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以1946-1949年的《天风》作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以《天风》最具有争议，在与现实的结合方面又最具代表性，而其创办人吴耀宗亦是中国激进基督徒的代表人物。这个刊物在战乱中诞生，1949年以后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此外，这里需要对“激进基督徒”予以界定。这里的激进是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政治上保守或中立的基督徒而言。具体来讲，激进基督徒一般具有以下特征：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倾向共产党，对于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具有较高的认可度；神学立场比较激进，强调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敢于批评指责政府，积极欢迎新时代的到来。

     
                                  一 
     
   《天风》1是一份基督教周刊，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天风》的诞生源于基督教应对时势的要求，也归功于以吴耀宗为首的一批激进基督徒的推进。2 其宗旨是提供一个言论管道，以便教会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做出基督教的解释。它所引为模范的是美国基督教自由派刊物《基督教世纪》周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这可以从《天风》的办刊宗旨略窥一二。在《天风》的发刊词中，吴耀宗指出：“本刊是一个基督教刊物，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张，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主张的基础就是上帝为父，人类是弟兄的信仰。现代民主主义大部分是从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把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就是本刊的使命。” 

 

     编者在《耶稣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按语中明确宣称：“本刊的使命是表达基督教对于当今时局的意见，尤其是响应并促进国内外蓬勃成长中的民主运动，所以我们除了宣扬耶稣的真理以外，也尽量刊载有关民主与团结的言论。” 3 吴在1946年8月的《复刊词》中强调，在维持与改革现状的斗争中，作为主张自由平等与彻底民主的基督教应当是进步革命的，当下的使命“就是要把现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一个充分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使人类不必再因利害的冲突，阶级的对立，而演变成分裂斗争的现象”。4 其参与政治及对于时局的态度已是十分鲜明。在其后《复刊一年》的社论中又重申了这一信念：“基督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它是革命的力量和酵母。尽管基督教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挑战，但是它从来没有退却；相反，它总是坦然地面对挑战，而且必将击败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力量。”5 

   《天风》“可算是教会定期刊物中的突起异军，确是新型的，较诸其它各教会报大有不同。更当提及的，其立论的正义感，相当精纯，态度积极，大有主耶稣斥责罪恶奸邪，具有大智大勇的气魄。”6 以至于谢扶雅不无担心地感慨：“如果天风因了过去底作风而犹被訾为太前进，左倾，过激，……以至弄到不得不竟遭流产底一天，那就太可惜了！”7 

   《协进》月刊评论《天风》说：“该刊为一综合性刊物，言论注意自由前进，其立论虽非代表教会共同的思想，但为教会一部分爱好自由前进之作家，分别撰述各方面文稿，颇受青年欢迎。”8 

    为尽可能做到代表《天风》的立场起见，本文所选择的《天风》周刊的文章，除个别文章外，基本上都是社论或者每期的首篇文章。其实，从文章的观点来看，《天风》的作者群中还有不少的激进分子，但本文仅以所选文章的作者为例，所举文章除社论外，涉及14位作者。其中吴耀宗、张雪岩、郑建业、涂羽卿、陈仁炳、林永俣、陆干臣、黄培永、耿元学等9人所存资料较为详实，通过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可以约略窥知他们言论立场的渊源。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二 
     
   《天风》自1946年10月第四十二期取消社评（论），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置于首位的文章大概推演出其倾向性。而从1948年12月149号起又重新恢复社论，成为该刊重要论断与取向的标杆。《天风》标榜开放民主的办刊，允许不同的言论存在与自由论争。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甚至与社论基调不甚相同的文章亦有刊载。但是，一个刊物就是一个生命，整体上还是具有清晰的价值取向与立场定位。《天风》也不例外。我们就从《天风》的整体来考察，以几个问题为核心，梳理出《天风》在这些问题上所呈现的脉络。 

    第一是对于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天风》着眼于两个方面，首先即是严厉批判教会与现实的脱节。 

 

    吴耀宗在59期发表基督教讲话之十一《基督教与政治》，首先批判了基督教内部坚持基督教与政治无关的论点，批驳了属灵派与基要派封闭的个人福音观，认为：“基督教对于政治所应当发生的作用，就是以先知的声音，对一切影响人类生活的事，批评指导，为真理作见证。”并且“应当主张社会的自由平等，拥护人格的神圣尊严”。同时也指出目前“基督教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和现社会太过打成一片，使它不能负起批评社会领导舆论的责任。”而且“被统治者利用作麻醉人民的工具。尤其是近世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打成一片，不止拥护这制度，并且变成它的骨干，作了它的代言人。”基督教失去了其超然性独立性，目睹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不能有所作为，吴认为这样的基督教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内涵与本质。教会与现实脱节也使得众多的青年感到失望，甚至离弃基督教，转向共产主义。9 

    现实中基督教会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诸如“主唱和平宣传和平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的战乱国事讳莫如深，对贫富不均的社会也缄口不言，甚至教会自身亦在这种不均中过生活毫不感到不对，对非法无礼的贪官污吏和豪商巨贾，反有和谐，对强权争霸的国际关系，也毫不介意。”10

 

    而《天风》则公开宣扬“基督教是超脱时空限制的伟大信仰，也是革命运动的动力和酵母，现实向它挑战，它就勇敢地接受，而克尽它底战胜恶魔的使命。”11 明确主张，“我们应该过问政治，分析政治，批评政府，并站在为民主，为自由，为平等，为幸福的一面，向恶魔和恶魔的代言人进攻。不要忘记，耶稣的精神是战斗的。”12 

 

    其次，着重指出了基督教的性质。从《天风》的一批代表性文章里，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关于基督教性质的线索。概而言之，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真理至上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论者常常涉及到新与旧，前进与倒退，进步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带有强烈比照与明显倾向的词语，并指明基督教在二元对立中的绝对选择与优势定位。

 

    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毫无疑义地，基督教是主张自由平等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因此，它应当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有进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够真正表现耶稣基督的精神。”革命在这里是弃旧迎新，破除黑暗拥抱光明，具有勇往直前敢于战斗的精神。虽然“基督教不能也不应拟定新中国或新世界的方案，……但是它却不能因为这样就无视于旧时代的罪恶。违反正义人道的社会和国家，压制人格的制度是阻碍上帝的旨意在历史中的实现。教会应当毅然地负起先知的使命，发出上帝严正审判和慈爱救赎的声音；揭露时代的罪恶，宣示上帝的慈爱。”教会保持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根本是保持先知的角色与使命，而非与哪一个时代或哪一种社会制度同流。13 

 

    基督教是真理至上的宗教。“今日的世界，正在一个剧烈的转变中。旧的东西，将要毁灭，新的东西，已经萌芽。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抱着‘真理至上’ 的精神，摒弃旧的东西，迎接新的东西？如果某一种已经证实了的真理，国人认为是危险的，我们敢不敢公开地接受他，为他宣传？如果某一种真理，是从一个我们所看不起的人，或者是从我们的敌人的口中说出来，我们会不会为着‘面子’的缘故，而仍然把它拒绝？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接受某种真理，可能的就是等于站在新旧两种对垒的力量中的某一方面，就等于有所偏袒，就等于参加了一个斗争。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是中立的态度，就是『与世浮沉』，而不是‘真理至上’。”14 以上所列的选择破除了中立的可能性，具有鲜明的立场，我们可以推断这种选择的深意是一种选定，即哪种力量是新的，代表进步的，那就是基督教所应支持拥护的，换句话说，那也就是真理所在。

 

    基督教是人民的宗教。人民群众的概念已经开始频频显露，这得益于民主观念的盛行一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潮流的涌现进一步凸显了人民的力量。“战后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民的世纪’，中国也已经挂上了世界的民主列车。……基督教是一个人民的宗教，所以基层建设为基督教一个永恒的使命，直到人类在经济上，政治上及社会上达到真正平等的一日。”15 1949年首期《天风》发表专论，强调教会属于人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的古语包含一个不朽的真理，人民的声音正是上帝要垂听的声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上帝的旨意。”并进一步宣称：“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内人民的胜利一定可以得到基督的祝福，反人民的力量要受他的咒诅。因为基督的道理是施行公理的，公理是属于人民的，所以基督必然属于人民。公理必然得胜，所以人民也不会失败。”16

 

    按照普世宗教与革命宗教的标榜，基督教提倡阶级平等与民族平等。邱道成更是将其扩展为全人类的宗教，发展出一种新的基督教史观。豪迈地宣称：“甚么是基督教的历史路线呢？它是解放全人类，不分阶级，性别，肤色，信仰，地域！它是促进全世界和平，使人类免受战争的恐怖与威胁！它是实现‘天下一家’使全世界十六万万人民组织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大家庭！甚么又是耶稣的中心信仰与主张呢？它是实现全人类的博爱，自由，平等。它是促进科学的进步，提高全人类的经济生活。它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人类进步思想的最前线，促使民权时代的早日实现。”17 这种阐述已经使基督教完全超越了现实之争，是具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新史观”，或许可以称之为基督教共产主义。

 

    有人批评《天风》是偏于共产党，“带有某种色彩的”。吴耀宗解答说：“讨论政治问题，就不能不有所主张，有所批评，讨论政治问题，就不能不对现状表示不满。”事实上的确是有所偏向的，吴的文章更为明显。故此，他进一步表示：“我们不怕‘偏’，我们应当‘偏’。真理是‘偏’的，真和假之间，没有中立的地位，是和非之间，也没有中立的地位。”18

 

    也正因为此，《天风》从“第三期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二篇文章被删，或被扣呈重庆图审会，将一期中预定的稿中弄得支离破碎，使编辑的人不能按照原定的计画做。”19 自1947年10月25日的第九十三期起，原有的“时事述评”栏目取消，只保留了篇幅不大的“每周时事摘要”，大概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原有的述评观点鲜明，倾向性十分明显，颇有些快意恩仇的味道，可能也惹了一些人的不快。由述评改为摘要后，只呈现事实，述而不评，多少也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

 

    第二是基督教与民主。民主运动的兴起是基督徒对时局的一种响应。民主问题也是《天风》所关注的重点，论述较多，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基督教与民主是不能分开的。1949年担任《天风》主编的林永俣认为，“反民主就是反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所支持的就是民主，所要打击的就是反民主。基督教基本的主张是确定人的价值，民主思想所争取的是保障人的自由。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惟有人的价值的确定，人类才能得到自由。这理论与民主思想根本没有冲突。” 20 

    民主化与基督教，在原则和观点具有不少的共同点。时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兼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涂羽卿，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战后第一届常会演讲中强调，“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民主化的生活方式；基督教的品性也就是民主化的品性；基督教的最高原则也就是民主精神的最高表现。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基督教是能使民主生活方式基督化的。”21

   1949年1月29日，《天风》发表社论《谈基督教与民主》，对于“基督教”与“民主”作了详细的界定，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认识，继而指出：“民主政治之背后，是民主的精神。就在这里，它与基督教的教义，发生关系。因为基督教尊重人的价值、人类平等、彼此相爱、与人类机会均等这些道理，和民主精神吻合。不过，民主政治除了这些，还有经济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及社会福利等实际的设施，都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并指斥目前所见的民主只是政治野心家的资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22 

    其次，基督教是推动民主的力量。吴耀宗认为，中国国内的问题，“从一方面看，是国共两党之争；从另一方面看，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成为中国的政治问题的症结，正如苏联在世界政治问题的地位一样。他预言这一问题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也将影响国家民族今后二三十年的生活。 “这个问题是微妙复杂的！然而人民的要求却是简单的：谁能领导他们争取真正的民主，谁就能得到他们忠诚的拥护。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23 

    因为基督教是推动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基督教是一最现实的宗教，力主社会正义，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它基本的主张，它决不允许腐败的社会制度吞食了良好的社会；它决不容让强有力者欺凌柔和无告的人。”24

    二战后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民主在中国也成为知识分子竞相追逐的对象。中国的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中国今后所趋，决不再是封建势力的统治，也不再是帝国势力的压迫，而是真正民有民享和民治的新中国。基督教要配合这民主新中国的建立。”25 

    基督教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培植中国民主的幼苗，使其迅速地成长，这也是基督教的本意。“因此假若恶势力对他摧残，折损，阻挠，基督教必将积极地反对和弃绝，予以迎头的打击。基督徒也和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坚决反对反民主的恶势力，痛恨它，弃绝它！”26 

    因此，作为信仰基督的人，不仅要接受爱的福音，而且要做好与黑暗做斗争的准备，坚持得胜的信念。“世界是前进的，中国已经挂上了今日世界的民主列车。我们的信念是坚强的，我们一定勇往直前！”27 

    最后，民主的路线与目标。学者王季深认为，促进世界秩序的基础即是民主，而基督教则是民主政治的根源。28 现在，“民主的潮流在今日的世界里已经澎湃到极点，民主的中国也是时代和历史所注定了的命运。”29

    针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时期所讨论的基层建设，王季深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基层运动纲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个时期讨论基层建设，其最大前提，就是如何致力于构成中国国家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的解放运动。这是一个需要行动，甚至流血的革命运动。”这个解放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给人民争取一个可以生活的环境，呼吁停战。其次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现经济民主，再者就是在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环境下，宣导人民的自由与义务。30 这一纲领，就是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来达到人民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平等，描绘了一幅民主社会新秩序的美好前景。可是单单依靠基督教运动是无法实现的，当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后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机会。 

 

   1949年4月9日，《天风》发表社论《论中国民主的路线》，指出：“今日中国的民主路线，我们想它是趋向于正确的路线上迈进。它一方面是要纠正过去许许多多传统的错误，这错误，就是使民主整体改头换面，成为名不副其实的民主，或是偷窃民主的美名，而实行一套虚伪和粉饰的民主。严格说来，这些就都不是民主！在新民主国家里必须要纠正的。它在另一方面是要创造今后真真实实民主的制度，这制度，就是让个人自由能够在集体自由的生活里发展，以大众的意志为意志，以大众的幸福为幸福。”31 这样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所在。

 

    第三是基督教与时局。时局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基督教深深卷入其中。综合《天风》中关于时局的言论，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时局的认识。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8月的《天风》刊载了《中国基督徒对时局的宣言》。宣言呼吁国内和平，要求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彻底改革目前政治。而现实是如此地糟糕，1947年1月的《天风》有如此地描述：“前年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前途，都作光明的估计，抱着极大的希望。那里想得到一年以来，国内各方面情形，仍然在播种着国家另一危机的种子。今日中国的情形，是贪污，无能，抢夺，欺诈，经济衰落，工商凋敝，秩序混乱，生活不安，精神萎靡，道德破产，最可痛心的，到处还正在残酷无情地进行着自杀的内战。”32 

 

     随着1949年形势的急剧转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向其所属的二十一个大会发出通告，决定无论政局如何演变，总会依然在上海办公，决不迁动。《天风》对此发表社论： “对于目前政局的看法，已为大家公认为有不能不变的情势；这一变革，大家都望好处着想，因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只要我们秉着这精神，可以克服困难，可以扭转逆流。”33 对于前途表示出较为乐观的态度，并且呼吁基督徒起来参加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推进人类解放的运动，积极参与到与罪恶斗争的行列之中。 

 

    2月12日，《天风》发表《初春的蕲望》的社论，字里行间流露出极大的振奋和欣喜。“时令在前面推移，我们应当觉悟这已非严冬的季节，因为这时令已很清楚地对我们个人、社会、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将来有所启示了。”34 虽然文章没有明确表露甚么信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编者对于将要到来的新时代的信任与渴望。而在接下来的社论文章里则明确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民族解放的革命阶段，要把我们所信仰的表现出来，学习耶稣所行的事，对新时代有所贡献。”35 

    其次，对于时局的态度。2月19日，《天风》发表社论《做新时代的人》，表示基督徒要与时代一同进步，一齐改变，表达了对于新时代的畅想与期待。并明确指出，将要到来的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基督徒要心存服务的观念，使大众过上优裕平等的新生活，并要负起责任，消灭旧势力的余毒，努力地促成新时代的成长。36 

    对于教会中继续批评国共内战，消极保持中立的态度，《天风》发表署名萧贤的文章《识时务者为俊杰──论教会人士应认清时势》，批驳了万福林牧师的文章《新天新地的启示》（刊登于《天风》总158号）。作者将万氏作为当前教会的典型人物，将其言论作为教中正统派思想的代表，进行了严厉批判。作者明确判定国共之间的战争“是‘官逼民反’的（革命）战争！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战争！是既得利益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战争！是勾结外帝封建统治者与反帝争民主的战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是正义与罪恶的战争！”并进而批判现实中的教会，虽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政局已经到了新陈代谢的时候，但是“有识者”太少，“有识有胆”者则更少，因此少有积极的作为。37 

     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明朗，《天风》编者在4月的时事述评中明确表示：“我们觉得中国今日的前途，无疑地是要全面解放，一方面肃清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束缚，一方面铲除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者所加的桎梏。”38

     上海解放前夕，《天风》的态度已经彻底明朗化，社论《完成历史的任务》充满信心地宣称：“人类历史是人类生活继往开来的写真，它是前进不止，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我们绝不能做反时代、反历史的叛徒，硬要使历史倒转！因此，我们只有认清它，参加与负起责任，来完成历史的任务。”39 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对于即将解放的上海与不久就要解放的中国，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最后，对于时局的应对。面临这样的时代挑战，中国教会与信徒应当怎样应对呢？第一条，要敢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上海青年会宗教部干事郑建业认为，教会受到了 “新兴理性主义，实际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威胁，但是基督教会应该认清形势，不应依靠反动力量来打倒新生的力量，而应该组织起新生的力量，去打倒反动力量，无论教外教内，才能真正保全了永恒的生命。因此，“新危机不是‘因为世界上产生了更新的文化，更进步的文化’，而是“教会能够接受更新的文化，善用更新的文化来武装自己呢？还是被更新的所淘汰？”40 文章提醒教会真正的危机在于自身，劝诫教会不要因循守旧，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第二条，要求基督教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中国教会之命运》一文批评“一部分论客有意或无意的为维持现实不惜歪曲了教义，领导人走绝路。譬如说，有人利用基督教义，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硬把两样东西拉在一起，非要教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一只赎罪羊不可！”41 因而要求中国教会彻底地检查自己的立场、政策和基础，将基督教与即将发生改革之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区分开来，以免为其所累。 
    第三条，重视劳工大众。《天风》刊登社论《免于匮乏之自由──写在五一劳动节》，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表示，对于大多数同胞的饥饿和匮乏的问题不能保持沉默。 认为“‘反饥饿’不是一个叛逆的口号，而是世界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解决的枢纽。”42 这是《天风》首次在1948年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被称为其改组后的新气象。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干事龚亨利十分重视劳动节，他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各基督教会，呼吁全国教会将五月二日定为“劳动主日”，以示对于劳工阶层的高度重视。43 同期刊登的《劳动节与解放运动》一文坚持基督教与社会运动不能脱节。“基督教的前途应当打在劳动群众的基石上。今天，劳动阶层已经觉悟了过来，也已经站了起来，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去扭断自己的镣铐，打出一个自己的活路。这一种伟大的解放运动，无论如何，值得我们同情和援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青年都应当深深地认识这一个运动的时代意义，同时推动这一种运动也应当看作是我们不能逃避的责任。”44 

    1949年2月26日，《天风》发表社论《虚心检讨教会事工》，要求中国教会要时刻牢记怎样在中国文化里发展的问题。“过去，我们应该承认对这问题有点忽略，以至基督教和中国社会，还是格格不相入。我们所取得的，也许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众呢？”45 时代转变中农民与劳工的地位迅速地上升，将要成为新时代与新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这一群体及其力量得到重视。教会虽然原来也有农村与工人方面的事工，但显然做的还很不够，这也是社论中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仍然格格不入的缘由。 

    3月5日继续刊发社论《向劳工们学习》，指出：“封建制度的社会，劳力不能受重视！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力更是被榨取。其实，他们都忘了‘劳工神圣’的意义。我们要向劳工们学习，伸出我们的手来，向他们致敬。”46  

     第四条，主动学习，投身时代。1948年10月16日，《天风》刊发《基督教会世界协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宣称“我们要奉基督的名一同重新学习，对于有权势的与平民，勇敢发言，要反抗恐怖、残酷、与种族间的歧视，要与被弃者、被掳者、逃难者站在一道线上。我们要使各地教会作没有喉舌的人的喉舌，并要使各地教会成为人人可归的家庭。”47 

    1949年3月5日，《天风》发表社论《进与退之间》讨论时局问题，进一步明确在这急剧转变的时代里，基督教会也要被鞭策着改变。“所以今日我们生在这变动的时地里，与其说‘危机’，不如说‘机会’，因为我们确认这变动的时代，是合乎历史的、自然的法则，它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机会。”48 因此鼓励基督徒抓住机会，参加到大时代的行列当中去。 

    4月2日再次刊发社论《教会须加强学习》。学习的内容是英勇地参加到当前的时代中来，在新时代里努力开展服务人群的工作，来协助建立新中国。5月14日的社论《急莫能待的教会新事工》继续强调：“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文化里，是非常年轻的，它有无限的希望和责任，促进新的中国的建立。明白这责任感，我们要勤于学习，向人民学习，向大众学习。”49

    此外，对于教会中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教士问题也有涉及。《天风》在3月19日曾发表社论《知识分子应有的觉悟》，要求知识分子有所觉悟，就是“要将传统的旧思想束缚打破，投身于大时代的洪流里，认识清楚这是‘劳力以生，劳力以存’的劳动时代。”50 传教士问题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吴耀宗即是因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触怒了传教士而被迫离开的。然而1949年的《天风》不仅刊发了《中国教会所需要的西教士》一文，并于3月19日发表社论《时论的鞭策──劝我们的西同工》，在肯定了许多传教士工作的同时，将舆论于传教士的指责归结为三点：种族歧视，脱离生活与不识时务。并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西教士的生活、思想、政策及地位没有随着前进中国的革新而有所变动，已经落后于中国今日的时代了。51 
     
                                 三 

     
    有评论认为，“纵观当前基督教诸刊物，深感《天风》较诸其它基督教刊物，更能克尽对时代的使命。这一阵从天而降的风吹醒了多少给丑恶现实所迷惘的基督徒们。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它勇于面对黑暗，勇于自我检讨，警人醒世，恍若耶稣精神在二千年后的重生，在遍地烽火血染的山河上，它继承了客沙马尼园所遗留下的艰苦伟大的担负。”52 

    总体而言，1946年的《天风》整体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同时关注国内与国际局势，但论调平缓，很少有振聋发聩之声，相比1945年与1947年都有所逊色。1948年的《天风》在天风社成立后基本维持1947年的风格，但自6月吴耀宗辞职后，《天风》比较沉闷，缺失了原有的批判性与战斗性。1949年的《天风》开始有所改观，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上海解放后，《天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刊物了。 

    以吴耀宗为首的一批基督徒以《天风》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时代变革中，针砭时弊，从基督徒的立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与政治，基督教与民主，基督教与时局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虽然有些主张并不是很明确，具有一定的含糊性，但总体而言，是不断趋于明朗坚定而有力的。他们在批评时政的同时，也积极反省教会自身的问题，坚持教会必须在政治中支持和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他们迫切地追求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时代，并且逐渐相信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因此，他们开始支持共产党作为进步力量所进行的战争，并且热切地盼望新时代的到来，希望能参与其中。 

    1946年至1949年三年间，中国国内的时局表现为国共之间的战争。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然而一年之后战争复始，中国教会的境地也日益困难。对于国共战争，教会内部因为立场不同，产生了分歧，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不少信徒支持国民党政权，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支持，并且蒋介石的个人信仰生活也为很多基督徒所认同。此外，蒋介石政府支持基督教的发展。例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重要会议时，蒋介石常常致函祝贺，深得人心。其二，有些信徒政治上倾向共产党，神学立场比较激进，对政府采取批评指责的态度，认可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积极欢迎新时代的到来。《天风》经常登载他们的文章，是他们重要的言论阵地。其三，在这两种信徒之间，还有一群中立的人士。他们没有任何党派色彩，采取超党派的态度，不涉及党派之争。他们的神学立场也各不相同，包括保守派、自由派等等。在对待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又分为两派。神学保守派主张政教分离，不谈政治，不论政局，注重培灵、布道、奋兴等教会福音工作。而较为开放的一派，则关注时局，从信仰角度发表意见，担负社会良知和时代先知的责任。53

     在这样的情形中，激进基督徒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因其鲜明的政治主张与背离神学传统的声音，使得他们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力量，在时代变革中逐渐得以壮大，走在中国教会的前列。 

   《天风》自创办以来，虽然主编不断易人，宗旨也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基本的主张没有更改。《天风》是开放的、自由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在基督教期刊中独树一帜。虽然发行量一直不大，但影响所及，反响热烈。《天风》能够如此，大部分应归功于吴耀宗。吴耀宗辞去主编职务后，《天风》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表现是比较沉闷的，对于时代敏感问题少有提及。但从1946年到1949年整体来看，《天风》仍然是一个勇士的形象，不断发出先知的声音，在中国教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周刊，集聚了一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一些激进分子，借助《天风》这个自由开放的媒体，批评时政，高举平等民主的旗帜，要求基督教参与社会革命，呼唤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 

     这样一批激进的基督徒的出现，除个人因素外，变革的时代是其必不可少的成长环境。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思潮迭兴，而最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得以施展拳脚的，不过是国民党秉承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日本侵略的加剧，以及国民党政权外交的怯懦与军事上的失利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怀疑失望，并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战后国民党不顾民意擅开战端，政治独裁，经济陷入危机，既不能满足民众寻求和平安稳的需要，又压制自由民主的要求，导致民主党派与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倾向共产党。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目标取向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一批激进基督徒的出现，在中国教会内部开始不过是星星之火，然而借助时局的演变渐有燎原之势，最终引发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以至后来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教会内外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论述也是长篇累牍，不胜枚举。但是这里所讨论的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当中国的基督徒面对国内两种力量争战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最后归结为：是视而不见，是作壁上观，还是参与其中？这三种行为向理论延伸即是：福音是否是革命的？激进基督徒的言语和行为是激进的，然而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依然是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根基。因此，他们一切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这一理论之上。而革命在这里的含义是追求自由、平等与进步。拋弃和平的幻想后，按照二分法的逻辑，这个社会被分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被表述为进步与腐朽，黑暗与光明，革命与反动。在当时混乱的中国，他们拨云见日，认定国民党与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就代表了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因此，他们加入了摧毁旧时代创造新时代的斗争之中，被视为「左派」或者「激进派」。我们暂且撇开1949年以后不谈，单单就1946至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来看，他们的选择无疑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中国教会中的革新力量。这也是他们基于爱国爱教谋求教会生存与发展的主动选择。

    然而他们观念并非一直地确定不移。套用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定位，他们也是一群追寻自由、平等与进步的基督徒。随着时局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改变，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距离共产党越来越近。而对于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将要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显然估计不足，也没有甚么具体的应对理念与措施。他们将福音理解为建立人间天国，于此认定共产党所要实现的目标与基督教的目标相一致，从而将基督教的福音政治化。他们的思想从神学上来考察，显然受到政治神学54的影响，具有革命神学的许多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吴耀宗等人并没有形成一个集体或组织，只是通过《天风》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总体而言，他们的思想比较零散，更多的是针对时政而发，并没有在应对时势中形成系统的神学思想。“教会没有神学的基础，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立身的标准和方向，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不迷失自己是不可能的。”55 因此，当他们在1949年后作为教会领袖领导教会前进的时候，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至为严重与深远，是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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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45年吴耀宗在成都创刊，1946年迁至上海。1946年2月至8月停刊。1953年，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爱国会，该刊成为全国三自爱国会的机关刊。沈德溶为主编。1964年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1965年停刊。1980年10月复刊，1985年双月刊改为月刊。 ( http://www.tecn.cn )
2.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总103期，1948年1月3日。 
3. 编者的话，《天风》，第7期，1945年5月 
4. 吴耀宗：基督教的使命，《天风》，第33期，1946年8月10日。 
5. 本刊同人：复刊一年，《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 
6. 郑新民：读天风，《天风》，第46期，1946年11月9日。 
7. 谢扶雅：“天风”底作风，《天风》，第43期，1946年10月19日。 
8. 《协进》，第5卷8期，1946年11月16日。 
9. 吴耀宗：基督教与政治，《天风》，第59期，1947年2月15日。 
10. 张雪岩：基督徒青年应保持并发挥天真，《天风》，第91期，1947年10月11日。 
11. 本刊同人：复刊一年，《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 
12. 王维明：基督徒与现实，《天风》，第89期，1947年9月27日 
13. 黄培永：明日的中国教会，《天风》，总126号，1948年6月19日。 
14. 吴耀宗：真理至上，《天风》，第20期，1945年10月22日。 
15. 王季深：信仰与行动的合一，《天风》，第92期，1947年10月18日 
16. 陈仁炳：教会属于人民，《天风》，总153号，1949年1月1日。 
17. 邱道成：基督教新史观（下），《天风》，第82期，1947年8月9日。 
18.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总103期，1948年1月3日。 
19. 编者：难言的隐痛，《天风》，第17期，1945年9月18日。 
20. 林永俣：基督教与民主，《天风》，第34期，1946年8月17日。 
21. 涂羽卿：现阶段的中国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天风》，第68期，1947年4月19日。 
22. 社论：谈基督教与民主，《天风》，总157号，1949年1月29日。 
23. 吴耀宗：基督教与政治〉，《天风》，第59期，1947年2月15日。 
24. 林永俣：基督教与民主，《天风》，第34期，1946年8月17日。 
25. 同上。 
26. 同上。 
27. 王季深：耶稣基督是救主──祝第二届世界基督徒青年大会，《天风》，第80期，1949年7月19日。 

28. 同上。 
29. 耿元学：基督教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与使命，《天风》，第54期，1947年1月5日。 
30. 王季深：基层建设与基督教运动，《天风》，第91期，1947年10月11日。 
31. 社论：论中国民主的路线，《天风》，总166号，1949年4月9日。 
32. 陆干臣：我们起来建造吧，《天风》，第55期，1947年1月11日。 
33. 社论：论中华基督教会的重要决策，《天风》，总156号，1949年1月222日。 
34. 社论：初春的蕲望，《天风》，总158号，1949年2月12日。 
35. 社论：欢迎龚斯德博士访问远东，《天风》，总158号，1949年2月12日。 
36. 社论：做新时代的人，《天风》，总159号，1949年2月19日。 
37. 萧贤：识时务者为俊杰──论教会人士应认清时势，《天风》，总161号，1949年3月5日。 
38. 编者：一周时事述评，《天风》，总167号，1949年4月16日。 
39. 社论：完成历史的任务，《天风》，总172号，1949年5月21日。 
40. 郑建业：基督教的新危机，《天风》，第90期，1949年10月4日。 
41. 陈仁炳：中国教会之命运，《天风》，总111号，1948年3月6日。 
42. 社论：免于匮乏之自由──写在五一劳动节，《天风》，总119号，1948年5月1日。 
43. 龚亨利：写在劳动节，《天风》，总119号，1948年5月1日。 
44. 艾黎：劳动节与解放运动，《天风》，总119号，1948年5月1日。 
45. 社论：〈虚心检讨教会事工〉，《天风》，总160号，1949年2月26日。 
46. 社论：〈向劳工们学习〉，《天风》，总161号，1949年3月5日。 
47. “基督教会世界协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天风》，总142号，1948年10月16日。 
48. 社论：进与退之间，《天风》，总161号，1949年3月5日。 
49. 社论：急莫能耐的教会新事工，《天风》，总171号，1949年5月14日。 
50. 社论：知识分子应有的觉悟，《天风》，总163号，1949年3月19日。 
51. 社论：时论的鞭策──劝我们的西同工，《天风》，总163号，1949年3月19日。 
52. 向曙：中国基督徒对于当前现实应有的态度与主张，《天风》，第92期，1947年10月18日。 
53.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第450页。 
54. 政治神学：一种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意义的神学观点。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神学界有关信仰问题的争论中，当初大多是作为贬义词被使用。作为一种专门的神学思潮，它与德国天主教神学家麦兹（Johann Baptisp Metz）和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的神学思想相关。后影响亚、非、拉美基督教界，产生诸如“解放神学”，“斗争神学”等思潮。其观点一般包括：拒斥传统教义神学强调本宗派正统教义的倾向；反对存在主义神学将信仰定义为个体抉择的观点；强调“实践”，通常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实践”，将其定义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改造。认为健康的神学应立足于实践并以指导实践为目标；强调福音的“公共性”，即主张福音的本质在于建立以正义为特征的新型人类社团，此系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挑战；对现存社会体制及体制化教会持批判态度，拋弃“神学中立”的传统立场而投身于改造社会，面向未来的“解放事业”；视政治为将信念转化为力量的中介。这些观点常遭到保守的福音派人士批判。参见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编《基督教神学辞典》电子版：http://www.bigyi.net/christdic/christmain.asp ( http://www.tecn.cn )
55.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81页。
    

 

    

（本文转载自：《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