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清政府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地方政体作了重大调整，取消了郡王掌政制度，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政教合一制度。清政府如何处理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遂成为其治藏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十三世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亲政期间，大清王朝内忧外患、日趋衰败，对西藏的实际掌控日渐衰弱，但此时的西藏，因为其特殊重要的地缘因素成为英、俄等国竞相争夺的目标。处于复杂环境之中的达赖为了自身和西藏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得不斡旋于各方势力之中，随着时局的变化对清政府的态度由倾心内向、困惑迷离而走向破裂。 
  
                                             一   
   1793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第二十九条，标志着西藏完全纳入清朝政府管理体系，驻藏大臣是管理西藏事务的最高长官。“虽然清朝中央政府以其雄厚的军事及政治实力完成了对西藏的统治，却远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认同。”（1）这种缺乏对民众国家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只依靠强大的政治实施的管理体制很容易造成在中央势力衰弱时，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事实证明如此，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薄西山，已无力对西藏进行有效管辖，驻藏大臣在西藏的管辖权限逐步削弱，而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则加紧了入侵西藏的计划。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1876 -1933)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1888年西藏军民在隆吐山战役中被英军打败。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定《藏印条约》及《藏印续约》，这样原为西藏地方藩属的哲孟雄(即今锡金)落入英印政府之手，且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条款严重损害了西藏地方权益，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各阶层僧俗群众对这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无论如何，誓不遵依。”（2）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初八达赖正式亲政。同年，清政府批准驻藏大臣升泰的奏请设立洋务公所,旨在控制部分西藏官’员，集中政务决策权，抵消西藏国民大会干政、议政的影响。(3)作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达赖，刚一亲政就面对地方权益受损、权力被分割，他不免对驻藏大臣升泰等人心存不满，随后双方在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过程中冲突不断。 
  
    时任边务开导委员何民荣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达赖亲政后“自行掌办商上事务，以清净恭修之人，忽而干预公事，其毫无识见可知。……公事但凭译咨来往，稍拂其意，咨亦不答.(4)1897年政府在四川康区瞻对的改土归流遭到藏族原有头人的一致反对，达赖派人进京请求将瞻对地方赏还西藏管辖。清政府为顾全大局，将瞻对交给西藏噶厦派去的官员接管，但同时指示驻藏大臣文海:“即着与达赖严定约章，……嗣后番官’等倘再滋生事端，定惟该达赖是问。" 1898年7月文海给清政府的报告称:“瞻对地方既蒙圣恩赏还，达赖自当慎选番官’，始去该处接受任事，至出具确据一层，……尔达赖竟敢不遵，殊难代奏结案。该达赖无可如何，始具信字前来。(4)可见达赖亲政后，血气方刚，心生龃龋，在处理地方事务中与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多生芥蒂，纠纷不绝。 
  
    鉴于隆吐山战役中藏军因武器落后而兵败且西藏与清政府一直就藏锡边界走向等问题意见不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达赖绕过驻藏大臣通过蒙占哲布尊丹巴向理藩院呈递奏折，内容涉及锡金的归属、请求政府尽快帮助西藏解决军火与财政困难、限制驻藏大臣权力及赋予达赖直接奏事的权力等多方面内容。光绪皇帝将此奏折转总理衙门研究，鉴于达赖直接奏事的请求违背了乾隆皇帝在册封八世达赖的金册中的明确规定:“图伯特事务，悉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董率噶布隆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人臣转奏。”1清廷对此予以拒绝。七月初五(1899年)，光绪皇帝综合各方而意见，命驻藏人臣文海、裕刚颁布转告达赖的上谕:“现在时局艰难，强邻环伺，闭关绝约，势所难行。达赖喇嘛世守藩封，输忱效顺，自应深体朝廷推诚相与之意，勿滋疑虑，致启衅端。……”2
  
    从以上可以看出达赖亲政初期，清政府重在安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就涉及西藏政局变化的一些原则问题以沟通、开导为主，但婉言拒绝达赖的多数要求。达赖虽与驻藏大臣之间心存芥蒂，但这只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在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所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达赖能主动请求政府赋予其权力说明他承认清政府在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西藏和中央是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一坚定的内属思想。1899年至1901年，达赖多次退回印度总督寇松写给他的亲笔信，粉碎了英国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的阴谋。（5)进一步证明达赖内向于祖国，不为外国阴谋家所利惑拉拢，在西藏领土归属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说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紧密的隶属关系。 
  
                                            二 
    1903年12月，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的英国又以“勘界’为名悍然进攻西藏，达赖带领西藏军民奋勇抗英。与西藏军民浴血奋战、抵抗英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腐朽懦弱的清政府一味的妥协投降。外务部闻英急电西藏:“倘英兵进至拉萨，务劝达赖即与英员迅速开议，切弗退避，致误事机等因。”（6）驻藏大臣有泰昏耽无能，对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采取“任其战，任其败”的消极态度，甚至认为:“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6），对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不仅不加褒奖协助，且处处釜底抽薪，惟恐不败。 
  
    达赖对有泰等人“内则一味勒番人，外间惟知顺从外藩，一切任顺英人之意”的行为甚为不满，决定“缮备甲兵，以敌人待英，别无可会议之事。”3无论达赖是否出自保全个人利益而战，这种“守土抗战”的精神应当肯定，正因为这样他与驻藏官’员间的矛盾陡然升级，为日后驻藏大臣参革其名号埋下了伏笔。
 
    而对穷凶极恶的英国侵略军，西藏军民顽强抵抗却寡不敌众，英军很快兵临拉萨。为了日后不致于被胁迫签定卖国条约、危害西藏地方政教人业，万般无奈之下达赖计划出走内地，先北上库伦再辗转去北京而见圣上。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1904年7月27日)，安排好甘丹池巴洛桑坚赞斩代其职后，他带上清廷颁给他的象征权力的大印乘夜色离开拉萨。事实证明达赖这样安排的确给急于与达赖亲自签定草约的英方出了一道难题。有泰则因达赖出走未向其报告而怀恨在心，他将拉萨沦陷的责任推在达赖一人身上，纠参多款并奏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并请旨饬令班禅额尔德尼，暂来前藏主持黄教，兼办交涉事务。（6）清廷在没有细查原委之下，于七月十六日((8月26日)草率褫革达赖名号导致藏、蒙等族人民强烈不满，中外舆论一片哗然，达赖与清政府的关系一时陷入僵局。
 
    其实达赖此行并非某些学者所说是“仓皇出逃、投奔沙俄”。出走前他就说过:“我已决定离藏，先去蒙占，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4，这一点在之后其代理摄政与张荫棠的谈话“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而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稗得有所遵循。”（7）可以得到证实。尚未抵达库伦他就已派人向清廷驻库伦大臣求助，到达库伦后又立即发表声明:他来库伦主要是方便与朝廷联系，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亦解释自己出走是“由于西藏远离北京，同北京缺乏应有的联系，以及中国当局驻藏人员的罪过和无能，他只得到库伦亲自奏闻皇上。5一连串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达赖出走库伦主要是想与中央在治藏问题上谋求一致意见而做得努力尝试。虽然此前他与驻藏官员矛盾重重，但他认为那只是驻藏大臣的个人行为，政府并不了解实情。可见达赖仍心属中央，希望通过直接而见皇上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求得政府的谅解和支持。 
    
    草率革除达赖名号使清政府遭受舆论的一致谴责，清廷才意识到在处理达赖的问题上失之偏颇，于是很快做出补救措施:九月一十四日(11月1日)，在达赖北上库伦的途中，谕库伦办事人臣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8）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恢复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对有泰等贪劣误国的驻藏官员予以革职查办。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6年5月)达赖致光绪帝第一道奏折:提出西藏与锡金等国边界仍以乾隆五十九年所立为界、印藏通商口岸限制在亚东一地等请求。达赖所请本来是西藏地方在承认和接受清政府统治下的正当要求却因大清王朝的腐败而难以实现（9），达赖内心不满。这时因达赖民期客居外蒙讲经说法得到外蒙人民的信奉而与外蒙法王哲布尊丹巴之间产生矛盾，因此便想尽快返藏。但英国人害怕达赖返藏后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分配，便“从中作梗”阻挠达赖返藏。这时达赖心情异常低落，一方而他呈给清政府的两道奏折都未得到充分重视，另一方而他担心真的回不了拉萨，他开始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产生怀疑。他困惑迷茫，不知道自己一向寄与希望的大清王朝到底能给西藏带来怎样的命运。此时英国人以不阻挠他返藏为条件对其拉拢利诱，他的思想开始动摇。1907年达赖在塔尔寺未经清朝批准就直接任命了夏扎等3名司伦，而司伦一职的设立在清朝治藏史上从未有过（10），这表明他的政治态度受到外界影响，但他仍然对大清王朝抱有希望。
 
    1908年6月，清廷传谕达赖“赴京陛见”。清政府想借此机会沟通思想，消除达赖与中央政府的某些误会，增强向心力，便利整顿藏事的开展（9），因此对达赖的行程和接待作了周密安排，将他下榻的西黄寺修茸一新。达赖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1908年10月14日)，达赖在北京陛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尽管不满意但仍按要求对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日后他还将此举解为“得到礼遇”，说明达赖具有大局观念并对西藏隶属于中央有正确的认识。此前，虽然他对清政府的信任产生过动摇，但积极依靠中央、内向祖国仍然是其主导思想。他向光绪皇帝禀报了西藏地方情况，请求政府保护黄教和西藏民众并准予直接奏事的权力，光绪皇帝不置可否。离京前，达赖再次呈交光绪皇帝奏折，恳请赋予直接奏事的权力。清廷一方而拒绝了达赖的请求，一方而又对其施以安抚，尊崇倍加，册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每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还赠送如意、玉瓶、绸缎等物品。（4）但此时国内外局势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央仅对地方施以怀柔、安抚根本不可能实质性地解决西藏地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看到此行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他非常失望地离开了紫禁城，但仍没有放弃做最后的努力，途中又向军机处提交奏折，恳请赋予直接奏事的权力，但同时表明如不批准，他就要和清廷“势分彼此，将历代眷顾之恩付之东流。”6遗憾的是，他的请求依然被朝廷拒绝，这对在政治上积极内属中央的达赖可以说是沉重的打击，使他对清政府彻底失望。 
 
    从达赖被迫出走库伦到进京陛见后回藏的这一阶段看，清政府在处理与达赖的关系上显得草率反复，对达赖是“先抑后扬，扬中有抑。”在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草率作出褫夺达赖喇嘛名号的决定极大地伤害了广大藏、蒙等族人民的宗教感情，加深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与中央政府的裂痕。虽然清政府迅速作了补救，厚加优抚，但由于再三拒绝达赖强烈要求的直接奏事权力，他的政治态度开始有所转化，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应该说批准达赖直接奏事可避免“事件甚殊多误”的情况发生，有利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沟通，但清政府再三予以否决，不能不说是清朝治藏政策中的败笔，达赖翘首企盼的请求赋予直接奏事权力终因一者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而胎死腹中，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三 
    达赖回到拉萨之前，由驻藏官员张荫棠负责的旨在废除达赖世俗权力的西藏政教改革、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推行的“改土归流”都无疑触犯到达赖代表的僧俗大农奴主特权阶层的利益，这让达赖内心非常的矛盾和恐慌，更加怨恨清政府。权衡利弊之后，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他向北京英、法、俄等各国公使致电请求干预。《英国侵略西藏史》载有关于达赖电文一节“近来驻藏汉官’赵尔丰、联豫辈种种措施，大不利于藏人，……且虑本人回藏以后，中国当局对之不怀好意也。（4）说明达赖已从对清政府的困惑迷离直接转变为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 
  
    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九，达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拉萨。回宫仪式上，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史迎接，“达赖不理，日若无见，联豫愤甚，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亲赴布达拉检查未获，复派人往黑河查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筐，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11）达赖也下令停止对驻藏大臣的物资供应并征调各地民兵阻击川军，双方的关系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宣统二年(1910年)2月12日，击溃藏军的川军进抵拉萨。时值拉萨大昭寺举行默朗木大会，两万余喇嘛云集拉萨。联豫派卫队迎川军进城，归途中与喇嘛发生冲突，大昭寺济仲大喇嘛饮弹身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等处开枪射击，一时全城震动，引起了各界藏胞的恐慌。看到情形越加复杂，又有亲英分子不断唆使，当天夜里，达赖决定第二次出走前往印度。二月底，他进入印度大吉岭并暂居此地。
 
    清政府对达赖此番出走态度十分严肃坚决。1910年3月11日，清政府革除达赖尊号，虽然在内外压力之下最终停止寻访灵童，但这对达赖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流亡印度期间，英国侵略势力不断地对达赖拉拢、煽动，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俄国人泽伯雌奇请求达赖为其提供入藏方便时，达赖说:“吾即在西藏，亦难允此要求，盖中国素不喜欢欧洲人往拉萨。但吾既来大吉岭，则此事易处理矣”。（12）说明达赖过去没有权力决定外国人是否能进出西藏，涉外事权属于中央政府，而在其出走后则认为不用再顾忌与清政府保持的隶属关系了，这表明达赖已决意与中央决裂。达赖出走后，清政府也曾多次派人规劝达赖回藏。达赖虽然对清政府已失去信任，但渴望返藏的心愿却不容置辩，他以恢复名号、撤退驻藏陆军、罢免联豫等作为返藏的条件，清政府同意恢复达赖名号，其余则一概不准，达赖遂亦不敢返藏。 
  
    清政府之所以没有迁就达赖主要是达赖此次出逃国外，与前次出走性质不同:联豫不同于有泰的乞和卖国，他是在推行西藏新政中与达赖发生矛盾、冲突的;清廷认同川兵入藏时达赖“煽惑藏中僧俗，鸠众抗拒。（13）达赖出走后，清政府继续积极经营西藏。宣统三年(1911年)，联豫开始仿照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职分科办事，对西藏“不改以行省之名而以行省之实治之”。（3）同年1月18日，清政府再次表示如达赖回藏，可以商妥，“惟权限必须分明，只准管理教务，不准丝毫干预政权，一切均应从严限制，以杜后患”。7表明晚清政府的治藏政策在处理与达赖的关系上已完全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即使在外国势力粗暴干涉我西藏地方事务的要挟中，也没有放弃这一原则性立场。 
  
    从达赖回藏后再次出走，直到清朝灭亡达赖始终未回归祖国的这一时期看，清政府与达赖的关系是以抑为主，彼此猜忌，互不信任，从僵持不下到关系彻底破裂，难以修复。一些学者认为当时清政府对达赖等上层人士只要恩遇优崇，德服为主，他们就会感恩报德。笔者个人认为双方矛盾的激化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改土归流和政教分离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既然新政要以夺取西藏达赖等上层人物的权益为代价，那么仅靠封赠优抚显然不能阻止达赖为维护自身特权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对抗。终其清朝灭亡，达赖也没有回到西藏就充分证明其暂时不能接受改土归流、政教分离的原则，而且还为外国势力所唆使利用，成为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张王牌。改土归流和政教分离终究是历史大势所趋，所以在达赖逆势而动出走印度后，晚清政府仍能在分崩离析前牢牢控制住西藏地方局势，这与西藏地方军民的向心力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治藏政策中处理与达赖关系的不当之处主要是解释新政不够、驻藏官员愤事误国、军纪败坏导致流血冲突、违背约定，再次褫夺达赖名号引起海内外哗然不满等。达赖的出走本可以避免，清政府也本可以重新调整与其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善汉藏关系、推动西藏改革，但终因上述原因而事与愿违。 
  
                                             四  
    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与清政府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在其亲政初期，双方龃龉摩擦，但达赖尚内向祖国，清廷亦安抚有加;从英军第一次侵藏到达赖离京返藏，清政府先抑后扬，对偏失做出补救，对达赖厚加优抚，但清政府扬中有抑，双方的裂痕没有消除;达赖返藏后到清朝灭亡时期，川军入藏导致双方关系发展到最尖锐的对立阶段，清政府因达赖出走印度再次褫革其名号，达赖与清政府的关系彻底破裂，难以修复。
 
    其实达赖与清政府关系的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达赖是在传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环境中，按照西藏最高当局的要求在一整套规范化、程式化的教育背景下被培养起来的忠实于封建农奴制的领袖人物。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达赖终日被灌输他是“神圣的权威”、西藏至高权力的“神王”诸如此类的神权思想，养成了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性格特点，而且历代达赖喇嘛中堪属他最具有政治素养且权力欲极强。当他发现中央政府没有在两次侵藏战争中为保护西藏而做出努力时，孤立无援、不愿意接受压迫的他出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带领西藏人民奋起抗争，既而与代表中央的驻藏大臣发生多次冲突，影响了他与清政府之间的感情。当他从北京回到西藏，发现清政府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新政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时，出于本能的对自身权力的维护他要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第二，达赖生活在一个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正遭受外来侵略、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时的大清王朝已失去昔日雄风，日薄西山，当西方悍然入侵西藏时它根本没有能力对西藏进行有效保护。失去中央坚强后盾的达赖，在国内外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中，为了能在夹缝中保护西藏地方利益，不得不寻求暂时的变通，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
 
    第三，达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过程。中央政治力量强大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增强;反之，如果中央政治力量衰弱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则增强。由于达赖和中央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为本阶级争取利益。所以当懦弱的晚清政府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需要牺牲西藏地方利益时，达赖本能的与晚清政府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这是两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第四，西藏与中央之间需要有文化上的长久维系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19世纪之前，大清王朝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使西藏与中央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内属关系，但这种缺少对藏民进行中华文化认同感培养的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背后却暗藏杀机，其缺点在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政治的衰弱浮出水而，导致了清末达赖与清政府之间渐行渐远。中央不仅要对地方实行行政管理还应加强地方文化建设，使地方的人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中央对地方的关怀，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文化的维系力建立起西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当然如果有外敌入侵，中央也应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义无反顾地支援地方帮助地方抗击侵略者，而不只是表而的敷衍应付。
 
    第五，清政府和驻藏大臣治藏策略的不当是导致达赖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助推剂。首先，清末，政府在西藏强制推行的“新政”、“改土归流”不仅触犯了西藏统治阶级利益，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民族感情。这种脱离西藏社会实际、不顾主客观情况、强制推行的激进的、高压的治藏策略加深了达赖与清政府之间的积怨，中央对地方内向的感召力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外向的离心力。其次，达赖喇嘛与驻藏官员势不两立，汉藏失和。晚清驻藏大臣多为昏庸无能之辈，对外奉行妥协政策，与达赖的守家卫国形成尖锐对立，双方矛盾重重。因驻藏大臣的弹劝，中央两次褫革达赖名号极大地伤害了达赖对中央的感情，最终导致达赖与中央政府关系破裂。
 
    第六，借助英方力量维护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对英国“阳奉阴违”。从北京含恨回到拉萨后，看到清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新政”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出走印度去求助原来的政敌英国。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流亡印度期间，英国虽然不断对达赖拉拢、煽动，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侵略者的本质，对英国“阳奉阴违”，自始至终也没有想使西藏脱离祖国的怀抱。之所以求助英国就是想借英国的力量来驱逐清军以维护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这是达赖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了保护西藏而实施的权宜之计。这一点可从日后他与刘曼卿的谈话中证实“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8这与当下流亡海外的藏人分裂祖国的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1）。
 
    清末，达赖与清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表明在边疆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虽然调整了治藏政策，但在推进西藏改革的同时没有处理好与西藏上层人士特别是具有特殊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达赖喇嘛的关系，措施的失当引发矛盾激化、裂痕加深，对近代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十六年乾隆皇帝朋封八世达赖喇嘛金册》.转引自秦和平:《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光绪皇帝的三道奏折》.《中国边猖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第91页
2.《清德宗实录》.卷448.转引自秦和平《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光绪皇帝的三道奏折》.《中国边猖史地研究》. 1998年第2期第92页
3. 吴丰培:《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辑）·《藏印往来照会》，第35.  38页.转引自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一5页
4.《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68页.转引自肖爱树:《论清末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中国藏学》. 2005年第2期第29页
5. 柏林著.王远大译:《阿旺德尔智堪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转引自肖爱树:《论清末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第29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理藩部.638卷.第3号文件.转引自周源:《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英属印度事件考辨》，《清史研究》. 2000年第4期第94页
7.《宣统政纪》.卷48.转引自工献军:《清末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的冲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90页
8. 刘曼卿:《康藏貂征》.转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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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 第38卷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