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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僧教育会
发布时间: 2018/4/7日    【字体:
作者:黄夏年
关键词:  佛教史 僧教育会  
 
 
 
     近代中国佛教史,展现了一幅斑斓多采的图卷。已经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逼迫着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佛教界自身要做努力的转换。回顾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历程,中国佛教界在近现代的转型中,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做出了建立佛教组织,进一步加强团结;兴办现代僧教育,努力培养人才等续佛慧命的大事,于是才将中国佛教延续到了现在。如今我们重新审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最早出现的中国佛教僧教育会是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
    
  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出现,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佛教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末,已经一蹶不振,当时被人称为是为死人服务和驱鬼的宗教和封建迷信。没有生气的佛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太虚大师曾经指出:
  
    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至民七、余出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倡导,佛之风化,遂流行社会。军、政、商学之士,习之者渐趋兴盛,唯识、三论、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广。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它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然华严、天台二家及余兴学之结果,流布为华严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与天台学院、明因讲舍、山家讲舍,及四川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弘慈佛学院等,亦不无承学之新僧也。但既无高等之道场以摄彼修学深造,复无改善僧制以适应施设之地,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1
 
    面对如此衰落的中国佛教,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要进行改革。濮一乘曾经在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和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汉族男子除笃守儒家程朱理学者、素无宗教知识者,道士及天主、耶稣教徒外,其余的全数信仰佛教;女子亦是一样,但较男子信仰尤多。所以“统是以观,则佛教徒多或是全国十分之八九焉,少亦全国十分之六七焉。”2并根据这个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佛教者,中华民国唯一之国粹也。中华民国特别之学术也。中华民国无上之灵魂也。”3对于这个调查的数据,太虚曾经有过评论,他认为“若论信仰徒乎,笃守程朱者亦多能信佛,道士亦多信佛,耶稣天主教徒亦多信佛;濮君所谓十有八九,可为定数。”4但太虚又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国有四亿人,僧人有八十万,其比例是五百分之一,即每五百人中有一个是出家人。而既是出家人(太虚称为“住持部)应该是“律仪清净,人天钦敬,独能住持佛法,故得住持僧名。古德尝依义立三种三宝:一曰、同体,此乃即心自性功德。二曰、别相,此指果圣、因贤教证。三曰、住持,佛、即金铜土木塔像,法、即三藏九部经典,僧、即舍俗而受持苾刍、苾刍尼戒律部众。住持僧宝端肃严整,则住持佛宝有威灵,住持僧宝禅讲精进,则住持法宝得宏通。如是则信仰佛教者兴盛,反是则信仰佛教者衰灭。故住持三宝,全系乎住持僧宝而已。此持苾刍、苾刍尼律仪众,一方面对同体、别相三宝,及住持之佛宝、法宝,以为信徒。一方面则对信仰部(上者案,指在家众)而为被信仰之僧宝,故与信仰部大殊也。──何以得为僧宝?谓具僧相、僧德。舍俗依僧,缁衣圆顶,具受沙弥、苾刍、菩萨三坛大戒;守波罗提木叉,依毗奈耶处住,三聚无犯,六和无诤;此僧相也。修证定慧,学通经论,行解相应,宏扬佛法,人天钦悦,堪受供养,此僧德也。欲令住持僧宝清净,势不能不择善根具足者而度;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果有八十万真净僧,每人平均系五百人信仰,已足化导四万万人全数皆信仰矣。”5 太虚指出了,僧人多了无碍,有助于佛法的弘扬。现在的僧人之数已经非常能够满足当时佛教弘法的需要了。然而太虚更加强调的是僧人要有自己的僧样,亦即是出家人的威仪,同时还要有僧德,而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
 
 
  但是,当时的佛教界情况并非看好,曾经有人给太虚写信,痛述僧伽堕落的现状:“佛教出家众,近年以来,因感社会艰窘,又环境不安,加入僧伽者,为兵、为工、为农,及无业者甚多。而求其有知识,真正为住持佛法出家者,寥若晨星。而俗情之习染,与知见顽例,未受家庭教育,及普通常识,一但加入僧类,弗能受其清苦。及勤劳公益事业,深欲安乐方便。遂以经忏为生间,或以淫赌烟酒,未能知戒律及因果报应。似此每年收戒传徒,复杂系多,政府社会深以僧加行为,多为诟病。而内容且复杂以难以规制僧伽乃日益腐败,佛法愈衰微不振矣。其应兴改革之方法,虽我师有以整顿,而实则自疾难救,将来非政府彻底澄清,弗能有好现象。此次关于庙产抽十方之六办公益事业,则僧人收入无从生活,不亡何待!再因各县加入居士,以半数为佛教委员,则监视与挟制相继并行,而僧人毫无常识,较三武法难而同等矣。可胜叹哉。”所以佛教如何走未来的路,始终是佛教界僧俗两界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心病,中央撰写的《佛教进行商榷书》就认为:“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为兹世之诟病。呜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逗教,因势利导,从根本而着手故也。……愿我方诸大德秉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救生誓愿,奉行其固有之清规,牺牲其耽逸之利养,筹集资财,广兴学校,纳成年于轨物,培幼稚之灵明,拔濯陈根,灌输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别等法,证如来过现未不可得心用,示三宗正鹄同为一致进行,宏造善缘,普渡苦海,阐扬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辉耀佛界,其影响可及于全国社会。厥利造糜穷,实际造福,此乃因势利导,解决根本上之问题也。”6佛教徒为了挽救正在衰颓的佛教命运,煞费苦心,提出了各种想法,同时也在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将佛教宣传到社会,成立各种组织,团结起来保护佛教,振作丛林。
  
    二
  
  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佛教界组织是僧教育会,这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界在庙产兴学的运动中而产生的。光绪三十三年,寺院僧众害怕民间以办学为名而夺取寺产,于是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人开始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士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先后创办。太虚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僧教育会成立的背景。他说:“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7又说:“自清季以來,佛教即入多事之秋。三十年来常有僧寺能不能存在之问题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寺时感无限之恐慌。然考察现代思潮,有一部分人根本反对宗教,以为佛教是宗教之一,故应与其它宗教同其不能存在。亦有人以为佛教非宗教,谓其所讲明宇宙人生之原理,永为人类所必需研究之学术,故仍可存在。至于不反对宗教者,则于佛教之应当存在,更不成问题;然寺僧可否存在,其问题至今未决。”8又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作主判断,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结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并令僧众自办教育,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于是全国各省各县,纷起组织教育会,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9又说:“故清末以來,寺产常被外人侵占,乃有僧教育会、佛教会……团体之组织,办僧教育,才也成近三四十年保持寺院祖产之要事。”10
 
 
  僧教育会组织的目的是保护寺产,它的性质,则是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育僧众的人材;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亦即“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11与真正的僧人教育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僧教育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特别是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又有绅士在中协助,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着莫大的关系。
 
 
  太虚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民族复兴之途径如此,况中国佛教更落后中国政治者二十年……。”12也就是说,中国的佛教不管在政治,还在文化方面,都要与世俗社会的发展相差20年的距离。因此他主张佛教要与时俱进。他曾经说:“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皆已变更之现今中国民族,其佛教亦当然须革除从以前政俗所遗来之弊制与迷信,建立适应现今国情之新制与新信。然数千年先德所留之精神的物质的遗产,亦不可不加意护持,依以整理而发挥光大,俾佛教能随世运国运俱进。”1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太虚参与了僧教育会的组织工作。他自述:“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宁波在八指头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除定海县──所属各县。在光绪末年,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入冬、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力量比较雄厚,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同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该会办有: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国民小学,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佛教学校、祗洹精舍的经过。”14
  
    三
  
  倡议成立僧教育会的主要贡献人之一,是寄禅和尚。寄禅,俗姓黄,亦名八指头陀和尚。先世为山谷苗裔,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季乃徙湘潭之石潭,世业农。父讳宣杏,母胡氏,咸丰辛亥十二月初三日,祷观音大士梦兰而生。龆龀之岁,即吐弃腥味,喜闻人谈仙佛事。7岁丧母,12岁丧父。尝就私塾师受《论语》未卒业,至是与弟子成俱废学,为田家执牧牛役。暇则携书自课,黄陵石上,绿树阴中,往往独坐冥想,似有所悟。未疢疾益智,孤孽者达,处境苦则虑患自深,出尘弃俗之思,乃由是生焉。一日,驱牛出郊,睹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恍闻佛说苦、空、无常、无我之法,遂感而大哭,潜投湘阴法华寺东林本师出家,字寄禅,名敬安。既从南岳祝圣寺贤楷律师受戒。又以笠云圃学行超妙,亦事以师礼。闻岐山恒志和尚唱教外别传之旨,冒雪往参。志公命司苦行,暇则随众坐禅,夜常礼佛达旦。之后遍参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请益。在宁波阿育王塔供洒扫于佛舍利前,剜臂肉如钱者数四,注油于中以代灯。又燃去左手两指,真法供养,众称八指头陀。三年后,省舅氏巴陵,登岳阳楼,下视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回来后向郭菊荪讲述,谓有神助,菊荪乃授寄禅《唐诗三百篇》。寺里的维那精一禅课之余,偶尔为诗,见寄禅诗作,大奇之,给予奖掖,但寄禅然生死心切,时以禅定为业。山行坐盘石上,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猝闻溪声有悟。寄禅平生好善嫉恶,睠怀君国,举大慧杲语,慕紫柏真可之风。1895中法战争发生,中国战而不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是为国耻。这时寄禅住在宁波,心里感到胸堵,终日考虑舰炮之坚利,惧国权之衰削,奋然思有以御之,数日眠不成梦,食不知味,精神凝结,郁无所获而热病发!爱国之心深切。
 
 
  寄禅和尚于捍卫佛教,尤能以圣天、法琳为职志。为了佛教事业,他辄置生命度外,据理力争不稍屈。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胸次湛然不挠也。光绪十年,寄禅34岁,始还湘中,历主衡阳罗汉、衡山上封、大善、宁乡沩山、长沙神鼎、上林各寺。南岳衡山祝融峰下的上封寺,为衡州大刹。山后有田数千亩,皆供众之产,被夺于农人者且半,历年诉讼不能决。及寄禅住持后,誓恢复之,得巡抚吴清卿护住,最终收回。前清之季,沩山寺法门坠败,寄禅驻锡三年,恢复寺宇千余间,还往日住僧众数千人之旧观,鼓螺为之一振,故有沩山水牯牛重来之称。光绪二十八年,宁波鄞县天童寺缺少住持,首座幻人以明州净域,太白名山,非得高僧主持其间,否则不足宣鬯宗风,化夷道俗。于是幻人率两序头首往迎寄禅至天童,寄禅来了之后,任贤用能,百废俱举,夏讲冬禅,一无虚岁。勉学者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尝举古德三关语,勘验门下衲子。有一位僧人到天童寺,以其机语敏妙,见地缜密,寄禅即举之班首,并亲书正法眼藏赠之。他还在寺里,抚恤老病愚苦之辈,尤为周至,缁素咸德之。由于他在天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期满之后,全寺僧人坚持挽留。宁波阿育王古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争,颓垣败址,仅可辨识。寄禅来了之后,四方衲子云集,门庭日有起色,终成往日规模。
 
 
   1900年,清朝政府面对社会的不满,提出罢科举,兴学校的创议,但是负责南方各省的官吏以没有钱为借口,有人建议提取寺产充作学费。此事传出之后,佛教界僧徒群焉震惊恐慌,莫知为计,有人背着寄禅,以天童住持的名义,联浙江三十五寺投请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以相抵制。此事经各报纸披露,天下大哗,外务部亦电询浙江巡抚聂仲芳。寄禅愤不欲生,感慨国政之棼乱,悯佛教之凌夷,以为辱国辱教,莫此为甚。他赶快致函洋务局,力陈窃名之妄,请严行拒绝。聂仲芳也电复外务部,表示拒绝,同时要求各郡自办僧学,以杜绝国外势力的阑入,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于是僧人皆自办僧学,设立僧教育会,国之有僧学,实始此也。浙江省有佛教学校也自此始,宁波郡城创立僧教育会,为平民和僧人办有两个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国提寺产兴学的风潮日紧,寄禅率大家进京请愿,在北京住贤良寺,得到了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光诸师的支持。肃亲王善耆请寄禅为其太福晋说戒法,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寄禅得到护法帮助,向朝廷上书,最后朝廷下旨:“前因筹办捐款,迭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15此谕颁布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若湘、若鄂、若江、若浙,藉和尚之力,祖风绝而重振,教产失而复得,殆不胜枚举。”16寄禅力排众议,以兴学卫教倡议,登高一呼,翕然响应,为中国近代佛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寄禅也是一位富有文采的诗僧。他惟于文字,至老不辍。作诗乃由苦吟所得,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者也。一字未安,推敲竟日,故其诗日益进,而集且日益富矣。其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骀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与邓、王犄角之意。湘中固多诗僧,未有胜于寄师者也。1912年,寄禅到北京北洋政府请愿,突然圆寂于法源寺。起塔于宁波天童寺左之青龙冈,塔曰“冷香”。17身后留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白梅诗》一卷行世,日本僧人将其编入续藏。寄禅开堂二十年有六,及门者不下万余,得戒者数亦称是,传明月之心灯者若干人,小师及再传若干人。“而当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岑、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陈伯严、庄醒庵、郑苏龛、易哭庵、李梅庵、俞恪士、喻艮麓、陆镇亭、张简硕、饶智元、狄楚卿、陈天婴、洪佛矢、冯汲蒙、冯君木、萧荣爵、吴雁舟、汪德渊,皆其知游最稔,唱和独多者也。他若知慕有素,获交易箦者,则有徐花浓、罗惇融、严又陵、梁任公、杨皙子、雷西楞、刘少少辈。俞恪士赠和尚诗云:‘交空四海公垂老’,盖非虚语!”18
 
 
  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一个佛教组织——僧教育会,虽然它的成立是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佛教界起来面对庙产兴学而不得不自保以后而自发组织的,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太虚说中国佛教的缺点之一是殭散:“殭不粘合,散不团结,致成难组织而组织等于零之情况。佛教寺院原为僧团制度,在中国则适应宗法而成一寺一庵变相家族,只有家族而无教团。教团萌芽于清末之僧教育会,入民国为中华佛教总会及中国佛教会,断断续续,有了三十多载,距组织之健全尚非常辽远。”19这里说明了,僧教育会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萌芽,给后来的其它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等打下了基础,如果当时佛教界不成立僧教育会,那么当时很有可能有很多寺院都被改作它用,或者被政府给吃掉了。僧教育会成立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办有分会,以江苏和宁波等地僧教育会最有影响,然而由于目的不明确,故在教育方面成绩不大,很多学校办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正如太虚所说:“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故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且多数办理不久,旋即废止,故殊少成绩可言。”20“江苏僧教育会复办初级僧师范学校,亦只昙花一现,未能持久。”21
 
 
  清光绪三十年以前,中国佛教的传统教育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间日本人水野梅晓在长沙办的僧学校,稍后、扬州天宁寺铭廉和尚亦办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普通僧学校,是为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始。僧教育会是打着兴办佛教教育的旗号,它虽不是近代最早的中国佛教界从事教育最早的部门,而且佛教界并不愿意在教育方面下多少功夫,也不舍得投入,然而形势逼迫佛教界只能打着教育的招牌来进行自保,歪打正着,于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不得不从事教育活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种学校,多有遗留至今者,如定海、如皋等处之僧立学校是。亦有中间改为孤儿院者,如宁波是。”22由于僧教育会客观的在教育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太虚后来一再提到:“僧教育三字,非今特刱之名辞,在清末既有僧教育会,顾名思义,即可知是学僧所受之僧教育也。”23 “僧教育”三个字,点出了中国佛教教育的实质,也开辟了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深远影响,但是不管在清代,还是在民国时代,僧教育虽然在不断地发展,然而太虚还是清楚地认识到:“然于此有应当明白之要点,即在国民党之立场上,现今之僧寺亦决不许照旧延长下去,必需用一番整顿改革工夫而后可;于此,乃有办僧教育之需要。但僧教育并非漫然无的之讲学,应以造成真能住持佛教之僧才为目的;此是学僧之出路,亦是僧教育之宗旨。”24所以,要将僧教育办好,关键还在佛教界自身的改革与整顿,以此才可以避免像僧教育会这种歪打正着的尷尬情况,使真正的僧教育落实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7册,p.588。
  2 濮一乘著《中华民国之佛教观》,《佛学丛报·论说》第一期,4页。
  3 濮一乘著《中华民国之佛教观》,《佛学丛报·论说》第一期,4页。
  4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17。
  5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17~ p.18。
  6 《佛学丛报·论说》第一期,1-5页。
  7 《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9册,p.47。
  8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73
  9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29冊,p.70。
  10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22冊, p.1099。
  11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23冊,p.1431。
  12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24冊,p.235。
  13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385。
  14 《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9册,p.73。
  15岑学吕:《虚云和尚年谱》,“光绪三十二年”条。
  16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
  17冯毓孳《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
  18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
  19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24冊,p.235。
  20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66。
  21  同上。
  22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66。
  23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73。
24 《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75。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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