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在“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关于宗教团体的立法设计” 上，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仲崇玉以《中国宗教活动场所法律地位评析》为题做了发言。以下为发言摘要： 
  
    历史上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地位
 
    据他介绍，民国以前，尽管没有登记制度，寺院在中国古代事实上是有法人地位的，清末到民国时期，出现了五部法规，这五部法规开始规避了寺院主体地位。但是1921年以后，比如说1929年的《寺庙管理条例》说到，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事实上恢复了寺庙的民事主体地位。新中国建国以后，50年代社会改造时期没收了很多宗教财产，但是宗教主体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之后的一系列规定中，宗教活动场所主体地位慢慢受到损害。到80年代，各个宗教活动场所就由主体转化为客体了。80年代政策恢复，产权的边界恢复到50年代，但是法人地位的事被搁置了。
 
    现行法律中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地位
 
    现行法律当中，关于宗教场所法律地位的规定，主要法律文件有宪法、民法通则、90年代宗教方面的行政法规、04年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 
 
    1982年宪法第36条最后一句，“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里面没有提宗教法人的问题，但是它包含了这样的思考，提到了宗教团体。90年代的行政法规、民法通则都提到宗教团体，民法通则说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  

    90年代的行政法规提出两个名词，一个叫宗教团体，另一个叫宗教活动场所，二者分别进行规制。适用于宗教团体的是1989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还有实施办法等。 

    2004年的《宗教事务条例》有两个变化：第一，无论是《宗教事务条例》还是《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都没有出现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相关的内容，比90年代有倒退，90年代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取得法律地位，寺庙是法人，或者叫什么经舍，也是法人。第二，删除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3、7、8条款，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行为当中，没有登记一项。这是我们现行法的现状。
 
    现行规定的弊端
 
    第一，从大的方面来说，宗教活动场所本身的存续受到影响；第二，宗教活动场所的权益难以维护；第三，宗教活动场所的发展难以持续。  

    存续受到影响的典型例子是李一事件。李一事件有一个很有名的环节，他把绍龙寺改成绍龙观，这是一个主体变成另外一个主体。这不是小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法理上承认寺庙是法律主体，但是现行法不承认它是法律主体，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把寺庙变成道观就很容易。去年的兴教寺申遗事件中，出家人全部被赶到寺庙之外，这也涉及到主体地位的问题。  

    宗教活动场所的权益难以保护。比较著名的案例如07年法源寺拆迁事件，08年山东省济南市长春里教堂拆迁事件，2012年云南省玉溪市灵照寺释永修遗产继承案，2012年的昆明岩泉寺被承包事件。还有2010年的嵩山少林寺事件。少林被注册为商标，少林寺打官司却败诉了，原因很简单，注册商标的时候，嵩山少林寺还不是一个法人。但是想象一下，少林寺在北魏的时候就是法人了，那个法人地位，还需要我们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认吗？  

    宗教活动场所的发展会受到影响。比如，上海的玉佛寺想搞慈善公益活动，想设立慈善法人，结果申请登记的时候，民政部说，你自己都不是法人怎么设立法人呢？从法律上讲不清楚，所以这个事儿就拉倒了。还有刚才刘凯湘老师讲的案例都是发展的问题，如果主体地位不明确，捐款人就不知道这个钱捐到哪去了。本意是要捐给这个寺庙的，但捐款最后去了佛教协会，还是宗教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很多捐款人就不捐。
 
    解决途径
 
    关于解决途径，在我们现行法律框架里面，可以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把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化，第二个把其视为民事诉讼法、合同法规定的其他组织，第三个是信托。  

    第一个渠道面临很多问题。宗教活动场所如果成为法人，应该是什么类型？粗略归纳一下，有五种意见。史尚宽先生、梁慧星、王利明老师把寺庙当做财团法人。华热·多杰教授、台湾的林本炫教授，都主张用宗教法人，因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大好说是财团法人。徐国栋教授认为是宗教活动场所是社团法人。刘澎老师主张宗教法人的概念，同时主张没有法人地位的称宗教团体。张建文提出宗教团体包括社团与财产法人。仲教授强调说，无论哪一个，登记程序都要尊重宗教内部组织结构，法律应该留出空间包容宗教组织的结构。  

    第二个途径是其他组织。其他组织是没有登记、不愿意去登记，或登记没有成功的宗教组织。其他组织也有主体地位，并不能说不能签合同，但是承担责任是承担无限责任，不能承担独立责任，要由它的成员承担责任。  

    第三个途径是信托。这种案例已经有了，但是这个信托制度怎么发展，怎么进一步完善，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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