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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与苏州近代教育的兴起
发布时间: 2019/4/18日    【字体:
作者:李道南
关键词:  教会学校 苏州 近代教育  
 
 
中国的传统教育基本上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功利教育,除此之外大概还有教化的功能,就是维护传统社会伦理格局。因此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好古而薄新。重视对古代传统伦理的驯化,而轻视对新知识的开发。
 
正是这种教育目的之下,造成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碰撞中,传统文明一处即溃的局面。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败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一次次打击着中国传统文明以及那些传统文明把持者——文人士大夫的自尊。虽然晚清政府也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和决心,但是怎奈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对近代教育的推动依然力不从心。
 
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在传教士笔下,可能认识的更加深刻。因为传教士所受的教育是西方近代教育,他们自然站在近代教育的视角,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在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比较中,来认识传统教育。1837年阴历6月出版的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刊载了一篇出自传教士手笔的批判文章,该文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讲授内容一无是处,“读书不足以知物,作诗不足以为贤”。林乐知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另一位传教士,长期主持同文馆的丁韪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播开来,士大夫被大清败给日本的消息所震惊,认为这是一场奇耻大辱。此时有些接受传统教育的读书人开始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并试图去改变它。
 
1895年的一天,在苏州宫巷教堂侍奉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接待了几位年轻的中国传统读书人,这在苏州传教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事。几位读书人对孙乐文说:“我们读了总督(按指当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的文章,现在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奇耻大辱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过去过于自负,不向别的国家学习。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致强,跻身于当代世界列强。张之洞说:‘对中国来说,除此无路可走,那就是:学习!!’在我们看来,由于要学的东西很多,开始的最好方法是学习你们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读你们的书。”
 
这就是孙乐文创办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的缘起。
 
在西方部分传教士看来,创办学校,传播近代知识,这是传播基督教的最好方式之一。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国际事件,中国传统文人也开始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这样就和传教士的办学思想结合起来。传统文人进入教会学校为的是学习西方,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而传教士传播西学则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虽然目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改变中国。
 
虽然部分读书人面对甲午战败,痛定思痛,决定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从而走进教堂,走进传教士,甚至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士绅对基督教的接受与认可。在苏州基督教教堂和学校的创办的过程中,最大的反对力量还是来自于士绅群体。
 
“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其文化权力之作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对下教化民众,一是对上维护道统。”(徐茂明:《明清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38 页。)士绅在官府和民间的中间,起着教化和沟通的中介作用,他们维护者宗族组织、地方社会、地方慈善组织、本土宗教信仰、士绅自身权力等方面的秩序,在耶稣时代相当于监督普通犹太人是否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传统伦理和社会结构的主要维护者。
 
其对抗基督教的方式之一就是乡约活动。乡约起源于周代,在《周礼》中已有记述。它是一种通过民间结约来规范乡民的一种方式,开始是一种民间行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概到了明代,乡约开始从民间组织转向政府官方倡导,从而成为官方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虽然名字叫乡约,却有着政府的强制性和定期性,同时因为面向普通民众也具备了通俗性。因此,在太平天国时期,乡约成为苏州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反拜上帝教渗透的工具。这样,我们才看到乔装改扮的传教士一入苏州即被抓获的情况。
 
士绅承担的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统伦理的维护与监督。因此,太平天国败北撤出苏州之后,乡约依然照常举行。在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废除了禁教政策,乡约依然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
 
清政府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成为士绅阶层特权的最大威胁,只要基督教在传播,那么士绅阶层的影响就会受到压缩,因此在恐慌之后,士绅开始聚集起来,用王韬的话说就是“苏城绅士,于朔望必集中讲说。……盖隐与西人为敌也。”(《王韬日记》)这也许就是禁教废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传教士无法踏足苏州的根本原因。
 
随着科举的废除,士绅阶层失去了对自身阶层的延续渠道,在苏州这个西学发达的地方,部分士绅开始倾向西学,比如上文提到的几位秀才模样的年轻人走进宫巷教堂主动学习英文的情况。但是这只是相对于年轻的读书人,那些上了年纪,不愿学习的士绅则大有人在,他们成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力量。但是,这种反对力量因为没有了科举的支撑,也就慢慢减弱,最终传教士们用西学的功效,通过医疗和教育把士绅阶层驱赶到角落里自怨自艾去了。
 
基督教教育在苏州的发展,既有国际大背景也有国内背景,更有苏州自身的地缘原因。因此基督教在苏州的教育发展与上述背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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