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劝善戒恶”，组织内部对如何履行这一义务产生了两种观点，一部分人选择用口头和书面宣教的方式和平地改造民众的伊斯兰价值观，另一部分人选择与“吉哈德”组织结合，用暴力的方式打击异教徒和推翻不按教法治国的统治者。

 

 

　　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一·二五”革命，执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被推翻，埃及政局重新洗牌。在革命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由光明党(Hizb al-Nur)主导的赛莱菲联盟一举赢得了156个席位中的33个，成为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第二大政治势力。

 

　　赛莱菲力量在埃及政坛的崛起，既受益于革命之初有利于政治伊斯兰的政治形势，也归功于赛莱菲运动经营多年获得的群众基础。本文通过分析埃及的赛莱菲主义学生组织“伊斯兰团”(Gama’atIslamiyya)兴起、失败与转型的发展历程，以期展现埃及赛莱菲运动由社会运动发展转型为政治运动的部分历史图景。

 

　　

　　在20世纪70年代，埃及经历了所谓的第二波萨拉菲主义思潮。萨达特当政以后，政府开始允许伊斯兰团在国内相对自由地活动。其中最活跃的萨拉菲运动就是大学校园组织“伊斯兰团”，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反映出来他们受到了来自萨拉菲主义(al-Salafiyyah)思想和赛义德·库图卜(Sayyid Qutb)著作的广泛影响。起初，它在政府的扶持下排挤了纳赛尔主义和左派学生从而主导校园学生运动。

 

　　在萨达特执政末期，特别是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它与政府关系恶化，并爆发了多次冲突。遭到政府打压的“伊斯兰团”被迫解散，他们或另立门派，或加入别派，或不问世事。“伊斯兰团”早期的“萨拉菲”实践对埃及伊斯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归最初“伊斯兰团”意识形态的建构，并以此阐析它早期的经历对当前埃及萨拉菲运动的影响。

 

　　“伊斯兰团”的诞生

 

　　1伊斯兰复古思潮兴起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以及1970年纳赛尔的去世，使得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现代伊斯兰主义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周期性的复古思潮进入新一轮的高潮期。

 

　　1967年战争的失败导致埃及国内出现了如作家穆罕穆德·贾拉勒·基希(Muhammad JalālKishk)这样的观点：“以色列的成功源于其与宗教的强烈关联和为了宗教使命的奉献精神，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依靠的不是宗教信念而是世俗力量。”此时的埃及社会中，各种文化因素和社会价值相互斗争，经济社会政策含糊不清，人们陷入充满矛盾、彷徨、担忧的沉重气氛之中。

 

　　因此，强调复兴宗教的“萨拉菲主义”思想对埃及人，特别对年轻人，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吸引力。“萨拉菲主义”认为：先知穆罕穆德的使命不仅限于宗教的信条，它也描绘了社会组织与其成员的行为准则，伊斯兰规定了人同真主的关系，同样也规定了人同人的关系，这种社会组织不仅适用于人同他们的祖国，也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人们。

 

　　由此，伊斯兰信条被打上了“全面和完美”的印记，要求回归先知时期最纯洁的伊斯兰原则的口号成为埃及人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最中意的精神替代品。

 

　　2学生运动壮大

 

　　在1952年革命之前，埃及城市精英垄断了大部分高校教育资源，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以经学训练为主的基础教育不足以支撑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在纳赛尔时代，公共教育普及到了广阔的埃及农村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府公办学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的农村青年大量涌入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的大学，导致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埃及的各大院校人满为患。城市中出现的庞大学生群体成为埃及政府宣传其意识形态和政策口号的有力平台。起初，各大高校的学生会各自为政，在政府的支持下向学生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强化他们的社会主义知识。

 

　　1966年以后，各校学生会被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吸纳为它的下属组织，党的执行委员会控制着学生会领导层的人选。但是随后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战败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以致于纳赛尔执政的最后三年成为了埃及社会进行自我反思和相对言论自由的时代。

 

　　从1968年开始，大学生对埃及的经济困境和战败失地局面愈感不满，他们不断上街游行示威，敦促政府发动对以战争血洗战败的耻辱。他们于同年成立了埃及全国学联(General Union of Egyptian Students)，以取代之前由官方支持的各校学生会。

 

　　1972年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埃及三大职业团体——记者协会、律师协会和教员工会的全力支持，与后者的联合使学生运动成为了埃及政府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大学校园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影响力的竞技场所。

 

　　3埃及国内权力斗争

 

　　萨达特在执政初期同萨布里集团、纳赛尔主义者和左派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深感势单力孤。为了制衡左翼势力，他竭力谋求右翼宗教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一改纳赛尔时期对这些组织的镇压政策，大大放松了它们的限制。他同时大力倡导伊斯兰教，增强它在各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争取宗教势力和虔诚群众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萨达特宣称“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国家的两大支柱，声言要建立一个“基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的新社会”。在他的支持下，1971年9月颁布的埃及永久性宪法，首次规定“伊斯兰教法律体系是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

 

　　同时，萨达特政府对大学里的伊斯兰学生运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其自然壮大以抵消左派学生的势力和制衡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措施在实施初期产生了一些有利于萨达特政权的政治效果，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校园中伊斯兰学生运动的崛起。

 

　　大学伊斯兰学生运动的出现是埃及社会伊斯兰意识复兴大潮下的产物，它利用了国内有利于伊斯兰势力和学生运动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吸收了由伊斯兰复兴浪潮中出现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成为70年代埃及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团之一。

 

　　“伊斯兰团”的崛起

 

　　1校园夺权

 

　　1969年，开罗大学医学院教授阿卜杜·穆尼姆·艾布·法德勒(Abdel MoneimAbouEl Fadl)在大学校园中创建了“宗教宣传协会”(لجنةالتو عيةالدينية)，学院里有伊斯兰主义倾向学生开始以该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一开始，该协会隶属于开罗大学学生会，后来伊斯兰主义学生逐渐削弱左派成员的职权，最终决定从学生会独立，并更名为“宗教协会”(الجمعيةا لدينية)。

 

　　学生运动兴起以来，有纳赛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在其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斯兰主义学生是里面的少数派。由于人少式微，他们通常不会反对多数派的意见，只是有时会提出如“强调宗教价值观”、“要求关闭金字塔大街的歌舞酒吧”等对学生会纲领的修正意见。这些提议往往会被否决，因为支持票数都不会超过四分之一。

 

　　经过了初期迷茫和摸索之后，伊斯兰主义学生开始谨慎地与政府合作，试图打破左派势力对校园政治的垄断。由于代表左派学生的大学学生会一直企图阻挠伊斯兰主义学生的宗教活动，双方时常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在辩论激烈之时，特别是有人开始讽刺和侮辱伊斯兰教及其教义时，双方甚至拳脚相向。1972年12月中旬，两名开罗大学医学院学生在学校内贴出的大字报，这被校方自律委员会指责为“侮辱伊斯兰”的行为，并加以处罚。

 

　　随后，在开大校园中爆发了以“争取大学民主”为名的声援被处罚学生的左派学生游行，而高呼着“Allahuakbar”(真主至大)的伊斯兰主义学生也针锋相对地开始游行，并与前者爆发了冲突。

 

　　1973年1月31日，总统萨达特发表演讲，将两派学生分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保守主义者”。尽管表面上政府对两派学生报以同样的批评态度，但是实质上它将从前更加弱势的伊斯兰主义学生抬高到和左派学生平起平坐的地位，学生内部的二元对立也导致长久以来由左派学生一元主导的学生运动分崩离析。

 

　　1973年，开罗大学的伊斯兰主义学生首次决定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选学生会领导职务。由于当时医学院是伊斯兰主义学生的集中地，该候选人成功赢得了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职位。

 

　　在这段时间，开罗大学里涌现出了各个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1974年分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一派是纳赛尔主义派，以纳赛尔思想俱乐部为代表;一派是社会主义派，包括了左派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以社会主义思想俱乐部为代表;一派是伊斯兰主义派，他们最终在1974年将自己的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团”，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这一名称也逐渐成为埃及其他大学伊斯兰学生组织的通用名。

 

　　1974年，在全国学联中的伊斯兰主义学生促成会里新增了名为“宗教与社会”的委员会，这为“伊斯兰团”提供了第一个在学生会官方层面上的活动平台。1975年，“伊斯兰团”又通过选举控制了全国学联中的“信息与出版”委员会，便于利用政府赞助和学生捐献的学生会预算来向女学生免费分发头巾和散发宣传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传单——“真理之声”(Sawat al-Haqq)。

 

　　到了1976年3月，埃及全国学联召开全国大会时的议题已由从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论调转变为“要求萨达特总统在埃及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这表明此时的“伊斯兰团”已经成为学生运动中的主导力量。1977年时，他们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许多组织成员同时担任高校学生会的主席和当地“伊斯兰团”组织的领导人(amir)，左派势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2民间活动

 

　　七十年代，埃及的大学生人数继续极剧上升，1970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77年时已经超过了50万。纳赛尔时代的免费大学教育制度在萨达特时代不再具有优势，萧条的经济使得政府的教育预算严重不足，各个大学普遍面临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

 

　　这主要反映在硬件简陋和师资不足上面：学校没有经费修建足够多的教室、宿舍和实验室等必要设施来满足数量庞大的学生的需要，也无法更新教学设备;教师工资低下导致大批大学教授离开埃及，前往海湾阿拉伯石油富国任教，这导致学生和教师的比例严重失调，有的科系甚至达到了100:1的程度。

 

　　此时的“伊斯兰团”却巧妙地利用了大学生对教育制度的失望，通过在官方支持下举办夏令营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对当前学习和精神双重困境的“伊斯兰解决之道”。

 

　　“伊斯兰团”成员进入学联后最成功的工作就是组织每个假期持续两个星期大学生训练营。一开始，“伊斯兰团”并没有向学生灌输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通过为他们提供义务服务来争取学生的加入，比如免费交通、讲座讲义和食物、书籍和衣物价格相对便宜的内部市场。“伊斯兰团”的骨干就是由这样的学习“圈子”(halaqat)组建起来的，在骨干返校后的宣传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前来加入。

 

　　其后，在政府的默许下，他们开始要求学生们学习伊斯兰律法(fiqh)和《古兰经》经注(tafsir)，同时还要参与体能训练和自卫术培训，和四五十年代穆兄会培养青年组织的行为如出一辙。训练营成为了宣传伊斯兰思想的优质平台，当时一些著名的教法学家纷纷加入其中，比如穆罕默德·加萨里(Muhammadal-Ghazali)和优素福·加尔达维(Yusufal-Qaradawi)，他们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指导。

 

　　在大部分情况下，夏令营都在大学生城的特定区域举行。1974年，时任教育和传媒部长艾哈迈德·凯迈勒·艾布·马吉德参加了第一次在开罗大学举行的全校训练营。在艾斯尤特(Asyut)和阿斯旺(Aswan)两地，训练营甚至受到地方长官的直接资助。

 

　　在七十年代上半叶，“伊斯兰团”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成熟，当时的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完备的行动计划。大多数成员只是虔信的穆斯林，纯粹地想要追寻“萨拉菲主义”的脚步。他们的思维保守，每天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仪式规则，在履行“劝善戒恶”的义务时也仅限于口头劝说和语言攻击，不过表现得尤其排斥苏菲主义。

 

　　在这期间，一些人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联系，并逐渐转向沙特式的萨拉菲意识形态。他们表现为对统治者的服从和对个人的信仰和虔诚的专注。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这一事件的发生成为了伊斯兰团由和平向暴力发展的转折点。

 

　　“伊斯兰团”开始从赛义德·库图卜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蒙昧主义”(jahiliyya)和“真主的统治权”(hakimiyya)的论述中，吸取革命式的思想。他的《路标》一书成为该组织的核心培训文本，许多成员甚至可以背诵它的全书内容。

 

　　这一时期“伊斯兰团”的活动主要是针对地方社区发起的。为了开展所谓抵制“道德腐化”(al-fasadal-akhlaqi)的行动，他们扰乱音乐会和西方电影的播放，阻止酒精饮料、录影带的贩卖，以及恐吓公开交往的男女学生。

 

　　随着该组织的意识形态逐渐走向极端，他们与政府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当政府关闭他们控制的清真寺或者在外交上对美以让步时，他们选择以游行、静坐、集体祈祷的方式表达抗议。到了1979年萨达特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定”之后，“伊斯兰团”和萨达特政府之间的蜜月期彻底，政府停止资助该组织，并且短暂地禁止过学生领袖回到校园。

 

　　“伊斯兰团”的转型

 

　　1意识形态极端化

 

　　伴随着组织声势的壮大和与政府关系恶化，“伊斯兰团”的意识形态开始逐渐走向极端化。20世纪六十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成员赛义德·库图卜(SayyidQutb)在狱中写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著作——《路标》(Ma'alimfial-Tariq)是“伊斯兰团”散发的学习资料和宣教传单中的主要内容。

 

　　他在书中强调了两种思想、两种认识、两种社会、两种制度、两种事实之间的强烈对立：伊斯兰与蒙昧、信仰与不信、真理与虚妄、善与恶、真主的统治权(hakimiyya)与人的统治权、真主与专制者的根本对立，一方的存在必定建立在另一方的消亡上，取消这种对立、实现和解或调停是不可能的。

 

　　他据此指出，建立纯粹伊斯兰国家的唯一障碍就是现存的不义的专制统治，这为“伊斯兰团”企图推翻现存政权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伊斯兰团”的初创阶段，以纳赛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世俗“蒙昧主义”是他们建立纯洁穆斯林社会道路上的主要斗争对象。当他们在校园政治中成功战胜左派力量之后，又发现从前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萨达特代表了另一种“蒙昧主义”，便逐渐将矛头指向政府。“伊斯兰团”对萨达特政府的指控包括埃及政府单独与以色列媾和的行为、七十年代经济开放政策带来的权力腐败和西方文化入侵引起的社会道德败坏。

 

　　在如何同“蒙昧主义”斗争的问题上，该组织的宪章没有排除任何一种行动方式，认为可以根据环境灵活运用它们。宪章指出，“我们与周围的现实互动和改变它的方式，是根据安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法决定的。”

 

　　他们谴责埃及的议会选举体制，认为参与议会就是“承认世俗系统的合法性和认同其行为方式，且相信自己有权在安拉之外立法”。“伊斯兰团”认为参与常规政治体系是“渎神”(shirk)行为，贬斥其为“蒙昧主义”(jahiliyya)和“党派主义”(hizbiyya)，不屑参与其中。

 

　　因此，他们通常认为采取以下三种行动方式是合法的：第一是“宣教”(da’wa)，他们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必须进行的活动，能帮助穆斯林净化思想从而远离“蒙昧主义”;第二是“劝善戒恶”(al-amrbi'l-marufwa'n-nahy an al-munkar，又简称hisba)，《古兰经》中曾多次要求穆斯林“劝善戒恶”，“伊斯兰团”的宪章中要求每个有能力的成员都应该用武力、用手或者用嘴来履行“劝善戒恶”的义务，这是因为“当蒙昧主义环绕我们周围时，我们只能用劝善戒恶来反对它”;第三是“吉哈德”(jihad)，它被认为是穆斯林在末日审判前的永久义务。

 

　　“伊斯兰团”认同14世纪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罕百里学派权威伊本·泰米叶(ibnTaimiyyah)的名言——“伊斯兰即是服从”，即穆斯林服从哈里发就是服从安拉，所有哈里发的命令都应该被完全地执行，即使这个哈里发是暴虐的(zalim)或是腐败的(fasiq)。

 

　　不过他们也强调，如果让统治者在位会带来比让统治者下台更严重的后果时，推翻统治者的行为也是被允许的。宪章里也提到，“在公议(ijma’)的基础上，推翻不信神的统治者是每个成员的义务。”总的来说，该组织的宪章规定的内容具有宽泛的指导意义，可解读的空间很大，基本上延续了前人净化穆斯林社会的理念。

 

　　2组织分裂

 

　　尽管大部分成员都认同“推翻世俗政府，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终极目标，但是由于组织原则的模糊性，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伊斯兰团”内部出现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分支对“劝善戒恶”的实施方式的不同解读以及对暴力接受度上的分歧。下埃及地区的“伊斯兰团”组织通过与出狱后的穆兄会领导人秘密联络，逐渐接受了后者“摒弃暴力，改造社会”的和平斗争路线。

 

　　而上埃及地区的“伊斯兰团”组织指责当时穆斯林兄弟会拒绝“用武力改变邪恶”的政治现实主义“行动纲领”(manhaj)太过软弱。他们认为穆斯林有权通过暴力推翻不按教法治国的统治者，而穆兄会对暴力行为的反对是对“真主统治权”的否定。这批“伊斯兰团”开始自称“萨拉菲主义者”，并宣布萨达特为“不信教者”。

 

　　从1979年开始，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上埃及“伊斯兰团”分支不再满足于校园政治斗争和民间宣教，与埃及“吉哈德”组织的合作为他们找到了新的舞台。两者的合作象征着“劝善戒恶”和“吉哈德”这两种反“蒙昧主义”斗争方式的结合。

 

　　受到当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启发，双方达成协议：拥有秘密军事组织的“吉哈德”成员负责策划和实施针对统治者的军事政变，而拥有人数优势和宣教能力的“伊斯兰团”成员将负责在政变后开展“大众革命”(thawrasha’biyya)，最终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就是1981年对萨达特总统的刺杀行动。

 

　　“伊斯兰团”在上埃及的“劝善戒恶”行动引发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这导致萨达特处决了许多“伊斯兰团”上埃及分支的成员，其中包括艾斯尤特大学的分支领导人穆罕穆德·伊斯兰布里(Muhammadal-Islambuli)。

 

　　穆罕默德的弟弟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al-Islambuli)是埃及武装部队的一名陆军中尉，也是“吉哈德”组织的秘密成员，在得知其兄被杀之后，主动向组织请缨刺杀萨达特。

 

　　哈立德在1981年的全国阅兵式上成功刺杀了总统，其后“伊斯兰团”根据原定计划领导上埃及成员占领了艾斯尤特大学，但并没有发生他们想象中的民众起义。艾斯尤特的骚乱很快被政府军平定，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借此机会全力打压埃及伊斯兰团。

 

　　由于内部的路线分歧和政府的高压政策，“伊斯兰团”彻底分崩离析。下埃及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学生反对上埃及地区学生的激进意识形态，一大批下埃及地区的“伊斯兰团”领导人包括伊萨姆·阿尔扬(Isamal-Aryan，عصامالعريان)和阿卜杜·穆奈姆·艾布·法图赫(Abdal-Mun‘imAbual-Futuh，عبدالمنعمأبوالفتوح)率部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使得后者曾被严重削弱的力量得到了恢复。而上埃及分支的成员坚持宣扬赛义德·库图卜式的暴力革命方式，并成立了新的圣战传教组织，仍叫做“伊斯兰团”(al-Gama’aal-Islamiyya，但使用了单数形式)。

 

　　最后一部分人既不愿加入政治行动主义的穆兄会，也不主张暴力行为，他们采用了纯粹萨拉菲主义的思想，继续从事和平宣教运动，他们建立一个名叫“萨拉菲达瓦”(“al-da’waal-salafiyya”)的组织，意为“萨拉菲式的召唤”或者“萨拉菲式的宣教”。

 

　　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按照萨拉菲的标准净化穆斯林的信条，以及纠正埃及穆斯林错误的社会、宗教行为，其行动局限于布道，尽量远离政治。这部分人主要来自亚历山大大学，领导人物是医学院的学生亚西尔·布尔哈米(Yasir Burhami)和穆罕穆德·伊斯玛仪·穆卡迪姆(Isma‘ilal-Muqaddim)。

 

　　正是由最初的“伊斯兰团”分离出去的这三批人形成了“一·二五”革命后埃及政坛最主要的萨拉菲力量：第一批人形成了埃及人民议会中第一大党“自由与正义党”(代表穆兄会的政治实体)内的萨拉菲势力。

 

　　2011年6月15日，第二批人在“萨拉菲达瓦”的基础上成立了“光明党”(al-NourParty，HizbAl‑Nūr)，以它为代表的萨拉菲联盟在2012年埃及国会选举中以“黑马”之姿一举夺得人民议会中28%的席位和协商议会中25%的席位，成为当时国会中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联盟的第二大势力;第三批人所在的“伊斯兰团”在21世纪后逐渐脱离极端暴力主义后开始参与常规政治，他们成立的“建设与发展党”与“光明党”结成了政治联盟。

 

　　结 语

 

　　20世纪七十年代上半叶，“伊斯兰团”是大学校园中相互独立的松散伊斯兰学生组织，专注于宗教修养与学习。其后在萨达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它逐渐在校园权力机构——埃及全国学联中占据主导，并开始利用公共资源宣传自己的宗教理念，成为覆盖全埃及各大学的伊斯兰社会运动。

 

　　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劝善戒恶”，组织内部对如何履行这一义务产生了两种观点，一部分人选择用口头和书面宣教的方式和平地改造民众的伊斯兰价值观，另一部分人选择与“吉哈德”组织结合，用暴力的方式打击异教徒和推翻不按教法治国的统治者。

 

　　七十年代“伊斯兰团”在埃及社会中推行的“萨拉菲”试验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味地沉迷于“萨拉菲”经典文本，采用“善恶对立”的观点将自身与社会现实隔离开来，罔顾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伊斯兰国度。

 

　　“伊斯兰团”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萨拉菲主义”在埃及的复兴，它所宣传的“劝善戒恶”的义务和反对“党派主义”的立场至今仍影响着埃及的萨拉菲人士。同时，它失败的政治试验也促使后来的埃及萨拉菲人士开始反思教条主义的危害，为他们最终发展出一套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伊斯兰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实践经验。

 

　　来源:中东研究通讯，转自共识网，2015-09-04 。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9041285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