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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溯:唐太宗到底信不信佛呢?
发布时间: 2016/10/28日    【字体:
作者:魏承思
关键词:  唐太宗 佛教  
 
 
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诸寺湮灭,不可目见”,“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李唐开国以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颁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同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处。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慧净、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译成《宝星经》、《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而每次佛事完毕,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怀”,或为“圣朝点缀”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太宗的少年时代正是佛教风靡全国的时期。其时,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崇佛已经成为朝廷内外的一种普遍风气。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当然也不会例外。大业二年(606),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灵里不能不打下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过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续高僧传》卷三《慧赜传》载,武德年间,慧赜和三论宗吉藏法师辨难,李世民“亲观论府,深相结纳,拟为师友”。此外,他与慧休、慧乘、明瞻、智实、法顺等人的交往,也见于《僧传》。
 
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经历,使唐太宗产生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曾经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这种信仰。在《弘福寺施斋愿文》里,他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里,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众生,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希声旦发,键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战火焚毁的佛寺重新修复,在战乱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得到重兴,佛教各宗派相继创立。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这虽不及隋代的僧尼数目,但当时全国人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总之贞观时期佛教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有些史学家在谈到唐太宗对佛、道的不同态度时,似乎很少分析就认为始终是先道后佛。其实,直到贞观十一年(637)为止,李世民从来没有偏爱过道教,他曾明确表白过:“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归依。”(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是贞观初唐太宗并不重视道教的明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后,他对佛、道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要求太宗收回成命。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只得忍气吞声。唯有智实仍向太宗力争佛教的地位,结果遭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成等下法琳于狱按问。法琳被判流徙益州,病死在流放途中。
 
佛道先后诏和法琳事件的发生,虽然表明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决不能因此断言他对佛教的信仰也已经改变。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里,唐太宗只是强调佛道的夷夏、亲疏之别,以及天下初定,他在政治上需要采取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以求得“经邦治国、反朴还淳”。至于信仰方面,他明确指出:佛道之间虽然“汲引之迹殊途”,却是“弘益之风齐致”,对佛教并无任何贬责。就在智实遭杖责的同时,太宗还召请沙门法恭和法宣等到洛阳,深降恩礼,入侍宴筵,特诏留住,传送京师。也就在法琳下狱的同时,太宗为了维护佛陀的尊严,还诏令工匠不得预造佛像鬻卖,其现成之像也令分送寺院,从众酬价。
 
唐太宗既然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仰,为什么对佛教的政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唐太宗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当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需要发生矛盾时,他是宁可抑制自己的信仰,服从政治的需要。当各地的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已经基本稳定以后,唐太宗面临的任务一是要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力量,二是要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只有这样,唐朝的统治基础才能巩固。唐朝开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暂时保持着合作。但当阶级矛盾由于彼此力量的悬殊缓和下去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相对地突出了。当时山东士族地主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并不把以李氏为首的新统治者放在眼里。贞观时,三品以上朝臣欲与山东大姓为婚“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贞观五年,太宗令高士廉等修《士族志》,“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崔干犹被列为第一等,居于唐室的勋臣贵族之上。这些现象当然是唐太宗不能容忍的。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打击山东士族势力,另一方面就抬出了李老君。贞观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太宗亲临弘福寺,召见上层僧侣,对他们解释了“先道后佛”诏令里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应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一番表白的关键在“李家据国”。说明尊重“老君”是为了抬高新君,“先道后佛”实际是要先君后佛。法琳不识其中奥秘,还要不厌其烦地考证李唐非“老君”后代,难怪要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了。唐太宗需要追宗论祖,自称为李老君之后,以抬高李家的地位。借尊崇道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以此抵消山东士族势力的社会影响,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他宣布先道后佛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了矛盾。而在寺院经济中,佛寺的比重又远远超过道观,故佛教经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更为突出。
 
贞观初年,社会经济仍然凋残破败,“田园荒废,饥馑洊臻”。但是佛教寺院经济却得到迅速发展。如嵩山少林寺拥有太宗所赐地三十顷,水碾一具。京师清禅寺“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续高僧传》卷二九《慧胄传》)。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秔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广弘明集》卷十一载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正如傅奕一再上疏所言: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割截国贮”(同上)的严重危害。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大政治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体察,比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当然要深刻得多。他始终注意各种势力的发展及它们的关系,他非常懂得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发展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关系时,才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如果一方特别突出,就会打破彼此间的相对均衡,就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矛盾,而这对他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他要控制各种势力的发展,不断调节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到由于佛教的过分发展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对以往的政策作一定的调整。
 
当时虽已出现佛教问题,但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从整个社会来看,还不是主要问题。同时,在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社会里,问题复杂,牵涉面广,处理不妥,不但会影响当时主要问题的解决,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何况太宗思想深处对佛教还是信仰的。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后来的唐武宗那样灭佛毁法,而采取了“先道后佛”的政策。前面说过,所谓“先道后佛”实质是先君后佛,李世民不是作为一个道士来与和尚争教席,而是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来处理佛教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怎样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他宣布“先道后佛”,稍抑佛教之势,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而绝不是要抛弃他所信仰的佛教。
 
唐太宗在晚年虽然没有明令取消“先道后佛”诏,但事实上却重新恢复了弘扬佛教的政策。这从他和玄奘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归来,抵达长安。唐太宗时在洛阳,准备发兵征辽。他敕令西京留守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玄奘于弘福寺内。二月,太宗在出征前夕,召玄奘入宫“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允其所请,令有司按玄奘条陈所需优给。并延请全国高僧如道宣、神泰、辨机、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等数十人襄助译事,大臣于志宁、许敬宗、杜正伦等也参与了译事。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宗这时礼敬玄奘,“实亦由于爱才”,而非出于信佛。那么在征辽失败后,太宗对佛教的一系列作为,恐怕难以再作这样的解释了。
 
贞观二十年,玄奘将所译佛典五部及《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亲自答书,奖誉有加。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杨、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又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同上)。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仅这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同年,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翻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征辽失败后,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弥深,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玄奘的影响,而是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贞观后期封建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暂时趋向缓和。使他打消了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允许佛教的发展。同时,国内逐步安定之后,唐太宗开始留意经营西域。西域诸国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经这些国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诸国由玄奘闻知唐土佛法隆盛,无不仰慕备至,纷纷遣使入朝。尤其是当时统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数度遣使,贞观十五年命李义表及王玄策等报聘,这种形势自然会使唐太宗对佛教格外重视。
 
我们在分析了唐太宗对佛教政策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之后,不难看到所谓“三教并用”,其前提和基本倾向则是奖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发生矛盾时,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而决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结论。
 
来源:《法音》,转自凤凰佛教,2016年10月16日。
http://fo.ifeng.com/a/20161016/4447004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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