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在大洋两岸选举和会议举行的如火如荼之际，两岸的学者们所更多关注的依然是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

    作为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又不可避免地会把宗教与国家联系起来思考，探讨宗教在中国发展中可能起的作用。借此，我想把自己近期有关此问题的所遇所争、所思所想摆出来供诸君指正。集中说明三个问题：宗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后十八大”时代中国宗教如何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宗教立法？

    要把握宗教面临的时代选择，首先要清晰定位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质。近年来，笔者结合国际比较和理论分析，认为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的转变，即从传统社会中按照出身、等级、暴力等竞争准则向“价高者得”的市场竞争准则转变，这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围绕着这一转变，各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公共权利重新依据“价高者得”的准则和规则来配置。其结果就表现为大部分自由的扩展和少数人权力的收缩。由于这些竞争准则及规则受到特定宗教信仰的支撑，所以这一转型的过程通常都需要百年以上，毕竟“身体”容易过，“头脑”不容易过。

    中国的各宗教不管情愿不情愿，都无法置身于这一转变之外。当然，各宗教还可以选择对何种竞争准则的维持和辩护。可以辩论以出身和世袭作为竞争准则，也可以主张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这是各宗教的自由。问题在于，时代的大潮已经推动着权利归愿意付出最高代价者得，自由随权利的个人所有而不断扩展。这不是我的主观愿望也不是情感偏好，而是全球化竞争中的必然趋势，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

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宗教需要在“后十八大”时代作出各自的选择。不是在于那个教义更好，而是那个宗教更能“以人为本”，更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只有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宗教，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信任、所选择。

    究竟中国的各宗教及信教人士作出何种选择，我觉得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抉择，所谓的学者是无法强迫、诱骗和利用他们的。倘若认为学者可以利用宗教信徒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一方面是太高看了学者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对信徒智商的侮辱。

    詹姆斯·尼克尔教授（James Nickel）提出，宗教自由为国际法广泛承认的九大自由所涵盖：（1）信仰、思考和探索自由；（2）交流和表达自由；（3）结社自由；（4）和平集会自由；（5）参政自由；（6）迁徙自由；（7）经济自由权利；（8）在居所、家庭、性生活和生育中的隐私和自治权；（9）选择道德体系、计划生活、生活方式或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他看来，一旦这一整套基本自由得以到位，我们就不再需要特别用宗教自由来保护那些传统上由其保护的利益。那为什么在当前中国一些宗教团体在争取某些权利（如结社自由权）表现出特别的积极呢？

    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容忍部分甚至全部的参政自由、迁徙自由、经济自由的被限制或被剥夺，但是却很难放弃内在的良心、信仰和思想的自由。再加上宗教信仰所必须采取的表达方式，又使得宗教对于交流和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宗教和信仰自由似乎被单独地提出来加以论证和维护。这并不表明宗教和信仰自由就一定比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更加重要或更加迫切，而是人们在自由和权利在宗教和信仰层面上最容易发生对立和纷争，也最不容易让步和妥协。

    因此，我认为，并不是谁把家庭教会推上“风头浪尖”的，更不是学者的阴谋。试问，格尔登寺的喇嘛的“自焚”也是学者所能鼓动的吗？

    那么，宗教界人士要不要承担这些社会变革的代价而让其他群体“搭便车”呢？这完全取决于各宗教自己的权衡。没有谁可以强求他们来做出牺牲，充当“过河卒”。不过，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各个群体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努力，那些为抵制拆迁的自焚者，那些维权的律师，那些微博上的旁观者都在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至于那些宗教愿意为转型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也绝不是没有回报，从长期来看“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因此，从宗教立法的角度来看，或许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进结社自由，但其意义绝不在此。就结社自由而言，许多NGO组织也在积极争取，他们做的工作甚至比宗教界更多。宗教立法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实现宗教与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防范宗教对国家的干涉。从当前来看也是解决诸多宗教组织与政府机构、宗教自由与人权的大量社会矛盾的最好出路。可以说，宗教立法的受益者是每一个人。当然，我清楚地意识到，在短期内这些目标很难实现，但这正体现了我们学者的价值，我们需要去说明、去讨论、去讲解、去呼吁。不然，就真成了“思想家”了。

 

                                    （本文转载自：ChineseSSSR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