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穆斯林

 

 

 

事实上，穆斯林移民欧洲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至少发生过两次，但都是以军事征服为先导。第一次是穆斯林移民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扩张到北非后，穆斯林大军以摩洛哥为基地，跨过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向西班牙进军。很快占领整个半岛，并挺进到法国边境。后由于遭遇到查理曼帝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穆斯林军队才止步。除西班牙，穆斯林还占领了地中海的许多欧洲岛屿，如现属法国的撒丁岛、科西嘉岛，现属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等。第二次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14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对东南欧的征服，经过近30年的征战，除君士坦丁堡外，最终将多瑙河以南的东南欧全部占领。1453年，奥斯曼军队又攻下君士坦丁堡。

 

 

 

军事之征服之后，就是占领区的伊斯兰化过程。移民是推动伊斯兰化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在西南欧还是东南欧，占领期间的穆斯林人口都急剧增长，这既有穆斯林移民的原因，也有当地人改宗伊斯兰教的原因。在西班牙和巴尔干，穆斯林都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发展出繁荣的伊斯兰文化。但随着欧洲的崛起，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欧洲人发起了收复失地运动。在西班牙，1492年以格拉纳达的陷落为标志，穆斯林被暂时赶出伊比利亚；在东南欧，19世纪至20世纪初，东南欧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奥斯曼的统治也随之终结。不过与西班牙不同的是，穆斯林却在东南欧留了下来，现在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波黑、马其顿等国家仍有数量较多的穆斯林人口，多是那段历史的遗存。

 

 

 

历史上穆斯林两次向欧洲的移民，都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伊斯兰帝国政治上扩张的野心，与伊斯兰宗教阶层的信仰普世主义的合谋二者齐心协力，造就了西南欧和东南欧这两段“令欧洲人伤痛”、“令穆斯林自豪”的伊斯兰历史。也许正是这两段以征服甚至血腥为先导的穆斯林移民史，在当前穆斯林人口在欧洲急剧增长的态势下，让欧洲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联想、警醒，甚至排斥情绪。

 

 

 

欧洲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穆斯林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入欧洲，始于殖民时代。不过这次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出现的。欧洲殖民者希望增进与被殖民者的文化亲近感、政治认同感，邀请和资助被殖民国家社会上层的年青人，到宗主国来留学、交流，甚至工作。有人学成回国，也有许多人留了下来，成为移民。由于殖民地国家多为穆斯林国家，留下的移民也多为穆斯林。不过，这一时期，穆斯林移民毕竟人极少。穆斯林真正大规模地涌入欧洲，发生在“二战”之后。欧洲战后的经济复苏，急需大量劳动力，穆斯林作为人力资源大量来到欧洲，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穆斯林来到欧洲找工作。同时，中东和非洲的伊斯兰国家社会频繁动荡，大批难民也想方设法逃亡欧洲。除此之外，还有穆斯林因政治避难等原因来到欧洲，但并不占主流。当前，穆斯林移民欧洲的大潮仍在继续，加上早期穆斯林移民的二代和三代，使欧洲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

 

 

 

目前穆斯林人口约占欧盟4.25亿总人口的5%，即2125万人。这还不包括欧洲非欧盟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其中，法国有穆斯林人口450万，德国300万，英国160万，荷兰85万，意大利和比利时穆斯林人口都超过50万。尽管其他欧盟国家的人口都低于50万，但由于这些国家总人口本来就少，如奥地利、瑞典和比利时，穆斯林所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大。[1]现在，欧洲各个国家，都有可观的穆斯林人口。历史上穆斯林曾经被彻底超出西班牙，而现在，这个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已近50万。即使在北欧洲的瑞典、芬兰和挪威，穆斯林的社区也在迅速膨胀中。在同一国家，穆斯林人口也多聚集城市，而非农村。在荷兰的85万穆斯林人口中，几乎全部分布在该国最大的四个城市中。其中阿姆斯特丹穆斯林人口超过50%，鹿特丹、乌特勒支和海牙都超过30%。

 

 

 

从移民背景讲，阿拉伯人占45%，位居第二、第三位的是土耳其和南亚国家。由于移民历史不同，分布不均，欧洲各国穆斯林人口的构成差别很大。法国和英国，其穆斯林人口源于20世纪中期的移民潮，法国的移民多来自北非的殖民地，英国的来自南亚。而德国穆斯林移民，则源于“二战”后因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土耳其劳工。而且，因“沾亲带故”的便利，新移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各个欧盟国家。

 

 

 

随着穆斯林一起来到欧洲的，还有伊斯兰教。有多种方式，让欧洲人感觉到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存在。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外在标识物、清真寺和宗教服饰。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欧洲清真寺的数量也急剧增长。“有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单纯计算穆斯林人口与清真寺数量之比，欧洲国家大约每1660个穆斯林就拥有1座清真寺，这个数字与许多穆斯林国家不相上下，也与欧洲各国基督徒所拥有的教堂相当”。[2]重要的是，基督教堂在迅速减少，而清真寺还在增加。在欧洲各地，宗教服饰出现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对于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面纱和罩袍，欧洲人不仅视之为普通的服饰，还将其解读为一种宗教上的宣示，向外界表明伊斯兰教的存在。

 

 

 

其次，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社团在欧洲大量出现。欧洲的宗教教育大致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在欧盟，除法国外，事实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政府公立学校也在一定程度允许宗教教育。近年来，穆斯林学生的增长，公立学校对伊斯兰课程的需求也在增加。第二类是私立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得益于欧洲内外的宗教捐赠，伊斯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设立。

 

 

 

再次，穆斯林宗教实践中的礼拜、清真饮食和朝觐，越来越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穆斯林去清真寺的频率，远超过欧洲基督徒去教堂的频率。尤其是在周五的聚礼和穆斯林的传统节日，清真寺几无立锥之地，穆斯林占用公共空间，如街道，礼拜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最后，以伊斯兰教为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给欧洲人带来的不仅是震撼和恐惧，更是伊斯兰教已经“来到我家，兴风作浪”的强烈刺激。因此，从“二战”以来的短短70年间，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急剧增长，使伊斯兰教成为许多欧盟国家的第二大宗教，已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性的矛盾和冲突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存在和增长，日益引起欧洲基督徒的警觉乃至担忧。双方之间各种摩擦和冲突，也时而发生。而且冲突具有多重性，在各个层面展开。欧洲的移民问题，基本上等同于穆斯林问题，因为欧洲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并不占移民的主流，而欧洲的外来移民，却以穆斯林占绝对数量。这种特殊的移民结构，更突显出穆斯林移民与欧洲本土居民的鲜明对比，双方一旦有冲突，也容易上升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

 

 

 

最直观的矛盾表现在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与欧洲基督徒人口下降的强烈对比上，并且穆斯林群体平均年龄普遍偏低，而基督徒群体则呈现明显地老龄化。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长，不只体现在外来移民的进入方面，更体现在穆斯林家庭的高出生率上。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的生育率不断降低，大多数欧盟国家生育率远低于2.1%的自然更替水平，多数家庭生育不足两个孩子。而在穆斯林群体中，生育率则要高得多，平均一个家庭6、7个孩子比较常见。欧洲人发现，照这样下去，几十年内，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就将超过半数，传说中的“穆斯林占领欧洲”就将成为现实。

 

 

 

在经济领域，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起初，欧洲因缺乏劳动力而引入穆斯林移民，客观地说，当时穆斯林移民很受欢迎。但是，随着欧洲经济的萧条，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高居不下。蜂拥而来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欧洲人争抢“饭碗”。由于穆斯林移民多来自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低，缺乏劳动技术，他们就业的场所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也使欧洲底层社会首先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他们也成为欧洲反穆斯林的政治右翼的肥沃土壤。

 

 

 

日常生活中，生活方式的冲突也较明显。伊斯兰教自称为全面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宗教寓于生活之中。伊斯兰教对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有所体现。伊斯兰教有特色鲜明的服饰，男性服饰通常只限定在清真寺内，而女性的服饰，主要是头巾、面纱、罩袍，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欧洲主流观念认为，宗教服饰不应出现在公共场所，而穆斯林则认为这不仅仅是宗教服饰，也是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争论不休的还有清真寺建筑、割礼等诸多话题。但是，欧盟有些国家还是相继逐渐做出了对穆斯林不利的限制。2010年法国议会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戴面纱的法律，2011年4月，法国政府开始实施这一法律。2011和2012年，比利时也步法国的后尘。2012年，德国政府甚至试图禁止割礼，后因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联合反对，才做了妥协，允许有条件的“非治疗性割礼”。[3]

 

 

 

欧洲穆斯林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第一代移民多来自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低，缺乏劳动技术，工作机会少。在欧洲乡村地区，穆斯林人口很少，他们多居住在城市郊区，形成贫民窟，成为犯罪高发区、毒品集散地，成为欧洲人眼中的“城市伤疤”，对其颇有微词。遇到经济困难，贫民区也成为欧洲城市的动乱之源。2005年的巴黎骚乱，就是以穆斯林人口聚居的贫民区为中心，向其他地区扩散。

 

 

 

在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冲突方面，欧洲人认为，在与穆斯林的各种冲突背后，是深深的文化与价值理念的裂痕。欧洲的文化与理念核心是文明、理性、民主、平等、自由；伊斯兰的文化与理念则以野蛮、激进、暴力、恐怖、不宽容为底色。双方在许多方面难以调和。在欧洲人看来，穆斯林的头巾和清真饮食，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和高耸的宣礼塔，这些伊斯兰教的标识物，是拒绝西方民主价值的表现，甚至被视为对西方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在“9·11事件”后，伊斯兰威胁论再起，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犹豫、疑虑、担忧，甚至恐惧，时而溢于言表。在欧洲，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声音，已经从极右翼转变到主流的政治精英，伊斯兰教与西方的政治与文化价值无法共存，难以调和。乃至西方文明比伊斯兰文明更高级的观点，也能轻易地找到大批听众。在当前欧洲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欧洲人担心，穆斯林将最终改变欧洲的“游戏规则”，将伊斯兰的价值强加到欧洲的非穆斯林头上。

 

 

 

正是基于上述矛盾与冲突之上，欧洲人对他们周围的穆斯林群体评价不佳。近10年来的各种社会调查也发现，欧洲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而且，这种负面评价还在逐渐增加。[4]欧洲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普遍印象是：1、穆斯林从未打算，也不愿意融合；2、现在和未来，穆斯林都是欧洲各民族国家身份的威胁；3、应尽量将穆斯林的公共实践，如清真寺建筑、礼拜和服装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4、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可能与民主观念和西方价值相融合。[5]

 

 

 

最后是宗教性的冲突。将穆斯林移民从政治上、社会经济上融入欧洲社会，这种努力已有数十年，但这种政治与社会的融入，与宗教话题发生关系，也只是过去的10多年的事情。欧洲各国也通过多种手段，包括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伊斯兰的标志物进行多种限制，以期使其更适合于西方的政治文化。但是，极端保守的塞莱菲派，在欧洲高调反对西方价值与文化，如主张男女隔离，反对融入西方社会的作法，引发巨大的反响。更重要的是，许多不明真相的欧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认为塞莱菲派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这让欧洲社会倍感压力。知识阶层和公众人物对文明冲突论的认可度，不断上升。认为现在欧洲是西方文明与原教旨主义的战场，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正利用欧洲民主制度的漏洞，扩大力量，从而严重危及“欧洲身份”。许多欧洲精英认为，欧洲奉行已久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削弱了欧洲各国的“集体身份”，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同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或明或暗的批评与排斥，也成为政治精英竞选的招牌。长久对伊斯兰教保持沉默的欧洲基督教人士，也逐渐发出声音，提醒公众关心自己的宗教，警惕伊斯兰教的扩张。在基督徒的一方，他们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与冲突，正在默默地酝酿，许多前兆已在政治领域有所表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是在这种多种矛盾与冲突的大背景下，“罩袍与比基尼”成为伊斯兰价值与西方价值对抗的象征。“我们”与“他们”，成为欧洲与伊斯兰对抗的话语。以至于欧洲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在考虑将来如何相处的问题。

 

 

 

冲突的本质

 

 

 

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与伊斯兰教向来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欧洲主流的公共话语中，人们故意避免涉及这个话题，尤其是欧洲的宗教人士。但是，近年来，欧洲政治力量，不只是右翼人士，主流政治精英也积极地参与这种讨论。政治的讨论，充分唤起欧洲人的警觉与排外意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的讨论，或者说政治的建构，通过欧洲各国的议会，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政策。政治的讨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又激起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人士的强烈反应。

 

 

 

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欧洲政治力量首先将其建构为一个“问题”，即“穆斯林问题”或“伊斯兰教问题”。通过这种建构给公众传递一种意识，即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是欧洲的一个麻烦，一种棘手的事。具体而言，这种政治建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欧洲人在构建一个“国家象征性的边界”（National Symbolic Boundaries）。他们将欧洲的传统、礼仪、文本、话语系统、集体记忆等列为这个象征性边界的构成元素。以此判断对方是敌人还是国民。敌人具有内敌和外敌两方面。[6]据此判断，欧洲的穆斯林属于内部的敌人，比欧洲之外的穆斯林敌人，更值得警惕和防御。此外，移民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族群来源也是重要影响因子。“国家象征性的边界”的概念，实际上是故意将欧洲内部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外化为“他者”，是欧洲的对立面。而对立面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敌人。

 

 

 

穆斯林被故意建构成西方民主价值的对立面。伊斯兰教代表疯狂的、复古的、压迫妇女的、渴望征服的、前现代的意识形态，拒绝现代性的麻烦制造者等等。欧洲政治家将穆斯林现实的政治参与和宗教行为，与被他们主观上视为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认为伊斯兰的政治价值观阻碍穆斯林移民参与西式的民主政治。但是，最近的研究不但不能得出伊斯兰教阻碍政治参与的结论，穆斯林还将伊斯兰教视为政治参与的一种资源；同时，研究也发现伊斯兰教本身并不是穆斯林社会身份建构和政治参与的主要推动因素。族群、阶级、人口分布、经济背景等因素才是更重要的思考对象。[7]也就是说，欧洲人所谓的“伊斯兰敌人”的观念，穆斯林对欧洲政治的疏离，并非穆斯林实际行为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想象”。

 

 

 

政治想象的第二个方面是将欧洲移民问题“伊斯兰化”。欧洲的移民话题基本上等于穆斯林话题。穆斯林人口是欧洲移民的主体，社会经济地位也低；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并不占移民的主流，其经济地位也较高。所以，即使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移民问题并未“伊斯兰化”，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仅是美国移民问题的边缘话题。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的移民问题为它的“伊斯兰化”准备了条件。欧洲政治家担心伊斯兰教正在威胁欧洲世俗主义的价值观。欧洲世俗主义有三个核心内容，一是政教分离，二是公私分离，三是宗教实践的弱化。公私分离即在公共场所不允许出现宗教标识和宗教行为。欧洲政治家认为目前这三项内容都遭遇伊斯兰教的挑战。欧盟各国广泛成立的穆斯林代表机构，初衷是促进伊斯兰教与政府的对话，却意外地导致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穆斯林政治参与的意识正在被唤醒，伊斯兰教的政治观，特别是伊斯兰教法，正在侵蚀欧洲的政治体系；而公共场所的出现的宗教服饰与高耸的宣礼塔，则是对公私原则的挑战；清真寺熙熙攘攘的穆斯林身影，表明伊斯兰教的走向与现代社会中宗教实践的弱化，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建构为“安全问题”。至少在表面上，这有充足的理由。自“9·11事件”以来，欧洲也发生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和穆斯林骚乱，2004年的马德里爆炸案，2005年的伦敦爆炸案、法国巴黎骚乱，2006年的丹麦卡通事件，还有2015年刚刚发生的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都在证明，欧洲的政治精英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安全问题是正确的。并且，由于单一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多来自同一民族、地区或国家，也容易在移入国发展成分离主义倾向，也给“安全问题”的建构增加了新的佐证。在保证欧洲“安全”的前提下，欧洲各国从移民政策、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相关的政策都在缓慢改变，有收紧的趋势。对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容纳程度，比如在公共场所的礼拜，也逐渐降低。许多欧洲政治人物，不断发出排外的声音，如德国总统阿希姆·高克说：“穆斯林可以生活在德国，但却不可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8]当前流行的欧洲观念是，对穆斯林的文化同化是第一位的，少数族群的权利是第二位的，这符合欧洲的价值观。因此欧洲人对文化多元主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欧洲的政治家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热心”，远远超过欧洲基督教人士，至少目前是这样；而在穆斯林的一方，政治人士的参与却相对薄弱，尽管欧洲穆斯林的政治意识有所唤醒，反而是伊斯兰宗教人士，非常积极地表现自己，义无反顾地冲在与欧洲主流社会冲突的前沿。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宗教专业人士。欧洲本土薄弱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却难以满足这一需要。于是，境外的穆斯林宗教人士趁机而入，填补空白。欧洲短时间内形成一支颇有规模的穆斯林宗教人士队伍，而他们对欧洲的伊斯兰教现状深为不满。与他们祖国相比，欧洲穆斯林对伊斯兰的疏离，让他们忧心忡忡。这个群体首先将“穆斯林堕落”的责任推到欧洲的文化与制度身上，与欧洲政治家构建“穆斯林问题”一样，他们也在构建伊斯兰教所面临的“世俗主义的威胁”。对于这些外来的宗教人士，欧盟各国政府已有警觉，也曾分批多次遣返，但仍无法阻止他们各种方式地流入。

 

 

 

就伊斯兰教方面而言，当前在欧洲呼声最高，最引人注目的是塞莱菲派。赛莱菲派秉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实为新时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它主张超越国界的穆斯林团结，以建设哈里发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为政治目标，反对宗教经典的现代性阐释，反对文化的多样性。当前在欧洲，世界主义赛莱菲派，与沙特国家主义的瓦哈比派，一唱一和，使欧洲主流社会倍感紧张。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而塞莱菲派的宗教理论家，正在建构一种欧洲本土的“西方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本质上是贪婪、自私、纵欲代名词，[9]与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塞莱菲派理解的世俗主义，背后其实是基督教的理念，是基督教历史发展的结果，不能将基督教的结果强加给穆斯林。基督教的贪婪是“西方主义”的重要构成。殖民时代，欧洲人正是在“西方主义”的怂恿下，侵略并占领穆斯林世界。殖民时代虽然结束了，“西方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化身为新殖民主义，继续奴役伊斯兰世界，包括奴役欧洲的穆斯林。因此欧洲试图“文明化”和启蒙穆斯林，在塞莱菲派看来，此举纯属多余，穆斯林已是文明群体，且是高于欧洲人的文明群体。穆斯林所要做的就是推动欧洲的伊斯兰教化，使其成为未来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

 

 

 

以塞莱菲派为代表的欧洲伊斯兰思想的激进化，恰恰印证了欧洲政治家的主张，“伊斯兰敌人”似乎不完全是一种“政治想象”，它是反西方文化的、激进的伊斯兰宣传，必然带来的一种后果。正是在欧洲政客的“政治想象”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宗教建构”下，二者“恶性”互动才导致目前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

 

 

 

简短的结论

 

 

 

族群间、文化间的误解与碰撞，总是难以避免。关键是，当事人如何理解、阐释、引导、弥合误解与碰撞，而不是仅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去放大、激化它。欧洲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之间尽管有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但不应该归结为双方的宗教与文化的冲突。冲突不在文明之间，而在于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片面性的、偏见化理解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对世俗文化的片面解读之间。事实上，当前多元文化的政策，是有利于穆斯林的政治与文化融合的。但是，“政治的想象”与“宗教的建构”，使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在这场冲突中，欧洲穆斯林的主体是缺位的，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和“隐形人”，他们“被代表”，也同时“被指责”，也被身不由己地拖入冲突的漩涡。面临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伊斯兰威胁欧洲”“穆斯林占领欧洲”之类的声音时而响起，并无不妥，欧洲人有这种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担忧本来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对话来沟通，毕竟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人类是息息相通的，但是“政治的臆想”与“宗教的建构”有阻断沟通的可能。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起初的担忧，可能会变为未来的现实。只是，在通向未来的路上，不知又会有多少悲剧上演。

 

 

 

注释：

 

 

 

[1][4][9]Jocelyne Cesari，Why the West Fears Islam：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2、p.13、p.132.

 

[2]王联：“试析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0期。

 

[3]Jocelyne Cesari，“Introduction”，Why the West Fears Islam：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2.

 

[5][6]Jocelyne Cesari，Why the West Fears Islam：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1.

 

[7]Jocelyne Cesari，Why the West Fears Islam：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139.

 

[8]Jocelyne Cesari，Why the West Fears Islam：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Introduction.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8月7日。

http://iwr.cass.cn/zjyzz/201508/t20150807_192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