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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马来(西)亚道教的落地形态与演变(五)
发布时间: 2018/11/22日    【字体:
作者:王琛发
关键词:  马来(西)亚 道教  
 
 
先民在历史上,其实是把儒释道三教作为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主权的载体,于弱势中坚持。
 
正当中国处于弱势,从整体南海诸国到马来亚,当地道教的延续,不论是依靠开拓群体建立庙宇香火,或者法教教派乡野民间授徒传教,都是由着没有国家保护的先民主动运用古代丝路的点与线,沿着祖先脚步自行出国,在南海各地把中华传统艰辛的落地生根,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以至发展到其他民族。
 
因此,就生活在昔日南海诸国的各地华人而言,包括马来西亚华人,认识本土华人信仰,整理、研究本土华人信仰的文化遗产,以及诠释和应用在当地社会,就不仅是涉及学者个人研究倾向的事,而是涉及华人对外自尊自信与地区生活主权的诠释,相关集体荣辱存亡。
 
以世界人口说,华人占主要多数。但是,自殖民政权影响着南洋各处的历史诠释,许多新兴的民族想象共同体逐渐形成,华人在中国以外任何地区,多是他人殖民土地的弱势者,又演变为当地主流族群以外的少数民族。
 
归根到底,马来西亚道教传播主要发生在19世纪,背景原因毕竟大众熟悉:随着工业革命需要原料,马来亚引进越来越多华人人口,人们有宗教需要,各地也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能力去支持宗教活动。
 
到英殖在1870年代全力干涉马来亚政局,他们需要华人的生产力和经济贡献,为着统治方便,于是抱着容纳异族宗教自由又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华人。
 
但是,殖民者在自身视为领土的占领区,不太欢迎华人表现强烈民族意识;而早期华民需要家乡信仰文化,包括由此宣布开拓先驱成为集体祖先兼脚下土地保护神,偏偏是为了转化异地为故乡感觉,安身立命,既解决异地的生死惶恐,又以祖先文化标志自己在当地的开拓主权。
 
因此,不论英国殖民政府,或者洪门等组织自认拓殖当地以准备恢复中华,双方对宗教活动各有认知,深层思维层次其实就牵涉到民族观念的矛盾,互相纠结在对于当地主权各有诠释;这样一来,殖民政权遗毒,是各处发生权势压制华人教团,乃至以学术重头诠释华人信仰的历史原由或义理观念,最终是由“去中国化”而“去中华化”,难以避免。
 
到二十一世纪,如何让这些各庙宇、各教门的继承者光荣回归祖山,调动其普遍存在南洋基层社会的影响,汇合为中华民族大复兴在道教事业的表现,倒是这一代人的挑战了。
 
马来西亚道教发展道士,原本有着坚持由法教知识入门,或先学习“山、医、命、卜、相”以体验义理的传统,然后才由师承源头授职;等到熟练“仙官”身份行使法事,被师门认可上道,方再由此赴华受箓。
 
其早期直接由南洋到龙虎山接受授箓传经者,如槟城最早在二战前到天师府的城隍庙庄东昌,都是历代天师有记录在案的,历代张天师本来也可根据过去记录,确定谁属谁的传承。
 
现在马来西亚,有些人为着从中国道教发展得到自身好处,为着漂白自己原来术士、无业游民身份,到了中国以后回到马来亚摇身一变,在自己名片自称“道长”,还借助马来西亚社团法令只要满七人就可以结社自由,组织这个会或那个会,反标榜正宗,而主观强说“法教”与中国本山无关,一旦论述清代南洋各地传承的茅山、昆仑山、闾山或者金英教等诸法教,就表示法教教派和“道教”毫无渊源,不是他们所谓“正统”,建议大家向他们重新拜师。
 
这类影响,改变南洋师授徒要事先观察、师父在徒弟学成下山给予盘缠的传统,反而形成“按红包价格发证书”的习惯,很是恶劣,实质上扭曲也分裂当地道教本来传统。而这些新一辈“受箓道士”,很多缺乏清代以来的历代传承,不单是没有学术根据,而是没有道门常识。
 
他们借着“道教”标榜大陆与台湾关系,不仅造成那些真正有根底百年老宫庙或法教与道脉不理不解,各地地方社会都明知本来底细的人物忽然冒现为“道长”,间接也造成群众疑惑当代道教具体情况,造成马来西亚的民众误会“道教”是“纷乱”以及“良莠不齐”,宁可倾向国际上走向社会福利事业的其他宗教组织。其后果也留给有心人诽谤中华宗教的口实。
 
无论如何,正由于英荷殖民地对待地方上华人宗教政策牵涉保安考虑,主张在监督而少加干涉过程鼓励华人教派多元分化,如此政策传统也会形成屡屡限制与弱化华民道教的客观因素。
 
自殖民时代,包括上世纪的冷战年代,各股势力支持着某些打着“道教”或甚至“洪门”名义组织,导致民间社会为此纷纭,一直到后来也企图以如此方式混淆当地的“社会主义”,本来就不足为奇。
 
但不能否认,当英国殖民地历史以来一贯“开放”引进所有信仰组织,只要他们愿意按照其法规和认识标准自称“信佛”,这些组织即使都强调儒释道,却不一定都是源于一家,越分散越有利,却也在客观上无意间起过良好作用,至少是以当地地方环境保存中国信仰文化遗产。
 
这其中,因着英殖民地放宽信仰组织入境,马来亚除了存在中国道派或其分支的法教,还包括清廷压力下撤退南洋的青莲教、白莲教、混元教等民间教派。像青莲教底下各派系提倡三教同修,都是强调“儒门修道”,又强调自家修道源自张紫阳到白玉蟾传承的正宗先天道法,其修丹理念不离清微雷法,当然可承认青莲教内部流传着道教传承。
 
但是也有些白莲教源流的教派声称三教合一,为了在风声静下以后回到中国,在南洋道观私下刻版印刷中国名山道观的“籙牒”;这导致现在一些文人,不懂得清朝严格管理“籙牒”制度,民间道观不可能胡乱私造名山宫观凭照。
 
看到马来西亚私刻箓牒和关防印模,就以为在马来西亚发现“全真派文物”,这是把当年的政治掩护变成现代的历史混淆。
 
另外,还有些法教派众,会同时向白莲各系的传承拜师,导致弟子翻阅清代流传手抄本是可能发现“白莲教主”名号的符咒。㊼从学术研究立场,这些符咒至今流传,无疑有助探索白莲教与其实践背后的义理。
 
由此而言,研究南洋/马来亚道教,无疑需要更大努力处理这一切文化遗产,包括分别所有这些珍贵史料何者属于中国道教史,何者属于马来亚道教史当中的民间教派交融现象,给它们正确的说明和定位。由此亦可以对比或填补中国在道教史以及民间宗教史上的缺页。
 
这其中还涉及实践问题:如何客观公正的认识与对待过去南海诸国乃至当代马来西亚等国的数百年道教传承,给予真正传承者公道和光荣的定位,牵涉了我们自己如何对待自身民族家国情怀,在现实中更涉及当前国际多边公共外交的各种议题。
 
参考文献:
王琛发:《政治敏感与历史模糊:英殖威权影响下的槟城大伯公形象》,载《闽台缘文史集刊》,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2017年2月,第1-13页。
㊹参同上注。
㊺同注34。
㊻同注42,第409-413页。
㊼同注32,第76页。
 
转自道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U2223_3sA7QmSYCZqVJ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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