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宗教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表明，在宗教组织中，成员的代价和回报价值之间有对应关系。一个宗教群体跟周围的张力程度越高，对于这个宗教群体的归属就越昂贵。本文通过对南京地区基督教中主要教派的调查，检验了在有效竞争的宗教市场条件下，各教派在张力、委身代价方面的差异，并分析了其增长能力、途径和策略的状况。

 

    

     一、基督徒的教派选择与代价

    我所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三个基督教派别，一是被称之为公会的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其所属的一些教堂，这是当前政府承认和在一定意义上鼓励的基督教组织，从其基本教义上可以看作是“大教会（church）”,或者可以定义为“红色市场”。参与信徒比较多，政府公开的数据表明目前（2000年左右），江苏基督教有信徒约120多万，以农村信徒居多，教堂及聚会场所3600多处。而南京的教堂主要有圣保罗堂（原属圣公会）、莫愁路堂、江苏路堂等。二是“南京教会”，该教派继承了倪柝声的传统，聚会场所在鼓楼头条巷(地方教会）。其信徒可以在这一聚会场所公开活动，同时还举行一些家庭聚会，从这一状况看，该教派似乎可以划入“灰色市场”的范畴。三是接近于长老公会的“改革宗”，该教派没有公开的聚会场所，主要在一些教友家中或租用场地进行聚会和祈祷，当然也借助一些公开的团体进行培训等活动。当然，除了我所接触和调查的这些教派外，在南京市还有一些不公开或半公开的基督教团体，包括“灵恩派”、“异端”等，其特点及运作情况都还有待调查。

 

    根据调查的情况来看，上述三个主要的教派除了具有信耶稣基督这一最主要共同点以及大都采取聚会、祈祷等活动外，在具体内容上、活动方式上以及教义的理解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各教派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性能差异，也就决定了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对于这些差异，我简要地总结在表1中。需要指出的，这些概括来自于我对调查结果的一个总结和估计，由于各教派在实际中存有较大的差异，我的概括肯定有一些内容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表1  三种基督教教派的主要特征

 

 

    即使从这一并不够完善和权威的调查结果出发，也可以较为粗浅地对信徒在对南京市这三个基督教派别进行的价值——成本分析做出推断。

 

    首先，假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来考察各教派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状况，显然，无论是从宗教回报来看，还是从社会情感回报来看，“南京教会”和“改革宗”所提供的价值都要大于“三自”教堂所提供的，而“改革宗”又较“南京教会”更高一些。在这一情况下，如果考虑到信息成本的影响，在长期内，将会有更多的信徒将选择那些具有更高价值的教派。在调查中，我也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如H先生最初是在教堂里受洗的，后来他认识了 “南京教会”的基督徒并感觉那儿的“聚会多，对人很关心”，就开始转变到“南京教会”的聚会中，并基本上脱离了与“三自”的关系。而L女士则先后在教堂、 “南京教会”中接触基督教的内容，参加聚会活动，但在她深入了解和比较了“南京教会”与“改革宗”的主要特征后，她更倾向于在“改革宗”中受洗。还有的基督徒最早是从“灵恩派”、“异端”等教派中转变为“改革宗”的。

其次，在信仰产品和服务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信仰成本的改变也会影响基督徒在各教派之间的流动。这一状况可以间接地从各教派的受洗人数与参与聚会人数的巨大缺口中反映出来。例如，在“南京教会”中，参加聚会的人数远少于受洗的人数，这些人的离开往往是由于参加工作或毕业离校，以及一些人在结婚育子后空闲时间的减少。甚至在考试或论文答辩的时候，聚会的人数也会受影响。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各教派的人员结构有着较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改革宗”中的信徒平均具有相当高的学历，很多人是在读的或毕业的硕、博士。一个可能的推断是，这些学生的机会成本相对更低一些，一方面体现在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聚会；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们具有更便利的智力和学力来参与解读经文的活动。而这种解读经文的活动往往有些类似对学术问题的研讨。

 

    最后，在信仰价值和成本同时变化时，也往往使得一些信徒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例如，一些信徒在选择了具有更高价值教派的同时，也发现与自己的政治身份或者职业要求发生冲突。选择在“三自”教堂里做一个较“轻松”的信徒还是选择做一名更为虔诚但需要放弃高额收入的基督徒，这确实是个考验。尽管在现实中有基督徒为了不说假话而辞去了报酬优厚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信徒为了保住工作而选择了要求不太严格的其他教派。还有一些信徒则需要在自己的信仰与不肯受洗的男友或不愿理解的家人之间做出选择。总之，多种基督教教派的并存，在提供了具有不同价值的信仰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受到社会制度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

 

    二、教派间的竞争与增长模式

 

    在对基督教信徒行为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将视角扩展到各教派之间的发展演变上。从南京市“基督教市场”上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随着新教派的复苏、新生和成长，基督教信仰市场呈现出不断分化和细分的趋势，在信仰产品差异化的同时各教派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内容和“品牌”。这一发展状况必然打破“三自”大一统的现状，也就导致了基督教信仰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各教派之间并不要求或强调竞争，但还是存在着潜在的或非直接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信仰市场中已经形成了有效竞争，尽管并不是公开竞争。例如，一些被调查的信徒表示，各教派之间在吸收成员上有“挖墙角”的嫌疑。事实上，一些小教派在增繁上往往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地态度，会热情宣传或引导一些有可能“得救”的熟人或同学参加聚会。

 

    二是基督徒在选择信仰产品和服务上一般遵从了由低价值向高价值流动的规律。当更多的小教派出现后，基督教教派之间的竞争已开始出现并转向价值和品牌竞争。虽然，各教派都宣称自己更利于信徒与上帝的融合，但在具体方式及聚会内容上确存有较大的差别。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信徒通常会去选择那些具有更高价值的信仰产品和服务。当然，这就意味着，大教会仅依靠低代价的竞争优势将不再长久，高价值的信仰产品和服务将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三是小教派自身采取了增长、分裂和复制的发展方式。由于受到聚会场所（往往是一些兄弟姐妹的住所）的限制和信徒分享交流的要求，小教派通常在人员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分出新的分家，这些分家基本上复制了原来聚会的内容。这一特有的发展方式适应了小教派所面临的社会条件，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在南京市基督教的演化中尚无表现出明显的小教派成长为大教会的情况，还处于从大教会向小教派分化的阶段。按照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的理论，一些不满意大教会的信徒会出走创立新的小教派，小教派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但当小教派日益成长为大教会时，它的张力就会下降，从而失去吸引力。但是在对南京市基督教教派的观察中并不完全如此。其中一个较重大的区别是在管制条件下，小教派尽管有较快的增长，但很难够成长为足够大的公开的教会，更难见到成长后的小教派的重新分化现象。毕竟，这些教派还是处于一种“灰色”甚至“黑色”的市场中。

 

   

 

    尽管对南京市基督教“产业”和“市场”的考察是初步的，对教派间的流动的解释是粗浅的，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若干基本的认识。

 

    1. 宗教活动是一种理性行为，宗教需求是普遍存在的。从南京市基督教的信徒来看，许多是智商较高、精神正常的硕士、博士，也有各层次的市民、职员。这些人对多种教派的比较和选择也反映了其深思熟虑的过程，证明了宗教活动也是一种理性行为。而多种教派的自发成长，则一方面反映了宗教需求的潜在市场很大，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愿意为信仰产品和服务付出更高的代价。

 

    2. 政府对宗教的管制增加了信息成本（不允许广告和宣传）及运行成本，也限制了各教派的增长速度。由于缺乏公开宣传，导致了宗教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加大了信息成本，使信徒在寻找适宜的信仰产品时费时费力。在需要更多次“试错”的情况下，这也就导致了信徒在教派之间更频繁的流动。此外，管制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信徒的机会成本，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各教派之间的选择。

 

    3.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教派中也非常注意安排同一层次信徒的聚会，很明显，这些人能够更容易地交流，也使得相互之间生产的“公共产品”更有价值。在分析和解释小教派从大教会的分化过程时，可能还需要考虑到这一层次结构问题。

 

    当然，本文对南京市基督教教派的分析仅是初步，在接触到这一现象时才发现还有大量令人惊讶的事实，例如，对“异端”存在的解释、对神学院作用的分析、对信徒结构的分析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更为深入的调研和更为科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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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2003，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上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3. Fenggang Yang,2006,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47,PP.93-122.

4. Iaanaccone，Laurence R.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9,PP.1465-1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