成的垄断性资本主义。这对正致力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如何对待财富急剧增加的后果。由于基督教十分强调人的罪性或人性的软弱，所以它必须对付财富对人的腐蚀这一难题。新教复兴的著名领袖、循道宗创立者卫斯理（J. Wesley）写道：“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强……难道没有办法阻止这种纯宗教的不断衰败吗？”随之而来的忠告是：尽可能获取，尽可能节省之后，必须尽可能奉献，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恩宠，像《圣经》所言，不在地上积财，要在天国积财。一个人的需要实际上很有限，上帝赐予你的财富，只是由你掌管而用之于人们。因此在西方，像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艺术馆、博物馆这类设施，还有大量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残疾人事业，都主要由富人捐钱来建设和维持。
  

    因此，新教伦理被人总结为三句话：“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不难看出，这种“理性的现代经济人”正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待兴的当今中国特别需要的。

 

 

    事实表明，新教伦理不仅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而且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持，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市场的维持需要“诚信”。基督教讲上帝是“信实”的，就是诚信的意思。世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时说假话，骗别人骗自己。上帝的一个基本属性是诚实，他不需要作假。这与中国儒家讲的“诚”的最深含义相当一致。《中庸》说“诚者天之道”，又说“不诚无物”。诚怎么是天的事情呢？说人要诚实，从伦理上讲，很好理解；从本体上讲，却很难理解。如果人不诚实，别人还在，万物还在，怎么就“无物”了呢？再看《圣经·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谓“创造”全是靠“言说”，“言说”在基督教神学里就是“道”。《约翰福音》第一句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在希腊文中是logos，有言说和道理的意思，“道”在中文里也有言说和道理的意思。总之，基督教讲上帝用言语造成世界，而中文里的“诚”字，正是“言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后，最后一句话也是“成了”，是说拯救人类的事情完成了。他本人也是“言成肉身”。因此，诚就不只是人的品质问题了，它是一个同天地宇宙、同上帝连在一起的大概念。既然上帝是诚信，人作为他的儿女，当然必须诚信。
   

    单讲“信”呢？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的“信”，多半是指信用、信任、信誉，一般不指信仰。人们发现，在短期行为中，人不讲信用的可能性较大（同你只做一次买卖，那就捞一回算一回）；在长期的交往中，人不讲信用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下次还要打交道）。所以，在最长期的行为之中，例如在宗教信仰的“永恒”之中，人会最讲信用（可能永远要打交道）。正如《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所说，要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永恒的，在最后审判时，不诚不信假冒伪劣，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所以，信仰是“诚信”最终或最可靠的保障。
  

    正常的市场秩序还需要自由的、平等的、公平的竞争。基督教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上帝的“公义”，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它主张经营自由、竞争平等和买卖公平的风尚。当然，公平竞争就要反对垄断，韦伯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提到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基督新教国家的一些商会就已经要求排除国家垄断。按照他们的信仰，赢得财富并不可耻，通过正常的、理性的活动，平等的、公平的交易赢得财富，那是光荣；但是通过偷盗、抢劫之类手段赢得财富，那是可耻。因此，正如同样是航海，贸易比海盗好；同样是经商，通过自由公平的竞争比通过政治权力垄断市场来获利要好，后者其实是变相的偷盗、变相的抢劫。
  

    最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理性”，正如前面提到“捐钱”时所暗指的，是一种与贪婪相反的精神气质。这种高于“计算性理性”的“存在性理性”（当代神学家麦奎利语），也是基督教所倡导的。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反映出贪婪之心的祸害之大！可能有一些表面现象与中间环节掩盖了贪婪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钱越挣越多，财富越积越多，“是亦不可以已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说，人是有罪的，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亚当夏娃犯罪，意思是说他们吃了知善恶（知好坏）树上的果子，就知道利弊，就趋利避害，即以自我为中心。“罪”就是自我中心的倾向，人人都有，所以人人都要警惕。基督教认为贪婪是一项大罪（天主教所谓“七罪宗”之一），所以从古到今，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反对贪婪，要人警惕它的祸害。现在，从背离此说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祸害来看，基督教的这一教义，不仅仅在个人修养方面，而且在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持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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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马克思主义专家谢涛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否定了《共产党宣言》主张的暴力革命道路。

【2】它们甚至为平等牺牲了部分效率，所以它们的经济发展不如美国。我第一次从美国飞到欧洲，觉得欧洲比美国穷，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悠闲，出思想、出艺术。

【3】（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均出自该书。

【4】且不说英国的情况，“在荷兰，这个真正只是由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占统治地位达七年之久（七年之短！——引者）的国度里，在更严肃的宗教圈子里，更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巨大财富的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典型地区——浙江温州，基督教的同步发展是否也起了重要的类似作用，颇值得研究。

 

 

 

                           （本文转载自：《绿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