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在五凉时期的河西历史上均为重要的内容。关于石窟与佛教的关系，亦即石窟的佛教功能，学界述之备详；[1] 而石窟与儒学之关系，却多被忽略。五凉时期，文献中记载到沿祁连山一线一些石窟的开凿，既有从事儒学教育的学者隐居著述及聚徒授学之所用，又有信仰佛教造像之功用，特别是在早期如前凉时代，以前者较为典型。本文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的相关问题。
一、五凉儒学与石窟
我们先看几条关于河西地区早期石窟的材料。《晋书·郭瑀传》云：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之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于南山。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穆以瑀为太府长史、军师将军。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遂还酒泉南山赤厓阁，饮气而卒。[2]
这里提到的临松薤谷之石窟、酒泉南山之赤厓阁，为郭瑀隐居之地，前凉时他在那里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俨然成为张掖、酒泉之南祁连山中的私学教育中心。《魏书·刘昞传》中也曾提到韭谷窟，云：“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3] “韭”、“薤”字形相近，且韭谷窟在凉州之西四百里，位置恰与薤谷窟相合，又郭瑀所居薤谷凿有“石窟”，而刘昞所卒之韭谷窟也称“窟”，应即同一地。郭瑀“精通经义”，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是位精通儒学的学者。不过从“服柏实以轻身”、“口咏黄老”、“饮气而卒”来看，他还兼善道教，但仍以儒学为主。郭瑀的老师郭荷，亦以经学传家，前凉张祚统治时被征为博士祭酒，后来上疏乞还，“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4] 看来张掖东山也是当时学者隐居、从事儒学教育的一个场所。
前凉时在酒泉南山隐居并从事儒学教育的著名学者还有宋纤。《晋书·宋纤传》云：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少有远操，沉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5]
宋纤在酒泉南山隐居时，对《论语》作注，并且教授学生，弟子达三千余人，规模甚盛。与郭瑀隐居于酒泉南山赤厓阁类似，宋纤也是“高楼重阁”而居。前凉张祚时，敦煌太守杨宣、酒泉太守马岌等对他十分仰慕，马岌曾亲临造访，却被拒不见，不禁万分感叹，遂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可见宋纤的“高楼重阁”是建在丹崖石壁之上的，其实也是一种石窟。
刘昞是郭瑀的学生兼女婿，也曾在酒泉隐居，教授生徒。《魏书·刘昞传》云：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6]
刘昞之父刘宝“以儒学称”，足见其家世传儒学，而刘昞又跟随博士郭瑀学习儒学。学成后，他在酒泉隐居授学，应与郭瑀、宋纤凿崖窟居的情况相类。
以上诸例表明，在河西地区学者隐居、从事儒学教育而盛行开窟之风，是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而动辄成百上千的从业弟子，均随师居住在山间石窟崖室之中，足见前凉统治时期山林儒学教育发展的兴盛，以及因之开凿的石窟数量显然不在少数。
河西儒学的发展与兴盛，有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移民开发，为河西地区首次输入了儒学文明；二是西晋末年的流民入凉，营造了五凉时期儒学的空前盛况。
五凉儒学的发展，根源于西汉中期儒学的西渐。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占据河西，设立河西四郡，并且从内地迁徙大批民众及犯官、戍卒等，充实边境，这为河西带来中原内地的儒学文明。尤其是一些以经学传家的大族，由于汉朝开疆拓土或者遭到贬官等各种原因，西徙河西。《郃阳令曹全碑》记载曹氏家族于“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7] 曹全及其先辈们担任了河陇地区的各级长官，最后定居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又如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徙边”，从钜鹿迁至敦煌。[8] 此后，一直到王莽统治时期，不断有迁徙至河西者。上揭《敦煌名族志》中还记载了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司隶校尉张襄因受到霍光的迫害，举家从清河西迁天水、敦煌。又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记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御史中丞氾雄因“直道见弹”，从济北卢县徙居敦煌。[9]《周书·令狐整传》述其远祖建威将军令狐迈，遭王莽迫害，其子令狐称“避地河右”。[10] 以上所举诸例家族，在以后的河西历史上都发展成为久盛不衰的门阀望族，他们大多以经学传家，保存了汉族的儒家文明。到东汉时，在《后汉书》中被列为一传的“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皆为河陇人士，文武兼长，深通儒学，如皇甫规遭到梁冀陷害，“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张奂善治《尚书》，年轻时“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将长达四十五万言的“浮辞繁多”的《牟氏章句》删减为九万字，“诏下东观”；晚年“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段颎“长乃折节好古学”。[11] 张奂之子张芝，“文为儒宗，武为将表”，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1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入列《后汉书·文苑传》的敦煌人侯瑾，不应州郡之征召，索性“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撰写了《矫世论》、《应宾难》、《皇德传》等著作。[13] 侯瑾的做法，与前凉时期的一些学者隐居山林、凿窟而居，进而从从事著书立说是较为相似的。
到三国曹魏时期，《三国志·王肃传》云：“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14] 从“历注经传”一语可以看出，曹魏初年敦煌周生烈以经学传家，传承了自西汉中期以来的儒学文明，代表了当时敦煌及河西地区的儒学发展水平。西晋初，出自“累世官族”的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俱造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15] 撰有《索子》、《晋诗》、《五行三统正验论》等作品。同属河陇区域的北地人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16] 安定人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 [17] 这些皆足以反映河陇地区的儒学发展完全可以和中原内地相比肩。
316年，西晋灭亡，凉州刺史张轨趁机割据一方，建立前凉政权。当时，中原地区刘、石相争，兵革不息，纷乱不已；而河西则相对而言较为安定，许多中原民众纷纷流寓河西，史载“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18] “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9] 这次流民浪潮给河西地区再次输入了中原的儒学文明，使五凉时期的河西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河西儒学呈现出空前的繁盛，并对后来北魏的汉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叙论》中说道：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脉。[20]
陈氏的这一著名论断，指出了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儒学及其学术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此，他在文中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如：
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义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学，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以轮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
又云：
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西晋之河西遗传。[21]
前凉张轨统治时期，在境内大兴儒学，他“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22] 同样是汉族人的李暠，建立西凉政权，也“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23] 又如前凉时，酒泉人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来游学四方，教授生徒，被前凉政权授予儒林祭酒之职。[24] 前秦时，敦煌太守辛章曾派遣三百名学生，向回到故里的学者郭瑀求学受教。西凉时，“通涉经史，尤善文义”、[25]“好尚文典”[26] 的李暠征辟敦煌人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刘昞虽然政务在身，但仍手不释卷，焚膏继晷，著述文章，他撰写了《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并对《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进行作注。420年，北凉灭西凉，把酒泉、敦煌的学者悉数迁到张掖，这表明出自卢水胡人的沮渠蒙逊对儒学的崇重，像刘昞、阚骃、宋繇、索敞、阴兴等西凉著名的儒学学者都被徙至北凉国都张掖。沮渠蒙逊还在西苑修建了一座陆沉观，“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27] 阚骃则经常随侍于沮渠蒙逊左右，“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28] 关于北凉沮渠蒙逊尊崇佛教，译经造像，影响至巨，以杜斗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也颇为深入。[29] 不过，张学荣、何静珍在研究凉州石窟问题时，进一步讨论了沮渠蒙逊的尊儒重道，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沮渠蒙逊的倡导下，凉州佛教虽盛极一时，但，我们认为，蒙逊之崇佛，远不如他的尊儒。[30]
北凉实行儒、佛并重的政策，从沮渠蒙逊对待儒学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曾经一度毁寺斥僧的行为来看，张、何二氏的这一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439年，北魏灭掉北凉，又把河西士人迁徙至代北平城，如上面提到的刘昞、阚骃、宋繇、索敞及张湛、宗钦、赵柔、阴仲达、胡叟等北凉政权中的河陇学者，都被迁徙到魏都，为以后的北魏儒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对比以上所谈的在祁连山中传播儒学的私学与五凉政权的官学教育，可以发现，前者主要在五凉的前期，如前凉、前秦及后凉统治时期，当时在祁连山中的私学教育较为兴盛，其规模甚至超过了设在都市之中的官学。而后者虽五凉各代皆有，但主要凸显于后期，如西凉、北凉特别是北凉统治时期的大规模校定经籍等儒学文化事业。因此，五凉前期像前凉时在祁连山中的凿室而居、从事儒学教育的情况较为多见，石窟的早期功用应为儒学而出现。到五凉后期，随着私学教育的没落与官学教育的发展，儒学逐渐离开深山，石窟遂为佛教所占用。
二、五凉佛教与石窟
两汉之交，佛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东传，途经中亚、西域，再入河西走廊，最后抵至中原，传播开来。一些中亚高僧如安息人安世高、安玄与月氏人支谶等皆至洛阳，译经传教。到西晋时，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祖籍月氏而世居敦煌，曾亲往西域，求取佛经，“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31] 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32]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晚唐题记《莫高窟记》中，有“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不绝，可有五百余龛”之语。[33] 这些为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晋亡国之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五个称“凉”的政权先后割据河西、陇右。五凉时期，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佛教。《魏书·释老志》云：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435~440年）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34]
由此可见，从前凉至北凉，五凉时期的佛教一直得到发展，塔寺林立；而且约自北凉时起的河西佛教石窟，对北魏的佛教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5]
关于前凉时期儒学与石窟的关系，已见前述；而前凉的佛教发展情况，初期史料稀缺，以末代国主张天锡时期最为兴盛。[36] 从《晋书·张轨传附子张寔传》中所载“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37]一事透露出，前凉都城姑臧之南的天梯山当时为左道之徒所居，信众颇多，甚至连前凉国主张寔身边的亲信也信奉之，而张寔终为宗奉刘弘左道的帐下亲将阎沙等所杀，由此可以看出前凉前期即张轨、张寔统治期间佛教发展尚不太盛。据王素先生考证，这些燃灯悬镜、崇尚光明的左道之徒，即为祆教徒。[38] 张茂时，几次修筑灵钧台，则反映了张茂的道教意识倾向。到张骏统治时期，前凉政权稳定，开疆拓土，特别是对西域的控制得到了有力的加强，派沙州刺史杨宣西征西域，攻伐龟兹、鄯善，置郡高昌。当是时，“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鄯善王元孟献女，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39] 张骏时期前凉疆域的空前拓展及其与西域地区的联系加强，或许对河西地区的佛教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除了天梯山为刘弘以祆教徒聚居之外，再结合前述前凉时期河西走廊南缘祁连山一带为儒学学者著书立说、聚徒授学而凿石室居住的情况，应该说前凉前期佛教的发展还不是太兴盛，在祁连山中开凿石窟进行佛教造像也无可能。
《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后记》记载前凉末期张天锡在位时的佛经翻译情况，云：
咸安三年，岁在癸酉（373），[40] 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崙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龟兹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41]
前凉末主张天锡在凉州正厅堂湛露轩举办了这次译场，由月支僧支施崙、龟兹王世子帛延等翻译佛经，赵潚、释慧常等笔受记录。《开元释教录》卷4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又云：“从张轨（谥为武王）永宁元年辛酉（301）至天锡秦封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咸安六年景子（376），凡经八主、七十六年。外国优婆塞一人译经，四部合六卷于中一部一卷见在，三部五卷阙本。”[42] 这里所叙时间虽然从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起，至376年张天锡时前凉国亡止，只谈到了外国僧人一人译经四部，即支施崙所译《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正是张天锡时所译出者。因此可以断定，前凉佛教的兴盛主要在张天锡时期。可惜不久前凉灭亡，故《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昇感叹道：“前凉之代，应更出经，后进遇之，幸续编附。” [43]
有关前凉佛教还应注意的是前凉国都姑臧东苑所铸之铜像与莫高窟的创建传说。《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五》云：“太和四年，……是岁，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44] 前凉时期在祁连山中只见到儒学学者所居之石窟，以及祆教徒在天梯山的活动，佛教石窟尚未出现，但在姑臧城内已有了铸造佛像的明证。据武周圣历元年（689）所立的《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及其抄本文献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悟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与僔师窟侧，更起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45]
前秦建元二年（366），即前凉张天锡在位（363~376年）的初年。这虽是武则天时期后人对前事传说的追记，但以张天锡对佛教的崇信程度，敦煌又地处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且在西晋时期的敦煌就已有竺法护译经、竺法乘“立寺延学”、索靖“题壁号仙岩寺”等，故前凉末期始凿莫高窟，也较为合理与可信。
376年，前秦灭前凉。在前秦统治时期，河西的佛教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武威太守赵政极为崇佛，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关中地区的交流。《出三藏记集》卷13《昙摩难提传》云：“故远冒流沙，怀宝东游，以苻坚建元二十年（384）至于长安。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侍臣武威太守赵政，志深法藏，乃与安公共请出经。是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骚动。政于长安城内集义学僧写出两经梵本，方始翻译。竺佛念传译，慧嵩笔受。自夏迄春，绵历二年方讫。具二《阿含》，凡一百卷。自经流东夏，迄于苻世，卷数之繁，唯此为广。”[46] 赵政曾任武威太守，后迁秘书郎。同书同卷《僧伽跋澄传》又云：“坚秘书郎赵政字文业，博学有才章，即坚之琳、瑀也。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集僧宣译。……以伪建元十九年（383）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47] 由此足见前秦末年赵政之崇奉佛教，热心译经，在他出任武威太守期间，必定对凉州佛教有较大的推动，并促进了河西与关中的佛教文化交流。参与译经最主要的僧人竺佛念即为凉州人，“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被称为“译人之宗”。[48]
后凉时期，《高僧传·晋长安鸠摩罗什传》云：“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鸠摩罗什驻凉十八年，未有译经，只是充当吕光父子备问吉凶的角色，说明后凉政权统治者似乎对佛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49] 后凉末年，段业不满于吕氏的统治，“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50] 段业“尤信卜筮、谶记、巫觋、征祥”，[51] 不是佛教徒，可证天梯山当时仍然未建佛教石窟。
西凉先都敦煌，后迁酒泉，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容许佛教的发展。《法显传》记载法显“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52] 中天竺高僧昙无谶从西域龟兹入河西，亦先止敦煌，《出三藏记集》卷8《大涅槃经序》中云：“天竺沙门昙摩谶者，……将乘运留化，先至敦煌，停止数载。”同卷《大涅槃经记序》亦云：“有天竺沙门昙无谶，广学博见，道俗兼综，游方观化，先在敦煌。……此经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后。其本久在敦煌。谶因出经下际，知部党不足，访募余残，有胡道人应期送到。”[53] 看来，西凉时不仅有像昙无谶这样的高僧在敦煌驻锡，而且还有梵文本佛经流通。不过从该梵文佛经尚未被翻译这一点来看，西凉对佛教的信奉、扶持是有限的。有学者甚至还提出敦煌莫高窟的早期洞窟如第268、272、275窟为西凉所建，立论证据不足，显然不对。[54]
昙无谶的主要译经活动是在北凉。北凉对佛教极为尊崇，大开译场，广译佛经，同时建造佛寺，开窟造像，雕造石塔，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时期。关于北凉译经，杜斗城先生的研究颇为全面与深入，兹不赘述。[55] 关于北凉时期河西佛教石窟的开凿，学术界主要有北凉说、北魏说两种代表性的观点，[56] 而以前者较为合理，这不仅与北凉大规模译经相符合，而且关于开窟造像也有文献史料的记载。《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北凉河南王南崖素像缘”条云：
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57]
关于凉州石窟的具体位置所在，讨论颇多，或以为是天梯山石窟，或以为是金塔寺石窟，或以为是祁连山中之石窟群的总称，但不管如何，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石窟以供养佛像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此时的石窟性质已经不再是五凉前期的儒学石窟或祆教徒所居之地，而已经转变为佛教石窟，内有石刻与泥塑之佛像。然而还需要说明的是，沮渠蒙逊崇佛甚盛，但他在为母亲凿窟造像的同时，也为儿子沮渠兴国之死而毁寺斩僧，请看上揭书“北凉沮渠丈六石像现相缘”条续云：
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遣世子兴国围攻抱（枹）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杨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咎责。登设大会，倍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58]
这件事情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沮渠蒙逊对佛教的崇拜除了个人内心的信仰之外，还夹杂着政治因素，他一方面利用佛教译经、开窟造像等来进行精神统治，另一方面又以战事不利而怪罪佛陀不予护佑，遂毁坏佛寺，杀戮僧侣。
北凉石塔的出土，为北凉的佛教及其开窟造像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据。[59] 另外，北凉统治者还在凉州城内苑中建造佛寺。[60] 这些都是北凉佛教发展的表现。
以上通过河西早期石窟的开凿及其功能这一视角，对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状况进行了对比考察，可以发现，五凉前期如前凉时代虽然已有开凿石窟之事，但多为儒学学者所居，这些隐居山区的学者们从事私学教育，他们在那里著书立说、聚徒授学，生徒颇众，规模可观；同时像天梯山这样的地方也有部分祆教徒居住。后来，随着官方儒学的进一步兴盛，民间私学也逐渐从山区向都市转移，像曾经在酒泉南山隐居的刘昞也受聘出山，担任儒林祭酒等学官；而佛教这时就趁机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的石窟，开始佛教石窟的时代。就河西地区而论，这一个变化是较为典型而有意义的。
注释：
[1] 宿白先生曾将中国的石窟分为七类，即：塔庙窟、佛殿窟、大像窟、佛坛窟、小型禅窟、禅窟群。参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第16页。以上各类石窟，皆为佛教石窟。
[2] 房玄龄等《晋书》卷94《隐逸传·郭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4年11月，第8册2454-2455页。
[3] 魏收《魏书》卷52《刘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4册，第1161页。
[4]《晋书》卷94《隐逸传·郭荷传》，第8册2454页。
[5]《晋书》卷94《隐逸传·宋纤传》，第8册2453页。
[6]《魏书》卷52《刘昞传》，第4册，第1160页。
[7] 王昶《金石萃编》卷18《郃阳令曹全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册，第1页。
[8] 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12页。
[9] 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20页。
[10]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36《令狐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第3册，第643页。
[11] 范晔《后汉书》卷65《皇甫张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8册，第2129-2158页。
[12]《后汉书》卷65《张奂传附子张芝传》注引王愔《文志》，第8册，第2144页。
[13]《后汉书》卷80下《文苑传下·侯瑾传》，第9册，第2649页。
[14] 陈寿《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附子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2册，第420页。
[15]《晋书》卷60《索靖传》，第6册，第1648页。
[16]《晋书》卷47《傅玄传》，第5册，第1321页。
[17]《晋书》卷86《张轨传》，第7册，第2221页。
[18]《晋书》卷86《张轨传》，第7册，第2225页。
[1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8册，第3877页。
[2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2页。
[2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第26-27、41页。
[22]《晋书》卷86《张轨传》，第7册，第2222页。
[23]《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7册，第2259页。
[24]《晋书》卷94《隐逸传·祈嘉传》，第8册，第2456页。
[25]《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7册，第2257页。
[26]《魏书》卷52《刘昞传》，第4册，第1160页。
[27]《魏书》卷52《刘昞传》，第4册，第1160页。
[28]《魏书》卷52《阚骃传》，第4册，第1159页。
[29] 参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98年3月；《北凉译经论》一书中的《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试论北凉佛教对高昌的影响》、《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北凉译经论》等论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第127-281页。
[30] 张学荣、何静珍《论凉州佛教及沮渠蒙逊的崇佛尊儒》，《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7页。
[31] 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晋长安竺昙摩罗刹（竺法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23页。
[32] 释慧皎《高僧传》卷4《义解一·晋敦煌竺法乘传》，第155页。
[3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第72页。又，P.3720为其文献抄本。
[34]《魏书》卷114《释老志》，第8册，第3032页。
[35] 陆庆夫《五凉佛教及其东传》，《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8-18页。
[36] 参杜斗城《前凉张天锡时期的佛教》一文中亦云：“但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反映前凉的有关资料，均为前凉晚期。”该文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79-84页。
[37]《晋书》卷86《张轨传附子张寔传》，第7册，第2230页。
[38] 王素《魏晋南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
[39]《晋书》卷86《张轨传附孙张骏传》，第7册，第2235-2237页。
[40] 按，东晋简文帝的咸安年号只行用了两年，咸安三年即孝武帝宁康元年，亦即公元373年，干支为癸酉。
[41]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7未详作者《首楞严经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271页。
[42]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4，《大正藏》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2月，第519页。
[43]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4，《大正藏》第55册，第519页。
[44] 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4《前凉录五·张天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463册，第919页。
[45] 该碑原立于莫高窟第332窟前室南侧，现存敦煌研究院。P.2551有其抄本。
[46]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昙摩难提传》，第523-524页。又卷9释道安《增一阿含经序》云：“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昙嵩笔受。”第339页。
[47]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僧迦跋澄传》，第522-523页。又卷10《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云：“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迦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覈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第374页。
[48] 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晋长安竺佛念传》，第40页。
[49] 可以用来说明后凉佛教的材料还可见于《晋书》卷96《列女传·吕纂妻杨氏附吕绍妻张氏传》：“时吕绍妻张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绍死，便请为尼。隆见而悦之，欲秽其行，张氏曰：‘钦乐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楼自投于地，二胫俱折，口诵佛经，俄然而死。”第8册第2526页。
[50]《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10册，第2059页。
[51]《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10册，第3192页。
[52]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3]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8凉州释道朗《大涅槃经序》，第314页。同卷未详作者《大涅槃经记序》，第315页。
[54] 王泷《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之“莫高窟现存最早洞窟是西凉所开”一节，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318-323页。
[55] 杜斗城《北凉译经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
[56]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中国石窟寺研究》，第39-51页。张学荣《凉州石窟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47-60页。董玉祥、杜斗城《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90-98页。杜斗城《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01-111页。王泷《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第311-323页。
[57]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北凉河南王南崖素像缘”条，载《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94年11月，第417-418页。
[58]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北凉沮渠丈六石像现相缘”条，载《大正藏》第52册，第418页。关于此两条记载，道世《法苑珠林》卷13《敬佛篇》所记相同，载《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8月，第387页。
[59] 殷光明《北凉石塔》，台湾新竹觉风基金会，2000年。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之第三章“北凉石塔”，第189-242页。
[60]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0《毗婆沙经序》云：“遂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第383页。
原载于《兰州学刊》2006年第1期，第50—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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