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问题不可回避，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可以用“六十年的辉煌”来概括吗？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运动六十年了（1950-2010）。当年的人物已经都基本过世了，新一代教牧人员包括政府管理宗教干部，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都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进行思考。

    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是借用词，消灭基督教是重要目的。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在苏共指导下，发起了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开始摊牌。周恩来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为基督教在政治上定下了基调。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对教会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重申“2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所做的坏事……清算一下”。他进一步推出两个凶狠的威胁要除掉教会中的害群之马，教会内部要展开自我批评清理内部。三自运动实际是20年代“非基运动”的延续。

    从1950年至“肃反运动”先后逮捕教会中最有影响传道人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人，因“反三自”不参加三自便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据《香港时报》发文，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革新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徒约六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三自会领导的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之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领导、管理、限制的措施：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当时因王明道不属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王明道拒绝参加会议。当时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在会上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

    大会期间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进行控诉。控诉进行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该杀！”。从此基督教在全国开始了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各地没有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朝元老）为会长，还派实权人物萧静为总干事，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他们都是在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签名等活动。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撤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学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

    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

    学习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生活对比，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

    学习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

    学习班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政治过关。总计人数346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政府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女）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三自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

    学委会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同年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主要的矛盾。政府希望争取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利用他作为三自领导人。所以政府对王明道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去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都被王明道拒绝了。

    1955年8月7日，王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参加三自的，均定为非法和被捕的罪名。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大会，凡支持同情王明道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而获得释放。只要签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脑过关了。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他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那一对年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又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连哄带骗拖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警方告诉王明道，只要做个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据说，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因为“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因共产党的法律“反三自”就是“反革命”。王明道先生出狱后于1991年安然归主。王明道先生即无罪释放，应当无事了，但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对一个已死的人也不放过，于2002年她继续写文章批判王明道，她将王明道与**、**并列为同样罪名，岂不匪夷所思吗？

    王明道先生的历史请参看他的自传《五十年来》和王长新撰写的《又四十年》，2005年加拿大出版。

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及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二百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1958年7月15日学习结束长达七个月之久。

    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七个月的学习中，揪出以三自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有45人，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右派分子都是根据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的。

    运动后期，政府为了进一步“诱蛇出洞”实行“向党交心”，号召向党交出内心的隐私，表示向党忠心，并承诺不扣帽子。一些教牧人员经过1952年的学习教育对个人历史都已经清算过，还要向党交出内心隐私，基督徒很天真习惯于“顺服在上掌权的”，有的人甚至妄自菲薄地交出一些莫须有的思想活动，所谓“不扣帽子”，这是一种欺骗，实际都按反革命论处，后来文革期间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如右派分子等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正逢大跃进年代，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上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在教会公房，因既是剥削阶级，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开始按规定缴纳房租，降低教牧人员的生活标准。

    二、没收教会房产。在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将大批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的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在落实宗教房产问题上至今遗留许多后患，无法解决。

    三、政府为了对外政治需要，58年之后，北京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即转让给学校。以米市大街原圣经会为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

    西堂保留原中华基督教会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

    南堂保留原卫理公会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三人负责。

    北堂保留原聚会处为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

    这四堂的人选都是政府特选派的主要人物，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有四人是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者，如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等人，其他是在教会中有影响和政治可靠的人。

    北京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一元化的领导管理，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取消教会不同的宗派名称，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长话短说，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对三自干部来说是“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三自将要完成历史使命，基督教将在中国历史中结束了。一个三自领导说：“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他们甚至想在文革中能够捞点什么政治资本。他们给红卫兵极力献策，成为红卫兵的“参谋”。几个三自干部组成基督教造反小组，在东单散发反基督教传单。一位姓王的“三自专家”撰写“消灭基督教三自运动声明”然后叫大家在“声明”上签名。印发传单，叫红卫兵出去**向全国各地散发。王说：“三自运动是给帝国主义保教的保护伞，若没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灭了”。因为她掌管教牧人员的档案资料。她为红卫兵按每人的姓氏笔画编号，如犯人交给红卫兵批斗。在米市大街五号私设公堂，将“反动”教牧人员和信徒押到三自会，进行批斗，毒打致死，甚至批斗尸体。

    在红卫兵进驻期间，除了接受批斗，还要参加手工劳动，三自和教会既被取消，停发工资，每人只按12元的标准，发给生活费。

    1967年11月政府和三自突然下令，将所有人员赶到郊区西北旺基督教公墓劳动改造。由政府组成的天、基、佛、伊四教劳动生产基地。由三自干部要士璟、林祥增、吴廷萱负责管理劳动。这是彻底拆散传统家庭生活习惯，破坏家庭妻离子散，子女上山下乡，家中老幼无人照管，停发工资，贫困交加。政府一声令下，马上打理行装，奔赴西北旺，开始劳动改造。初期不许回家，没有休息日，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继续进行批斗。

    在西北旺劳动首先削平坟头，推到石碑，砸碑盖房，养猪种菜，建食堂，挖坟掘墓，栽种果树，开水稻田。他们残忍暴尸，连死人也不放过。

    1973年至1979年，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活动。

    一、为了安置每人的生活工作，首先补发工资，将“四教生产队”合并民政局西北旺果树队，纳入农场正式编制，由果树队发工资。根据各教恢复活动，有人回归原单位。

    二、民政局在佛教广化寺成立“宗教人员管理所”，将老弱的神父、修女、比丘尼、牧师、传道人等组织起来，参加手工劳动，由政府统一管理。

    三、在原米市堂恢复对外宗教活动接待点。只供外国人参加。由三自干部陈文润、王毓华、阚学卿和教牧人员殷继增、刘仲和、石泽生、王耀清负责外事活动工作，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人物。

    当时基督教尚未正式恢复活动，李克因病不能继续在西北旺劳动，调到广化寺宗教人员管理所参加手工劳动。77年调到天主教南堂工作，因参与外事活动，政府认为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天主教工作不利政治影响，又将李克和其他教牧人员调到佛教雍和宫参加管理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宗教拨乱反正。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因反三自打成反革命被逮捕判无期徒刑的都将无罪释放，为右派平反摘帽子，文革时被迫返乡的开始回城。清理归还抄家物资，补发教牧人员的工资，经过十多年的浩劫，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人们在历史现实生活中，无法超越，有时身不由己，坏事也可成为好事。文化大革命成了反面教员，促使人们觉醒。

    有一个人在文革前，他因愚昧、无知受蒙蔽，犯了很多错误。文革初期还决心改造自我资产阶级思想，如此愚昧，有些可笑。但面对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四旧，消灭宗教，他感到极大的困惑。他在社会现实教育中，如梦初醒，开始反思，从新认识社会，认识党的领导，认识三自是灭教的工具，承认自己走错了道路。他在神面前和人面前彻底悔改，重新奉献为主工作。

    他在文革劳动期间对文革发泄不满情绪，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成为被打击对象，他和杨周怀一同被打成“反文化大革命分子”。

    文革后宗教恢复之初，他又公开要求政府彻底为宗教人员平反。1958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宗教人员被打成帝国主义走狗和剥削阶级，降低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当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有个说法。不要把教会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言论，在政府和三自会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一个原来拥护三自的积极分子，如此反动，还能在三自继续工作吗？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教会正式复堂，李克在1958年之后，原是缸瓦市教会正式工作人员。但因他在文革期间对宗教政策有不满情绪，在教会恢复之初，又发出反三自言论。所以政府企图将李克排除在教会之外，李克向政府干部，以理力争，文革已经结束，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恢复缸瓦市教会，理当恢复李克的教会工作，如今将他安置在佛教雍和宫工作，这是党的政策吗？政府干部自觉理亏，最后终于让李克回到教会工作。

    1981年4月12日，在缸瓦市教会举行封牧圣典。三自会宣布：“按立已经在教会传道多年，但在剧变的历史年代里未获按立机会的传道人，特按立石泽生和李克为北京教会牧师”。这是解放后北京首次封立圣典。

    同年三自会组织“青年团契”，为培养教会接班人，举办神学预备班，推选高英、秦虹虹等人考进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宗教研究所一些学者在福州开会。重新制定宗教理论和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简称“中央19号文件”。同年六月在《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发表。这是改革开放后对宗教理论一次新的突破，令广大宗教界感到欣慰。文件重申“宗教五性”论（宗教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特别否定宗教鸦片论、文化论、阶级论等错误观点……”。文件还特别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

    1997年10月，国务院新闻处又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规定：“对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六号文件”。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文件说明国家尚无宗教法，仍无法可依，这是国家法制落后的表现。

    以上几个重要文件都是党中央对落实宗教政策的规定，但至今不能兑现，这是为什么？

    已故的宗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充分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了340件法律和法律文件……，基本上做到有法可依。唯独在宗教方面，至今没有一个宗教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把党和政府正确的宗教政策加以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社会和宗教行为，保护合法，抵制非法，打击犯罪，匡正人们对宗教‘左’的偏见，规范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行政行为……。希望引起高度重视，提上议事日程。列入立法计划，争取早日出台”。

    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丁光训主教在会上说：“我看到不少问题反映政府干部对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理太多。在一些大问题上，都是他们说了算，影响党和政府与信徒群众的关系，需要加强调整”。又说：“要坚持实事求是路线，讲宗教长期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多一些人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再去考虑怎么消灭宗教与宗教做斗争，就会更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

    赵朴初和丁光训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得到广大信徒群众的欢迎。改革开放不到四年，极左路线又开始抬头了。

    当时在教会中流传一些谬论，如“没有三自就没有中国教会”，“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如何顺服在上掌管的”等等。我针对这些邪说，竭力为真道争辩，另外将赵朴初和丁光训为宗教争取合法权益的发言写成简报发给一些同工和信徒，揭露政府和三自会的灭教政策。

    1988年5月19日，北京教会爆发反三自取消三自的呼声，使政府和三自领导感到极大的震惊。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剧变，苏联帝国主义已经摇摇欲坠，国内召开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当然政教也应分开。另外在赵朴初和丁光训为宗教提出合法权益的发言，鼓舞了我们，李克和杨毓东牧师共同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行动，我们首先邀请了殷继增、高玉宗、李仓森牧师开会研究统一思想，向政府和三自的领导举行对话，要求认真落实宗教政策。针对三自会的人事、财务等各项工作提出批评。我们带头向政府和三自领导进行民主对话。

    5月19日，三自会召开全体同工会商讨经济开发问题，我们趁机在会上首先发言，控制会场，提出改革开放，按19号文件和党的十三大精神认真落实宗教政策……。会场就如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了。大家情绪高昂，纷纷提意见，干部们没人敢反驳，无法控制了。殷继增牧师主持会议，提出继续开会，叫大家畅所欲言。会计提出账目混乱，收支不平衡。最后召开三自常委会通过决议，清查三自会财务，由李克牵头组成清查小组，有杨毓东负责清查房产，重新建立三自会的规章制度。

    这次清查财务工作，由三自主席殷继增和宗教处长何乃维负责领导。清查结果请看《财务清查汇报》材料。

    1988年三自会主席丁光训提出取消三自爱国运动：1988年12月13日，全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丁光训向全国两会代表提出《理顺我们的关系》。

    丁光训主席说：“这次开会，要研究广大教牧同工和信徒十分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理顺教会内部三自与教会的关系”。他首先总结了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的功劳和成绩……。“但三自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而它的功劳是很大的。

    三自运动的宗旨只是在教会中提倡爱国，提倡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三自组织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性较强的组织。管理教会不在他的目标和任务之内……。

    但到后来，三自组织在职能上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因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停止，好些教会领导体制运动不灵，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起教会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社会不断的政治运动，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一元化的领导。也影响到教会，教会的工作和领导不可避免的集中于三自组织。三自组织便成了教会之上的领导。他既不像教会，又不像政府的管理部门。许多同工和信徒不理解、讲不清，因此三自组织和教会关系不顺。教会不是社会一般团体，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团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

    正因为教会在教义中有崇高的地位，如果任何机构凌驾于教会之上，信徒在信仰上就会觉得不顺不畅，觉得别扭。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的地位被取代了，心中就有压抑感。教会接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三自的领导，信徒听了很刺耳。这并不是因为信徒不爱国或不拥护政府。也不是外国信徒敌视新中国，这就是信仰的缘故。这一点是没有信仰的人无法领会的。

    教会是永远长存的，经过改革运动教会的存在，而是那个运动，运动和那个组织应当是为教会服务的，到了一定时期应当调整运动的职能，是可以设想的。既然是三自运动原来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到了作出调整的时刻了。

    为使教会得到更多的保养顾惜（弗5：29），必须用教会的办法来办教会，不是其他组织所能代替的。任何事物到了一定的时候，不作应有的改革，势必走向它的反面。它的促进作用将会变成障碍……。

    三自爱国的目标是很有限的，它不能取代教会的职能……。

    至于海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非法违法等活动，那都是取缔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能。而不应是三自组织所能作的……，

 

     既然三自的职能是很有限的运动，为什么不是更早提出这个问题？

     一、是50年代后期全国左的路线日益抬头，教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和损伤……。

     二、是拨乱反正以来，教会忙于收回教产，开建教堂等工作……。

     三、是要经过充分的实践，才能比较充分地把握问题的所在。1980年成立“基协”，提出“三自”即是
“三好”（治好、养好、传好），方可走向理顺的第一步……。

    理顺教会内部的关系，同时必须理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否则，将是换汤不换药。要按党的十三大精神，调整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我相信可以期待政教分开的原则。将进一步得到贯彻。政府和三自组织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对他们“加强管理”云云是谈不上的。教会的人事、财产、经济、组织、行政、事工的自主权，应当充分给予尊重，不插手干预，按教会的办法办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精神将会得到重申。并在基层和各级付诸实践。宗教界是党的诤友，有责任协助促成实现这些精神。

    全国各地同工同道对关系不顺，早有察觉问题的存在，而且早有大量的议论。

    对三自运动要不要有所改变？当如何改变？我们不急于作出结论。希望各位同工同道投入讨论。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神州大地上真正建成基督的荣耀教会”。

    以上摘要地介绍《论理顺我们的关系》，请参看全文《丁光训文集》347页。另据金陵神学院学生石某介绍：“12月丁院长给全院师生作了有关三自的报告，丁院长说：‘三自运动将要结束了，但要保留三自精神，并要转变它的职能，可以成为教会服务机构，而不是管辖教会的三自’。丁院长报告之后，对保留三自或转变职能问题，同学们大胆地提出意见，大家都反对保留三自精神，因政府利用三自运动消灭教会。大家发言成为控诉三自的大会。他听说北京教会更先进，早就提出取消三自的呼声。”

    关于三自爱国运动的职能问题，众所周知丁主教在前两年就向国内外发表“三自脚手架论”。盖楼房需要脚手架，当楼房盖成后，就当拆除脚手架，三自就是建设教会的脚手架。当前中国基督教已成为治好、养好、传好的“三好教会”，三自运动的职能该结束了。

    1988年三自两会的上海会议。如此重要，本当向全国各地教会传达，《天风》杂志是基督教唯一的喉舌，为何沉默了？而北京教会在上海会议之前就公开要求改革开放，取消三自。上海会议“理顺我们的关系”告白，是对北京教会同工的极大的支持。北京教会殷继增牧师将上海会议的文件拿出来，详细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这不是政府的意思）。

    1989年2月13-15日，北京三自在崇文门堂召开扩大委员会，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同工们学习了上海会议纪要和《理顺我们的关系》的重要文件。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大家情绪激昂，畅所欲言。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和三自干部极左思想提出了批评揭露，三自干部感到压力，在小组会上没人敢反驳。李克牧师在小组会上特别引起关注。从国务院宗教局到市宗教局及三自干部都集中在李克所在的小组观阵，李克牧师在小组会上用一小时左右发言。后来政府干部说：“李克在控诉三自”。三自干部王毓华在会上企图反驳，组长律玉符说时间已到阻止了她的发言。日后王毓华写这段历史时，她说：“在政府不断落实宗教政策时，有人（指李克）掀起更大的波澜。北京教会有少数人采取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手段在扩大委员会上，不满足给三自运动委员会抹黑，而是直接提出取消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张。强调三自运动任务已完成。现在是办教会的时候了，小组讨论上，各组都有压制反对取消三自爱国的言论和举措。压制的办法是对取消三自论者任其畅所欲言，使反对取消三自论者没有发言的机会。如反对取消三自者抢时间发言，就以时间限制不许往下说。而且对维护三自的人，扣上”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还有人主张召开基督教代表会议，以便实现取消三自的目的”。

    这是一场维护民主自由与三自会的一场斗争。在上海开始时，北京极左思想的代表起来反对取消三自。

    上海会议“理顺我们的关系”精神被政府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李克反三自“大逆不道”是危险分子，要加强防范。

    宗教处副处长何乃维支持李克查账受到上级批评，从处级降到调研员，在政治压力下，心情不快，突然猝死，可能还不满60岁。

    宗教处调干部哈金启主管基督教。11月30日三自召开常委会。通过查账汇报，免去会计职务。哈金启以“三自太上皇”自居，对李克呼其名横加指责，李克当场反击，照样呼哈金启之名说：“常委会是教会内部会议，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指手画脚是违反政策……”。当时会场很紧张，已无法进行。主持会者宣布散会，不欢而散。

    国内外形势剧变，民主气势高涨，89年发生青年学生民主运动，91年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结束。中国社会主义感到危机，极左路线开始抬头。

    1990年1月6日北京市委负责人封明为做政治报告提到东欧局势说：“罗马尼亚剧变是一位牧师引起的，他们游行是先到教会聚会……”。

    1990年4月11日宗教处负责人姜立勋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当前，世界一切矛盾都是由民族宗教引起的……。”还特别点名赵复三说：“教会有一个大人物，六.四期间叛逃国外”。这位大人物那里是教会的人，赵复三是政府多年安置在教会卧底，是灭教的特工人员。后来成为政府的官员，六四期间他在国外访问，支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斗争，之后不不敢回国。

    1990年11月《北京日报》和《天风》先后公开声明免除赵复三党内外和三自会的一切职务。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思想战线的领导，清除精神污染，对统战部门和宗教信仰继续施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促使宗教早日消灭。中共中央19号文件和六号文件好景不长，俨然“昙花一现”，如今没人了解中央19号文件精神。甚至政府有人扬言，又把宗教说成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宗教是麻醉人民鸦片论的继续。编者曾致函《人民政协报》要求大力宣传中央19号文件。

    1987年1月14日编者向丁光训主教汇报北京三自干部对教会工作限制情况，他们提出要简化圣诞节，不可庸俗化，他们粗暴地撕毁“庆祝圣诞”横幅。他们比政府干部还要左三分。令人不可思议。

    1987年3月编者向政府宗教部门郭处长，要求落实宗教政策，对三自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表示理解。

    1989年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内部文件：“传达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境外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目标集中在我国。向我们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攻势……，宗教渗透实质是政治渗透，所以全体党员要提高警惕，做好无神论宣传，在党委领导下，做好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三反斗争”。

    1991年59号丰办发：“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办公室丰台公安局：《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取缔非法基督教家庭教会活动的人民战争》的通知，1991年11月7日。内容：领导重视，态度坚决，揭发骗局……。”（可见原件）

    党中央的19号文件和中共六号文件都成了废纸。中共中央从党内把宗教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对宗教信仰视为“三反斗争”的对象，为取缔宗教活动“打一场人民战争”。

    所以政府的宗教干部和三自干部，他们沆瀣一气，对宗教活动变本加厉地进行打击……。

    1990年12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991年1月30日江泽民在邀请五位宗教领袖在中南海做客。1991年2月12日吴恩敏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略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强调对宗教加强管理。

    几十年来，教会的人事、经济、财务甚至教务等都在政府领导管理现进行的，难道管理还不够吗？近来宗教管理部门提出“三定”，“十不准”新的规定。“三定”是定地区，定时间，定人数。还有十不准规定，不可跨区活动。宗教干部说：“如违反三定，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北京郊区公安局对信徒禁止聚会，销毁圣经，拘押信徒时有发生。1991年3月我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讲：“中国一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果有信徒被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违法问题”。这是欺骗国际舆论的发言。

    众所周知，首都在政治上是个极左的地区，北京违反宗教政策的事件司空见惯。有人戏称：“北京的宗教干部是‘土八路’”。宗教处负责人沙之源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但砸教会没有错。北京是首都，在政治上不能随便开放，外地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如炒股等……。”

    “六四”事件，是一次全民性自发的民主运动，千千万万青年涌向天安门。各宗教神学院学生也行动起来，如佛学院开着大卡车，高举红旗，敲锣打鼓，缸瓦市教会也有一些青年信徒高举十字架奔向天安门，说真的，我们当时都很激动。但我和杨牧师都不主张他们去游行。一再劝阻，而遭到青年信徒的反对。因我们怕将来给教会带来政治麻烦。

    这次事件之后，政府对宗教的领导、管理、监督极左路线又开始了。三自主席丁光训为教会争取合法权益。于1990年9月6日，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言，摘录于下：

    人大常委会议平时很少接触宗教问题，特别在班禅副委员长去世以后。当前宗教工作中有些情况，使我不得不做这个发言。

    宗教在国内外有广泛群众基础，在国内，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多得难于计算。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保持民间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文革期间，尽管寺庙教堂几乎全被关掉，宗教界的人受到种种凌辱，但我们当时深有体会，周围许多不信教群众是暗中同情和照顾宗教信徒。这说明热衷于反宗教的是少数，用强硬手段对付有宗教信仰的人，广大群众并不喜欢。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总结三十年宗教工作经验教训，1982年发表19号文件，纠正错误观点，在19号文件的思想指引下，各地落实宗教政策有很大成绩。但是当前许多现象说明，同宗教做斗争，处理宗教问题“凡事‘左’三分”，不怕得罪群众的想法、说法、做法又在抬头，对稳定非常不利。

    1982年第19号文件从实际出发，号召全党全国认识我国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这五性。认识解放以来“我国的宗教状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肯定我国宗教界“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既然如此，在今天，党在宗教方面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和宗教习惯，团结他们和广大人民在一起，投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至于信教和不信教，作为意识形态固然是对立的，但是，按十九号文件的说法，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一致相比，那不过是“次要的差异”，只能求同存异，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信教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件要求我们重视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渗透和宗教外衣下的非法违法活动，要求予以坚决打击，但这打击不应扩大到正常的宗教活动，至于宗教界爱国组织，那是宗教工作中的依靠力量，政府不应当包办代替或越俎代庖，应当帮助他们健康发展，让他们在宗教群众只能够作工作，这样政府就可以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十九号文件说：“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十九号文件内容丰富，不能细细介绍。

    我之所以要提十九号文件，是因为今天有种种迹象令人担忧，是否正在从十九号文件后退。会不会再来一次重复。

    首先，十九号文件对宗教界基本政治状况的估计是不是得推翻了？宗教界在政治上是不是一群不可靠的人物，是政府加强管理甚至监督的对象？如果不是，那么应当信任宗教界的爱国力量，辅助它，使用它，依靠它，把宗教信仰管得死死的，不能按着宗教团体的特点去展开工作，发挥作用？只信任极少数几个人，不顾宗教群众的好恶，一味迷信行政命令去对付群众，让爱国宗教团体形同虚设，结果党群关系大紧张，这是很不好的。海外宗教方面敌人在我渗透，这是事实；存在非法违法活动，这也是事实。但这些1982年发表十九号文件那时就有，即使当前更多些，总不成为宗教的主流。为什么一谈宗教，就是看到这些，似乎这些成了主流？对渗透和非法违法活动加强管理，这是理所当然，但一讲管理，首当其冲的是守法的宗教活动和团体，这是令敌人高兴的，他们正在窃笑呢，对爱国的要松绑，对反动的要绑紧，上面早就有了这个精神，可惜没有实行出来。当前更以存在渗透和非法活动为理由，以偏概全，对爱国的宗教，同渗透无关，不是搞非法违法活动的团体，全面进行所谓加强监督，这究竟对谁有好处？

    某些宗教干部以宗教管理者自居，不怕得罪群众，经常折腾群众，最近甚至开始把基督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加以取缔”，在全国不少地区引起教徒的恐慌，他们纷纷向我们求助，这么做的结果必然是引起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方便了坏人，这的确是亲者痛仇者快。我想，四十年宗教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处理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我想政府的宗教工作应当摆脱对宗教的对立情绪，同信徒交成知心朋友，成为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思想说服工作的能手，这样去管理，才能出效果，这样才是真正加强了管理。

    加强管理是个模糊概念，在宗教方面存在着至少三个层次，三个不同性质的管理。必须严加区别：

    一、对涉及宗教的政府工作的管理；

    二、对宗教团体进行工作的管理；

    三、对宗教外衣下进行渗透和非法违法活动的管理。

    现在这三者时常混为一谈，产生很大的混乱。

 

    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爱国组织是宗教工作的两支队伍，缺一不可，应当在党的领导下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干部一般不大理解教徒的思想感情，如果他们插手宗教本身教务，所出主意每每不为教徒所满意，党群关系就恶化，这不是我们所愿的，我们国家的宗教在大的政治方面，例如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意道路，理应和政府一致，各教不应当有什么同国家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是政府不必管到宗教的一切，各教都有自己经过长期演化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应当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保持政教分离的形象，特别是政府不干预宗教本身教务的形象，我们的宗教也应当保持独立自主的形象，这样才有利于争取国内外群众的好感和拥护，现在国外敌人攻击我们搞的是“官办教会”，而国内竟有人说：“中国的宗教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官办，说什么官办正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这是十分脱离群众的论调，是国内外群众接受不了的。希望不要这么讲，也不要这么做。

    现在有个说法，已经在宗教界传开，认为宗教在东欧事变中起了很多的作用，甚至认为宗教引起了东欧事变。因此，中国要接受教训，对宗教要加强防范，加强监督，加强管理，这个说法在宗教界只能造成不被信任的感觉，在党群之间和政教之间起的是疏远离间的作用。按我所知，东欧的教会决不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像波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信天主教，有梵蒂冈这后台，像东德的教会，有西德为其后台，这两国教会同政府几十年间保持紧张关系，自然对事变欢迎、支持、参与，那是一种态度。但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的教会很不同，那些教会的领袖长期了以来同政府合作，今天政府倒了，他们许多人处境困难，有的正在受苦。像罗马尼亚东正教总主教因为长期拥护齐奥赛斯库，就受到攻击说他出卖教会利益，是教会的叛徒，他不得不提出辞职。罗马尼亚基督教主教由于同一原因，已经到法国避难。据我所看到的材料，匈牙利和捷克教会领袖在事变之后有被迫辞职的，有被迫提早退休的，有被撤职的。即便在东德，教会里也有人因为过去支持社会统一党（就是共产党），而今天遭到反攻倒算，要他们公开忏悔。有人喜欢说罗马尼亚的动乱是宗教引起的，据我所知，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政府没有好好处理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硬要他们迁移，他们不同意，就引起了冲突，发展到布加勒斯特的暴乱。这是一个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总之，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泛泛地说东欧教会是支持甚至是挑起动乱的。东欧的党也做统战工作，做得也有成效。我们要坚信，党在宗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统战工作是有效的，不要听到一些风声就接受，如果在宗教工作方面我们要加强防范和管理，对宗教方面的敌人理该这样，但对整个宗教界，应当接受经验教训是好好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群众的争取、分化、教育、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面。

以上所见，难免有片面的地方，请指正。

 

    我当时将丁主教的发言稿打印发给信徒传阅，受到很多信徒支持、欢迎，丁主教在人大会上将《苏联一些学者对宗教和无神论教育问题的反思》的发言稿发给代表，希望国家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可惜!未能得到国家的重视。这是1989年6月28日，丁光训赴苏联进行学术访问交流的报告，摘要如下：

    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我（丁光训）于1989男6月28日赴苏联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先后走访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即宗教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无神论教研室和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无神论教研室，同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学者、研究人员就苏联宗教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和讨论。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研究所所长B·H·加拉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下列问题进行了反思：

    1. 根据列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人为地向宗教宣战，消灭宗教，而是要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和宗教共存的条件，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宗教很快会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2. 他们认为宗教有两重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应当否定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肯定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有一致的地方，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有其共同之处。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不能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主要障碍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3. 宗教既然现实地、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部分人的社会需要。那种不加具体分析地认为宗教好像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不仅是幼稚可笑的，而且也是无知的表现。

    4. 过去人们认为“宗教是社会上的落后思想，小资产阶级心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即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现在他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应当把它颠倒过来，这些社会问题才是生产宗教的土壤和条件。

    5. 虽然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对立的，但它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妨碍人们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它鼓励和号召广大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教徒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承认在宗教政策上犯了错误

    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政策上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对宗教、教会、神职人员，教徒实行了限制、控制、歧视、打击、甚至取缔的政策。各级苏维埃政府规定，信教者不能当苏维埃人民代表，认为他们是落后分子，二等公民，不能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苏维埃政府还定制了新的法令和条例，限制宗教活动，取消了不少宗教团体的登记，对私自举行宗教集会或宗教游行的要进行经济制裁。许多宗教教派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活动。曾经受到限制和打击的还有某些教派的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信教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医生、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等。

    2. 对宗教设施实行了没收、关闭、拆除和破坏的政策。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关闭了大批教堂、清真寺、祈祷所、这就引起了教徒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被关闭的这些教堂，有的被改为博物馆、工厂作坊、仓库，有的被拆毁后修建了机关用房等等。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直接违背了列宁关于宗教、教会和教徒问题的下列基本原则：“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禁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对待教徒群众”，“必须坚决铲除任何企图的关闭教堂、清真寺、寺庙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斗争的做法”，“要保护具有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的教堂、寺庙”。虽然苏联宪法也明文规定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现在，苏联政府认识到这一错误，并开始加以纠正，向教会归还教堂、寺庙、修道院，修复被破坏了的教堂、寺庙、修道院等宗教场所，允许人们自由进出教堂，恢复教徒的正常宗教生活，恢复受害教士的名誉，恢复主教的职权等。以莫斯科为例，现在根据苏联政府在指示陆续把教堂、修道院等归还教会管理，现已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50多处，进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神职人员重返教堂，继续担任神职。这是我此次访问苏联时亲眼目睹的，目前，苏联政府正在复审和制定一项新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保障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切身利益，以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据悉，此项法规已于今年10月1日获正式通过）。

    三、承认对宗教的作用做了错误的论断

    他们认为苏联理论界过去在宗教的作用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论述，如：“宗教历来起着反动的作用”，“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进步和科学的敌人”，“宗教是一种阶级异己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机体病态”，“宗教是一种罪恶”，“宗教是一种社会的破坏因素”等等。今年7月份，我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A·H·克里诺夫教授（他是苏联宗教所新法规的起草人之一和顾问）等几位学者，他们就宗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发表了看法，认为基督教（主要是东正教）不仅起着宗教作用，而且也起着社会政治作用，因为它是俄苏历史、文化、政治制度许多世纪以来发展道路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具体讲有如下一些肯定的作用：1.当历史上的俄苏国家遭受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1707年）、法国皇帝拿破仑（1812年）和德国元首希特勒（1941年）三次外来侵略时，东正教会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一致对外。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教会和神职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广大教徒群众募捐国防基金，并用它组建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命名的飞机大队和以德米特里·顿斯基命名的坦克纵队，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教徒和非教徒一样在前线共同浴血奋战，在后方忘我劳动，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立了功；2.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劳动者，为了平等和自由，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肩并肩地共同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贡献；3.全国各宗教团体在捍卫和平事业方面，在缔造和平的活动中，反对核威胁，主张核裁军，为人类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只能够也作出了贡献；4.宗教神职人员为人道主义，为各国人们之间的公共关系，为支持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是值得称赞的；5.今天绝大多数教徒都愿意接受改革，对发扬民主与公开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加速实现苏联经济发展计划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应当肯定的；6.宗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密切，17-18世纪，俄国许多农民起义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如17世纪，俄国多次农民运动就是打着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旗号进行反沙皇政府斗争的；又如：18世纪，旧礼仪派在顿河流域参加哥萨克农民起义，反对沙皇独裁统治；7.10-17世纪，修道院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培养了众多的学者，为后来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教会不仅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如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同时也有丰富的精神财富，而且精神财富是主要的（如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宗教伦理、宗教艺术），总之，这些苏联学者一致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否定宗教在俄罗斯和苏联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在应该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承认无神论教育遭到失败

    以B·H·加拉贾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学者认为：“今天在苏联进行的无神论教育，虽然在政治杀死那个和精神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仍没有取得成效”。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和审查我们在无神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立场”，“我们不应当坚持错误，而应当改正错误”，“我们不应当落后于现实，而应当面向现实”，“我们必须打破僵死的教条，扫清我们头脑中一切错误的东西”，“我们必须按照新的思维方式对待无神论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改革整个无神论的教育体系”，苏联学者认为无神论教育遭到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理论上出现了错误。无神论理论的错误早在二十年代就已存在，当时，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的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是激烈。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对待宗教，教会和教徒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对无神论本身的理解上。无神论者强调无神论与宗教势不两立的，主张无神论应当同宗教进行斗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理论界逐渐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无神论的观点。

    2. 思想上急于求成。在斯大林时代，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时刻盼望奇迹的出现，在无神论方面，也希望出现奇迹，于是出现了消灭宗教的积极分子。在赫鲁晓夫时代，向共产主义飞跃，指责无神论宣传工作没有成绩，不能令人满意，提出加快消灭宗教的措施，大搞反宗教运动，每年关闭大批教堂、寺庙、限制教徒在教堂中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急于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继续强化无神论教育工作，出版大量的有关宣传无神论的书籍和小册子，成立一些列无神论宣传机构，甚至许多无神论宣传网，以便缩小宗教的影响。结果，事与愿违，信教的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多了起来了。我在莫斯科问及一位学者，为什么在苏联宗教活动有时处于低潮，而有时却处于高潮？他说：“所谓低潮并不是真相，只是面表现象，真相是许多教徒转入地下（家里）活动了。这种表面现象是有高压政策和无神论教育的强制教育所造成的。所谓高潮（活跃），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其历史原因是东正教在苏联有一千年的历史，其传统势力很大影响很深，想在短时间内清除，那是不可能的；而无神论在苏联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更何况其宣传不得力。现实原因是指苏联社会问题很多，人们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思想非常苦闷，常常到宗教那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一条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宗教。

    3. 方法上简单粗暴。过去在对教徒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不是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办事，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不是关怀、尊重、帮助、照顾他们，而是一味指责、歧视、排挤他们，甚至进行批斗，把他们推向与苏联政府为敌的对立面，从而消弱了社会主义。

    4. 工作上有片面性。只讲宗教、教会、教徒的消极、落后方面，不讲他们的积极、进步方面，不讲他们是爱国劳动者，不讲他们同无神论者一样反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不讲他们拥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讲他们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其结果，严重挫伤了广大信徒的积极性。

    总之，在苏联，无神论教育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种种错误，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1991年4月5日，天主教傅铁山主教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也提到：“东欧剧变后，有人说东欧基督教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是事实，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反之这种说法会使人感到宗教是潜在的敌人及危险，因而对宗教设防。

    1992年7月1日，丁光训在全国人大常务会议上的发言：“区别对待是中央精神”。他说：“我被形势所迫，做一紧急呼吁，要求立刻停止在我国蔓延的那股取缔风。不加区别地取缔所谓‘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不能因为群众信教就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宗教。他们动用公安干部、民兵，使用电棍，撕毁宗教图像，没收圣经和书刊，监禁信徒，罚款，停水停电，停发救济款，拆毁房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首先要搞清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是正常宗教活动，还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非法活动？我们反对不加区别，一概取缔的粗暴做法，这样打击实在太宽了。中共中央19号文件明确规定，坚决保护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是凭某些基层干部个人的意志和他们对宗教的好恶情绪消灭宗教”。

    1992年12月2日，在广州召开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副主席、会长、副会长商讨全国两会的会务事宜。

主要讨论如何理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各地反映宗教不自由现象严重，会议通过六条决议：

    一、关于人事问题，当由教会自主，不得由政府将非教徒派进教会做三自干部。

    二、选派神学生问题，当由教会负责，政府不得包办代替。

    三、关于教务问题，当由教会自主，不可由政府批准。

    四、关于经济房产，政府管理部门不得占用。

    五、教会办企业所得利润当归教会所有，政府部门不得占用。

    六、教会房产当归教会所有权，不得上交宗教处。

 

    国务院宗教局宛局长也参加会议，他说：“以上情况不是落实宗教政策问题，是违法问题，当按中央19号文件规定，不该出现违法问题”。

 

    1994年1月31日，李鹏总理签署145号令，根据《条列》规定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法》，可查登记宣传提纲，了解为何登记和登记范围和条件。

    1992年8月29-31日，在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海外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纪要提出：“当前有些人动辄将国外渗透与正常的宗教来往混为一谈，这是观念上的混乱。不要安排或少安排邀请外宾讲道或参观农村聚会的，唯恐提供渗透机会。

    会议讨论了，政府干部参与教会外事接待问题。考虑到政府对教会控制很严，三自是政府官办机构等流传很广。对迎送、陪同、座谈等活动，不宜有政府干部出面在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会议讨论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过程中，基督教所起的作用问题。实际上，东欧凶、捷等国基督教领导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正教的反共态度，是因苏联政府长期不执行宗教政策，压迫宗教的做法导致的结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主要是因经济上不去，干部脱离群众，而不是因为基督教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中，我国基督教是一支社会主义稳定的力量”。

 

    这次外事工作会议。对“海外渗透”和“和平演变”问题，作了比较正确的引导。1989年9月4-9日，政府宗教处在佛教广化寺召集天、基、佛、伊各教全体工作人员“对天安门动乱”事件进行清查。宗教处领导姜立勋做动员报告，听取市委书记汪加求和李志坚的录音报告，进行分组讨论，最后有郭锡民处长作总结。他说：

    “政府认为“89六四”是一次动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国内外政治气候决定的，主要是企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要加强各教爱国组织领导管理，不许教会与三自对立，另立组织。

    对‘理顺关系’问题有意见可以提。但必须加强对宗教进行领导管理，清查工作，要除恶务尽，不可姑息，教会不能超政治，不可否定党对教会的领导”。对缸瓦市教会牧师杨毓东、李克支持信徒参加天安门游行提出严厉的批评。点名佛教动乱分子伊法和缸瓦市信徒刘焕文。有点名缸瓦市年轻同工秦虹虹6月3日不见了，4日又回来了，过几天又跑了。要继续清查与反动分子的关系和反动言论，传谣，拦截军车及大量捐款者……”。

    “六四”之后，在教会内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90年10月11日，宗教处的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未公开点名指责李克等人说：“北京有人发起‘反三自风’，说三自多年没做好事，控诉三自，否定党的领导，今后必须依法对宗教加强领导管理……。”

    美籍华人宋能尔一行约定到缸瓦市教会访问，但迟迟未到，为什么？第二天见到陪同人员信达雅旅行社王总，她说：“三自会领导阚学卿牧师劝阻不可去缸瓦市教会访问。因李克和杨毓东将被开除，你们要坚持去缸瓦市教会，恐怕你的总经理也干不成了！”阚当时是三自会总干事，实权人物，甚至旅行社也要管？

    改革开放之后，朝鲜族信徒不断增加。1988年10月经宗教处批准，允许朝鲜族信徒在缸瓦市开设聚会点礼拜。“六四”之后宗教处领导下令主任牧师杨毓东赶走朝鲜族信徒到崇文门堂与朝鲜族合并一个聚会点，由阚学卿“牧师”管理。杨毓东向宗教处表示拒绝说：“朝鲜族到缸瓦市堂聚会是经政府同意的，作为牧师不能随便赶走信徒”。而朝鲜族信徒坚决不离开缸瓦市堂，在北京教会闹得沸沸扬扬。政府的干部认为缸瓦市教会的牧师不与政府合作，又成了反对党领导的罪名（参看李克《北京三自会纪实》第6页“崇文门朝鲜族信徒事件”）。

    1989年3月编者撰文《促进“理顺我们的关系”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主要内容：针对“没有三自就没有中国教会”和“多一个基督教就要一个中国人”等邪论，我们应当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罪人”。基督教在历史中，无法脱离社会的现实，但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永不动摇。

    改革开放之后，“三自运动”出现危机，“三自专家”们为了挽救“三自”提出三个理论：

    一、三自是20年代继续论：上世纪20年代，早就提出基督教自立会运动，实际三自干部是不承认20年代的“三自”，如今为了掩盖政府发起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欺骗群众说“今天的三自就是20年代三自的继续”。

    二、三自是教会的保护伞论：他们说：没有三自就没有中国教会，又说：没有三自，就不会顺利地恢复宗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时教会被消灭，三自能保护教会吗？改革开放后恢复宗教活动是因“三自”才恢复的宗教活动吗？

    三、圣经中有三自论：1985年金陵神学院教授陈泽民，为了挽救三自危机，他提出“圣经有三自”论。他说：圣经中虽没有“三自”一词，但有三自之实，正如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之词，却有圣父、圣子、圣灵之实。

    “三自爱国运动”为什么出现危机？三自运动将近六十年的历史证明它是灭教的工具。一提“三自教会”信徒深恶痛绝，坚决不进三自会之门。新一代的信徒没人关心什么是三自，只有政府和三自干部们继续高举这面旗帜。丁光训为大局提出“理顺我们的关系”，是为了叫“三自运动”体面地寿终正寝。

    “六四”之后，苏联解体，国家加强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将基督教当作潜在的敌人，对基督教加强管理限制。开始“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1993年，江泽民对宗教提出三句话：一、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依法加强对宗教事物进行管理。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江泽民的“三句话”成了基督教头上的“紧箍咒”，加强管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消灭宗教的重要手段。

    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强调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2002年8月25日北京出台《北京宗教事务条例》，唐香山在《爱筵》上，评“北京宗教事务条例”，这是一篇好文章，我复印发给信徒传阅，提高思想认识。

    2004年7月7日，国务院57次常委会通过《宗教事务条例》，主要内容：强调政府对宗教事务依法进行领导、管理、监督、检查，违者罚款等等，教会完全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

    另外还有一些法规都是对教会进行领导、管理，限制向的规定。保护宗教法至今已石沉大海，不能出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严重破坏。

    江泽民的三句话，政策、管理主要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任务如何完成？据说政府对丁光训摊牌，施加压力，要求从神学理论解决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许诺保留政协副主席终身待遇。可惜!“因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的名份”。

    1989年三自会提出神学思想建设。丁光训宣称：“为了响应江泽民主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号召，积极地引导人们重视神学思想的政治引导。急切地要淡化、不讲、乃至排除宗教中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立即排除，有的要逐步排除……”。

    首要要排除“信与不信”的界限。丁说：“教会里有些人强调信与不信是矛盾对立的，说信的人可以得救，死后上天堂。不信的人不得救，死后下地狱。据此，他们极力传教，这就使基督教变成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对立的宗教。是和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宗教，是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宗教”。

    其次他说：“要淡化因信称义，因上帝就是爱，不信的人也可以得永生。”接着否定圣经的权威，他说：“因为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否定上帝的圣洁、公义，歪曲神的完美属性，亵渎神的名“上帝是暴君”，“上帝是反动的”等等……。

 

    为了捍卫基督教的真理，编者于2004年12月撰写了《为真理竭力争辩，剖析“神学思想建设”的真相》，请参看全文。

    上世纪基督教在中国培养了一批学者专家，如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刘良模、李寿葆、施如章、李储文、赵复三等。他们属于现代派的信仰，不相信圣经的基本信仰，他们在共产党影响之下，多人早已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在教会中都是三自会的实权人物。暗中执行灭教政策。赵朴初（佛教）丁光训在全国人大、政协为宗教合法利益说了一些好话，那是当时社会思潮影响决定的，并不是为了信仰。

    江泽民提出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必须从教会内部，从神学理论、淡化宗教信仰逐渐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非丁光训莫属。

 

    按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建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督教的福音就自然消灭了。今天全国三自会的神学院都以丁光训的神学思想理论为基本教材。政府十分重视神学院校的建设。政府特派党代表进驻神学院进行指导管理。选派神学生必须经过政审，由宗教部门批准。北京曾有一位学生学习成绩优良，高中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大学。但她自愿奉献入神学院。政府宗教干部不自觉地说：“这么好的学生入神学太可惜了”。我说：“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可以入神学吗？”这只能说明政府关心培养教会接班人的狼子野心。

    最近有机会阅读吴耀宗之子吴宗素的文章：“《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落花有意是指父亲一厢情愿笃信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这个政党，义无反顾，一贯拥护中共各项政策，无怨无悔。

    流水无情是指革命洪流，冲垮了中国教会。父亲本人最后也厄运难逃。这个政权无情无义，俨然将他作为反革命对象来清算，岂不令人心痛。

    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以救国救人为己任，以基督教的立场走上了这条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归路。他没有得到多数同胞的认同，反而遭到教内外，从左到右不少的否定和反对。父亲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吴宗素已是80岁的老人，他继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堪称当代的学者专家，希望他对中国宗教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在文章中，对其父和三自运动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提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问题。如当初发起三自革新情况，和三自内部情况。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抗美援朝的历史真相等资料。他敢于为真理作见证，必蒙神喜悦。

    他说：“父亲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很多人都不相信，以为他和丁光训一样受到保护……。1949年后的中国基督教多灾多难。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大折腾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宗教越凋零。”

 

    对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他说：“应当指出，1950年5月周恩来三次召集中国基督教代表之前，父亲和代表们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发表‘革新宣言’。一心只求中央政府下保护宗教令，。‘革新宣言’完全是周‘教育和启发’的结果。应当说周的‘启发’就是最高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父亲是属于能理解的，而很多教会领袖都是不甚理解，只是无可奈何勉强地随大流了。”

    中共是脱胎于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敌视一切宗教的基因。根据《大英百科全书》，斯大林在20-30年代执政期间，东正教遭到血腥残害。到1939年，国内幸存的东正教会主教仅有三、四个人，全国只有100座教堂能公开礼拜。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认为，基督教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对宗教大张挞伐。

 

    他说，父亲对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深信不疑……。中共从1940年就开始宣传作为《共同纲领》依据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很快就变成废纸一堆。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北朝鲜称之谓“祖国解放战争”，中国称之谓“抗美援朝”，西方称之谓“韩战”。

 

    事实真相，由于档案的解密，已经大白天下，但在中国国内仍然鲜为人知。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区。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金日成以中共为师解放全朝鲜。经过密切的协商，斯大林最后同意帮助朝鲜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计划周详的方案。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解放军越过三八线，发动突然袭击，挥师南下，势如破竹。

    南韩在无准备情况下，无招架之功，一败涂地。三天后韩国首都汉城失守。值得指出的是，朝方事先没有通知中方作战方案和具体开战日期。中方和美方几乎同时得到情报，就这样匆忙参战，牺牲了几十万人，实际上是为苏朝两方火中取栗。

    以后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领导斯大林指示中国介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70%是正规军）跨过鸭绿江。正式“抗美援朝战争”。苏联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从中渔利，自己却置身事外。苏联援助中朝的军事物质并非无偿。中国欠了苏联几十亿美元，苏方不断催讨。1965年才还清债务（中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抗美援朝的真相。

    中共利用“抗美援朝”通过铺天盖地的不实宣传。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耸人听闻的“细菌战”就是子虚乌有，就连沈崇事件也是无中生有，都是为了政治宣传，而炮制出来的。要求人民群众捐献飞机大炮，要求青年学子踊跃参军，保家卫国。

    这段历史真相，在中国依然讳莫如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绝大多数老百姓依然蒙在鼓里。被愚弄至今。

    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七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的指示》，开展“三仇”：对美国要仇视、敌视、蔑视。这是宣传的口径。也要将指示落实到全国政治生活各个方面。（最早成立的三自就冠以“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这就是紧接而来的基督教三自革新和控诉运动的时代背景。充分地说明了，这些运动是积极配合了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共所直接领导的。父亲和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员，是主动或被动地执行落实这个指示。

    控诉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由上而下，并没有广大基督教人士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要求的运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的公私财产。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美国津贴的教会、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为此，政务院在51年召集这些基督教单位的负责人到京参加全国会议以求解决这个困难局面。

    会议要求与会者控诉美帝国主义，表明愿意割断和美帝的关系。这是个大是大非，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这些人如何表现？且看沈德溶的回忆《在三自工作五十年》，沈说：“我亲眼看到各教派的头头对于‘控诉’这件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有的虽发言，却是‘顾左右而言他’。小组会开了三天，仍没有打开局面。上海宗教干部周力行不得不声色俱厉地推动大家起来控诉。大家确实感到压力，不得不认真考虑实际何去何从。在抗美援朝的大形势下。基督教界还要抱帝国主义的大腿，不转到人民这边行吗？

    以上是沈德溶对当时控诉运动的描述。

    关于中美关系，吴宗素分析说：“中共反美始自国共内战，因美国拥蒋反共政策，甚至中美对立，尽管反美表面上声色俱厉，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对美国仍有好感，所以中共高调反美，私下却陈仓暗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并不反美。1943年抗日期间《新华日报》7月4日庆祝美国国庆纪念文：”美国是一个特别可亲的国家……。他没有抢占中国的土地，没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国民性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作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林肯和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以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对美国的评论，比较客观，中肯，美国是个特别可爱的国家。

    在中共将解放南京之际，苏联令使馆随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而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使馆却没有迁走。中共还派黄华去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邀请北上表示欢迎。后因美国总统杜鲁门反对，失去中美和解的良机。从此毛泽东大转变，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边倒。倒向苏联。结果中共以苏联为师，走苏联的道路，使中国陷入极大的灾难。

    吴宗素又揭露了全国三自会的内幕，他说：在控诉运动中，父亲的确认真贯彻政府的意图，出了大力。但对运动的具体操作的人员是刘良模、韩文藻、沈德溶、施如章、李寿葆、李储文、罗冠宗等人，他们都是隐蔽在青年会里的“左派”，自称是基督徒（都是共产党）实际上是秉承上面的指示，起到拆毁教会，而不是建立教会的作用。三自会各组织在名义上都是各教会的头面人物，实权都掌握在“左派”手中。如上海学习与控诉委员会，是以陈见真主教为主席，真正的执行者是副主席刘良模、李寿葆、秘书长沈德溶。控诉要求深入到教会不留死角。过程是依照中共过去运动的典型模式：工作组根据掌握的材料决定斗争对象，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进行斗争。

    刘良模是青年会事工组主任，抗战时热情宣传、组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二闻名，后赴美，49年秋回国参加第一届政协。之后周恩来问他今后的工作去向，外交部还是青年会？刘请示组织决定，周还是安排他在青年会从事“基督教工作”。刘对教会并无感情。他的组织关系在党中央。控诉运动之后，他一直在上海政协上班。

    赵复三当时是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北京市委派他协助领导学院的运动，他对运动的发展处理有决定性发言权。最后结合进入学院新的领导班子。担任教务长要职。

    赵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参加抗日反蒋革命斗争，解放后身不由己。从事了基督教工作，也是青年会主要领导。是全国和北京三自会的负责人。以后官至北京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反右和大跃进中他说了一些真话，他和妻子作曲家翟希贤都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长期潜伏的美蒋特务。在隔离交代期间，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后，1989年赵率团赴法开会。在天安门“64”期间，他不能认同当局用暴力镇压学生，决定滞留海外。潜心治学。近年来，他作了很多反省反思，“觉今是而昨非”，重新认识基督教的价值……。

    1990年11月《北京日报》刊登免去赵复三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天风》也宣布免去赵在三自会的 一切职务。请参看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赵的作品《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2006年3月8日又在网上发表《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http://www.tecn.cn）

    我非常高兴见到吴宗素的文章，他能将许多重要历史资料的真相公布与众，令人耳目一新。

    有许多历史问题，我们至今仍蒙在鼓里。如中美关系，中共早就认为美国是一个可爱的国家，从未侵略过中国领土。在中苏关系问题，苏联是个老牌的红色帝国主义，他出卖中共，侵略中国。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使中国“赔了夫人又折兵”，使中国骑虎难下。为了抗美援朝，掀起反美“三仇”运动，为了反美特炮制细菌战和沈崇事件的假象，欺骗人民群众。吴宗素特别揭露周恩来动员基督教领袖们发起三自革新的历史真相。和隐藏在男女青年会中的那些极左派共产党员，他们如何迫害基督教的。现在仍然活着的只有丁光训、沈德溶、罗冠宗和北京两会少数人，他们都已经90多岁了，还在苟延残喘。其他一些左派早已见马克思了。

吴对他父亲的一生实事求是地说：“父亲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民主自由的大同世界。可惜这些理想只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宣传手段，执政后的现实和那些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从未将上述理想作为奋斗目标。甚至将要求实现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曾经为中共出过大力的民主人士，残酷迫害。可悲的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统治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年，是一个集封建、独裁、专制为一体的时代。他经历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他深受“文革”不人道的斗争。但他依然为之歌功颂德，还以为以后会一步一步“登天”。

    他说：“49年后，父亲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丧失了自我。失去了那种为真理奋不顾身，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只是为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这是父亲的不幸与无奈，也是中国一代文化人，全国人们的不幸与无奈……”。

    请看1994年《世界周刊》顾长声文（吴耀宗从“唯爱”走向“暴力”）对吴耀宗的评价“吴耀宗既不是先知，也不是魔鬼，他的后半生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利用的工具，使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遭到以吴耀宗为首“官办教会”的迫害，被关、管、杀者比比皆是。大批殉道者可能还在阴间追着吴耀宗讨还血债呢！”

    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6：7），“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路20：18）历史证明，凡与神为敌者，都要受到惩罚，“砸得稀烂”。北京男女青年会中的极左派（共产党）赵复三、萧静、陈文润、王毓华等人，他们为灭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没想到赵复三这样忠实的共产党员竟被打成反革命，结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萧静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打成半死，投进烟筒中去见马克思了。陈文润成为政府高官的“第三者”她已90多岁，正在床上苟延残喘。有的人已经被神砸得稀烂了。

    21世纪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建设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时刻，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愿望，邪恶的国家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苏联帝国主义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已经运动六十年了，它对国家和教会起了什么作用。难道国家和三自干部不该反思吗？“三自运动”消灭宗教已经不起作用 。六十年基督教的发展，信徒从一百万至今已达一个亿左右，当然官方不承认这个现实。

    许多历史问题早已真相大白，社会许多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三自运动提出质疑，但仍有少数干部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邪说不放，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针对历史一切冤假错案进行清算，还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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