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华人网络研究，因其能够弥补传统华侨华人研究囿于民族国家框架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华侨华人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跨国性”特征，从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似的是，将“网络”框架引入近代基督教史研究，亦能更好地体现基督教的“跨国性”与“跨文化性”。有鉴于此，研究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对于华人网络研究和近代中国基督教研究都应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研究尚不多见。①已有研究主要从网络功能的角度分析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对于华人信徒拓展生存空间的作用，然而对于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结构和影响却未有专门的论述。那么，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结构有何独特之处？其结构能产生什么影响？能否为华人网络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和理解？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就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新教)跨国网络进行分析，以期获得初步的解答。
一、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发展历程
18世纪末，西方教会掀起近代普世宣教浪潮，以向海外非基督教民族传教为目的的新教传教团体相继产生。一个以西方各国差会为起点的基督教跨国网络就此在全世界展开。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并逐渐发展。直到1942年日据时期该网络遭受阻隔以前，其发展历程大概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815-1842年
真正拉开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历史序幕的，当属被誉为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虽然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后，其主要传教活动并不在东南亚各地展开，然而，正是从他开始，并在他的影响下，新教传教士开始络绎东来。1815年，传教士米怜(Willliam Milne)与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东南亚第一个伦敦会布道站，标志着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产生。1817年，以马六甲布道站为中心和基础，面向印度以东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布道团“恒河外方传道团”(The Ultra-ganges Missions)成立。东南亚作为对华宣教中转基地的地位从此确立。这期间，伦敦会应马礼逊的建议，陆续派传教士抵达马六甲。至1817年6月，在马六甲的传教士已有8人。此后，“恒河外方传道团”因内部纷争，司雷特(John Slater)前往巴达维亚传教，贝敦(Thomas Beighton)和恩士(John Ince)前往槟榔屿传教。1819年新加坡开埠，考虑到新加坡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发展潜力，米怜请米顿到新加坡传教。至此，一个以马六甲为中心，以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为节点，以书信为联系方式的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已初具雏形。作为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中心，马六甲是传教士至东南亚的第一个落脚点。传教士在这里休整熟悉并学习语言后才被派往东南亚各地。据吴义雄所列“1807-1851年来华新教传教士一览表”②，1842年以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共有58人，其中曾在东南亚传教的传教士就有46人之多。另据朱峰统计，鸦片战争前，共有59位传教士东来，其中就有41位驻扎在中国本土之外的东南亚华人社会。③这些传教士受伦敦会、美国浸礼会、美部会、美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荷兰传道会等西方差会差派，足迹遍及东南亚的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槟榔屿、暹罗、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地。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伴随他们的足迹得以拓展。
(二)1843-1880年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福音之门也在不平等条约的护佑下随之开放。原在东南亚蛰伏的传教士们纷纷撤离东南亚，涌向中国。东南亚的华人传教工作随即陷入低谷。除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基督教均告终结。1846年7月2日，除伦敦会负责马来人差传的传教士纪魄礼(Benjamin Peach Keasberry)外，各差会的所有传教士均离开了新加坡。此后，新加坡的华人差传工作几乎停滞。至1880年以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仅靠纪魄礼、圣公会的柯苏菲(Sophia Cooke)、韩富礼(William Humphrey)、龚威亨(Rev.William Henry Gomes)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费塞(Thomas Mckenzie Fraser)、陈诗武(Tan See Boo)等人的努力得以维持。就华人基督教而言，新加坡成为整个东南亚唯一一个与中国教会、西方差会仍有联系的节点。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几近消失。
(三)1881-1942年
然而，随着东南亚华人的逐渐增多，华人社会的逐步拓展，东南亚作为海外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地区，其华人基督教开始渐渐复苏，并在此后得到长足发展。最先复苏的是新加坡华人基督教。1881年和1885年，英国长老会和美以美会分别派传教士阁约翰(J.A.B Cook)和阿尔汉(William F.Oldham)到新加坡负责华人差传。此后，新加坡的华人基督教得到长足发展。伴随其发展，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也开始逐渐拓展。这一时期，英国教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地兴起，荷兰教会在印度尼西亚耕植，美国教会在菲律宾、缅甸、泰国、新加坡等地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已渐成规模。以美以美会为例，其传教士于1847年到达中国，于1859年到达印度。1885年，阿尔汉被南印度议会差派为宣教士到达新加坡。1886年至1887年间，美以美会宣教范围除新加坡外，已扩展至缅甸的仰光、东隅(Toungoo)，以及槟城(候派)。1888年，马六甲及邻近地区脱离南印度议会另为宣教地区。④1889年，马来亚临时年议会在新加坡组建，魏时负责华人传教。此后，美以美会的宣教范围还扩展至吉隆坡、槟城、霹雳、实兆远、马六甲、砂拉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⑤这就是美以美会为华人基督徒建立起来的基督教跨国网络。从下表中可知，1940年以前，包括新加坡、马亚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地均已成立华人教会。而1965年以前，虽然人数很少，但在东南亚各地均已有华人基督徒存在。⑥正如朱峰所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表明：基督教进入中国，通过教育、医疗、出版等方式，为华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纵向网络。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则说明：基督教会亦为华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跨国的横向流动网络”。⑦可以说，这一时期在中国、东南亚和欧美各地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
二、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结构
所谓网络结构，是对网络内行为体之间联结与分裂模式的抽象表达。王苍柏曾将当前华人网络的研究归纳为四张面孔。它们分别是“文化载体”、“社会纽带”、“经济圈”和“空间”。⑨这四张面孔分别代表了学界研究华人网络的四种不同视角。依此划分，笔者认为可将华人网络结构分为“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鉴于经济层面在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因此下文仅就“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化结构”
跨国网络的“文化结构”，是指跨国网络中行为体以“文化认同”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模式。学界对于华人网络“文化结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杜维明对“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论述。杜维明认为“文化中国”包括三层象征世界(Symbolic world)。第一象征世界是华人文化处于绝对优势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第二象征世界是指除第一象征世界外，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象征世界是指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国际人士。⑩然而，并非所有华人网络的“文化结构”，都体现这种根据行为体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亲疏，而形成文化的“差序格局”。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文化结构”就是特例。
通过上述对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历史的分析，不难折射出其“文化结构”不仅仅是“文化中国”“差序格局”的单向延展，而且还展现了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网络”对于“文化中国”的嵌入。事实上，在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中，尽管东南亚各地华人基督教的产生，是代表“基督教网络”的西方差会主动的结果，但是主动不代表完全主导，以“华人文化”为中心的“华人网络”所起的作用，应与“基督教网络”不相上下。“基督教网络”与“华人网络”同等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并非单方主导的结果，而是双方相互嵌入而成的。是以，在“文化结构”层面，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应是以基督教亚文化为载体的“基督教网络”和“文化中国”三层象征世界为载体的“华人网络”相互嵌入的结果。
如上图所示，在“文化中国”的三层象征世界中，东南亚(除新加坡外)华人基督教处于“文化中国”第二层象征世界与“基督教网络”的交集中，而新加坡华人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则处于“文化中国”第一层象征世界与“基督教网络”的交集中。根据这种“文化结构”，我们可以将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分为相互交叉和重叠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以及东南亚与欧美各地教会之间的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前者是指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与中国各地华人教会(特别是沿海主要口岸城市)之间所建立和维系的各种联系。后者则是指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之间，以及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与欧美各地教会(差会)之间所建立和维系的各种联系。传教士、华人基督徒，乃至一些与基督教曾发生联系的非基督徒华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信息与资源，都在这一相互嵌入而成的网络中流动。
(二)“社会结构”
在上述相互嵌入的宏观背景中，西方的基督教，以及华人的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成为构建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社会结构”的社会纽带。这两种社会纽带的不同特质，决定了它们所构建的“社会结构”也必然呈现差异。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以此形象地论述这两种社会纽带所构建的不同“社会结构”。“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这就是所谓的“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却有别于西方社会。“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在“团体格局”中，宗教“是团体的象征”，是“道德观念的来源”，也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而在“差序格局”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则是引发和推动波纹的“石头”，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11)推而论之，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社会结构”，应是“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并存与交融。
在以华人的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结构中，华人基督徒常常依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单位，迁移至东南亚各地。最典型的当属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基督徒多次集体移民东南亚。1883年，广东花县、梅县客家103个华人基督徒集体移民英属北婆罗洲(沙巴)；1898年，100个客家人基督徒集体移民砂拉越古晋；1901至1902年，福州华人基督徒1072人集体移民砂拉越诗巫；1903年，福州华人基督徒300人集体移民实兆远；1911年，福建仙游、莆田华人基督徒102人集体移民砂拉越诗巫。(12)
在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团体格局”结构中，华人基督徒虽然来自不同的祖籍地，操不同的方言，却不因祖籍方言差异和亲疏远近分属不同基督教宗派，而是时常以相同基督教宗派为纽带，分属同一个宗派中的不同华人堂会。正如费孝通所论：“团体格局”中“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在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13)以新加坡为例，其各宗派华人教会是以不同的华人移民方言群为基础建立堂会，不同堂会提供不同的方言聚会，为不同的华人方言群服务。美以美会最早的堂会直落亚逸堂主要以闽南语和福州话崇拜，此后先后出现了福州话(福灵堂)、莆田话(天道堂)、广东话(感恩堂)、客家话(天恩堂)的崇拜。(14)而新加坡长老会除了众多华人堂会设立闽南语(福建话)崇拜之外，还分别设有潮州话(生命堂、伯特利堂)和海南话(圣恩堂)崇拜。(15)同是闽南人，却分属不同的宗派。可见，华人教会先是以基督教的“团体格局”分类，后以华人的血缘、地缘关系分类的。这也就决定了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所建立起来的跨国网络“社会结构”首先应是“团体格局”。
(三)“空间结构”
“通过跨越国民、国家的境界之空间以使网络‘可视化’”，这是研究网络“空间”的意义所在。学界从“空间结构”的视角研究华人网络时，发现其基本空间并非国家，而是“地方”，如新加坡、横滨、神户、长崎、釜山、仁川及中国香港、厦门、汕头、上海等地。(16)而王苍柏更是借用斯金纳的思想，将华人网络的“空间结构”分为“基本网络”、“中间网络”、“中心网络”三重网络系统。(17)
依照上述划分，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也可以超越原有国别疆界的思想，以东南亚、中国、欧美各重要城市(“地方”)为空间节点，将其“空间结构”划分为三重空间网络系统。第一重是以中国沿海各口岸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泉州、上海、宁波等)，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新加坡、马六甲、砂拉越、实兆远、暹罗、爪哇、苏门答腊、柔佛、沙巴等)和欧美各传教基地(伦敦、费城、巴尔迪摩)为“基本节点”的“基本网络”。这些“基本节点”是华人基督徒和传教士在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中流动的基础。“基本网络”负责提供基本的人力和信息资源。华人基督徒和传教士籍此前往东南亚，并在东南亚、中国和欧美各地间往来流动。第二重是以东南亚各个重要华人教会据点(新加坡、马六甲、砂拉越、沙巴)为“中间节点”的“中间网络”。这些“中间节点”的华人基督教通常发展较好，因而人员与信息的流动更为密集。“中间网络”作为网络中更高等级的“空间结构”，聚集了更多可资利用的人力和信息资源。第三重是以新加坡为“中心节点”的“中心网络”。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最为活跃的“中心”，以其为中心的跨国网络的联结密度、强度和集中度都是最高等级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空间结构”，正是由上述从低到高且相互交织的三重等级网络空间构成的。
三、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结构的影响
研究网络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网络单位的行为，并更好地识别网络中人员与信息流动的来源与去向。从上文可知，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结构有其不同于一般华人网络的独特之处。这将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影响：
(一)“文化结构”与人员、信息的流动
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是“基督教网络”和“华人网络”相互嵌入的结果。这说明该网络不仅仅是“文化中国”“差序格局”的单向延展，还包括“基督教网络”的主动嵌入。而“基督教网络”的嵌入正是该网络“文化结构”的主要特征。这也就决定了该网络中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正如该网络的历史所体现的，“基督教网络”的嵌入是以中国为主要导向的。西方差会将主要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基督教。鸦片战争前，多数传教士因清政府禁教难以进入中国。是以，他们只能选择“文化中国”“差序格局”中离中国最近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作为传教基地，并将其作为“试验场”，为日后到中国传教做准备。鸦片战争后，中国福音之门既已打开，西方差会自然再没有在东南亚耗费资源的理由。因而，差会主动放弃耕耘20多年的东南亚，将绝大部分传教士派往中国传道，从而快速推动了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尽管在此之后，随着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渐渐有传教士开始关注东南亚的华人差传事工，并将主要精力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基督教，但就总体来看，西方差会始终是将中国作为其人员、信息和资源输出的主要对象。在1890年召开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阁约翰(J.A.B Cook)就曾撰写文章《海峡殖民地及其周边的华人》称：“现在正是基督教在这座‘东方的利物浦’(指新加坡)为自己和所抱信仰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了。新加坡正在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这里有这么多的种族，特别是华人……”(18)以此呼吁教会重视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的华人差传。但该文显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
(二)“社会结构”与华人基督徒的迁移
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以华人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和以西方基督教为基础的“团体格局”的并存与交融。这决定了网络中华人基督徒迁移的独特之处在于：1.迁移的动力。大多数华人基督徒之所以移居海外，其动因主要源自生存压力。而这种在中国本土的生存压力，更多的则是来自基督教信仰。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华人基督徒因为基督教信仰将面临巨大的社会、文化压力，而且常常威胁到他们的生存。(19)面对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一些华人基督徒因而选择背井离乡，远渡南洋。2.迁移的途径。华人基督徒迁移东南亚，其主要途径来源于教会建立起来的跨国网络。上文提到的多次华人基督徒集体移民，均是由基督教会(巴色会、美以美会)组织，并利用基督教的关系网络确保迁移过程得以顺利完成。除了集体移民外，华人基督徒也时常籍基督教网络零散地移民到东南亚。例如新加坡长老会华人教会从1883年到1892年10年间，除1889年和1892年外，其他年份从新加坡以外(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接收的华人信徒人数都要超过新加坡本地受洗的人数。(20)新加坡美以美会1894年、1899年、1900年和1901年的年议会报告中，都曾提到接收了来自中国的华人基督徒。(21)新加坡教会接收的这些华人基督徒，都不是以集体移民的形式来到新加坡，而是通过中国各地教会的书信介绍迁移到新加坡的。除了华人平信徒外，许多华人教牧人员也借助基督教跨国网络来到新加坡。仅1900年，就有12位中国牧师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在不同的长老会教会工作。
(三)“空间结构”与跨国网络的中心
若以前面“文化结构”的视角，由于“基督教网络”的嵌入以中国为主要导向，加之“文化中国”“差序格局”所决定的中国的中心地位，中国显然应是整个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中心所在。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且位于“文化中国”第一层象征世界的国家，则位于仅次于中国的地位。然而，这一视角也有其局限，那就是仍然囿于以国家疆界的传统研究框架，并且“预设了一种普世的‘华人性’的存在”，无法完全诠释“华侨华人”和“基督教”的跨国性、跨文化性，也未能全面体现网络研究的优势。
若以该网络的“空间结构”论，摆脱原有以国家疆界的框架，将网络空间的节点由国家转变为“地方”，就会展现出前文所述以东南亚、中国、欧美各重要城市(“地方”)为空间节点的三重等级空间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文化中国”中心的中国和作为“基督教文化”中心的欧美各国，已不再是网络的中心所在。取而代之的是当时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最活跃的新加坡。1940年以前，在东南亚活动的各差会大多都已在新加坡建立华人教会。正如叶华芬所述：“南洋华侨教会，以宗派而言，最发达者实为美以美会，今遍设于马来半岛两岸，几于无处无其势力。”(23)又如新加坡长老会于1901成立“新加坡长老大会”，后更名为“星马长老大会”。此后，该会宣教范围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后分为新加坡、北马、南马三个教区)。是以，历年来有许多华人基督徒借助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登陆新加坡，又由此辗转至东南亚各地，或回到中国。可以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跨国网络的联结密度、强度和集中度都是最高的。新加坡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中心。
综上所述，1813-1942年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籍此可以发现该网络在“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方面，都有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华人网络的独特之处，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特点所带来的独特影响。在以基督教文化为载体的“基督教网络”和以“文化中国”为载体的“华人网络”相互嵌入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交融，形成了一张以新加坡为“中心节点”，以东南亚各地重要华人教会为“中间节点”，以西方各国差会和各地华人教会为“基本节点”的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在这个中西交融的三重等级网络系统中，“基督教网络”和“华人网络”分别成为对方可资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基督教通过“华人网络”中的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华人也利用“基督教网络”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借助“基督教网络”跨国流动，华人基督徒不仅籍此找到生活的出路，甚至在异国他乡找到精神归宿，华人教牧人员更是在差传工作中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也恰恰体现了差会、传教士、华人教会、华人等不同的网络单位，在建构和改造该网络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
①2002年，梁元生在"The Moses of China:Huang NaiShang and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e in Sibu"(Eth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2002.)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教会网络”(Church Networking)这一概念，并介绍了黄乃裳利用教会网络组织福建美以美会移民诗巫的过程。李榭熙在《19世纪中期(1835-1860)华人浸信会教民的曼谷-香港-潮州跨国网络》(《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早期的浸信会如何通过华人信徒的亲缘、乡土和跨国网络进行传教活动。朱峰在《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和《殖民地处境下的华人基督教——以近代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开始关注和论述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上述成果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参考。
②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538页。
③(12)(19)朱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3、75页。
④《新加坡基督教美以美会华人年议会简史》，《新加坡基督教美以美会华人年议会卫讯文集第五集——堂会简史》，华人年议会出版部1991年7月，第9页。
⑤⑦朱峰：《殖民地处境下的华人基督教——以近代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⑥J.Harry Haines,Chinese of the Diaspora,Edinburgh House Press,1965,PP.34-38.
⑧表中资料主要来自James Y.K.Wong,The Church In Singapore,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Singapore,1998,P.5，以及朱峰：《殖民地处境下的华人基督教——以近代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⑨(17)王苍柏：《华人网络的再认识：一个空间的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⑩Tu Weiming,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Daedalus 120(2),1991,PP.1-32.
(11)(1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31页。
(14)《新加坡基督教美以美会华人年议会卫讯文集第五集——堂会简史》，华人年议会出版部1991年7月。
(15)《以爱联系，用心服事——新加坡长老会120周年纪念》。
(16)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
(18)J.A.B.Cook,The Chines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Shanghai,1890.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679.
(20)J.A.B.Cook,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The Malaysia Message,Singapore,December,1893,P.23.
(21)Minutes of The Malaysi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96(P23),1899(P24),1900(P23),1901(P35).
(22)叶华芬：《南洋华侨教会》，《中国基督教年鉴(1936年)》(第13卷)，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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