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

　　
　　民间信仰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是长期存在的。虽然民间信仰看似一个具体的或者局部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涉及到我们从宏观上怎么来看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宗教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不论从政治方面来说，还是从宗教方面来说，或从宗教团体教会来说，都有一个有为和无为的问题。就是说在哪些领域里面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为的话，怎么为；要不为的话，怎么不为。这里还有一个操作艺术的问题，实际上很复杂。

　　现在整个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也加入了WTO。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我们的宗教研究来说，中国除了加入WTO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启示，就是游戏规则的问题。我们在宗教问题上，实际上也面临着在新的时期与时俱进的问题。除了在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我们在游戏规则上要怎么样来与时俱进？不管它涉及到管理也好，法规也好，都有个游戏规则的问题。无论我们大家是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学者的角度，还是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实际上都希望社会平稳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小康。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游戏规则之内，大家才能够有序地、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这个规则定得不好，定得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或者哪些方面存在缺陷，就容易出危险。当然，这个规则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需要不断进行修补。

　　说到民间信仰问题，民间信仰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五大宗教是有区别的。从概念来区分，民间信仰不等同于大家现在所说的五大宗教，也不等于民间宗教。我们过去所说的民间宗教，比如说清代的八卦教、现在的台湾衣冠道、天地教等，也不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民间信仰应该是存在于民间的，比较松散的。按照宗教的四个要素来说，它没有坚硬的外壳。在中国，从文化学角度看，它属于小传统，属于非主流；在宗教信仰里面，它也不是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持民间信仰的人数少，也不意味者它的历史短。它的历史很悠久，从原始社会一直走到今天。从人数上来说，应该说在中国，它拥有一个汪洋大海般的信仰群体。在我们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振兴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它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我们本土的信仰资源。不管是中国本土宗教的发展，还是外来宗教的所谓的本土化，都绕不开它。如何面对它，解决它，都是个问题。

　　那么，民间信仰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既然承认宗教信仰是长期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剥夺人家信还是不信的自由。所谓有为和无为之间，意即如果民众要信，我们的社会从文化上、政策上应该如何来引导？可以去持什么信仰，或者说怎么给这个信仰一个出口？可以信哪些形态的宗教信仰？哪种信仰对社会的发展和安定祥和更为有利？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不能强迫民众不信教、不能有宗教信仰、不许信鬼神，但是哪些信仰的发展过程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或者带有一种危险的倾向，这就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了。有的时候，一些较小的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酿成大的政治事件。从这个角度说，民间信仰是与政治有关的，在此存在着政教关系的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说，如何引导中国的民间信仰，应该说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据牟钟鉴老师和张践教授写的《中国宗教通史》，大概从开天辟地开始，有一部分原始的信仰就开始变成民间的信仰了。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有一个如何面对民间信仰的问题。比如，唐朝的官员狄仁杰就曾奉武则天之命到江南去整肃民间的所谓营私。当时那里建有上千所供奉民间信仰的小庙。他去了以后，就去进行所谓的整肃，把该禁的都禁了，但是他不是全拆全禁，而是留了四种跟当时吴越文化有关的、涉及吴越开创元老（如伍子胥）的民间信仰，就像崇拜炎帝、黄帝和开国元勋、有功之臣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把圣贤崇拜保留下来了。可见，国家对民间信仰的干预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怎么干预呢？实际上是用一种正统的文化或者它想提倡的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有利的伦理道德，来干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仰。这种干预不是一扫而光，而是留了出口。
从民间信仰的组织形态上，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的不同之处，即它没有坚硬的组织外壳。在历朝历代，民间宗教、民间教团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对其干预也是比较多的。而对于民间信仰，由于它没有坚硬的组织外壳，通常只是以一个村子里的小庙或家族祠堂的形式存在，统治者基本上是不多过问的。一旦它形成一个跨地区的或跨行业的、跨家族的大的民间教团，统治者就会比较敏感了。从宗教本身和它的信仰形态来说，民间信仰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带有纪念性的和感恩的色彩，所以社会各界对它的宽容程度比较高。

　　总之，民间的宗教信仰在我国是长期存在的，它是宗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在福建省福清县进行社会调查发现，当地正规的五大宗教场所有40多个，而民间信仰的崇拜场所比较成规模的——就是10平方米以上的，有400多个。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的存在是很普遍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关注民间信仰的政治取向的原因。不仅要关注，而且要把这种关注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福建，地方政府的管理办法是尝试把它纳入宗教管理的范围。民间信仰和政治间的关系，在福建这个地区更为敏感，因为还涉及到台独问题。台湾在搞文化台独，甚至想把妈祖庙或者原来根在大陆、现在在台湾的合法化的民间宗教独立化。福建地方政府把民间信仰纳入宗教管理的范围，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它们是合法的。这就使民间信仰显示了它在政治上的功能。

　　有关部门在对民间信仰的社会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如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时，问到当地有没有法轮功的信徒，人家说那是你们汉族信的，我们不信仰。这是因为当地少数民族原来就有比较传统的信仰。在福建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因为福建的民间信仰繁荣，基础比较广泛，历史比较悠久，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民间活动频繁，法轮功在当地也没有多大的市场。这是因为那里的民间信仰有出口，只要村里、家族的小庙能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他们就不愿意再信别的了。

　　这些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信仰与政治的关系，说明了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对如何管理民间宗教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目前，我国尚未就民间信仰出台相应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只有福建因其特殊性，制定了一个民间信仰管理条例，并准备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无论今后各级政府制定怎样的民间信仰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条例，都应该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和谐发展为基本的出发点，正视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影响，引导民间信仰良性地发展，并促进其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