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佛教慈善思想的既有研究，大多关注中古佛教教义、教理中所蕴含的慈善思想，而较少关注这种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在笔者看来，以历史的视野审视中古佛教实践，可对佛教的慈善思想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具体言之，中古佛教福田与慈悲思想主要体现为，通过“邑”、“义”、“社”等佛教民间组织，佛教徒鸠集资金与人力，致力于赈灾济贫、看病行医、凿井修桥铺路等事业。因而，考察中古佛教的慈善思想，应重点关注这些事件。

 

　　一是慈善行为以义井、义桥、义冢等形式开展。宋施宿等撰《会稽志》卷十九解释义井等时说：“义井……义者，盖以众所共汲为名。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置学以教乡曲子弟，曰义学；设浆于道，以饮行旅，曰义浆；辟地为丛冢，以藏暴骨，曰义冢。”慈善事业的成就，无非是集大众的力量，称为“义”；依此而展开，则有义井、义庄、义学、义浆、义冢等。如，四川福缘道场僧渊（519—602），“常给孤独，不逆人意，远近随助，泉布若流”，发心培植福业，向孤独者广行布施。《续高僧传·僧渊传》说：“又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镦，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镦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僧渊感叹过江溺水，于是发愿建造吊桥。如，《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说：“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可见，那连提黎耶舍的慈善事业种类非常多，有供僧、济贫、造义井、收养病人等。

 

　　二是以义葬、义食及医疗活动等形式展开。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天灾战乱频仍，常是一片悽惨景象。如北齐武平六年（575）8月，冀州、定州、赵州、幽州、沧州、瀛州等地区发生水灾，《北齐书·后主纪》记载：“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以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朝廷发动寺院及有财力的人共同救济受灾人群。受佛教影响，从事义葬、义食及医疗活动的人在北朝社会也不罕见。据北齐时的《标异乡义慈惠石柱》记载，北魏末年今河北定兴一带饱经战乱，以王兴国为首的一些平民佛徒，哀悯无人收埋的枯骨，先是开始收集涿水两岸无主的尸骨，聚在一处，共做一坟，称为“乡葬”。后又在乡葬墓所提供“义食”，接济路经此地的返乡流民，还建立了 “义堂”，作为供应义食的场所。这一救济活动呈现固化的态势。此后有昙遵法师及其弟子加入，救济活动影响更大，还增加了新的救济项目，开始提供医疗服务。武定四年（546），因官道西移，义所随之西移，此时又得到严氏家族施舍的土地田园，经济实力更强。齐天保八年（557）曾救助过筑长城的民夫，河清三年（564）接济过遭水灾的饥民。这一救济活动前后绵延长达40余年。

 

　　三是僧人用朝廷赐予的供养金救济百姓。隋代佛教大行各种慈善事业。当名僧在举行法会或为帝王授戒说法之后，信徒与帝王都会给予相当多的供养金，于是这些僧人往往会将这些钱用于救济事业。如，《续高僧传·吉藏传》说：“藏法化不穷，财施填积，随散建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续高僧传·德美传》云：“故自开皇之末，终于大业十年，年别大施，其例咸尔。……悲敬两田，年常一施，或给衣服，或济糇粮”，对贫苦百姓的救济，除了金钱之外，则以衣服或粮食最为常见。而且，在隋末战乱的时候，寺院亦往往成为社会救济事业的中心，《续高僧传·道宗传》说：“大业季历，荐馁相寻，丘壑填骸，人民相食。惟宗偏广四恩，开化氓隶。施物所及，并充其供。故蒲州道愻、同州道宗……情同拯济，腾实广焉。”而且，寺院收留难民，《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业末岁，群盗互阵。寺在三爵台西葛屦山上，四乡来投，筑城固守。人物拥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复皆满。”寺院的慈善功能可见一斑。此外，隋代僧人亦以社邑等组织为依托，募集款项，促成社会公益事业。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四中，开皇六年（586）立《仲思那等造桥碑》记载：“盖形同石火，忽有便无，命似浮泡，攸存还灭。若不倾心舍命，如萨埵之投骸，剋己精诚……今大邑主仲思那等卅人，谨见村南分派成地……阻隔长衢，遂使阳朱泣分岐之泪……谨于此处敬造石桥。”

 

　　综上可见，佛教慈善事业的动力与归宿，皆来自其佛教信仰，现世能消灾求福，死后则往生净土。中古佛教有着深刻的“入世”关怀，其对社会大众的慈善义举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对于今天的佛教发展来说，应当继续担当这一重任，方可实现佛教的济世救命之功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1日。

http://reli.cssn.cn/zjx/zjx_yc/201512/t20151201_27332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