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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督教[1]的社会文化功能解析——以对华北平原的村落调查为例
发布时间: 2007/8/17日    【字体:
作者:刘海涛
关键词:  乡村基督教  
 
 
刘海涛
  
    就中国大陆而言,基督教的传播在历史上可谓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乡村)呈方兴未艾之势,至今看不到其在短期内减缓或停止的迹象。对此,诸多学者发表了一些见仁见智的主张,但大多侧重于对抽象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和思想进行研究,田野性的调查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影响也相当有限。基于此,2004年暑假期间,笔者对华北平原上三个地缘邻近、自然条件相似的村落(甲村:基督教的影响已历近百年,乙村:自改革开放基督教方始传入;丙村:无基督教信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2],以管窥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文化变迁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期抛砖引玉。
诚如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教授吴梓明先生所言:“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是会因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所转变的。”<!--[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在笔者所调查的社区,基督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转变个体的思想观念
     1、引领信徒思索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体制虽几经改革,但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尚任重道远。这种情况在偏远的农村尤为触目惊心。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因为国民整体生活水平普遍偏低,教师对几十元工资还看得较重,还都较为敬业的话(尽管有些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教师则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也随“波”纷纷“跳槽”、“下海”去寻觅致富之门。即便是留守者(其素质姑且不论),大多也早把教学当成了“副业”;到了农忙,更是毫不犹豫地给学生停课。在这片教育的“荒原”上,人们从书中获得精神食粮的机会是不多的。同时,多数人毕生的活动范围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城中的“打工族”,也会因“边缘人”的地位只能看到城市表面的“灯红酒绿”。而且,华北又是历次运动的中心地带之一,很多传统的东西已经被涤荡得所剩无几,加之社会的急剧变革,很多人颇感迷茫,他们除了拼命挣钱之外,有些不知所往。这种状况,在笔者所走访的社区也不例外,从村民家中传来的阵阵麻将声中可见一斑,也有的人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天。
但在与信徒的交谈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他们信仰基督教后,开始或加快了独立思考的旅程。加之经常聚会,兄弟姊妹一起读经、交通,在交流中不断提升自己,不仅觉得《圣经》越读越想读、越读越觉得其奥妙无穷。同时,他们也读一些相关杂志,关心时事及科技的发展,并不停地思考。
勿庸讳言,很多信徒连小学都未读过或者未曾读完,但他们并不是或不全是愚笨的,相反,很多人是睿智的。所以,一旦思考的机器开动起来,他们的潜力就会逐渐被挖掘出来。他们对《圣经》的领会与理解,也是深刻而富有见地的,并不全是一般人所说的“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信仰基督教。
    2、塑造独立人格
    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统一”与“和谐”(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国人的“奴性”较强。这一点在鲁迅的笔下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套用一种当今说法则是:“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结婚后听老婆的话。”此话虽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在与信徒交往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的内心是有“靠头”的,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活出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例如,笔者作为来自首都的博士研究生,在乡村人的心目中是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而笔者在与基督徒的交流中,感到他们是坦荡的、自然的、不亢不卑的。到达调查目的地的当晚,他们安排笔者就住在教堂里,并与他们一起享用家常便饭,而没有像一般的非基督徒那样安排食宿,也不接受笔者为表答谢的宴请。信徒独立人格的养成,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也能窥见一斑。一次,笔者到另一个村子访谈,傍晚搭乘当地的农用三轮车返回教堂。途中偶遇一个收废品的(基督徒),因为和开车的司机认识,便也搭该车回家。上车后,他得知笔者是做基督教调查的,便很热情地攀谈起对主的信仰,一直到下车时还兴犹未尽。后来,司机向笔者简单介绍了收废品者的情况:“他信主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由于家里穷,只好以收废品为生,很多人瞧不起他,所以他的话就少得可怜。”
    3、“人性弱”观念的建构
    自先秦以来,天命观念即是中国宗教神学之核心,经过佛教、道教之丰富,便愈发地完整而富有弹性,故而始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不仅上层知识分子对天命不排斥,民间百姓更是把它当作解释生命现象的重要法宝,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当然,信命不等于承认宿命,人生不会因此而消极,反而是积极地寻找迎接命运挑战的方法,故 “我命在我不在天”成为一般民众的信条,其中极端者更是喊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此外,中国传统的主流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人性强”的另一文本,反映的是中国人一般相信能靠自我修养来达到道德的完善,这种认识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当今中国社会中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无法无天”的现象却给它蒙上了阴影。
在此次调查中,笔者深深感到,基督教之罪感人论中包含的人性弱及《圣经》中反复强调的人要谦卑等观念,对当地信众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如一位信徒明确地对笔者讲:“我们基督徒是谦卑的,老是想自己的不是,主喜悦这样的人。”在参与他们的活动中,在每次聚会的前后,也确实听到很多人在祷告中向神认“罪”,检讨自己。而且,在传道人的讲道中,“人性弱”更是主题之一,即强调人的“称义”、“得救”等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靠自己是做不了什么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城市教会。另外,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谦卑”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
    4、开放意识的养成
    我们知道,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今时代的召唤。但在广大农村,由于生存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人们的处世态度一般是封闭、保守的,与陌生人接触时充满戒心。如在丙村访谈时,笔者虽讲明了自己的学生身份,但很多人还是疑虑有加,想为他们拍一张生活照都未能如愿。这使笔者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自己毕竟是女性且独在异乡。故此,本想给村民(院)门口的神龛照几张像,几经犹豫后还是未敢轻举妄动。
和基督徒的交往与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表明身份后,信徒们都很乐于与笔者交谈,当然主要是谈信仰,也谈自己的生活,还向笔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信徒们渴望与外界交流的欲求颇为迫切,以致于一盒名片很快就被“索要”一空,不得不一印再印。尤其是在每次参加完他们的聚会活动之后,很多信徒特别愿意和笔者交流,有时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这种热情甚让人感动,也增强了笔者继续做此项研究的信心与决心。
  
    二、转化群体的交往模式
    1、重构家庭关系
    这一功能在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历经“五四运动”等数次运动的洗礼,传统大家庭在中国已所剩无几,但在广大乡村,传统家庭观念并非随之荡然无存。如“养儿防老”依然是家庭观念的主流,老人往往要倾全力为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子、儿媳则要赡养没有生活能力的老人。这样,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就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也就容易使得家庭关系尤其是婆媳关系变得较为复杂,加之婆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一向比较复杂的婆媳矛盾更趋紧张,一旦矛盾激化势必影响家庭和睦。笔者在丙村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在对不信基督教的十几个家庭就婆媳关系问题进行访谈时,发现较为紧张的竟然占90%以上;有的双方争吵不断,甚至拳脚相加。而且,人们对此不仅并不认为是家丑不可外扬,反而是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对待婆媳关系,普遍认为“不打不骂就是好的”。在中国广大乡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且极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这也是一大社会难题。
一些基督徒家庭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在乙村,有一家曾是四世同堂,由于孙媳妇要出门去做生意,一家人难舍难分,哭了整整一夜。问及个中原因,他们讲:我们谁也不当家,大家互敬互爱的,按着主的意旨来生活。世人的主要矛盾在于争夺家里的“当家权”,而且各怀心腹事。笔者认为这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另外,传道人经常强调的“要孝敬父母”,对信徒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甲村有一家弟兄三人,信主前谁也不愿侍奉老人,并因此弟兄、妯娌之间矛盾重重;信主后,他们像换了人似的,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了忏悔,进而对父母孝敬有加,弟兄、妯娌之间也相敬如宾,再未发生大的摩擦。用他们的话“这都是主的恩典”。这样的例证很多,在这里,“爱上帝”与“爱父母”是相通的,而且,家和万事兴,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好的。
在夫妻关系方面,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乡村的家庭暴力问题还较为突出,离婚率日益攀升。基督徒家庭一般都比较和睦、稳定。这在很多人的观念都较为“开放”的今天,就特别难能可贵。当然,也有的家庭,由于只有一个人(且多为女性)信主而引起家庭不和,甚至发生离婚的悲剧。但这些不是基督徒家庭的主流。
    2、简化邻里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做事都得时刻小心,否则可能引起摩擦,矛盾激化后甚至导致伤亡事件的发生。基督教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简化了村民关系。在与信徒的交往中,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的直率与坦诚。而且,《圣经》里所要求的不能论断别人这一教义,是笔者所访问的教会反复宣讲的,这对改善邻里关系作用明显。我们知道,在农闲时,乡村妇女们大多走街串户,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一起,边做手工活边聊天。由于生活范围的相对狭窄、生活内容的相对简单,她们聊天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在一再转述中往往改变了谈论者的初衷,甚至以讹传讹;加之某些喜欢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的大事渲染,往往无事生非、激化矛盾。而在基督徒姊妹中,此种情况笔者尚未看到。
另外,基督教强调的“忍耐”、“宽容”,对邻里关系的改善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赘述。
 
    三、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自传入始,就与民间信仰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而今,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与民间信仰传统的逐渐恢复,二者的矛盾再次突显,“来自民间信仰的挑战对基督教的社会参与有着不可小看的影响”[] 。虽然,在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我整合、自我调适的功能和机制,以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矛盾和冲突。对于不同文化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过程而言,这种文化调适在正常的、非政治和非暴力的情况下,往往是围绕矛盾冲突的焦点和问题,通过双方的相互协调,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展开的,但这一过程是缓慢而长期的。
在甲村,二者基本处于“和平共处”[4]的状态。乙村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就较为紧张(但这种紧张并非暴力性的冲突,而是不和谐的外化),平时基本没有什么来往。如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女信徒说:“现在,信主的人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不信的人认为信主是不务正业,经常聚会是偷懒。尤其是男人,信主后的压力更大。比如我丈夫,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对悔改<!--[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一直有顾虑。最近,虽然悔改了,但是不愿意在本村参加各种聚会活动,而是到陌生的地方去参加。”笔者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信主的人不是大多数都很勤快吗?”她说:“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与他们不是一路的。他们烧香、烧纸、下跪、磕头,讲究特别多。我们不做,他们就看不惯,我们不在背后论断人,他们也看不惯。和我们没有话说,我们也不愿意到他们的家里去。” 其他信徒也有同感。
这种紧张关系在村中求神降雨、举行“葬礼”等活动中往往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一情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对于“求雨”,基督徒的态度是既不参加,也不出钱。起初,非基督徒对此非常不满,一方面认为这些人的不敬行为会影响求雨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认为他们是在“搭便车”,因此冷言冷语铺天盖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出现。在民间信仰的“理论”支撑下,当地的葬礼是特别“讲究”的。一般而言,在人死之后下葬之前,亲朋好友、一般村民都来“随礼(就是给份子钱)”、送纸,同时,还要进行烧香、上供、跪拜、哭灵,将所送的纸全部烧掉等吊唁活动,其中,每一个环节禁忌都颇多。类似的祭奠在埋葬后的百天之内,每七天就要进行一次;此后,每到第一、三、十、二十周年时还要重复。而且,特别讲究“礼”尚往来。信徒们的婚丧嫁娶则都比较简单,完全按照基督教的仪式来进行。如葬礼,只开一个追思会,决不烧香、烧纸、上供,以后到第一、十、二十周年等时候,也只是请教会的乐队奏乐,简单地祭奠一下。而且,信徒们还普遍认为,自己去参加别人的红白喜事都是自己应尽的本分,从来不要求回报,也不会怨恨不讲究“礼尚往来”者,更不会与之反目成仇。以前,信徒一般是不屑于参加世人的葬礼的,而非基督徒则认为“他们忘了祖宗”。但现在,信徒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随礼”表示一下心意,而不参加诸如烧纸钱、哭灵、跪拜等活动。虽然非基督徒经常对来“随礼”的基督徒有蔑视的行为,认为基督徒对死者“大不敬”,言谈举止有讽刺之嫌,但是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对基督教信徒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信徒则大多会以“肉身承道”的态度处之,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但如果某一家庭中既有信基督教的又有不信的,那么,在自家老人的葬礼上,矛盾就更多,往往会因丧事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亲人反目成仇乃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绝不能将基督教的文化功能理想化。信徒也是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不可能完全“超凡脱俗”,他们也有软弱和挣扎,如几位信徒就曾对笔者说:“在教会里过生活时,感觉特别好,但离开了教会,就想像世人一样。”但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求全责备。
尽管中国乡村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教内人士误读经典、曲解教义、追名逐利,很多教外人士对基督教抱有偏见甚至鄙疑心理等。但传道者的孜孜奉献、服侍人的精心打理、信徒们的虔诚信仰,使笔者看到了中国乡村基督教发展的美好未来。毕竟,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余 论
    本文作为一次初步的尝试,难免粗浅和不足,还望诸位同仁不吝赐教。笔者也不敢奢望从中得出某种“真理”性的结论,只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力求以客观的态度努力透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文化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或新鲜活力?换言之,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中所倡导和实践的一切,蕴涵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这种理念和精神会对中国乡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笔者今后需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而孜孜以求之所在。
 
 


[1].指基督新教。
[2].本文的调研及写作得到了多人的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忱!
   笔者进入田野的方式是横切式的,即首先通过曾在当地讲过道且威信较高的一位传道人介绍,结识了当地教堂的一个义工,然后在他的引见下进行调查。该义工在加入教会之前是当地的电工,对各村的地理、人情、习俗等情况相当熟悉,而且对当地教会的境况颇为了解且深得信徒们的信任,所以调查进展相当顺利。被访者基本没有紧张、疑虑等情绪,乐于敞开心扉,感到有人倾听他们谈信仰是一件幸事;而且适值农闲,不会贻误农时。
   笔者获得材料的主要方式是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在调查的前期,笔者直接进入教堂,参加他们的所有宗教活动,包括周三、周五晚上的小聚会、周日的礼拜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为期三天的“短期培训班”,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在活动的间隙见缝插针地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层次的信徒进行交谈。此后,通过该义工的带领和介绍,深入乡村走访了一些信徒,也访谈了当地的几位传道人(目前,当地尚无牧师)。
[3].吴梓明:《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进路:一个香港学者的经验》,2004年7月10—12日“中国宗教社会学: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页。
[4].范丽珠:《如何描述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方法简述》,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5].高师宁:《对21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进程之关系的几点思考》,《基督宗教研究》(第三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3—94页。
[6].这可能也与当地还存在着伊斯兰文化,与文化的多元性有关。
[7].按当地的习惯,悔改是成为正式基督徒的标志;悔改时,可以自己进行,但一般是有人帮助,即一个正式的信徒与悔改人一起跪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悔改者将自己以前的所有“罪”和盘托出,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由帮助者指引。当然,帮助者有义务永远为悔改者保守秘密,否则,就是犯了“大罪”。悔改后,人就与上帝建立了关系,自己的名字便从生死簿上被勾掉,记在了生命册上,可以获得永生。同时,悔改,也是当地领洗或受洗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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