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由于办学经费的不足，采纳张之洞所提出的“庙产兴学”对策，即征收部分道观佛寺及民间庙宇的财产与场地用于办新式学堂，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为减轻压力，僧界在各省组建了“僧教育会”，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个成功整合全国佛教徒的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的前身。这样，“僧教育会”既办普通学堂，也办僧伽教育。第一个近代僧学堂由释笠云所办，地点在长沙开福寺，时为1903年，这恐怕与湖南维新风气甚盛密不可分。1906年，释文希在扬州天宁寺创办了普通僧学堂，其课程已设置了一些纯知识性科目，经费来源已由多个寺院共同承担。1909年，以培养专业化的僧伽师资为目标的江苏僧师范学堂成立，由华严名僧月霞、天台名僧谛闲等负责创办，地点在南京三圣寺。
祗洹精舍开辟佛教教育复兴的新天地
当时僧人办新式学堂，多出于被动，但也有有识之士主动为复兴佛教而办学的范例。素有“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美称的名居士杨文会，有感于当时僧伽素质普遍不高，也因受到仿效基督教办学模式的日本净土真宗在华办“东文学堂”的影响，于1908年在南京创办了祗洹精舍。杨文会认为，佛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僧材，因而学堂既要兴佛学，也应兼习新法即知识性学科。因此，其聘请的师资各有专业所长，不再限于佛教界内。他主张，学堂分内、外两班，外班跟普通学堂差不多，兼学佛，为佛教界主办的社会教育，与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相似；内班则是为了提高僧尼素质而兴办的僧教育，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分三等，初等的学文理及浅近佛经，三年后准受比丘戒；高等的学深奥佛经与教、律、禅、净专门之学，三年后能讲解如流者，准受菩萨戒，换牒。天资聪慧者，九年学完，具受三坛大戒，可作方丈，开堂说法，登坛传戒。而仅受初等或中等僧教育者只能充任寺院一般职事，至于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现有僧徒全不能学者则令还俗。依杨文会的设想，僧伽的学历教育是任佛寺职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是受戒的前提。祗洹精舍的经费来源除杨文会倾家维持外，也接受社会捐助。此后作为近代佛教教育的两大标杆，欧阳竟无、释太虚各自主办的佛学院的办学模式基本也与祗洹精舍相仿，欧阳竟无、太虚都是杨文会的学生，两大佛学院也同在1922年成立。唯前者虽也有僧伽参学，但办学宗旨并非为培养僧材；后者虽也收居士入学，却系近代僧伽教育的真正典范。从此，与传统师徒制教育有异的学院制教育受到佛教界重视。
僧伽教育现代转型面临诸多困难
继武昌佛学院之后，太虚先后接管了闽南佛学院、北平教理院，创办了汉藏教理院等，并由此组合成世界佛学苑体系，培养了无数僧材。太虚的学生也大多因办佛学院或擅长僧伽教育著称，他们在中国近代创办了不少佛学院或在其他僧人办的佛学院担当骨干，起着复制、推广社会化、专业化模式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佛学院、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的建立，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等院校的恢复，与太虚当年学生及追随者都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近代许多高僧大德也为僧伽教育的转型各自作出了贡献，如禅门高僧虚云办福建鼓山佛学院，净土宗高僧印光之后学办苏州灵岩山净宗专修学院，律宗高僧弘一辗转兴办律学等。
正是僧伽教育的现代转型，使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佛学能够独立地传承沿续，释太虚率先提倡的“人间佛教”，即汉传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此得以发扬光大。而儒家与道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废科举、兴学堂对儒家的打击是致命的，道教虽也有个别道观办道教学院，但道教教育的现代转型并未凝聚为道教界的共识，这可能是道教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僧伽教育的现代转型阻力重重、困难多多，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破解。清末力主办学的释松风、素禅被僧界守旧势力杀害只是其先兆，生源不足、经费困难、入学新生原有文化水准相差悬殊、学历能否被社会认可、毕业生就业、高水准的师资缺乏等问题历来都存在。社会化、专业化的现代学院制教育与有宗教特殊性的僧伽教育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如就僧材培养而言，佛教价值观的传授相对于知识性无疑应置于首位；在实用技能训练中，修行应保有足够时间；现代学院制教育也应吸取传统师徒制教育的长处，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僧材。
转自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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