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

    就中国大陆而言，基督教的传播在历史上可谓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乡村）呈方兴未艾之势，至今看不到其在短期内减缓或停止的迹象。对此，诸多学者发表了一些见仁见智的主张，但大多侧重于对抽象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和思想进行研究，田野性的调查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影响也相当有限。基于此，2004年暑假期间，笔者对华北平原上三个地缘邻近、自然条件相似的村落（甲村：基督教的影响已历近百年，乙村：自改革开放基督教方始传入；丙村：无基督教信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2]，以管窥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文化变迁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期抛砖引玉。

诚如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教授吴梓明先生所言：“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是会因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所转变的。”<!--[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在笔者所调查的社区，基督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转变个体的思想观念

     1、引领信徒思索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体制虽几经改革，但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尚任重道远。这种情况在偏远的农村尤为触目惊心。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因为国民整体生活水平普遍偏低，教师对几十元工资还看得较重，还都较为敬业的话(尽管有些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很多教师则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也随“波”纷纷“跳槽”、“下海”去寻觅致富之门。即便是留守者（其素质姑且不论），大多也早把教学当成了“副业”；到了农忙，更是毫不犹豫地给学生停课。在这片教育的“荒原”上，人们从书中获得精神食粮的机会是不多的。同时，多数人毕生的活动范围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城中的“打工族”，也会因“边缘人”的地位只能看到城市表面的“灯红酒绿”。而且，华北又是历次运动的中心地带之一，很多传统的东西已经被涤荡得所剩无几，加之社会的急剧变革，很多人颇感迷茫，他们除了拼命挣钱之外，有些不知所往。这种状况，在笔者所走访的社区也不例外，从村民家中传来的阵阵麻将声中可见一斑，也有的人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天。

但在与信徒的交谈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他们信仰基督教后，开始或加快了独立思考的旅程。加之经常聚会，兄弟姊妹一起读经、交通，在交流中不断提升自己，不仅觉得《圣经》越读越想读、越读越觉得其奥妙无穷。同时，他们也读一些相关杂志，关心时事及科技的发展，并不停地思考。

勿庸讳言，很多信徒连小学都未读过或者未曾读完，但他们并不是或不全是愚笨的，相反，很多人是睿智的。所以，一旦思考的机器开动起来，他们的潜力就会逐渐被挖掘出来。他们对《圣经》的领会与理解，也是深刻而富有见地的，并不全是一般人所说的“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信仰基督教。

    2、塑造独立人格

    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统一”与“和谐”（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国人的“奴性”较强。这一点在鲁迅的笔下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套用一种当今说法则是：“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结婚后听老婆的话。”此话虽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在与信徒交往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的内心是有“靠头”的，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活出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例如，笔者作为来自首都的博士研究生，在乡村人的心目中是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而笔者在与基督徒的交流中，感到他们是坦荡的、自然的、不亢不卑的。到达调查目的地的当晚，他们安排笔者就住在教堂里，并与他们一起享用家常便饭，而没有像一般的非基督徒那样安排食宿，也不接受笔者为表答谢的宴请。信徒独立人格的养成，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也能窥见一斑。一次，笔者到另一个村子访谈，傍晚搭乘当地的农用三轮车返回教堂。途中偶遇一个收废品的（基督徒），因为和开车的司机认识，便也搭该车回家。上车后，他得知笔者是做基督教调查的，便很热情地攀谈起对主的信仰，一直到下车时还兴犹未尽。后来，司机向笔者简单介绍了收废品者的情况：“他信主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由于家里穷，只好以收废品为生，很多人瞧不起他，所以他的话就少得可怜。”

    3、“人性弱”观念的建构

    自先秦以来，天命观念即是中国宗教神学之核心，经过佛教、道教之丰富，便愈发地完整而富有弹性，故而始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不仅上层知识分子对天命不排斥，民间百姓更是把它当作解释生命现象的重要法宝，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当然，信命不等于承认宿命，人生不会因此而消极，反而是积极地寻找迎接命运挑战的方法，故 “我命在我不在天”成为一般民众的信条，其中极端者更是喊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此外，中国传统的主流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人性强”的另一文本，反映的是中国人一般相信能靠自我修养来达到道德的完善，这种认识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当今中国社会中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无法无天”的现象却给它蒙上了阴影。

在此次调查中，笔者深深感到，基督教之罪感人论中包含的人性弱及《圣经》中反复强调的人要谦卑等观念，对当地信众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如一位信徒明确地对笔者讲：“我们基督徒是谦卑的，老是想自己的不是，主喜悦这样的人。”在参与他们的活动中，在每次聚会的前后，也确实听到很多人在祷告中向神认“罪”，检讨自己。而且，在传道人的讲道中，“人性弱”更是主题之一，即强调人的“称义”、“得救”等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靠自己是做不了什么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城市教会。另外，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谦卑”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

    4、开放意识的养成

    我们知道，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今时代的召唤。但在广大农村，由于生存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人们的处世态度一般是封闭、保守的，与陌生人接触时充满戒心。如在丙村访谈时，笔者虽讲明了自己的学生身份，但很多人还是疑虑有加，想为他们拍一张生活照都未能如愿。这使笔者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自己毕竟是女性且独在异乡。故此，本想给村民（院）门口的神龛照几张像，几经犹豫后还是未敢轻举妄动。

和基督徒的交往与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表明身份后，信徒们都很乐于与笔者交谈，当然主要是谈信仰，也谈自己的生活，还向笔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信徒们渴望与外界交流的欲求颇为迫切，以致于一盒名片很快就被“索要”一空，不得不一印再印。尤其是在每次参加完他们的聚会活动之后，很多信徒特别愿意和笔者交流，有时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这种热情甚让人感动，也增强了笔者继续做此项研究的信心与决心。

    二、转化群体的交往模式

    1、重构家庭关系

    这一功能在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历经“五四运动”等数次运动的洗礼，传统大家庭在中国已所剩无几，但在广大乡村，传统家庭观念并非随之荡然无存。如“养儿防老”依然是家庭观念的主流，老人往往要倾全力为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子、儿媳则要赡养没有生活能力的老人。这样，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就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也就容易使得家庭关系尤其是婆媳关系变得较为复杂，加之婆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一向比较复杂的婆媳矛盾更趋紧张，一旦矛盾激化势必影响家庭和睦。笔者在丙村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在对不信基督教的十几个家庭就婆媳关系问题进行访谈时，发现较为紧张的竟然占90%以上；有的双方争吵不断，甚至拳脚相加。而且，人们对此不仅并不认为是家丑不可外扬，反而是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对待婆媳关系，普遍认为“不打不骂就是好的”。在中国广大乡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且极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这也是一大社会难题。

一些基督徒家庭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在乙村，有一家曾是四世同堂，由于孙媳妇要出门去做生意，一家人难舍难分，哭了整整一夜。问及个中原因，他们讲：我们谁也不当家，大家互敬互爱的，按着主的意旨来生活。世人的主要矛盾在于争夺家里的“当家权”，而且各怀心腹事。笔者认为这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另外，传道人经常强调的“要孝敬父母”，对信徒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甲村有一家弟兄三人，信主前谁也不愿侍奉老人，并因此弟兄、妯娌之间矛盾重重；信主后，他们像换了人似的，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了忏悔，进而对父母孝敬有加，弟兄、妯娌之间也相敬如宾，再未发生大的摩擦。用他们的话“这都是主的恩典”。这样的例证很多，在这里，“爱上帝”与“爱父母”是相通的，而且，家和万事兴，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好的。

在夫妻关系方面，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乡村的家庭暴力问题还较为突出，离婚率日益攀升。基督徒家庭一般都比较和睦、稳定。这在很多人的观念都较为“开放”的今天，就特别难能可贵。当然，也有的家庭，由于只有一个人（且多为女性）信主而引起家庭不和，甚至发生离婚的悲剧。但这些不是基督徒家庭的主流。

    2、简化邻里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做事都得时刻小心，否则可能引起摩擦，矛盾激化后甚至导致伤亡事件的发生。基督教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简化了村民关系。在与信徒的交往中，笔者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的直率与坦诚。而且，《圣经》里所要求的不能论断别人这一教义，是笔者所访问的教会反复宣讲的，这对改善邻里关系作用明显。我们知道，在农闲时，乡村妇女们大多走街串户，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一起，边做手工活边聊天。由于生活范围的相对狭窄、生活内容的相对简单，她们聊天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在一再转述中往往改变了谈论者的初衷，甚至以讹传讹；加之某些喜欢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的大事渲染，往往无事生非、激化矛盾。而在基督徒姊妹中，此种情况笔者尚未看到。

另外，基督教强调的“忍耐”、“宽容”，对邻里关系的改善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赘述。

    三、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自传入始，就与民间信仰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而今，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与民间信仰传统的逐渐恢复，二者的矛盾再次突显，“来自民间信仰的挑战对基督教的社会参与有着不可小看的影响”[] 。虽然，在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我整合、自我调适的功能和机制，以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矛盾和冲突。对于不同文化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过程而言，这种文化调适在正常的、非政治和非暴力的情况下，往往是围绕矛盾冲突的焦点和问题，通过双方的相互协调，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展开的，但这一过程是缓慢而长期的。

在甲村，二者基本处于“和平共处”[4]的状态。乙村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就较为紧张（但这种紧张并非暴力性的冲突，而是不和谐的外化），平时基本没有什么来往。如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女信徒说：“现在，信主的人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不信的人认为信主是不务正业，经常聚会是偷懒。尤其是男人，信主后的压力更大。比如我丈夫，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对悔改<!--[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一直有顾虑。最近，虽然悔改了，但是不愿意在本村参加各种聚会活动，而是到陌生的地方去参加。”笔者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信主的人不是大多数都很勤快吗？”她说：“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与他们不是一路的。他们烧香、烧纸、下跪、磕头，讲究特别多。我们不做，他们就看不惯，我们不在背后论断人，他们也看不惯。和我们没有话说，我们也不愿意到他们的家里去。” 其他信徒也有同感。

这种紧张关系在村中求神降雨、举行“葬礼”等活动中往往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一情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对于“求雨”，基督徒的态度是既不参加，也不出钱。起初，非基督徒对此非常不满，一方面认为这些人的不敬行为会影响求雨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认为他们是在“搭便车”，因此冷言冷语铺天盖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出现。在民间信仰的“理论”支撑下，当地的葬礼是特别“讲究”的。一般而言，在人死之后下葬之前，亲朋好友、一般村民都来“随礼（就是给份子钱）”、送纸，同时，还要进行烧香、上供、跪拜、哭灵，将所送的纸全部烧掉等吊唁活动，其中，每一个环节禁忌都颇多。类似的祭奠在埋葬后的百天之内，每七天就要进行一次；此后，每到第一、三、十、二十周年时还要重复。而且，特别讲究“礼”尚往来。信徒们的婚丧嫁娶则都比较简单，完全按照基督教的仪式来进行。如葬礼，只开一个追思会，决不烧香、烧纸、上供，以后到第一、十、二十周年等时候，也只是请教会的乐队奏乐，简单地祭奠一下。而且，信徒们还普遍认为，自己去参加别人的红白喜事都是自己应尽的本分，从来不要求回报，也不会怨恨不讲究“礼尚往来”者，更不会与之反目成仇。以前，信徒一般是不屑于参加世人的葬礼的，而非基督徒则认为“他们忘了祖宗”。但现在，信徒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随礼”表示一下心意，而不参加诸如烧纸钱、哭灵、跪拜等活动。虽然非基督徒经常对来“随礼”的基督徒有蔑视的行为，认为基督徒对死者“大不敬”，言谈举止有讽刺之嫌，但是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对基督教信徒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信徒则大多会以“肉身承道”的态度处之，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但如果某一家庭中既有信基督教的又有不信的，那么，在自家老人的葬礼上，矛盾就更多，往往会因丧事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亲人反目成仇乃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绝不能将基督教的文化功能理想化。信徒也是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不可能完全“超凡脱俗”，他们也有软弱和挣扎，如几位信徒就曾对笔者说：“在教会里过生活时，感觉特别好，但离开了教会，就想像世人一样。”但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求全责备。

尽管中国乡村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教内人士误读经典、曲解教义、追名逐利，很多教外人士对基督教抱有偏见甚至鄙疑心理等。但传道者的孜孜奉献、服侍人的精心打理、信徒们的虔诚信仰，使笔者看到了中国乡村基督教发展的美好未来。毕竟，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余 论

    本文作为一次初步的尝试，难免粗浅和不足，还望诸位同仁不吝赐教。笔者也不敢奢望从中得出某种“真理”性的结论，只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力求以客观的态度努力透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文化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或新鲜活力？换言之，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中所倡导和实践的一切，蕴涵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这种理念和精神会对中国乡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笔者今后需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而孜孜以求之所在。

[2].本文的调研及写作得到了多人的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忱！

[3].吴梓明：《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进路：一个香港学者的经验》，2004年7月10—12日“中国宗教社会学：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页。

[4].范丽珠：《如何描述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方法简述》，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