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全面主持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会务工作，他高度重视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他始终对中国佛教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关联。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综合整理，疏理出朴老不仅是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劫后复兴的推动者，还是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体系形成的倡导者，更是坚持佛教教育事业“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正确方向的引领者，乃至是培养国际化佛教人才的促成者。文章指出，正是朴老在各个时期都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才成就了他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历史性、复兴性、创造性、拯救性、开拓性卓越贡献的地位。

 

朴老（1907—2000）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卓越领袖，他参与并主要负责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及成立事务，长期主持并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务工作。一生为佛教事业的转型、重建、复兴、发展奉献了全部精力，为中国佛教界政策落实、道场建设、理论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赢得了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的尊崇和爱戴，深受景仰。

 

朴老在长期主持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务工作中，在心系全国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事关佛教事业发展大计的人才培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朴老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时，积极参与推动成立了中国佛学院，这是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先导和肇始。改革开放后，朴老因势利导，在困境中倡议中国佛学院复校，并大力支持各地方或恢复、或创办了一批佛教院校，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事业的传承培养了大量人才，缓解了“文革”后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他还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及时调整佛教教育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当代佛教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为了展现朴老一生在新中国不同时期与佛教教育事业的殊胜因缘，理解朴老对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关注的情怀，认识朴老以他的智慧推动佛教教育事业稳步前进的功德，本文以《现代佛学》、《法音》、《赵朴初文集》等文献为中心，疏理了朴老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佛教教育事业的举措，彰显朴老以佛教教育事业为抓手，大力培养传承中国佛教事业人才工程的卓越贡献，并以此表达对朴老的无尽缅怀和追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建立起新时期佛教人才培养机制，是佛教界高僧大德及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课题。据有关文献表明，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工作展开时，培养佛教人才、开办佛学院的设想就已经纳入议事日程，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有关这一情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朴老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关于教理的研学问题，一般的说，是僧尼的宗教教育问题，是僧尼人才培养问题。就学术上说，应当是在近几十年来已有的基础上，组织对各宗派学说进行系统研究的问题。

 

从以上朴老的报告文字中可以知道，中国佛教协会在开展筹备时，就已经将佛教教育和人才培养列入了工作计划。同时也明确了佛教学术研究及其基本方法和方向，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应该开展的工作。

 

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后，朴老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会务工作日常运转的实际主持者。1955年8月1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将筹办中国佛学院列上了正式议题，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筹备委员会，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会议听取了主席团关于筹办中国佛学院的报告，一致同意筹办中国佛学院，培养佛教的弘法人才，并同意由喜饶嘉措、赵朴初、吕澄、噶喇藏、阿旺嘉措、祜巴勐、巨赞、周叔迦、明真、法尊、持松、郭朋组成中国佛学院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工作载。

 

从以上决议内容来看，筹办中国佛学院是以主席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了，主席团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成员组成，由此可以看出筹办中国佛学院是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一致的共识，是大家对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的共同愿望。就决议中所载筹备委员会12名委员来看，涵盖了汉、藏、巴三大语系的佛教界僧俗两界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也足以看出当时筹办中国佛学院时，是有建立一所融合三大语系在内的综合性佛教院校的宏远构想。这一决议通过后，《人民日报》在9月2日的新闻动态中，以“新华社9月1日讯”的形式，刊发了“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 的新闻通稿，稿件将“关于筹办中国佛学院的决议”的内容也写进了新闻内容中，由此也可以理解为这一事项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领导和办事机构的认同。

 

从上面决议的内容可以知道，朴老作为12名筹备委员之一，参与了筹备中国佛学院的成立工作。从实际情况分析来看，朴老当时是中国佛教协会实际的会务主持者，中国佛学院的筹备工作是以中国佛教协会的名义开展的，据此也可以认为，朴老是中国佛学院筹备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不是普通名义上的筹备委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情况得到佐证。

 

1956年2月20日至2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朴老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一九五五年工作情况和一九五六年工作安排的说明报告”，朴老在此报告中谈到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拟进行的工作计划时，一共对五项重大工作做了说明，其中第三项，就是有关筹办中国佛学院的具体情况和工作安排：

 

筹办中国佛学院，这是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工作。我们召开了多次筹备工作会议，已经拟具了章程和教学大纲的草案，并且已经选定了院址，现在正在着手布置，争取在今年上半年筹备就绪，今年秋季开学上课。为了办好佛学院，拟成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会人选须提请本次会议通过。

 

从朴老说明的情况来看，可以知道中国佛学院的筹备工作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推动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制定出了章程，规划出了教学大纲，确定了院址并在进行布置，成立了院务委员会，为佛学院初期开展教学工作创造条件。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应该说与朴老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以上筹备工作的顺利推进，朴老作为筹备委员之一，在具体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务中，应该是做了大量具体的促成工作。1956年9月28日，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五大宗教界的代表，缅甸、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及信众参加了活动。喜饶嘉措大师担任首任院长，并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充满激情的开学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也应邀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指导性讲话，正在我国访问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开学典礼，代表团团长印度阿难陀大师也作了热情洋溢的祝贺性致词。《现代佛学》1956年11月号刊登了以上致词和讲话，并刊出了综合性概述“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的盛况”专文。《人民日报》1956年10月4日还专门以“新华社讯”的形式，刊出了“中国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的新闻通稿，对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并举行隆重开学典礼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综合报道。

 

“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的盛况”一文中，记载了朴老以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身份参加开学典礼的相关活动，该文记载：

 

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副院长法尊法师和赵朴初居士、教务长周叔迦居士等，领导全体学僧在大雄宝殿举行礼佛仪式。

 

以上文字表明，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时，朴老担任了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职，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佛学院是中国佛教协会开办的全国性佛教教育机构，朴老作为实际的会务主持者，担任佛学院副院长便于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朴老在筹备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中，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

 

中国佛学院的成立，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的有益探索，也是中国佛教教育事业显现出新的发展面貌的起点。从以上文献中记载的情况来看，朴老参与了中国佛学院筹备的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并在正式成立时，担任了中国佛学院的领导职务，朴老作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历史性地位，应该得到如实的认知和评价。

 

中国佛学院自1956年成立以来，朴老虽然不是驻院授课的副院长，但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佛学院的各项教学工作。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朴老常到佛学院为学生作时势学习报告，引导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同时，朴老也会因工作关系，经常陪同外宾到佛学院参观访问。此外，朴老也常以会、院领导的双重身份，参加佛学院开学、毕（结）业典礼等活动。由此可见朴老对新成立的中国佛学院在工作上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关怀，并对佛学院的各项工作有高度的认同和期待。如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说到：

 

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提倡学术。1955年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议决设中国佛学院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国佛学院已于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佛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来自各省的100余位比丘和沙弥们，按照佛学水平分为两班。一班人将在两年后毕业，他们将成为佛教教务工作的人才；一班人将在四年后毕业，他们将正式成为佛教研究者和弘法人才。教职员们和学员们在教授、工作和学习方面都表现了认真和热情，根据上学期的总结，学员们在学业上一般获得了明显的长进。

 

以上报告的文字中，朴老对中国佛学院的宗旨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对中国佛学院的学僧情况和教学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得出，朴老对中国佛学院开办近一年来的各项工作是基本满意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朴老作为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虽然没有在佛学院负责具体工作，但他从自身工作的角度，对佛学院的各项工作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切，体现了作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的人才培养热情。

 

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劫后复兴的推动者

 

“文革”结束后，因外事和会务的需要，中国佛教协会和部分地方佛协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全国少量著名的重点寺院也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在经历过十年“浩劫”后，大部分寺院被占用，僧尼被遣散，在运动中，僧伽人才也凋零无几，能重新回到佛教界和寺院的僧尼，大部分都是年事已高，或者体弱多病。这一现实情况，无论是对重新恢复工作的佛协来讲，还是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重点寺院，最窘迫的任务就是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如果不及时培养佛教僧伽接班人，佛协的正常运转，寺院的规范管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摆在重新恢复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解决青年僧伽人才培养的实际问题。朴老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这一问题自然也成为他最关心的工作重点。

 

1980年4月13日至5月28日，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放送社联合组织的“鉴真和尚像中国展”先后在江苏扬州和北京展出。北京的展出，先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了7天后，移送至千年古刹——法源寺展出，规模巨大，气氛热烈。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法源寺还不是佛教界自主管理，也没有常住的僧人，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中国佛教协会在朴老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巡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僧人匮乏，中国佛教协会经过努力，从各地借调了一批僧人来北京参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活动，这些借调来的僧人中，也不乏一些年轻的僧伽。这期间，有一批在“文革”中被遣散的中年以上的法师也回到北京，在法源寺参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工作。活动结束后，朴老以其敏锐的智慧，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以这批青年僧伽为基础，依托回到北京的一批中年以上的法师为师资力量，倡导并恢复中国佛学院。

 

是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恢复中国佛学院，并成立了筹备小组，拟定复校方案和招生简章，采取重点招考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具有初中、高中及大学文化程度的僧青年，作为预科，学制两年。

 

是年9月，法尊法师被任命为中国佛学院第二任院长，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教学工作，招收汉语系学员40名。由于法尊法师年事已高，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身体健康状况极为不佳，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夕，突然圆寂，这是中国佛教及其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1980年12月，朴老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佛学院第三任院长，全力肩负起中国佛学院复校后各项工作的重任。

 

关于中国佛学院复校后的情况，朴老在1980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朴老对中国佛学院复校时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设想作了介绍，如该报告中说：

 

培养人才，绍隆佛种，是我们佛教界历来的愿望。当前，我们已经在法源寺重新开办了中国佛学院，培养志愿从事佛教工作、佛学研究的僧才。从各地考试录取来京的学僧，于十月一日举行了剃度和受沙弥戒仪式，开始学习。将在此次会议期间，在诸位代表的参加下补行开学典礼。我们在苏州灵岩山设办了一所佛学院分院，招收学僧四十人，已于十二月十日开学，将于最近上课。并拟专设尼众部。

 

这次代表会议，是自“文革”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停止工作后的首次全国性代表会议，全国各地健在的高僧大德云集北京。朴老在报告中，向全体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佛学院已经重新恢复，着手新时期佛教事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工作。当时的学员，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从各地借调来北京的青年僧伽外，有部分学员是从社会招收进来的，不是正式的出家僧人，所以佛学院还特别为这些来自社会的有志于佛教事业的青年，举行了剃度和授沙弥戒仪式。与此同时，在朴老的大力支持下，在江苏有关方面的配合下，还在苏州灵岩山开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从报告内容中还可以知道，朴老当时还有开办中国佛学院尼众部的构思。

 

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由正果法师主持，并礼请参加会议的十名高僧大德组成十师僧团，为复校后的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员传授了比丘戒。

 

预科班于1982年结业，有少量学员回到地方佛协或寺院参加到教务和寺院管理工作中。一批学员继续升入本科参加学习，这些学员经过两年的提高学习后，于1984年毕业，成为复校后的第一批本科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也先后回到了地方佛协或寺院，成为了推动新时期佛教事业复兴工作的基本力量。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朴老除了关注中国佛学院的复校工作外，还对包括中国佛学院在内的佛教教育事业，有整体的思考和部署，他在1982年5月14日所作的“关于中国佛教协会一年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年内的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对佛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还作了具体安排，该报告记载说：

 

培养僧伽人才以适应国内外佛教工作需要，既是我会一项重要的经常任务，又是当前落实宗教政策急需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中国佛学院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绝大多数学僧学习勤奋，成绩良好。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经过整顿，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了迅速培养出一批急需的僧才，我们提出来在南京栖霞山举办短期僧伽培训班的方案，并已派员去南京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福建省佛协办了鼓山佛学培训班、佛像雕塑培训班。四川成都铁像寺正筹备自办尼众佛学院。我会还就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以本寺力量为主举办佛学院问题提出建议，争取早日实现。

 

从报告可以看出，恢复后的中国佛学院，教学工作基本正常，新办的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经过整顿，也建立起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朴老不仅关心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情况，更对其它有办学热情的地方佛协和寺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朴老在报告中提到的在南京栖霞山举办短期僧伽培训班的构想，于1982年11月15日得以实现，并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朴老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了培训班在南京开办的特殊意义，并对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给予了鼓励和厚望。以后，在栖霞山僧伽培训班的基础上，1984年更名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朴老的大力支持，并亲自担任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的院长。

 

报告中提到的福建省佛协举办的鼓山佛学培训班、佛像雕塑培训班，后来因故停办。但在朴老的支持下，1983年春，福建省佛教协会在原男女佛学培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福建佛学院，男众班设在莆田广化寺，女众班设在福州崇福寺，院部设在省佛协。1984年12月，福建还在厦门南普陀寺恢复了闽南佛学院。关于闽南佛学院的恢复，早在1981年初，朴老曾去福建视察佛教工作时，就特别去了南普陀寺，对闽南佛学院的恢复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如他在赴福建调研回京后，在中国佛教协会集体办公会议上，作了“关于福建省佛教情况的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全国代表会议中，有人提议要恢复闽南佛学院。这次到福建去，佛教界又表示这个愿望。闽南佛学院过去是南普陀寺创办的，与很多有名的法师有关系，如太虚、弘一、常惺法师等，也确实造就了不少的人才……事实上，这个佛学院有恢复的必要。

 

 

报告中提到了四川成都铁像寺筹办尼众佛学院的情况，在隆莲法师的呼吁和奔走下，在四川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朴老的大力推动下，经国务院批准，1984年9月，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铁像寺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专门从事比丘尼人才培养的专业佛教院校。朴老还受聘担任了四川尼众佛学院名誉院长，并于开学后不久，亲自到四川尼众佛学院所在地——成都铁像寺进行了实地视察，对隆莲法师的创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学员做了激情演讲，鼓励学员勤奋学习，深入教理，学有所成。以上情况，足以感受到朴老对创办四川尼众佛学院的高度认同和对尼众人才培养的积极支持态度。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举办佛学院的问题，也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逐步得以实现。早在1981年5月28日，朴老曾致函中央统战部有关领导，就在甘肃、青海、西藏筹办佛学院提出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班禅大师、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的认可，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于助推藏传佛教人才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1989年，班禅大师在北京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朴老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不仅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还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受聘担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顾问。由此可以看出，朴老对藏传佛教后继人才的培养也高度重视。

 

从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以来，至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有十余所佛学院相继成立。1993年10月15日，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对中国佛教协会加强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作了回顾，他说：

 

本会大力加强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一九八〇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后成立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等一批汉语系佛学院相继成立载。

 

以上十余所佛学院，有的是复办，有的是新办，有的是地方佛协举办，有的是重点寺院开办，这些佛学院的成立，大多是在中国佛学院复校的基础上展开的，有的是朴老直接支持的结果，有的是朴老间接关心而成立起来的。除以上佛学院外，各地佛协和重点寺院还先后开办了规模不等的佛教院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汉传佛教院校三十余所。

 

“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正是朴老运用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的机会，抓住缺乏僧伽人才的现实状况，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提出建议，恢复了中国佛学院，正是以中国佛学院恢复为契机，各地方佛教院校才能得以顺利成立，这一大事因缘，与朴老的睿智是分不开的，正是朴老的运筹帷幄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佛教教育事业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过不断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僧伽人才，成为当今中国佛教事业各项工作推动的中坚力量。

 

 

自中国佛学院复办以来，各地方佛协或重点寺院以不同的形式，响应中国佛教协会重视人才培养的号召，举办了程度参差不齐的佛学院或培训班。这些教育机构在自身定位、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存在上下衔接不畅的情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缺乏一个层次分明、互相衔接的全面规划，在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只有建立起层次分明，上下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规划也才能有相应的设置。

 

为了建立起佛教教育上下衔接的有序体系，早在1983年12月5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就做出了具体的规划，该报告指出：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要建设起高级（中国佛学院和西藏藏语系佛学院）、中级（中国佛学院分院和省级佛学院）、初级（重点寺院）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学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佛学研究与寺庙管理人才。

 

这是朴老首次明确提出在全国佛教院校建立起高级、中级、初级上下衔接的三级教育体系。这一倡议，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并在同步举行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诸山大德都意识到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对全国汉传佛教教育事业上下衔接、合理布局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这时候提出对于合理化佛教教育体系的构想，但这些思考在朴老脑海中应该早有酝酿，这可能要追溯到“文革”前，朴老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会务工作时，对中国佛学院的学制这一课题，已经有过一些初步的设想。

 

中国佛学院1956年成立时，学制分为两年制的学习班和四年制的本科班，这显然不适应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需求。1962年3月23日，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为进一步完善学制，做了明确的规划，他在报告中说：

 

我们总结了五年来的经验得失，研究了学制改革。去年下半年，我们于本科外，成立了研究部。研究部分教理和教史两个研究组。教理组以研究汉语系佛学思想和各宗学说为主，适当兼顾藏语系和巴利语系的佛学研究；教史组以搜集、整理、综合、研究中国佛教历史为主，适当研究各国佛教历史。汉语系本科课程包括佛学课、文化语文课（包括外国语）和政治课。汉语系本科之外，今年将增设藏语系，培养蒙藏民族的沙弥和比丘，不久即将开班。

 

以上文字说明，朴老对中国佛学院的学制建设和教学内容十分重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佛学院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在本科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研究部，增设了教理、教史两个研究组。无论是本科的教学内容，还是研究部的教学内容，都涵盖了汉、藏、巴利语三大语系的内容，这充分展示出在朴老主持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对办好中国佛学院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由于朴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中国佛教教育体系形成的课题也有所接触，并不陌生，因此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际，坚定地提出了建立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体系的构想，这是事关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工作。

 

虽然这次大会就建立佛教教育三级体系做出了决议，但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有鉴于此，1986年8月6日至12日，朴老在北京亲自主持并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集中讨论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主题。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上海佛学院、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和安徽九华山僧伽培训班等八个院校的负责人、中国佛协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座谈会筹备小组成员共35人出席座谈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应邀派员参加了会议。朴老不仅亲自参加会议，还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并在结束时做了总结讲话。就当时情况来看，之所以召开具有如此规模的座谈会，可以想见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此次座谈会对改革开放以来，佛教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和回顾，对存在的问题也做出了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应邀参加座谈会的八所汉传佛教院校向座谈会提交了书面交流材料，分别就各自的办学情况交流了经验，分别对诸如管理体制、学制、培养目标、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方面的情况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大家还就不同的情况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是一次难得的佛教教育事业提档升级的重要会议。

 

朴老在会议结束时做了总结讲话，除了对大家关心的有关问题做了回应外，重点就“统一规划、分清层次”，建立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的具体构想和措施做了全面部署。

 

首先，朴老对佛教教育体系规划的必要性做了强调，他说：

 

从佛教工作目前和长期的实际需要来看，既要有一般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更要有较高水平的佛学师资和研究人才。也就是说佛教工作时多方面的，所需人才也有多种规格，因此，培养佛教人才的教育体系也必须是多层次的。根据目前汉语系各佛教院校承担的实际职能，将佛教教育体系规划为初、中、高三个层次是合理的。

 

朴老认为，佛教教育体系应该根据佛教界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而有所侧重，教育工作要具有针对性，培养出的人才，才能够适应佛教事业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

 

朴老还就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的规模和招生范围、培养目标作了具体的规划，朴老指出：

 

初级佛教教育主要是指僧伽培训班、学习班。培训班、学习班可以是重点寺庙举办的，规模可大可小，学习时间可长可短，学习内容可有不同重点，此种学习机构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暂设的，其形式不妨多样化；也可以是省级佛协办的，或是省佛协委托某一重点寺庙办的，或是中级佛学院的初级班……

 

中级佛教教育主要指中国佛学院的分院及省级佛协举办的地方佛学院。这类佛学院招收经过初级佛学院教育或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和品德优良的青年僧人入学……

 

高级佛教教育指中国佛学院及中级佛学院师资培训班。学员从中级佛学院毕业或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出家二年以上，品德优良的青年僧人中考选……

 

中国佛学院在条件成熟时将设研究生班（现正在小型试办），学员暂从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生中选拔。

 

朴老以上的构想，为佛教教育事业建立起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明确了具体的职责和范围，为上下如何衔接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并进一步指出，在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可在高级佛学院增设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佛教人才。

 

对于三级教育体系的职能和培养目标，朴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他指出：

 

（初级佛教教育）培养目标主要是寺庙的一般管理人才和为中级佛学院提供学员来源。凡有条件的重点寺庙或地方佛协均可举办僧伽培训班和学习班，以缓解当前重点寺庙管理人才奇缺的情况……

 

（中级佛教教育）培养目标主要是寺庙的中级管理人才和为高级佛学院提供学员来源。个别有条件的中级佛学院可设师资培训班（相当于大专），以培养佛教教学人才为主，逐步充实初、中级佛教院校佛学教师力量……

 

（高级佛教教育）培养目标是佛教学术研究人才，国际佛学交流人才，中级佛学院专业教学人才及各地寺庙的高级管理人才……

 

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深造诣的相当于国际佛学研究水平的佛教高级知识分子。

 

从朴老对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体系以及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所作的规划来看，既考虑到了寺庙管理工作中不同层次人才需求的基础性工作，也兼顾到了佛教院校师资力量的充实和储备，更着眼于佛教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宏大视野，是一幅佛教人才培养工程的宏伟规划蓝图。

 

除此之外，朴老在讲话中还对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划。

 

这次座谈会从某种意义上理清了佛教教育体系上下严重脱节的现状，对佛教教育体系的合理化有了实质性的推动。这次座谈会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达成了建立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的共识。会后，中国佛教协会整理并形成了，并于1986年10月9日，向各省级佛教协会和有关院校连带会议纪要下发了“发文会教（86）字第537号”通知，并附上《暂定初、中、高三级佛学教材目录》，请各地参照执行。《法音》杂志社，还以“规划教学体系，落实培养目标——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为题，对此次座谈会做了综合报导，为落实此次座谈会精神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

 

有关资料表明，此次座谈会至少在1986年5月就开始了筹备，并于5月17日向全国有关佛教院校发出了《关于召开汉语系佛教院校座谈会的通知》，中国佛教协会还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座谈会筹备小组，负责座谈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小组先后召开工作会议，对推动座谈会顺利召开做了扎实有效的工作。从提议召开座谈会，到会议筹备的各项工作，始终都得到了朴老的坚定支持。朴老不仅在座谈会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朴老是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为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初、中、高三级教育系统的形成贡献了心力和智慧。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严重影响到僧团乃至佛教教育事业的健康形象，并且呈现出蔓延开来的趋势，这些不良风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中国佛教乃至佛教教育事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从整体上看，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面临不少问题，诸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三级教育体系执行力度不够、师资队伍不稳定、学与修的关系矛盾突出、教材使用不规范等现象，严重影响佛教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有鉴于此，在朴老的提议和坚强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于1992年1月7日至12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佛学院和各地方佛教院校的负责人，部分省市宗教事务局、佛教协会有关负责人，中国佛教协会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应邀派员莅会。来自部分高校的佛教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朴老亲自主持会议，并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基本思路是，本着“整顿、调整、改革、提高”的原则，总结1986年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以来，各佛教院校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当前佛教教育的形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力求达成共识，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从这一具体思路来看，这次座谈会的目标是在非常紧迫的形式下召开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朴老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对这次会议的意义作了开门见山的说明，他说：

 

这次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对佛教事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具有长远影响的会议。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所要研究、讨论、决定的问题，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同佛教的面貌、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希望大家给予高度重视，全神贯注，群策群力，紧紧围绕议题深入展开讨论，共同负责把会议开好，以促进全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

 

朴老的这番话，对这次座谈会的意义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对激发与会代表的责任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朴老的整篇讲话，从七个部分，对这次座谈会要讨论的严峻形势、存在矛盾、一些突出性的问题，以及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首先，朴老对当前佛教教育的严峻形式作了分析，“各佛教院校程度不同地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和缺陷。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远不能适应佛教事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佛教提出的要求、佛教自身建设所必须做的工作，都是时不待我的，不能要求客观形势停下来，等我们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之后再去办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我们，尤其是老一辈的佛教徒，要看清培养佛教人才面临的严峻形势”。朴老以他的敏锐，对佛教教育事业面临的严峻形式作了客观冷静的分析，清楚地看到佛教教育事业与客观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意识到佛教人才培养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可以说是佛教教育事业需要迫切意识到的严重危机。

 

朴老还对当前佛教教育事业存在的主要矛盾做了分析，他说：“什么是佛教工作的主要矛盾呢？我看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所谓称职、合格，包括在思想、宗教、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方面的称职、合格，也就是品学兼优，德才兼备……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各方面工作矛盾的汇合与交织，表明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揭示这个主要矛盾，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对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朴老的这番分析，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忧虑。朴老所分析的这一对供需矛盾，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人才的标准与培养人才的素质之间的矛盾。朴老在这次座谈会上，将这一矛盾提出来，就是要寻求解决这一客观问题的办法，确保佛教院校培养出的人才素质，能够满足佛教界对人才标准的期盼。

 

朴老还就如何办好佛教教育事业，关键是佛教界要形成共识、从观念上引起重视、从工作中集中力量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特别呼吁，有识之士要“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倾斜到佛教教育工作中来”，他还特别强调说：“越来越多的佛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些大德为此呕心沥血、身体力行，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从佛教教育事业的投入同在修庙、塑像、开光、升座等方面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相比较来看，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培养人才这个当务之急和千秋大业的问题上统一思想、求得共识，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朴老在这里强调的共识，就是希望佛教界从经济条件上，给予佛教教育事业更大的支持力度。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民间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这都说明任何事业的工作基础，都要有保障性的物质条件，才能够顺利推进，佛教教育事业也不例外。朴老在讲话中，将办学过程中必要的基础保障列人了重中之重，提到了历史的高度，目的就在于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朴老在讲话中，还就三个方针性的问题作了辩证性的分析，即学与修的关系、通与专的关系、长线与短线的关系。这中间，“通”与“专”是指处理好通才教学与专才教学的关系，培养出通才型的人才和具有专长型的人才，以符合佛教界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长线”与“短线”是指处理好专业教育和短期培训教育的关系，这样可以解决佛教寺院亟需管理人员的现实需求。以上两个方针性问题，在当时不同程度都存在处理上的难度，而朴老所说的“学”与“修”的关系，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方向性问题，所以朴老特别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曾提过‘以学为主，学修并重’，后来不提‘以学为主’，只提‘学修并重’，但实际上仍是‘以学为主’，经验告诉我们，在指导思想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对学与修的关系掌握、解决的不够好，这是一些学僧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离教还俗，不能在佛教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我们会里研究，我们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要求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教学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在教学上要把传授佛学知识同坚定佛教的信仰、持戒的表现应予评分，做为能否升级、毕业的重要依据。同时要按照丛林僧人的要求对学僧进行管理，要坚持上殿、过堂、修禅、念佛，严格僧仪、僧纪” 。朴老的这番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就当时情况而言，佛教院校中存在部分学员信仰淡化、宗教生活不严谨等现象，个别学员毕业后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佛教界的各项工作，包括诸山长老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这些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佛教教育事业将面临严重的困境，甚至有使佛教教育事业功亏一篑的危险。朴老之所以对这一针对性问题提出来做特别强调和分析，说明他已感受到这一问题已到了必须重视和改进的地步。

 

朴老还在讲话中就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体制规范化问题作了进一步强调，希望这一构想能够得到真正地落实。朴老还在讲话中就解决当时佛教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三项实际措施，以期保障佛教教育事业能够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三项措施之一的设立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构想，是一项创新的举措，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朴老还在讲话中就肩负起历史使命感作了关键性的提醒，认识到佛教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为佛教教育事业投入更多的力量，保障佛教教育事业能够稳定向前。

 

以上朴老在开幕式上的长篇讲话，充满了智慧和激情，表达了危机和忧虑，提出了办法和措施，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在座谈会上进行了充分地讨论，最后形成了共识和合力。中国佛教协会根据朴老的讲话精神和与会代表讨论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并形成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次座谈会上指出的问题、分析的矛盾具有实际的针对性，提出的措施也具有操作性。但这次座谈会后，会议纪要所提出的各项工作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有的措施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如此，这此座谈会的会议纪要，成为了当时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具有指导性的工作指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效果。有部分地方佛教院校，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之后陆续成立的，成为座谈会的直接成果。

 

特别是朴老在这次座谈会上，以年近九十高龄而发自内心表达的“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铿锵有力的呼吁，已成为共识和名言，被许多支持和重视佛教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引用，作为激励佛教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有力依据，也可以看着是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这次座谈会针对“学”与“修”的关系提出的“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措施，在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对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有了新的认识。以中国佛学院为例，在这次座谈会以后，礼请了明学法师担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和法源寺住持。明学法师就职后，在朴老的支持下，就学院的管理体制做了调整，恢复了丛林生活中的用餐“过堂制”，取代了原有的“饭票制”，学僧上殿、过堂等宗教生活更加规范，学员僧装穿着更具威仪，从形象上改变了过去外界对学员的不良印象。特别是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中国佛学院学员形象和精神面貌的改观，赢得了与会诸山长老的赞誉和重新肯定。

 

在中国佛学院的带动下，各地方佛学院在“学”与“修”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不能不说是朴老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正因为有了朴老的引领，在座谈会上将“学”与“修”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提到了佛教人才培养方向性的高度加以强调，才促成了影响佛教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不良现象得到了扭转，所以，朴老始终是坚持佛教教育事业正确方向的有力引领者。

 

佛教人才培养国际化的促成者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国际性的特征。特别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佛教作为国际性的宗教，所发挥的国际性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佛教在国际化交流事务中，就更需要国际化的佛教人才来担当重任。就中国佛教教育事业而言，在国际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回应国际化佛教人才需求的课题。朴老作为中国佛教和佛教教育事业的领袖，国际化佛教人才的培养，自然也会成为工作思考的内容之一。朴老不仅对佛教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早有洞悉，并且是付诸实践的。在朴老的重视和推动下，中国佛教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虽然刚刚起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这与朴老长期关怀和重视是分不开的。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朴老就在为中国佛教界人才培养国际化工作寻求支持。1956年10月朴老参加了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的佛教”的大会发言，朴老在发言中，特别向国际佛教界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人才培养工作，他说：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除对各地的某些佛教研究事业予以协助外，并在北京开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佛学院——中国佛学院。这所学院已经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开学。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印度、缅甸、越南的大使和代办，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团长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贵宾。正在我国访问的由七个国家的僧人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员们和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西藏代表团以及其他民族代表团团员们也都参加了开学仪式。这所新建的佛学院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和期望。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长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长老在开学典礼上郑重地致词和道贺。印度那烂陀巴利学院院长迦叶波长老和我们交换了关于教学上合作的意见……在这学院里还将开设巴利文、梵文和其他语文的课程，为促进中国和其他各国佛教文化交流与事业合作准备更高的基础。

 

朴老的发言内容，主要是想通过世界佛教联谊会的平台，告诉国际佛教界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的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由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朴老向与会的国际佛教界的朋友们介绍了中国佛学院成立时，有多个国家的使节和佛教界的僧侣参加开学典礼的盛况。朴老还特别提到印度那烂陀巴利学院院长迦叶波长老与中国佛学院建立了教学上的合作关系，朴老之所以将这一情况告诉国际佛教界的朋友们，就是要向国际社会表达，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佛学院，有与国际有关佛教教育机构合作的意愿。朴老还特别介绍了中国佛学院将开设巴利文、梵文等不同语言的课程，目的就在于为了打下与国际佛教教育或文化机构加强合作的基础，在条件成熟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就会顺理成章。朴老向国际佛教界朋友们所作的以上介绍，并不是虚言，而是在中国佛学院教学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1961年中国佛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就增设了巴利语、梵文和藏语的学习，教学内容上的调整，应该是有基于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考虑的。

 

1957年5月，朴老应邀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期间，朴老应邀为那拉维拉佛学研究院揭幕，并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回顾了中国佛教界和锡兰佛教界悠久的深厚法缘，也表达了中国佛学院愿意与包括锡兰佛教界在内的，国际佛教教育或研究机构加强交流的心声，他说：

 

我愿意告诉各位，在中国的北京也办了一个佛学院，它的宗旨就是培养热爱祖国的、能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拥护和平的僧伽人才。这个佛学院很愿意和各国的佛教学校及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和交流经验。我相信今后通过这个学院，我们可以经常得到锡兰佛教学者的教益。

 

朴老向锡兰佛教界的朋友们介绍了中国佛学院的办学宗旨，同时向锡兰佛教界传递了中国佛学院希望与其加强合作交流的信息，并希望通过中国佛学院与锡兰佛教界合作交流的机会，建立起中国佛教界与锡兰佛教界互通信息的友好平台。

 

朴老之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佛学院与国际佛教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课题，说明他已经充分的意识到培养佛教人才国际化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复校后，他就积极推动派遣留学人员赴国外学习的计划。

 

“文革”前后，朴老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非常密切，1981年2月，与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达成协议，派遣中国佛学院教师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前往日本佛教大学进修，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派遣留学人员赴国外留学的先河。1983年12月，传印法师、姚长寿居士，结束了在日本佛教大学两年零十个月的进修，回到北京。其后，传印法师一直任教于中国佛学院，并担任领导职务；姚长寿居士后来也在中国佛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传印法师和姚长寿居士赴日进修圆满回国后，长期在中国佛学院任教，应该是朴老佛教人才培养国际化计划的成果。

 

1983年7月，中国佛学院又向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派遣了隆藏、德宗、定基、圆辉四名本科学员，正式赴日留学。朴老对四名学员赴日非常重视，行前还特别安排时间接见了四位学员，并勉励他们要以中日两国佛教界先德为榜样，为促进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勤奋学习。1986年4月11日，赴日本佛教大学留学的四名同学学成回国。

 

1986年，斯里兰卡罗睺罗法师、维普拉萨拉法师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在中国佛学院进行了演讲，朴老会见了两位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界朋友，朴老向他们提出了派出五位中国佛学院的学员去斯里兰卡留学的要求，两位法师慨然接受了朴老的要求，并表达了随时欢迎中国佛学院派遣学员去斯里兰卡留学的意愿。1986年9月13日，中国佛学院成立举行了庆祝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庆祝大会是与86级本科学员的开学典礼联合举行的，庆祝大会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欢送从中国佛学院选拔的赴斯里兰卡留学的五位学员，这五位学员是从中国佛学院84级本科学员中挑选的，他们分别是：净因、圆慈、学愚、建华、广兴。朴老在会上首先对五位学员赴斯里兰卡留学表达了祝贺和喜悦，他说：“在欢迎新同学的同时，我们在今天的会上，对即将前往斯里兰卡的五位同学表示欢送。我们热烈祝贺你们五位同学被选派到那个有名的上座部佛教国家去学习”。朴老还在讲话中进一步鼓励他们说：

 

你们初到南方国家，人生地疏，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在短期内，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你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首先不要怕吃苦，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千几百年的法显、玄奘等大师们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才获得大成就。鲁迅先生曾经称赞他们舍身求法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希望你们立志作新的法显、新的玄奘，作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次，希望你们五位保重身体，健康与学业都要力求进步……希望你们五位同学要团结友爱，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我们期待你们圆满完成学业回来，为祖国，为佛教作大贡献[37]。

 

从以上讲话内容可以感受到当时朴老喜悦的心情，也展示出朴老一身行事的细心和体贴，连五位学员去南传国家留学的生活细节，他都做了临行前的观照，鼓励他们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养成坚忍不拔的毅力，还勉励他们要向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法师和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学习，要有作当代的法显和玄奘的远大志向。法显法师西行求法时，曾路过斯里兰卡，并在斯里兰卡学习和居住过，他所撰写的《佛国记》中，有大量描写斯里兰卡佛教和社会情况的文字，赢得了斯里兰卡人民的尊重，是中国佛教徒赴国外留学的典范，朴老希望五位学员以法显法师为榜样，为中斯两国文化和佛教的交流做贡献。朴老还特别叮嘱五位学员在生活上、学习上互爱互助，树立中国佛教僧人的形象。朴老还对五位学员的学业寄予了无限的厚望，期待他们早日完成学业，圆满归来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6年11月7日，五位学员即将启程赴斯里兰卡，朴老在广济寺接见了他们，并为他们送行。五位学员赴斯里兰卡后，时常有书信向朴老汇报学习情况，朴老也常常会回信勉励他们学修并重，注意学习和生活，早日学成归来。1992年1月，五位学员圆满完成学业回国，朴老还特别聘请季羡林教授和方立天教授担任他们的指导老师，继续为他们创造学习提升的条件[38]。

 

1997年9月，应韩国佛教界的邀请，中国佛学院派遣普正、达正两位法师赴圆光大学留学，临行前，朴老在广济寺接见了二位法师并为他们送行，嘱咐他们勤奋学习，早日学成归来。其中普正法师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为中韩佛教交流开拓了新的工作局面。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分别派遣了中国佛学院的不同级别的学员，先后赴日本、斯里兰卡、韩国等佛教大学留学。在这之后，有不少的学员除赴日本、斯里兰卡留学外，还有一批学员选择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学习，为中国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佛教人才。这项工作一开始，一直得到了朴老的关怀和支持，是他奠定了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的基础，是他开启了佛教人才培养走向国际化的大门，是他推动了佛教教育事业人才培养融入国际化的进程。因此，朴老是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人才培养实现国际化的促成者。

 

朴老一生的经历，几乎涵盖了整个二十世纪。朴老青年时与佛教结缘并皈依佛门，开始致力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五十余年的工作中，朴老经历了不同形势下中国佛教事业的艰辛曲折和复兴发展。朴老在主持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全面工作的同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为多方面推动新中国佛教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积极努力。

 

朴老深感佛教人才在中国佛教事业发展大计中的重要性，自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倡议筹备中国佛学院，到1956年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朴老参与了筹备和成立的各项工作，是名符其实的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革”十年浩劫，中国佛学院也未幸免于难，全部教学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朴老不失时机地向中央建议，在中央的同意下，重新恢复中国佛学院的各项教学工作，为佛教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中国佛学院的恢复，从抓机遇，到具体过程，朴老都亲自过问，才为劫后复兴的佛教教育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与朴老强有力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复兴性贡献。

 

佛教教育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建立起合理化的佛教教育体系，一直是朴老在佛教教育领域思考的核心问题。朴老审时度势，以座谈会的形式，倡导并约请从事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的有识之士，共同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建立起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这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规范化进程建立了可以参照的依据，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佛教教育事业既有与普通社会教育相通的共性，又有其具有宗教属性的特殊性，如何把握好佛教教育事业既不违背普通社会教育规律的同时，又能发挥其宗教特殊性的作用，是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必须有机统一的中心任务，也是佛教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方向性问题。这两者之间能处理协调，就会为佛教教育事业增添助推力，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为佛教教育事业带来障碍。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面临危机时，朴老果断地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教教育理念，引领中国佛教教育事业走出滑向世俗化的困境，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拯救性贡献。

 

佛教的国际性特征，也促使佛教教育事业必须面对国际化的形势。只有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准的佛教人才，佛教教育事业才能实现国际化的目标。朴老在数十年关注佛教教育事业和佛教人才培养的工作中，始终将国际化佛教人才的培养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促成中国佛教界打开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深造的大门，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朴老虽然已经逝世十四年，但回顾朴老的人生经历，他与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复兴性、创造性、拯救性、开拓性的卓越贡献，朴老的功德，将永远载入新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史册！

 

转自凤凰佛教综合

http://fo.ifeng.com/a/20170416/4457412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