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与本文的角度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是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中倍受忽略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如果由唐初、元初，特别是晚明基督宗教三度入华算起，到1950年12月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为止，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历史已长达1300多年。无论是从世界历史，还是从中国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都是社会急遽变革与充满冲突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之基督宗教欧美文化背景及其外来文化冲击，基督宗教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宗教研究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掀起阵阵宗教热浪潮。

 

　　概括而言，目前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可以分为六种基本取向：一是圣经研读与神学理论研究；二是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三是代表人物、基督宗派与中国基督宗教传播史研究；四是基督教会教育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五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中国文化更新之路；六是从特定领域和议题的角度，深入探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遍寻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文献书目之后，我们便会吃惊地发现：全面、系统、客观描述与分析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研究凤毛麟角。目前通常的情况是，将基督宗教慈善服务事业作为精神侵略的手段、教会与差会处境化生存的战略、传教活动的内容、争权夺利的策略、传播现代文明的象征和体现基督宗教博爱世人教义的行为来轻描淡写，基督教会的慈善福利事业常常处于次要、从属和边缘化地位，即使涉及相关的慈善活动，有关描写与分析通常也是充满偏见、支离破碎和毫无系统的，缺乏宗教学术研究应有的全面描述、客观分析、处境化理解和理论解释。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基督教会慈善事业几乎无人问津，成为倍受冷落和忽视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法，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发展的角度，尝试概略性地勾勒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变迁脉络与基本框架，目的是为当代中国基督宗教进入社会和服务社会，特别是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供历史经验与参照借鉴。自基督宗教首次入华以来，基督宗教如何在中国社会中生存与发展，如何在中国社会传播福音与培养信徒，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历史脉络、基本范围与主要内容是什么，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主要社会影响是什么，如何历史地评价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对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如何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和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供哪些经验教训？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考虑到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基本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框架不多，本文侧重于简要勾勒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变迁的演进脉络，主要从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慈善福利事业服务对象与群体、慈善服务动机与目的、慈善福利范围与内容、慈善服务资金来源与资源构成、慈善服务供应组织与类型等分析层面，按照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特别是对晚明以降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进行历史研究，以期重新评价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变迁中扮演角色与发挥作用，从新的角度理解中西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会兴办、发展慈善福利事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就是基督宗教为什么和如何进入中国社会，如何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的问题，其实质是基督宗教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基督宗教如何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基督宗教三度入华，不仅每次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不同，而且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命运及其对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也迥然不同。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不同直接影响和制约慈善事业状况。这意味我们应将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放在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时空与社会环境中考察，从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预测、观察和分析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状况与命运，在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关系变迁的社会历史处境下描述、理解慈善福利事业历史发展脉络，从基督宗教入华后的传播命运、发展状况、基督宗教与儒佛道，特别是基督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角度评估慈善福利事业，从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模式了解慈善福利事业。与此同时，反过来，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状况与社会影响的角度，回望、反思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命运，从纵向变迁与横向结构的角度全面研究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在唐初、元初和晚明三次入华的基本途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截然不同，这不仅直接影响基督宗教入华后兴衰起伏，且直接影响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总体来说，基督宗教唐初、元初入华的相似之处颇多，晚明时期则截然不同于唐初、元初。

 

      唐初、元初和晚明时相似与差异之处众多：一是基督宗教在唐、元新朝盛世之际进入中国，当时国力强盛、国泰民安，中西交通畅通无阻，中西交流频繁多样。唐代景教与元代也里可温只是唐、元帝国开放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一种，而且通常是以学生和学习者身份入华。晚明时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明王朝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国运日衰、江河日下、内忧外患，中国社会也由开放多元变为闭关锁国。这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导致基督宗教三次入华后兴衰发展状况的显著不同。一般来说，在唐、元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发达，有助于营造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环境，方便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交流融合。与此相反，在晚明和晚清衰败时期，社会矛盾与双重民族矛盾无形加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二是基督宗教在唐初、元初时期入华的途径和方式主要属于“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盛唐时期，波斯和阿拉伯诸国人或使节或商旅或僧侣，经西域进入中国(穆尔,1984,p.2)。但是，晚明特别是晚清以来，传教士主要是籍助西方列强国家的船坚炮利，在大炮掩护下由东南沿海入华的(姚民权,罗伟虹,2000,p.2)。基督宗教入华路线与途径的变化，既反映基督宗教内部的巨大变化，又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合作方式的变化，说明中西方国力和国运对比的变化，直接影响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对待源自西方世界的基督宗教；三是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看，唐、元时期中国都是疆域广袤的庞大帝国，中国文明引领世界文明风骚，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至少是对等交流和势均力敌的。但是，自晚明以降，世界政治经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已失去平衡，中国已从西方世界向往仰慕尊敬的强者和先行者，转变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猎物和不堪一击的懦夫。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与形象的变化，一方面影响基督宗教入华的方式与途径，影响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与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与看法，影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基督宗教的接纳程度与社会形象定位。总体来说，无论是从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社会时的社会状况、进入方式与基本路线，还是从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动态发展的关系来看，基督宗教唐初、元初入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远比晚明晚清三度入华时的状况更好、更宽松和自由空间更大。但是，基督宗教及其慈善福利事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的后果恰好相反：唐元时期基督宗教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晚明晚清时期基督宗教及其慈善福利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服务对象与群体

 

　　中国基督宗教信徒构的成发生巨大历史变化，慈善福利服务对象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唐代景教入华和盛行的二百年间，虽然“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全国教徒达20多万人(李宽淑,1998,p.15)，但是教士与信徒主要来自西域的波斯和阿拉伯诸国的少数民族，大唐民众皈依受洗者寥寥无几。景教碑文的作者景净便是叙利亚人。景教信徒构成的特征和缺乏群众基础是景教逐渐衰亡的重要原因(瓮绍军,1996,p.10)。元代时也里可温教的情况大同小异。虽然天主教在元代领洗者达3万人，元廷为管理也里可温教还设立专官崇福司，但元代信奉天主教者，大抵皆为中国西北诸部人和西域来华诸国人，例如蒙古人、回鹘人、亚兰人和罗马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修士。1368年元朝灭亡，这些人或远逃塞外或回原籍(穆尔,1984,p.3)。这意味元代也里可温教同样缺乏本土的社会阶级基础与民族基础，很快便销声匿迹。当时除回教在北方发生长久影响外，元代也里可温教也没有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王治心,1996,p.124)。1582年耶酥会士利玛窦来华，基督宗教第三次重新入华，由此拉开天主教各宗派传教士纷纷大批入华传教和千方百计招收中国信徒的序幕。总体来说，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主要是“走上层路线”，不择手段寻求皇帝的赏识和庇护，招收的信徒以官吏乡绅、文人士大夫和皇室宫廷人士为主，在华天主教教徒增加势头迅猛，清康熙年间已达15万人(顾长生,1995,p.6)。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策略与天主教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通过兴办慈善医疗服务和办学校、出刊物等方式传教布道。基督新教招收信徒的范围也与天主教有所不同，普通民众、穷困之人和社会下层(例如孤儿弃婴、麻风病人)成为早期信奉皈依基督的主体部分(姚民权,罗伟虹,2000,p.3,40)。不言而喻，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教徒信众的构成，不仅反映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处境与地位，而且可能直接影响慈善福利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组织和服务对象构成。　

      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时慈善福利服务主要对象应是教徒本身，晚明晚清以来的慈善福利服务对象以普通民主为主，教徒为辅。总体来说，服务对象经历由教内向教外、由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的重大转变过程，服务对象范围扩大，数量增多，各阶层普受恩惠。由于历史文献的稀少，有关唐、元时期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的记载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但是，现存文献共同验证的事实是，唐代景教的圣职人员几乎完全是外来传教士，信徒也以来自西域及中亚的人为主，教义、礼仪与中国传统社会距离较大，经文坚涩难懂，这自然影响和制约基督宗教本色化的努力，并势必造成慈善服务不发达和服务对象内部化倾向。那些面向普通民众，拥有“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动机与善行的信徒毕竟为数不多(李宽淑,1998,p.15)。元代天主教局限于和元朝建立关系，元朝景教徒基本是社会地位崇高和享有特权的蒙古人、色目人和外族人，而且他们政治上采取依附元朝皇室的发展策略，基本不存在服务汉人、南人和普通民众的动机与具体活动。唐、元景教基本上是自我服务和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教会内部人员的宗教组织。这种状况自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晚明社会内部状况，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三度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入华难度增加和正常途径基本关闭，特别是当时缺乏皇帝的欢迎和高官的提倡，纯粹依靠传教士自身的不懈努力(王治心,1996,p.193)。天主教传教士千方百计在发展中国信徒，招收的信徒除皇室成员、高官公卿、社会名流之外，还有市景之徒、平民百姓和社会下层(如穷人和佃户)(李宽淑,1998,p.15)，这些人自然成为天主教的基本服务对象。与此同时，为广泛传播福音和吸引更多的人入教，基督教将宣教范围和服务对象扩大到所有社会阶层：设义学以教贫寒子弟，办医院以疗疾病，一切对于社会公益的事，莫不尽量实行，一般教士注重下层工作，尤足以影响到一般社会思想(王治心,1996,p.218)，这也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中西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动机与目的

 

　　基督宗教入华传播福音，兴办慈善福利事业的动机与目的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议题，教内教外、国人洋人、不同时期与不同群体的看法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截然相反(Lutz,1965)。总体来说，人们对唐元时期景教与也里克温教的传教布道动机争议不大，歧义不多，争论焦点和关键问题是晚明以降基督宗教三次入华时的传教动机，兴办慈善事业的目的。现存文献资料回顾清楚显示，聂斯托利派是在神学争论、教派分裂和逃避宗教迫害，唐初文化包容政策和国运昌盛的内外环境下变为景教的，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也是在遭受残酷镇压迫害，蒙古人有多神崇拜历史传统与入主中原后采取种族歧视等级制度处境下恢复发展的。这种状况与国内外环境在利玛窦进入中国时已发生根本变化。明代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欧洲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扩展，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导致天主教大规模的海外布道。西方国家开拓海外市场的殖民征服侵略扩张与基督宗教的征服侵略传播密切交织在一起。而且伴随近代中国屈辱痛苦的历史发展进程，这种宗教侵略与宗教扩张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精神战争与文化征服的本质愈益暴露无遗(顾长生,1995,p.2)。但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总体性状况与宗教侵略性质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兴办慈善福利事业是基督教会传统的传教布道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的动机与目的多种多样，主要涉及生存需要与发展战略、传播福音、政治斗争与权力之争、个人得救与博爱实践、培育社会精英与改变中国社会等目的。为了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消除国人的怀疑、疑虑和抗拒，广泛传播福音，开设教堂和吸纳更多信众，兴办慈善事业成为基督教会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首要动机与目的，相关的历史文献与研究成果比比皆是(葛壮,1999,p.55)；其次，传播基督信仰和福音，解除痛苦、增进个人幸福和劝人为善，这是基督教会宣教布道的宗教目的，教会事功和慈善事业成为塑造基督仁爱形象与实践基督博爱美德的基本途径(张西平,卓新平,1999,p.118)；第三，为了争夺政治利益，特别是赢得权力、地位和声望，慈善事业成为基督教会赢得合法地位和发展教会势力、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和赢得民心、社会声誉的基本方法，这也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屡遇抵制、敌视、排斥和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吕实强,1996)；第四，从传教士与基督徒个人角度看，为了个人得救，以身作则，忠实践行博爱世人和服务社会的理念，慈善事业是许多人终生追求的奋斗目标(王立新,1997)；第五，传播基督宗教，普及大众教育和现代教育，培育社会精英，以此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最后实现用基督宗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的目的(陈学恂,1998)；第六，回应社会需要，缓解社会下层的不幸痛苦，为贫困人士、孤儿弃婴和普通民众提供迫切需要的帮助和慈善服务，促进社会改革，重整社会秩序，谋求社会秩序基督化。这既是基督教会兴办慈善事业的基本动机与目的，又是慈善事业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饶申布士,1956)。除此之外，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性色彩日趋淡化，反之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社会奴役和文化侵略的色彩日趋浓厚，导致国人多从负面和消极角度看待基督宗教及其兴办的慈善服务事业。客观地说，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基督教会兴办慈善事业的动机与目的并非一成不变和铁板一块，几百年间经历巨大变化。总体来说，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动机与目的的变化轨迹，至少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由扩展与传播福音为主转变为基督宗教的生存需要与发展战略，由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动机为主转变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相互交织，由以基督教会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为主转变为回应和满足变迁的中国社会需要，由直接动机为主转变为以间接动机为主，由逃避宗教迫害和文化交流为主转变为宗教侵略和精神文化征服，由工具性动机为主转变为工具性动机与目的性动机相互交织，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动态发展的角度重视审视相关的问题。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范围与主要内容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范围广泛，内容繁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慈善是基督宗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内涵外延丰富多彩，其基本构成要素是施舍或给予。给予范围广泛，内容包括爱、信任、友谊、鼓励、同情、帮助、机会和建议等，以满足他人的需要和缓解他人的痛苦与不幸(Bremner,1994,pxi)。如果从慈善观念主要构成元素是给予的角度看，慈善福利事业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界定。狭义的慈善福利事业特指那些为穷人、孤老残幼和遭灾民众提供的传统服务与帮助。广义的慈善福利事业泛指基督教会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活状况，特别是给服务对象带来好处的宗教活动与努力。本文采取广义的慈善观。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慈善福利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指服务对象由王公贵族、皇室成员、高官乡绅、社会名流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普通民众、穷困之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受灾人口为主。另一方面是指慈善福利服务内容由耶酥会传教士向士大夫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为主，转变为基督新教的恤贫赈灾、社会救济、捐资助学、开办医院和创办报刊杂志等，广施恩惠与博爱，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内容日趋繁多，基本涉及中国社会广大底层民众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Lew,1940)。总体来说，在兴办和发展慈善福利事业上，基督教在教育、世俗运动和慈善福利事业上扮演远比天主教更加积极、活跃的角色(Latourette,1929,p.826)；从历史发展阶段角度看，时间取向越趋向近代，基督教会慈善事业越兴旺发达，宗教色彩似乎越趋淡化，世俗化社会服务趋向越明显。一般来说，19世纪到1930年代，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事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救贫济困、慈幼养孤、救助灾民、赠医施药、捐资办学、出版印刷、庇护服务等领域是基督宗教慈善福利事业的主要内容。首先，扶危助难、救贫济困、服务穷人，这既是基督教会传统的慈善福利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是基督宗教博得好感和赢得民心的基本策略(Hanawalt&Lindberg,1994)；其次，兴办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慈幼养孤和向孤残儿童传播福音，这是基督教会宣教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阮仁泽,高振农,1992,p.720)；第三，救济灾民、各类难民和提供紧急援助，也是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壮.1999,p.64)。在抗日战争期间，YMCA对抗日救亡士兵的战地和紧急服务包括士兵俱乐部、救治受伤士兵、分发慰问品、建立接待中心、设立流动服务站等(Lew,1940,p.322)；第四，兴办医院，建立诊所，救死扶伤，向贫穷困苦的社会下层赠医施药，这既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医务传道的有效途径，也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吴义雄,2000,p.292)；第五，兴办自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院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和教会学校，首开女禁和创立教会女子学校，培养现代英才和近代中国的师资队伍，这也是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何晓夏,史静寰,1996)。根据1877年教会大会记录，当时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5,975人，1920年时，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已达245,049人，短短30多年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人数猛增41倍(陈学恂,1998,p.380)；第六，推动大众教育和扫除文盲，热心翻译事业和西学东渐，创办中文报刊杂志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思想观念，出版西学书籍、传播新知与启迪民智，也是基督教会慈善事业内容。例如，广学会出版的大量宗俗书籍和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都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王立新,1997,p.355)；第七，反对强暴与强权，在困难危机时期保护弱者与妇女儿童，这也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陵女大和魏特琳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抗日部队提供战地服务，保护妇女儿童面遭强暴，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胡华玲,2000)。此外，基督宗教还在安葬亡灵、改革传统风俗习惯、禁烟禁赌禁酒禁娼、设立安老院和照顾病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资金来源与资源

 

　　基督教会的经济基础与收入来源是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教会的运作与传教活动，是了解基督教会组织结构与慈善福利事业运作机制的经济基础。首先，基督教会最初和最基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赖海外传教基地(如澳门和南洋各地)和所属传教会的总部资助，以后来源渠道才逐渐增多(利玛窦,金尼阁,1997,p.173)。外国资助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具体形式一是来自外国政府、企业家和金融家，二是来自国外的教徒和各类组织(阮仁泽,高振农,1993,p.736)。总体来说，传教差会在母国募捐筹款，这是基督教会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长生,1995,p.298)。但是，这种来源的比重随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生存处境的逐渐好转而有所下降；其次，房租和地租收入是基督教会最稳定和最主要的日常收入来源。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不择手段霸占和强占土地，强行勒索房地产，这是基督教会聚敛财富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基督教会最常见的霸占农村土地的方式是强迫捐献、盗买盗卖、低价勒索、占领垦地。对于已获得的土地，除用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建筑物之外，其余土地就利用教徒充当佃农耕种，然后教会收取地租和赋役。在城市社会里，传教士主要采取购置房产物业，然后出租和收取租金。不言而喻，争夺土地与资源是全国各地教案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顾长生,1995)；第三，某些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的收费和有偿服务收入，例如教会学校的学费收入，教会医院的医药费收入，杂志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和弥撒金等。慈善福利事业由免费到收费，这普遍经历漫长而曲折的变化过程。例如教会学校兴办初期，来学者大率为贫困之儿童，学校免其学费，且有津贴书籍等物者(陈学恂,1998,p.60)。以后学校声誉渐隆，入学动机与学生家庭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第四，基督教会慈善组织的董事、行政管理者和普通教徒捐献、会员会费、社会募捐；第五，基督教会利用商业投机和市场化经营策略与技术谋利生财，缓解沉重的财务负担。例如1932年，北京YMCA利用美元汇率差价赚钱，弥补财政赤字(Edwards,1933,p.3)。简言之，基督教会的经济来源是个举足轻重，但是研究不多的重要领域。基督教会的经济来源不仅关系基督教会的传教布道和日常运作，而且会直接关系慈善事业的兴衰发展状况。　　

 

     总体来说，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的资源构成和资金来源呈现变动化、多元化和日趋本土化的趋势，基本反映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处境，反映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的基本特征。在欧美国家社会文化传统中，给予的慈善观念，慈善、关怀他人是倍受尊敬的美德和义务，苦行主义对财产的不信任，基督博爱世人、个人得救和获得功德的愿望等因素，导致基督教会成为接受捐赠和提供慈善福利服务的重要机构(Schneewind,1996,p.ix)。在中国社会处境中，基督教会的社会环境、信徒，与国家间关系不同于西方。在明末清初时期，基督教会的主要任务是能够顺利入华，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免费的给予和施舍，而不是索取和接受捐赠便成为基督教会处境化生存与发展战略的手段(利玛窦,金尼阁,1997,p.169)。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处境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运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不择手段的强取豪夺和自愿幌子的搜刮勒索成为基督教会聚敛财富重要手段，导致基督教会“置产纠纷”案件和教案频繁发生(陈增辉,2000,p.185)。1927年南京教案发生后，基督教会的本色化与中国化进程显著加快，自养成为现实的目标(张西平,卓新平,1999,p.32)。这意味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地位与处境是不断变化，资源构成与经费来源同样如此。与此同时，总体来说，基督教会的经济来源是多样化的，既有国外的募捐，又有国内的来源，既有基督教会的渠道，又有教徒个人的捐献。更为重要的是，192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和自养趋势日趋明显，资源构成和资金来源本地化色彩日趋浓厚(张西平,卓新平,1999,p.248)。简言之，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资源构成与经济来源是个重大的基础问题，变动化、多元化和本土化是基督教会经济来源的几个基本趋向。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供应组织与类型

 

　　基督宗教教派林立，各宗派入华时间、教理教义、教徒分布状况、活动区域、经费来源渠道和慈善福利事业侧重点千差万别，但其共同之处是各类差会与教会组织在慈善服务提供中扮演主要角色，形成教会组织为主，传教士和教徒为辅的服务提供组织体系与模式。总体来说，在华宣教和提供慈善福利事业的基督教会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基督宗教各宗派，二是立足中国社会的传教会，三是准基督宗教的组织。自唐代景教，元代景教和天主教为主的也里克温，晚明耶酥会利玛窦三度入华，特别是由伦敦传教会马礼逊里1807年四度入华开始，英美欧国家基督新教的不同差会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开辟教区。当时，西方国家的传教差会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英国的传教差会，二是美国的传教差会，三是欧洲大陆的传教差会。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伦敦传教会、英国圣公会、英国浸礼会、英国遁道宗的差会、英国长老宗各差会，美国的公理宗、美国圣公会、美国的南北浸会、美国长老宗、美国卫斯理宗，瑞士的巴色传教会，德国的礼贤传教会和信义会等(杨森富,1968)。与此同时，1865年由英国牧师戴德生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内地会，是另类直接立足中国社会和面向中国社会的著名基督新教传教会组织，该组织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传播福音、发展信徒和兴办慈善事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姚民权,罗伟虹,2000,p.91)。第三类准基督教会组织主要是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它们主要以城市青年、工人和在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传播福音、学校教育、杂志出版、公民教育、体育健身和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服务(顾长生,1995,pp.296-310)。简言之，无论从服务范围、对象数量，还是从组织规模和资源状况来看，前述三类基督教会组织都是提供慈善服务的主体。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的提供者不仅有基督宗教组织，而且还有众多传教士和普通教徒，基督教会、传教士和基督徒三方相互依赖，共同在中国社会兴办和提供慈善福利事业。如果将基督宗教比作宏伟的大厦，那么基督信仰是大厦的骨架，基督教会是大厦的联结点，传教士是建构大厦的砖石，基督徒是整个大厦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基督徒既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又是基督教会慈善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二种角色整合一起。总体来说，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供应组织与提供者可以分为四种基本模式类型：一是以传播福音、宣讲教义和发展信徒为主天主教组织，这类组织主要盛行明末清初时期，其宗教色彩较为浓厚，传教布道的宗教使命至高无上，慈善福利事业成为传播福音的工具；二是既以传播福音为主，又以追求精神征服和文化侵略中国社会为宗旨的基督新教，这类组织主要是盛行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其宗教色彩与宗教使命相应弱化，但是其政治色彩和社会使命显著加强，慈善福利事业既是传播福音的手段，又是宣教的间接目的。三是以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为主，传播福音为辅的准基督宗教组织，这类组织既主要盛行于19世纪晚期和1930年代，而且宣教地区和传播福音的主要对象局限于中国城市范围。这是准基督宗教组织截然不同其他传教会的重要特征。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成为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与社会价值观的载体，成为推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成为谋求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非宗教渠道(Garrett,1970)。四是谋求本色化运动的基督教与中国化运动的天主教，这类组织主要盛行于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如何传播福音和发展慈善福利事业的目标，让位于如何促进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与本色化，基督宗教如何处理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宗教如何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对自身加以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基督宗教如何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对话等更为深层次的优先议题(庄祖鲲,1997)。显而易见，像基督教会组织和基督徒群体构成一样，提供慈善福利事业的基督教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和铁板一块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我们应从历史角度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状况。

 

　　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调查与回顾的方法，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处境、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服务对象与群体、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事业动机与目的、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范围与主要内容、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资金来源与资源、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供应组织与类型的层面，全面、系统和历史性地研究了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慈善福利服务，目的是对这个至关重要主题的发展脉络进行概括性的描述、综合性的理解和历史性研究，以期从新的角度观察基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为我们如何确定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宗教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适应，及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提供历史经验与参考借鉴。　

　

　　如何看待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事业，如何评价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的社会影响，这是摆在当代中西方学者面前的两个基础问题。198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问题逐渐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人如何看待基督宗教的角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全面、客观和历史评价的呼声日盛，除传统的文化侵略论之外，社会现代化论、中西文化冲突和普遍主义的理论取向应运而生(王立新,1997;林仁川,徐晓望,1999;胡卫清,2000)。毋庸置疑，这些理论都有其鲜明的理论创新之处，都为我们观察、理解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提供独特而新颖的角度，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有计划社会变迁与结构性社会转型的过程，那么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只是这种有计划社会变迁过程的层面之一，其侧重点是说明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变迁方向和性质，并未解释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原因；如果从中西文化冲突角度看待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只是片面地揭示、描述了冲突的社会现象，并未看到基督宗教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层面，特别是基督宗教已基本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客观社会现实；普及主义理论框架的显著优点是从普世性规律与发展趋势看待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潜台词是趋同论，难免有只注重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的可能与嫌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何看待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适宜角度是处境化思考(Hesselgrave&Rommen,1989)。处境化思考的最大好处是将研究问题放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网络结构中去观察、理解和分析，既注重纵向的历史变迁过程，又关注横向的社会结构关系，还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纵横交织的社会互动影响，有助我们更客观、准确、开放、动态、全面和历史的认识宗教。　

      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是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重要领域，是个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社会历史现象，牵涉到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总体来说，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兴起、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处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由清初的迫不得己到清末的主动为之，情况千差万别。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对象构成看，总体变迁趋势是由社会下层开始，经由普通民众为主阶段，最后实现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并存。从基督教会兴办慈善福利服务的动机与目的看，由宗教扩张、文化交流和生存需要，逐渐转变为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为主。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范围与内容看，由济贫助困、社会保护为主逐渐转变为教育、医疗、出版杂志和传播新识为主。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资金来源看，服务所需资金经历由主要依赖海外到海外和中国社会并重的过程。从基督教会慈善福利服务提供组织看，由以传播福音和发展信徒为主的天主教组织，经历既传播福音，又以文化侵略为宗旨的基督新教组织，最后发展为以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为主，传播福音为辅的准基督宗教组织和谋求本色化运动的基督宗教组织。历史经验证明：基督教会的慈善服务是教会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实现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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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继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社会工作专业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城乡社区工作。

E-mail：frankliu2790@sina.com

 

 

来 源： 文化研究 ，转自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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