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更准确地说，以色列人，一直把迦南视作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在《圣经·创世纪》中，完整地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生平。亚伯拉罕相信有神，并且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为此，亚伯拉罕背井离乡，持守内心的纯正、谦虚和善良。直到他九十九岁时，神的话终于临到他，让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并且立约，将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并没有成全这个民族。罗马人到来之后，犹太人就被迫离散到世界各地，直到有一天，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思潮诞生，全世界犹太人的历史才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以色列作家、《国土报》专栏作家阿里·沙维特的笔下，这正是现代以色列的起点。而他的曾祖父、来自英国的绅士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个人经历，恰好见证了这个关键性的开端。“犹太复国主义”，相信大多数国人对这个词都不会有多少好感，它似乎总是与占领、血腥、暴虐有着种种夹缠不清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按照从小接受的教条，一厢情愿地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非正义占领”之时，这种恶感更是再自然不过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是非正义的，的确如此，但又绝非如此简单。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言，对这个词突然有了一丝好感，大约是始于得知像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西方世界第一流的犹太知识分子，居然也曾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像托尼·朱特这样战后出生的英国犹太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也会在年轻时受到锡安主义的精神感召，亲赴以色列的某个基布茨（集体农场），参加劳动和军事训练达半年之久。

 

 

而在沙维特笔下，现代以色列从建国到成为今天的模样，其中蕴藏着诸多远为复杂、隐秘、暧昧的东西。就此而言，本书的副标题被翻译为“荣耀与悲情”，其实倒不如直译为“胜利与悲剧”来得贴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读该书，很容易就会感觉到一种冷静、平和、不乏激情却又毫不滥情的纪实风格，而且就能够容纳的情感厚度而言，若是选择直译，似乎会显得更宽广有力些。不过话虽如此，也并不能否认这本书的翻译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从译文来看，感觉不到有明显的辞不达意之处，读起来颇为顺畅、舒展，对于如今的引进作品而言，如此水准已是颇为难得的了。

 

众所周知，今天让全世界深感无奈的巴以问题，是由于以色列人决定迁回故土生活而引发的。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被迫，没有人会在当年做出这样一个疯狂的决定——最初，只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西奥多·赫尔茨出面，向当地的大地主撒索克家族购入了区区29000德南（约合7500英亩）土地，试图建立一片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全新的“应许之地”——而这一切的作为，都是根源于来自欧洲的威胁，就像赫尔茨在19世纪末期准确预见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得越来越艰难，只有尽快结束离散状态，回到祖居之地，才可能享有安全和真正的幸福。后来，这样的预言不幸成真，于是以色列人，以及全世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就有了更为强烈的建国愿望。也许是之前的几次阿拉伯人起义和零星的冲突事件，比之于大灭绝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或许是因为在犹太人眼中，阿拉伯人实在不堪一击，而更大的可能则是，犹太人抱着一种“大灭绝受害者”的心态面对世界，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对自己的行为有些无所顾忌了，不管怎样，总之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赶走所谓“本国国土”上的阿拉伯人，以极端强悍的姿态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它的国民，属于一支一千多年来始终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歧视的民族，仅仅在四年前还在经历着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种族大灭绝。这就很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在整部书里，在作者描述的这段长达一百二十余年的以色列历史背后，总有一片巨大的阴影，无时无刻不飘散在字里行间，永远挥之不去：“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凶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必须得说，这绝不仅仅是纸面上看起来耸人听闻的描述。1948年以后，以色列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过五次战争和无数次严重程度不一的冲突。直至今日，以色列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主义盛行的阿拉伯世界的夹缝里。对于这个中东地区唯一的“西方国家”的民众来说，“安全”依然是某种不牢靠的东西，那种不牢靠的感觉，来自于坐在咖啡馆里看夕阳时突然会发生的爆炸，来自于生活中每一天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阿拉伯人的敌意，也来自于这个国家不断研制出更先进武器的头条报道。

 

不过那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以色列人，从他们下决心迁居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注定了不可能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本书里描述的悲剧，不仅有世界（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带给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更多触目可及的悲剧，是以色列人带给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比如发生在1948年的吕大城的悲剧。几乎是在一瞬间，这座城市里许许多多的阿拉伯人都被以色列士兵赶进了清真寺，生死未卜。接着，经过一场极不对等的谈判，阿拉伯人被勒令在一天之内完全撤出这座古代以色列的重要城市，以彰显现代犹太国家的实力。这场大撤退的过程尤其悲惨，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本民族军队的这次野蛮占领：“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旁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儿……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人们“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还有那些备受争议的犹太人定居点，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有人说它是“新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但至少在作者这样一个长期反战的左翼人士看来，乃是不折不扣的变相殖民行为。

 

这大约也就是这本书最为可贵的所在。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后代，作者一方面固然很能理解以色列民众“强国梦”的现实意义，因此能既忠实又不乏激情地描述他们在整个20世纪的奋斗历程，同时却也自始至终对这种针对弱势民族的强悍姿态有所保留，因为那毕竟与作者的人道立场相悖。而沙维特持此立场更重要理由，或许并不是现实的，而是更为浪漫主义的：它既承认以色列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承认“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但同时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沙维特很可能依然怀着某种不愿透露的“野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写作，为曾经僭越的以色列人指出一条自我救赎的复兴之路，让犹太复国主义恢复其往日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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