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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民众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新趋向剖析
发布时间: 2017/12/15日    【字体:
作者:徐漫
关键词:  伊朗 宗教信仰 宗教生活  
 
 
内容提要: 许多针对伊朗社会宗教信仰的调查研究显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动向正在该国发展,其表现是,虽然大多数伊朗人仍然将宗教信仰视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是普通人参与宗教活动和对宗教机构的信赖程度都较低。本文将阐述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并试图通过分析国家政权、现代化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个人宗教信仰变化的影响,讨论这一宗教信仰新动向产生的原因和发展。
 
一、前言
 
World Value Survey 在2001 年和2005 年对伊朗国内各城市2000 多人的调查显示,超过90% 的伊朗人仍然认为宗教信仰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约61%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首要身份是穆斯林。这一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100 个国家中排位非常靠前。1 由此可知,今天的伊朗社会仍然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然而,近年来针对伊朗人宗教信仰的相关调研显示,伊朗人参加周五礼拜及其他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的比例大大低于其它穆斯林国家,只有12% 的受访者每周去一次或一次以上清真寺参加礼拜,这一比例低于许多其他中东穆斯林国家。与此同时,伊朗人对官方的服饰规定和对休闲生活的限制的态度也产生了很大分化。据此,一些研究声称伊朗社会正在经历世俗化的过程。一般来说,世俗化表现为宗教信仰程度的下降,以及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化。通过调查结果可知,伊朗人的宗教信仰需求并没有比过去减少,宗教仍然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伊朗人在公共领域对宗教活动的参与程度却显著下降,这表现出官方制度性宗教在信仰者生活中的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宗教信仰自主性和私人化的发展。
 
卢克曼在《无形的宗教》中提出了宗教信仰个人化的理论,宗教信仰个人化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即个体越来越倾向按照自我意志决定其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2 一方面,个人对官方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参与的下降,宗教越来越被限定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另一方面,个人对宗教产生自主性的思考,越来越倾向独立理解宗教规范和选择信仰方式。伊朗民众所出现的宗教信仰新动向与卢克曼所描述的宗教信仰个人化现象非常类似。因此,虽然卢克曼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西方社会宗教世俗化的研究,但对于解释伊朗的宗教现象也具有参考价值。对于伊朗这样的穆斯林国家来说,宗教是民族身份和历史最主要的塑造者。伊斯兰教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任何在这个社会中出现的宗教信仰方面的新动向。这样的新动向究竟是社会世俗化的表现还是人们信仰方式出现了变化?这种宗教信仰新动向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伊朗的神权统治是否正推动或减缓伊朗社会的世俗化发展进程?在全球化时代,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在宗教问题方面有重要价值,而且也会为分析伊朗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借用卢克曼关于现代性和宗教信仰关系的理论来分析伊朗的这种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新趋向。通过对WVS 的调查结果,结合其他西方和伊朗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宗教信仰的个人化与个人融入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个人教育程度有正比关系。同时,伊朗官方所主导的对宗教的政治化可能也是导致人们疏离官方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原因之一。随着人们对宗教信仰自主化和私人化的增强,个体的信仰内容和方式会发生更大分化。在全球化时代,宗教也是个体身份建构的一个来源。个人信仰会受到社会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个体对自身与全球化关系的理解的影响。因此,宗教个人化是否导致世俗化,还要考察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在全球化进程中身份认同的变化。
 
二、伊朗宗教信仰新动向的表现
 
World Value Survey 在2001 年和2005 年对全球100 个国家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包括宗教、政治观点、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个人价值观。其中2005 年针对伊朗的调查涉及全国28 个城市,共2667 名受访者,年龄为16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1 由于样本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在取样时对性别、城乡分布的兼顾,可以认为这项调查基本能反映当代伊朗社会的总体情况。
 
对于宗教信仰的程度可以通过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宗教实践的频率等来衡量。WVS2005 年对伊朗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8.5% 的受访者认为宗教“很重要”,另有16.2% 的人认为宗教“重要”。同样,在家庭教育中,有71.4% 的受访者对孩子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有94.8% 的受访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花时间沉思、祈祷。有超过70% 的受访者认为“真主对于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有近90% 的受访者经常或有时思考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另外,在2001 年的调查中,有61%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穆斯林”,只有34% 的人认为“最重要的身份是伊朗人”。这一数据显示,伊朗社会仍然是高度宗教化的,人们的宗教需求和宗教信仰的程度与其他世俗化国家相比是较高的。同时,宗教身份相比于世俗化的民族身份,仍然在个人身份认同中占有优先地位。这就否定了伊朗社会正在逐渐世俗化的推断。与此同时,只有不到30% 的伊朗人每周去清真寺礼拜。从属于宗教组织并且积极活动的受访者也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周参加一次或一次以上宗教活动的人只有33.5%。人们对宗教机构活动的满意程度也有所降低。有35.7% 的人认为“宗教机构没有能够给人们提供道德上、家庭生活上或精神需求上的回答”,而50.3% 认为“宗教机构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人们对于信仰方式应该怎样理解也产生了分化,约34% 的人认为,“宗教信仰等同于服从”,而超过半数的其他人则认为,宗教信仰等于“部分的服从以及独立和坚韧的意志”。另一些现象也为这些数据提供了支持。一项针对宗教圣城库姆的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尽管按照官方的宗教规定,流行音乐是“不纯洁”的,但很多人并不接受这一说法,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证明这种论断。调查发现,库姆的年轻人正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欣赏和演奏音乐的机会。比如一位父亲是神职人员的年轻小伙子表示,由于家里和官方禁止他们开音乐会,当他们想表演的时候,会向官方申请说要演奏“革命歌曲”,这样就能获得批准。但事实上,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娱乐。可以看出,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官方宗教规定事实上已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它的意义更趋近于空洞的口号,而提供终极意义的功能则大为降低。在这项调查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年轻人通过自己阅读《古兰经》,寻求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而过去,个人对宗教的理解主要依赖官方的解释。2 另一项针对德黑兰妇女的调查显示,对于伊斯兰教中妇女穿着规定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在这个调查中,作者将受访者对Hejab3 的认识分为四类。第一种视穿Hejab 为宗教职责,道德义务以及她们宗教身份的重要反映。第二类是出于多年来的衣着习惯,主要存在于中老年女性中。第三种是将Hejab 视为美和时尚的标志,希望自己的穿着与众不同,显示个性。最后一种理解包含着女权主义思想,它将Hejab 视为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认为服饰不应受官方规定的限制。1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认为,伊朗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正在出现一种新动向,它与卢克曼所定义的“宗教信仰个人化”非常相似:卢克曼所说的宗教信仰个人化表现为,一方面,个人对官方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参与度的下降,宗教越来越被限定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另一方面,个人对宗教产生自主性的思考,越来越倾向独立理解宗教规范和选择信仰方式。
 
三、影响个人宗教虔信的因素分析
 
卢克曼认为,宗教信仰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每个个人都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教性”,在此基础上,个体建构起自己的世界观,而个人宗教虔信是以象征体系建构的世界观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最高层次。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存在着专门化的制度性宗教。对宗教信仰个人化问题的讨论,旨在理解个人宗教虔信和制度化宗教的关系。制度化宗教在西方多指教会宗教,而在伊朗则是指以官方制度化的伊斯兰教为表现的宗教形态。在前现代时期,教会宗教通过强制制度被内化为个人宗教虔信。然而在现代,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
 
(一)国家政权与个人宗教虔信的关系
 
官方宗教模型的合法性基于其主观可信度,因此宗教机构能否成功构建这种可信度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制度化宗教的接受。与西方不同,伊斯兰教国家中政治与宗教是高度结合的。人们对官方宗教的态度可能受到他们对政治以及政权和宗教机构关系的影响。官方制度性宗教在个人信仰中的边缘化可能源自对政权信赖程度的降低,或者对宗教政治化的不满。
 
伊朗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社会的权力结构。这场革命将原本掌握在王室手里的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都转移到宗教阶层的手中,建立起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教法学家统治”,掌握着全国立法和司法大权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和最高司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由教法学家和世俗官员共同组成,任何法律的通过必须经过教法学家的认可,以确保其符合伊斯兰教的规定。教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实现是由最高领袖做出,通过立法程序做出规定。伊朗当前的宗教政策的本质是国家政权决定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相反。同时,在这一政权的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法越来越被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工具化,教法的实行程度取决于政权的需要,伊斯兰教的地位是由宪法决定的,而法律较少由伊斯兰界定。2 伊朗政府将宗教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权的伊斯兰性质是伊斯兰革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正是这一点将现政权与被推翻的国王政权的统治性质相区隔。因此,前政府所倡导的西方化、世俗化价值观就必须受到批判。但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又要求对刻板的宗教规定做出灵活的解释和运用,这就迫使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宗教来诠释自身的合法性,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又不能任由宗教非政府组织自行发展,而必须对其进行干预以符合官方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需求。革命政权和宗教的这种复杂关系可能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政府将宗教与教育、政治和外交政策紧密结合,这种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宣传可能强化宗教发挥的社会整合作用。伊朗人对什叶派身份的高度认同以及仍然较高的宗教信仰比例从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受到这种政府政策强化的结果。并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可供选择的价值体系比较单一,这种强化作用可能也更加突出。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认为,伊朗的神权统治可能是人们对如周五聚礼和清真寺礼拜等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参与度下降的原因之一。一些针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比较研究指出,在这些国家人们的宗教信仰变化与政府的政权性质具有关联性。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向官方的意识形态对立面发展的趋势。
 
一项基于WVS 的调查结果进行的研究认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呈现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反的发展趋势。1 研究人员比较了伊朗、埃及和约旦三国对宗教机构信赖程度、宗教之于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身份中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优先性三个主要指标。在相互比较的维度上,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伊朗受访者人数相较世俗化统治下的埃及和约旦两国较低,并且有更多的伊朗人相较于穆斯林身份更倾向于认同自己作为伊朗人的民族身份。在三国之间进行比较发现,在埃及和约旦两国,教育和年龄对宗教信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伊朗,教育程度与信仰程度呈反比关系。同时,在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在伊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伊朗人”这一民族身份,而越不重视穆斯林宗教身份。这一相关性在埃及和约旦两个世俗统治国家的表现相反。研究人员据此认为,教育程度与对政府的信赖程度和批判性理解程度具有相关性。但其表现形式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与官方对立的现象。在埃及和约旦,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是世俗化的,因此公众的批判性理解表现为宗教化;而伊朗由于处于神权统治下,公众对政府的批判性表现出世俗化倾向。另一项指标显示,在这三个国家,公众对媒体、政府和宗教机构的信赖程度都很低,并且个人对宗教机构的信赖程度都与教育程度成反比。这证实了教育程度与个人批判性思考的相关性,同时也表明,个人的宗教态度与其对政治和官方文化的态度存在一定关联。在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渗透性很强,宗教机关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因此个人对政府信赖度的降低很可能影响其对宗教机构的信赖,促进个人对官方宗教的批判性思考。一项针对德黑兰人对清真寺看法的具体调查显示,近年来伊朗参加清真寺礼拜的人数减少确实受到人们对政府宗教政策不满的影响。人们认为清真寺没有履行好其社会和文化职责,未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的道德需要。对政府的指责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方面认为清真寺被滥用于政治功能导致清真寺的运作受到物质动机的驱使,远离神圣职责的要求。同时无关的行政人员干涉宗教事务,使政治目标盖过了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一些伊朗学者,比如MohammadReza Nari Aniyane 就指出,政府没有在经济和政策等硬件方面支持清真寺,却在行政、人员任用等本应由宗教人士管理的领域进行干涉,这是造成去清真寺礼拜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2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官方宗教的批判性思考也会由于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增强。这可能导致官方宗教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宗教人士认为宗教机构被政治化,破坏了宗教的纯洁性,因此疏离官方宗教;具有世俗化思想的人则将对宗教的反叛作为政治抗议的一种姿态和手段,通过批判官方价值观来合法化自己的政治立场。伊朗周五聚礼和宗教活动的参与者人数的下降很可能就由于国民并不把这些活动视作一种宗教活动,而将其看作政治宣传。对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信赖度的下降会直接影响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以及被人们视作政治工具的宗教机构的信任度。
 
这一结论在另一项针对德黑兰市民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虽然每周参加周五礼拜的人数只占总样本的6%,但超过90% 的人认为自己是“宗教的”,并且只有不到5% 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去过圣城马什哈德。这表明,虽然官方取向的宗教的地位在下降,但与政治不直接相关的宗教活动,如朝圣,仍然在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 事实上,官方宗教的边缘化,不仅是由于它难以适应高度变化的社会发展,无法解释个人经验中不断出现的新元素,也是因为政治对宗教的工具化破坏了宗教作为终极意义系统的神圣性,从而减弱了自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种结合也可能促使人们通过宗教表达政治的不满情绪。
 
(二)现代性对个人宗教虔信的影响
 
卢克曼认为,个人融入现代化社会进程的程度会决定宗教信仰个人化的发展程度。现代化生产方式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会深刻影响个人世界观的塑造,以及终极意义系统的形式。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由于宗教信仰个人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因此卢克曼推断个人对官方宗教模型的认同程度与其涉足现代工业社会工作进程的程度相关。在具体的某个社会中,个人对现代性的涉入可能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影响。比如妇女可能由于较少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和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对官方宗教可能就更虔诚。
 
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因为文化水平会影响个人从事的职业,即参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的程度,同时也会决定个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接触社会的范围。教育程度影响个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家庭教育对个人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在对德黑兰妇女的调查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女性在选择服饰的时候,会更多考虑美和个性。她们中也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穿Chador(黑袍),但并不是由于虔信官方的宗教宣传,而是出于自身对宗教服饰的独立见解。她们认为个人有权判断什么样的穿着符合伊斯兰教义。而表示穿Chador 是一种宗教义务和职责的女性则主要是出生在宗教或巴扎商人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前一种女性,并且很多人接受宗教教育。2个人融入现代化的程度会影响其选择的多样性。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多价值选择,官方宗教模型由唯一的信仰权威降为众多信仰来源中的一个。文化消费市场在提供不同的文化消费品选择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意义上的再包装,使它们具有高于休闲娱乐的更高价值。这样,个人能够从更多层面进行挑选,并且在重塑自己的意义系统时体会到更强的正当性,以此来建构起一种符合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意义体系。比如社会休闲方式增多使清真寺丧失了在传统社会中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休闲和社会交往场所的地位。年轻人认为清真寺的活动乏味,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社会文化需求。取代清真寺礼拜的是运动、听音乐等其他娱乐休闲方式。而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也提供了其他的理由来证明这些活动在宗教意义上的正当性,比如他们认为美好的音乐会纯洁心灵,因此与伊斯兰教并不冲突。这显示了在个人虔信的建构过程中,个人是在从不同信仰来源中进行挑选,自主组织自己的终极意义系统。
 
四、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
 
宗教个人化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之一,在西方和东方都可能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渐发展。但是官方宗教取向的边缘化以及个人宗教虔信的自主化在不同社会中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个人信仰的自主建构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媒介传播的发展导致文化信息被更多人所共享。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信仰新趋势的来源更加多样化,个人的信仰建构一方面植根于传统文化,但也会受到他对其他价值体系的理解的影响。宗教信仰不只是一种满足个人宗教性需求的终极意义系统,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它还起到塑造个人身份认同的作用。弗里德曼提出,身份认同的建构受到传统文化与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状态两个因素的影响。对于伊朗人来说,什叶派穆斯林身份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身份,这是他们情感认同最强烈的身份,并且在历史的不断加工重塑中建立了相当的稳定性。因此,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人来说,即使对信仰体系作为意义系统的解释力产生疑问,仍然有可能将其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保留下来。同时,个人对其他信仰体系中元素的选取取决于它对这些价值体系的理解。在伊朗,除了官方宗教以外最主要的价值体系就是西方的价值观。一国与其他文化体的关系也会左右个人的价值认同。埃及、约旦和伊朗个人宗教虔信的不同可能就受到他们同西方关系的影响。从埃及、约旦和伊朗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在伊朗,由于政府与西方的关系是敌对的,并且国家的政治经济都由于国际制裁而相对封闭,因此社会成员在对国内政治不满的同时,可能会转而认同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从笔者在德黑兰、设拉子等大城市的观察和经历看来,在年轻人中确实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和向往,很多年轻人参加托福和GRE 考试,大学中申请出国读书的人数也在上涨。伊朗与西方政治上的敌对关系以及社会的相对封闭性可能导致人们对西方产生一种并非基于现实性理解上的好感,以及对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的向往感。而与此相反,埃及、约旦两国政府与西方的关系亲密,埃及和约旦的国民则可能更倾向于现实体验来理解西方社会以及西方经济文化对自身的双重影响。从三国受访者对“西方文化入侵的威胁”的感受来看,埃及和约旦的公民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所表现出的危机感要高于伊朗人。1弗里德曼将身份认同体系分为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其中宗教、族群认同等被划归为传统主义体系中。从社会认同的总体发展趋势角度来讲,现代主义的盛行一般是在“中心文化”(资本主义经济霸权中心)的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主义带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被作为“成功”的模型。同时,中心文化的绝对相对强势可以使它通过政治、经济上的霸权力量来强行冲破其他社会中的传统文化。2 与此相反,传统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在中心的衰落时期出现。认同危机产生于现代性发展的经济衰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之时。同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中心与边陲之间的不平等也促使反抗力量的产生。从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来看,虽然美国仍然是最大的霸权国家,但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现代化发展所产生的问题的反思已经越来越深入和普遍。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与西方结盟的巴列维世俗政权失败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前政权的腐败也会影响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评价。因此,虽然在伊朗社会中存在着对西方价值的某种认同或好感,但出于这种对“中心文化”本身的质疑,以及保护传统文化的警惕,主流社会对外源型的现代性价值观的接受会有所保留。而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五、伊朗宗教信仰个人化的发展及影响
 
伊朗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个体融入现代化进程的程度有较大差距,宗教信仰个人化的不同阶段可能共同存在。大部分社会群体主观上虽然已经不再严格遵循官方宗教的规定,但对此没有意识或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个人自主构建的宗教信仰是很不稳定的,并且可能缺乏社会认同,在一个传统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人不会轻易反抗官方宗教所宣传的世界观。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对宗教信仰个人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结果,伊朗15 岁以上成年人的识字率在2008 年已经达到85%,其中15 ~ 24 岁青年人的达到98.7%。初等教育的普及率都已经接近100%,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在2009 年达到38%,相比2002 年提高了一倍多,并且初、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都高于地区的平均水平。3 可见,教育的普及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在伊朗推进,而这必将提高社会现代化的水平,因而促进宗教信仰个人化的普及。
 
影响宗教信仰个人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人接触现代信息社会的程度。现代社会中个人价值的建构更多是基于媒介提供的信息来完成。信息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产物之一,正在深刻改造着传统社会的形态以及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根据Internet WorldStats(IWS) 的统计数据,伊朗的因特网用户在2011 年已经达到3650 万,占人口总数的46.9%,是中东地区互联网用户人数最多的国家。并且从2000 年到2010 年10 年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这一人群是以每年翻一倍的速度在增长。1 可见,信息化这一对现代社会产生着最深刻影响的发展因素正在伊朗迅速普及。通过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趋势可以预见,与这两个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的宗教信仰个人化现象在未来的伊朗社会也会越来越普遍。宗教信仰个人化使个人世界观这一个体意义系统的最高领域发生变化,对伊朗社会具有深远影响。首先,伊朗的宗教信仰个人化发展加剧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宗教活动私人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中形成一个个脱离政府控制的,价值观高度分化的私人领域。比如在今天的伊朗社会,妇女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所的穿着可能有天壤之别,很多官方禁止的活动在私人场所也很普遍。价值观的社会分化也愈加明显,从街头妇女的衣着就能一窥这种差别之巨大。同时,类似于咖啡厅这样的西化场所越来越普遍,它标志着一种“反叛文化”的价值观正被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2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伊朗民众中正出现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的一种新趋向,它的表现是,虽然伊朗社会的公共生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宗教化,但公众参与官方宗教活动的比例正在降低,人们对宗教的自主性思考加强,宗教活动被越来越多地限制在私人领域。这一现象符合卢克曼所描述的“宗教信仰个人化”现象,即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越来越倾向自主决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并且宗教活动越来越“私人化”。对这一现象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官方宗教是否能维持教义的合法性。在政治与宗教高度结合的伊朗,官方宗教在个人宗教虔信中地位的降低可能受到人们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宗教政治化的不满的影响。其次是个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程度,教育水平可能对这一因素有直接影响。
 
宗教信仰个人化意味着个人宗教虔信自主性的提高。在全球化时代,个人能从不同的价值体系来挑选信仰元素,自主建构宗教信仰。对伊朗民众而言,价值来源除了传统的官方宗教,还有西方价值观。个人的选择可能受到伊朗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以及个人对西方价值的接触和理解的影响。宗教信仰的个人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世俗化,在伊朗社会,宗教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仍然是个人信仰的主要来源。但是世俗价值体系和西方价值观中的元素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个人的宗教虔信之中,这可能对个人宗教信仰以及身份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制约,宗教信仰个人化的发展可能在当前的伊朗社会还是一个并不普遍的新现象。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趋势可能会逐渐明显。作为宗教信仰个人化的结果,个人对自我价值观的自主建构究竟会导致对传统意义系统的重新接受,还是转向其他价值体系,或者将固有与外来的两种价值体系相互融合,这都需要通过对以上三方面因素在伊朗社会的未来发展的观察来做出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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