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班禅大师圆寂之后不久，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三篇怀念班禅大师的文章，一篇是习仲勋同志写的，一篇是阿沛副委员长写的，一篇是杨静仁、汪锋、平杰三、阎明复、江平几位同志合写的。三篇文章都叙述了翔实的历史事实，对班禅大师作了公正而恰当的评价，使我增加了见闻，也很受感动。我本人和班禅大师的接触偏重于佛教一个方面，但是我今天要用佛教的语言来说：我和班禅大师有着深厚的因缘。

 

早在30年代，第九世班禅在上海兴修法会，我受过他的灌顶。第九世班禅在回藏途中圆寂，当时我国的佛教大德长老、长者居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祭文是我写的，也是我宣读的。1952年第十世班禅曾到了上海，我有幸负责接待大师，安排了一次盛大集会，让上海的佛教群众有机会参见。1954年以后，我经常住在北京，主要担任佛协工作，除在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和其他场合见到班禅大师外，还几次专程和喜饶嘉措会长一起去拜见大师。1956年，我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当时**喇嘛和班禅大师也在印度，我曾到他们两位的住处去拜访。在这之后，见面就不多了，即使是见面，也没有深谈，因为当时我认为大师还年轻，不了解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已经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藏的民主改革，宗教政策的贯彻，做了许多贡献。当时我去见他，只是为了表示敬意，同时，我心中也还怀念着九世班禅为我灌顶的因缘。

 

60年代以后,我便见不到大师了，只知道他的七万言书，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他又受到“四人帮”的囚禁，直到“文革”这场浩劫过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恢复，我才又能够见到班禅大师。将近20年不见，我没想到大师的面貌变得那样堂堂而丰满，身材那样出众的高大，汉语讲得那样的流利而条理井然，佛法和世间法那样的精通，足见他的才智过人和平时的勤奋精进。最使我感动的是，尽管经历了长期的折磨，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丝毫没有动摇，对佛教事业丝毫没有消极畏缩情绪，而是充满着信念和热忱。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他从来没有因为担任的是名誉职而推卸责任，凡遇到我们有事向他汇报，他无不细心听取，尽力协助。至于西藏和所有藏族地区佛教工作，他更是不辞劳苦地亲自奔走。他为佛教事业，同时也为国家的民族事业作出了大量的、别人代替不了的工作，树立了卓越的功绩。他为我国佛教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还不知道。

 

习仲勋同志的文章说得极好：“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杨静仁诸位的文章也作了同样的评价，称道他的“四个热爱”。根据我亲自的接触、观察和理解，我认为他们对大师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举一个例来说，他是因为敢于说话而受到了很大挫折的，但他始终还是不怕说话得罪人，讨人厌。曾经有一位学术界人士对我说，班禅在会议上总是谈宗教问题，令人厌烦。我听了很有感慨，因为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连某些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甚了然，这是很可叹惜和忧虑的。我很同情班禅大师。大师的思想和他的见地，没有被一些人所理解。要知道，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不利于国家的安定，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祖国的四化建设，不利于国际和平友好事业。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无论从国内或国外的历史经验中都可以得到证明。班禅大师懂得，一个问题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会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有关联。他口里讲的是一个宗教问题。他心里想的是与此有关的问题。应该说，这恰恰是从“四个热爱”出发的，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教。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全国佛教徒学习的榜样。

 

班禅大师首先是藏传佛教的领袖而成为藏族的杰出代表。因此，他更能深切体察宗教问题的重要性，经常关注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敏锐地觉察宗教问题上的“左”的危害。我认为，提高广大干部对宗教的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科学地评价宗教在促进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贯彻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进一步调动广大宗教徒的积极性，参加四化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世界和平的事业，这是以实际行动纪念班禅大师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在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切不可把对宗教界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抓紧与宗教政策贯彻执行上的扣紧混同起来，宗教政策要保持连续稳定，而且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这对于安定团结、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都至关重要，总之，我以为当前在宗教问题上教育要抓紧，政策要宽松，工作要做细。

 

古人有一句诗：“平生风义兼师友”。我和大师的关系可以说得上是这种关系。10年来，我在工作中得到他很大的支持。对佛教事业，我们的看法很一致。例如，大师亲自创办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就是他和我谈了一次话而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议的。关于制定宗教法的问题，大师原来准备和我和丁光训主教联名提出《建议草案》，可惜他来不及署名便逝世了。但他对这件事留下了难忘的、深切的愿望和促进的力量。大师对佛协工作所遇到的困难，有时比我还着急。仲勋同志的文章中提到大师曾经为少林寺的问题而着急。据我了解，他不仅为少林寺，并且为开封相国寺的问题而着急。他几次要和我一起到河南去，我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劝住了他。由此可见，大师对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无比关心，对佛教事业，无比忠诚，他的热情像火炬一般地照耀人心。

 

前几天，我在北京医院住院时，经常想起一年多前的情景。那时我也在医院。一天，班禅大师来看我，说就要动身回西藏。他亲自递给我一份请帖，就是“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的请帖。大师说：“我知道你不能去，但我必须把这份请帖送给你，你留作纪念吧”。他同时送给我一枚无量寿佛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是他亲自设计的。他的周到的礼貌、诚恳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至今还留在我的耳目，留在我的心里。我万没想到那一次的晤见便成了永远的诀别。

 

我去年1月出院后，便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随即应航空航天工业部之约由澳洲去香港视察天坛大佛工程。我是1月底到达香港的。在当天晚上一个宴会上，有人提到班禅大师逝世，由于好多天没有看到国内报纸，猛然听到这意料不到的消息，我不由得失落了筷子，也再不能进餐了。

 

班禅大师比我年轻30多岁，正像太阳刚升到中天的时候，我和许许多多人一样，对他寄托着无穷期望，没料到他如此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也是佛教的无可补偿的损失。我们纪念大师逝世一周年，衷心祈愿大师早日转世，祈愿大师生前的志愿和事业圆满完成。愿我全国佛教徒都立大志发大愿，努力学习大师“四个热爱”的光辉典范，继承他的遗志，和全国各兄弟宗教徒一道，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们最大的心力。

 

载于《人民日报》，1990年2月3日；转自徐玉成的新浪博客，2016-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