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不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两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的“显学”。布鲁斯·格里高利(Bruce Gregory)认为，“公共外交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将有可能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注重政府间外交的“第一轨道外交(track-one diplomacy)”呈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创注重公众作用的“第二轨道外交(track-two diplomacy)”或“公共外交”逐渐兴起。由于公共外交被视为一个国家未来的一项重要投资，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21 世纪的外交将是公共外交。

 

    （一）公共外交

 

    1965 年，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教授埃蒙德·古里恩(Edmund Gullion)创造了公共外交一词，认为“公共外交……涉及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以外的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公众舆论；一国国内的私人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群体的互动；对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影响的报道；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流。”古里恩对公共外交的界定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外交分为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种外交方式，而一国采取的除传统外交方式以外的任何外交方式，都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第二，由于公众的态度既会影响到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也会影响到一国已定外交政策的执行，因此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影响国外公众的态度，形成有利于本国的舆论；第三，一国可采取的公共外交方式有两种：官方对公众，即一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目标国公众，以培养其对该国的好感，目的是影响目标国制定有利于该国的外交政策；民间对民间，即通过加强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及公众与公共外交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及公众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培养国外的“知己派”、“亲己派”。

 

    虽然古里恩创造的“公共外交”一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被普遍接受，但公共外交的含义却一直在不断演化，至今也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学者们关于公共外交概念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行为体及个人；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非政府行为体及个人有无政府背景不甚重要，只要它们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能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即可。第二，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而不包括国内公众；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最终对象不是外国公众，而是通过影响外国公众进而影响某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第三，关于公共外交的目的。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公共外交或是为了实现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或是为了提升该国在外国政府及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笔者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其核心要素有三：第一，公共外交的主体可以是一国政府，也可以是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但无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不能算作公共外交的行为体，由其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也不能算作是公共外交活动；第二，公共外交的对象必须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第三，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提升其国家形象。

 

    （二）公共外交之功能

 

    综观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的著述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界定公共外交的概念多达 150 多种，对公共外交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表述，但总的来说，都倾向于公共外交有以下五种主要功能：

 

    第一是影响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观点及行为。英国驻欧盟常驻代表迈克尔·巴特勒爵士（SirMichael Butler）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影响目标国的意见以使公共外交发起国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吉福德·麦隆（Gifford D. Malone）也指出，公共外交是通过与外国公众的直接信息交流，“以影响他们的思想，最终影响他们政府的思想。”

 

    第二是沟通功能或解释功能。这类学者把公共外交视为一国同他国民众沟通的活动，目的是向他国民众介绍本国国情及本国的政策、理念和价值。例如，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执行者向外国公众清楚地阐释本国官方政策的形成过程。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要“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

 

    第三是关系功能。即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建立及维持与其他国家公众的良好关系。凯斯·费兹帕特里克（Kathy R. Fitzpatrick）指出，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是基于权力的公共外交模式（a power-based model），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未能充分意识到相互关系（mutuality）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出应建立一种基于公共关系原则和相互关系概念基础上的关系模式（a relational model based on public relations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mutuality）。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则指出，公共外交就是建立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是促销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向外国公众“兜售”本国的商品、价值观、文化及各种政策等。吉奥尔基·宋迪（GyorgySzondi）认为，开展公共外交类似于进行“国家品牌”建设，向国外公众推销自己的国家。美国学者南希·斯诺（Nancy Snow）把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描述为一种“向世界销售美国正面形象”的努力。

 

    第五是政治功能。即把公共外交视为政治的一种工具。卡尼斯·罗德（Carnes Lord）把公共外交视为一种“心理战或政治战”。约瑟夫·奈（JosephS. Nye Jr.）也认为，公共外交可提升一国的“软实力”，现在应该把公共外交作为“巧实力（smart power）”武器库中的一种重要工具。

 

    二、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

 

    “十月革命”以后，对于“人民的鸦片”的宗教，苏维埃政权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试图铲除滋生宗教的土壤，以最终消灭宗教。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苏联境内势力最大、教徒最多的宗教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苏维埃政权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Patriarch）吉洪（Tikhon）在 1923 年 6 月 16 日致俄联邦最高法庭的声明中表示“我从现在起不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俄罗斯东正教会临时代理谢尔吉（Sergi）也于 1927 年 8 月向苏联政府发表了“忠诚”宣言，表示“我们渴望成为东正教徒，同时我们也认可苏联是我们的国家”，但苏联政府并没有停止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打压。根据苏联官方的数据，“1917 年俄国有 46,457 座东正教堂，50,960 位神甫，130 位主教。相比之下，在 1941 年只剩下 4,225 座东正教堂，5,665 位神甫和 28 位主教。”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虽有部分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及教徒，如乌克兰（Ukraine）的波利卡普（Polycarp）、里加（Riga）的沃斯克列辛斯基（Voskresensky）等，与德国法西斯为伍，但大部分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及教徒并没有对苏联政府“落井下石”，而是“以德报怨”，坚决谴责并反对德国法西斯，站在了苏联政府一边。在国内，临时代理谢尔吉谴责“所有在德占区同敌人积极合作的、像犹大（Judas）一样的神甫”，号召所有俄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起来建立功勋，与国家一起承受考验”，并在苏联政府的允许下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户，以接收来自全国各地教会的国防捐款。在国外，俄罗斯东正教会除了出版名为“俄国宗教真相（The Truth about Religion in Russia）”的系列出版物以向国外读者表明苏联“和谐”的政教关系外，还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等国的人民和教会发表演讲，呼吁人们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德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促使苏联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宗教及宗教组织可以成为国家的一种“正资产”。因此，斯大林决定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在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之前，斯大林向卡尔波夫（Georgii G. Karpov）询问了以下几个问题：（1）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如政治态度、在教内外的威信等。在国家政策中是否可以指望谢尔吉这个人。（2）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两大牧首区的情况及在东正教中的地位。（3）巴尔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东正教的情况及在整个东正教中的地位，等等。1943 年 9 月 4 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临时代理谢尔吉、都主教（Metropolitan）尼古拉（Nikolai）和阿列克谢一世（Aleksii）。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准许俄罗斯东正教会选举继任牧首、开办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出版宗教刊物，允许教会修建教堂，扩大东正教教区及同国外教会进行往来。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强调俄罗斯东正教会将会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full support），并要求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at a Bolshevik tempo）”举办全俄主教会议（sobor）。1945 年 3 月 15 日，卡尔波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加强东正教在国外影响力措施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前往中东欧、中东、西欧、美国等地，加强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以增强莫斯科牧首区的声望。此后不久，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就再次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包括新任牧首阿列克谢一世、都主教尼古拉和神甫科尔奇茨基（Kolchitskii）。虽然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关于外交事务的协议未见记载，但从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个与政府有关的宗教行为体（stated-related religious actors）开展的一系列与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紧密相关的对外活动来看，苏联政府意在通过增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他国的影响力，来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履行国家赋予的外交义务，以表达对国家宽容政策的感谢。”

 

    （一）霸权之锚：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二战后苏联霸权的护持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苏联领导人都不会错过二战结束时称霸欧洲的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8 号文件也曾指出苏联影响“他者”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东正教会。因为，在历史上东正教会曾使俄国与某些周边国家在宗教上保持着松散的联系。这种历史的记忆与联系对于苏联在战后维护其在周边国家的利益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管道。于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承载着苏联的“秘密”外交使命，在二战结束之初开展了一系列对外活动。

 

    第一，在东正教会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确保苏联的利益不受当地其他教会的反对。在保加利亚，俄罗斯东正教会派遣了来自列宁格勒的都主教格里高利（Gregoriy）前往索菲亚（Sofia），以修复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中断的莫斯科牧首区与保加利亚东正教会（the 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之间的宗教联系。在 1945 年 6 月底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的领导人督主教斯蒂芬（Stefan）访问莫斯科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又于 1946 年 5 月对保加利亚东正教会进行了回访，并在里拉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int Ivan of Rila）参加了保加利亚最受人尊敬的圣伊凡·利尔斯基（St. Ivan Rilski）的千年纪念仪式。[31]在罗马尼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于 1947 年访问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并在罗马尼亚牧首区直辖教堂（Patriarchal cathedral）举行了礼拜仪式。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罗马尼亚东正教会（the Romanian Orthodox Church）的牧首及其继任者也五次访问了莫斯科。在南斯拉夫，基洛夫格勒（Kirovgrad）的主教（bishop）谢尔吉（Sergii）被委任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以加强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the Serbian Orthodox church）的合作。他访问了铁托元帅（MarshalTito），并从南斯拉夫政府那里获得了赠送给他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的奖章。

 

    第二，在东正教不占优势的苏联势力范围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活动，以使当地的东正教会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在波兰，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波兰境内东正教少数群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 1948 年 6 月 22 日赋予其自治教会地位，一位拥有苏联国籍的乌克兰人马卡里（Makary）成为其领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牧首区在 1946 年给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the Czechoslovak Orthodox Church）任命了一位俄罗斯主教，并于 1951年给予其自治地位。在东德，此前一直高呼反对共产主义并热情支持希特勒的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群体迅速屈从莫斯科的管辖（Muscovite jurisdiction），尽管在西德的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群体拒绝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34]

 

     第三，在东正教不占优势的苏联周边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影响他国境内的东正教少数群体，为增强苏联的影响力提供帮助。在中国，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决定于 1946 年 1 月成立“东亚都主教区”，并于 6 月改“东亚都主教区”为“莫斯科牧首区东亚牧首代表处”，管辖中国东北三省以及朝鲜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950 年 8 月，莫斯科牧首区又将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东正教堂划归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大主教托克维尔管辖，并正式成立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中国东正教会”。在中东朝觐（pilgrimage）之旅中，以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了圣地（theHoly land）耶路撒冷以及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分别与耶路撒冷牧首区牧首（the Patriarch of Jerusalem）、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牧首（th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进行了会晤，并拜访了所到国家的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此行使莫斯科牧首区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了常驻使节团，把埃及东正教移民教会纳入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范围之内，使叙利亚东正教会（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成为莫斯科牧首区在中东地区最值得信赖的支持者之一。

 

    第四，即使在“敌对”的英、法、美三国，俄罗斯东正教会也试图培养“亲己者”，以降低这些国家民众对苏联的敌意。1945 年 6 月，都主教尼古拉在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中东朝觐之旅中，被抽调出来率团出使英国。在为期十天的访问中，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先后拜访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大主教、多佛尔主教等众多英国宗教界领导人，在白金汉宫拜见了英王乔治六世，还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进行了交流。此外，尼古拉还特别在菲利普俄罗斯东正教堂向伦敦的俄罗斯移民群体发表了长篇演说，劝说当地东正教会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其结果是，以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格里布斯为首的至圣的瓦尔福洛梅教堂接受了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并促使英国国教会改变了对卡罗维茨东正教教派的态度，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只承认俄罗斯牧首的教会”。

 

    在法国，尼古拉于 1945 年 8 月 24 日抵达巴黎，与法国东正教会都主教叶甫洛基(Evlogii)谈判，通过描绘苏联境内教会的发展盛况，劝说教区居民回归母教会，并最终使法国的俄罗斯侨民教会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在美国，大主教格里高利在与当地的东正教会谈判时，虽同意给予美国东正教会“自主教会”地位，但却坚持必须由莫斯科牧首区选定的主教来担任美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人，这导致双方谈判无果而终。直到 1970年 4 月 10 日，牧首阿列克谢一世才签署宗教谕令（Synodal Tomos），给予美国东正教会自主教会地位。

 

    （二）和平使者：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的和平运动

 

    在为苏联外交提供“宗教合法性”外衣的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开辟了另一个领域，即通过参与宣传，支持苏联开展的和平运动。早在 1946 年，斯大林就指出，在一个被战争的创伤耗尽的世界里，对和平的渴望可以成为反西方的工具。从 1948 年开始，苏联组织发起了世界和平运动。在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law）举行的会议上，苏联发出了和平倡议，并于 1949年初成立了世界和平委员会（the World Peace Council），以动员民众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即禁止西方重整军备和挫败西方建立军事同盟的企图。苏联开展和平运动伊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就成了这一运动的理想代言人。

 

     第一，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积极参与其中并吸引西方教会人士参加和平运动。在1949年，都主教尼古拉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主要发言人，成为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一名常任委员（permanent member）。他在1949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苏联和平会议（the First USSR Conference for Peace）上发言时将矛头直指美国：“在我们的国家忙于和平建设，致力于把所有决心和努力用于和平目的时，资本主义的美国正在试图把世界人民推向战争。”1952年5月，来自世界各宗教和教派的宗教领导人，以和平的名义在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69]会议的结果是，一致支持苏联的和平宣传，谴责西方的侵略。由于整个会议进程以多种语言向西方国家广播，这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外公众的极大关注。

 

    第二，为使和平运动取得实效，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和平运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裁军和反战两个方面。针对核武器，都主教尼古拉指出，“核武器的试验激起的不是恐惧而是抗议……，抗议的浪潮席卷全球，要求立即禁止核武器和氢弹，而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近些年来一直高声呼吁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都主教尼古拉对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germ warfare）进行了猛烈批评，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还没有消失，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继续从事狂热的希特勒梦想的人”，“资本主义的美国不但准备消灭两亿苏联人民，而且准备消灭所有人。”这些宣传不但有效地引导了公众舆论，更导致了反战情绪的高涨，让驶往朝鲜运送战争物质的船只偶受干扰。

 

     第三，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推销苏联政府关于“和平”的定义，以服务于苏联政府战后的特别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认为，“苏联所寻求的和平是与苏联政策保持绝对一致的和平。”在和平宣传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声称，一个基督徒，即使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不支持某种特别的和平形式，即苏联宣传的和平形式，他就不是和平主义者。通过联系抵制细菌战运动，尼古拉向西方的基督徒发表了一个声明：“所有信仰宗教的人民毫无例外必须支持世界和平委员会事务局（the Bureau of the World Peace Council）的呼吁……因为在我们中间不存在对邪恶和愚蠢的崇拜者，就对和平的共同需要而言，我们不能有不同意见，同样在就实现和平的手段上也不能有任何争吵。”尼古拉意在表明，只有苏联发起的探寻解决战争问题的尝试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尝试是对西方侵略的不道德支持。

 

    自1948 年始，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参与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活动，以影响西方公众舆论，推动苏联主导的和平运动。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这一运动逐渐式微。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虽然开展了反宗教运动，但并未放弃利用宗教开展和平运动这一有效途径，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举办布拉格基督教和平会议（the Prague Christian Peace Conference），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于 1961 年加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并派东正教会人士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积极利用各种宗教资源宣传、阐释苏联的“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外交政策，以塑造苏联和平的国际形象。

 

    三、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历史启示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由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导致宗教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因此，在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开展外交活动的同时，重视包括宗教行为体在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路易丝·戴蒙德（Louise Diamond）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将宗教视为缔造和平与解决冲突的“多轨外交”体系中的“第七轨”。根据学者们对“公共外交”概念及其功能的认知，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于 1943 年至 1953 年间开展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就是一种“公共外交”活动。其中，苏联政府在幕后支持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是苏联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国外的教会及教徒，特别是国外的东正教会及教徒是苏联公共外交活动的客体；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提升苏联的国际形象是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目标；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对于影响外国东正教徒的态度、解释苏联的宗教政策、建立与外国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形塑苏联的良好形象、提升苏联的“软实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可以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能为公共外交发起国提供合法性来源。伊恩·赫德（Ian Hurd）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行为体所持的关于某一规则或制度应被遵从的规范性信念”。合法性不但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政策制定者最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各种资源以增强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惯用的策略。在这方面，宗教就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因为“没有谁会否认宗教是合法性的一种极好来源”。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在国内层面上，宗教虽能“削弱政府的权威”，但也“有助于使政府权威合法化”；在国际层面上，“宗教及宗教组织不但能有效引起跨越边界的他国信众对本国的认同与忠诚，而且能直接或间接对他国政府施压。”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也认为，“宗教是合法性的一种来源”，“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这凸显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特别是具有使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功能。自 1943 年苏联政府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积极参与苏联的外交活动，通过巩固其在周边国家东正教会的影响，帮助苏联政府巩固其在势力范围内的统治合法性，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南斯拉夫的一位东正教会主教曾公开支持莫斯科牧首区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领导，认为“在公开表明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中，只有俄罗斯能成为东正教会的领导。”

 

    （二）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并非必然对抗的关系，跨国宗教能与世俗政权进行紧密的合作。在当前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强调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前者对后者权威的挑战。例如，马克·杰根斯迈尔（Mark Juergensmeyer）指出，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以色列与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对巴以和平协定的愤怒反应等即是例证。同时，世界上不少国家为防范宗教行为体对政府权威的挑战，都视“宗教问题”为“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问题，把宗教安全提上国家安全甚至是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但学者们夸大了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忽略了跨国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合作潜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少世俗政权常利用宗教证明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颂扬为神圣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跨国宗教也常借助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从 1096 年持续到 1291 年的“十字军东征”即是跨国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合作，以实现各自目标的绝佳典范；而 1943 年至 1953年间的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亦是如此。苏联政府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道德权威、动员能力、中立地位及国际联系，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既凝聚了国内民众，亦争取了大量国际援助；在冷战初期与和平运动中，使之为苏联的外交行为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外衣，并使之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借助苏联政府的力量，扩张了莫斯科牧首区的势力范围。因此，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应改变视宗教为“动乱的根源”、“宗教与世俗政权为必然对抗关系”的思维，而将其转换为视宗教为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和平使者”、“宗教能与世俗政权进行密切合作”的思维。

 

    （三）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可起到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一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并且上层建筑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宗教自然也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与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而且，宗教也遵循着“适者生存”的法则：与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宗教就生存、延续了下来，而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宗教则成为“历史的记忆”。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必然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苏联的案例中，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导致宗教及宗教界人士成为苏联政府的“负资产”，而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后，宗教及宗教界人士成为苏联政府的“正资产”。他们在对外交往中利用发布牧函、公开演讲、出版宗教书刊等机会，向国外民众特别是宗教信徒阐述苏联政府对宗教的“善意”，这对改善苏联的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东正教会于 1943 年 9 月底邀请由约克大主教赛瑞尔·加尔贝（Dr. Cyril F. Garbet）领导的英国教会代表团访苏。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加尔贝归国后不但向西方国

家讲述了苏联政府给予信仰者自由，甚至还指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上不可调和的东西。”因此，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宗教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反，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互相协调与合作。

 

     四、结语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一直主张同宗教的斗争要服从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考虑，这一观点也导致了苏联政府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不需要利用宗教时，政府就对宗教采取迫害政策；而在需要利用宗教以实现国家利益时，就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由此导致宗教在苏联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常随着政府目的、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急剧变化。

 

    从俄国“十月革命”至苏德战争爆发期间，苏联“政”“教”双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张、相互对立的状态，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处于一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十月革命”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宗教的态度与立场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担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自己的“安全生存”问题，因此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持敌视与反对的态度；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视与反对也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担心其“安全生存”问题，因此对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了敌视与迫害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的敌视与迫害政策使后者“知觉”曾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因此后者更加敌视苏维埃政权，并努力为自己的“安全生存”而斗争，这又加深了苏维埃政权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负资产”的“感知”，并试图消灭之，两者处于一种“恶性螺旋”之中。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曾表达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但并未消除政府对其的“担忧”，结果俄罗斯东正教会处于一种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苏联政府领导人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并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后，苏联“政”“教”双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较为“和谐”的状态，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与教会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而获得的收益比从社会中消除宗教获得的收益要大。政教关系的“和谐”既平息了宗教徒对政府的不满，维持了国内稳定的大局，又能改善国家形象，还能借教会的势力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俄罗斯东正教会由反抗苏维埃政权，转而与苏联政府“合作”，既维护了自己的“安全生存”问题，又借政府的支持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与势力范围，可谓“一箭双雕”。苏联政教关系的历史昭示：“政”“教”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虽然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使者”，也可能是“动乱根源”，但更应重视开展宗教对外交流活动，对于改善甚至提升一国国际形象、促进一国国家利益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有学者就认为，“在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发挥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的作用，适度开展宗教文化交流是中国未来文化外交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的过程中，中国也应借助丰富的国内外宗教资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转载自：《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一期。选用时没有加注释，若有需要，请查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