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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伊斯兰宗教资产与政治和宗教权威挂钩,引发竞争与冲突
发布时间: 2019/6/27日    【字体:
作者:哈里斯•哈桑
关键词:  伊拉克 伊斯兰宗教资产 政治 宗教权威  
 
 
伊斯兰宗教资产(Islamic endowment)是伊拉克宗教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用作支持清真寺、圣殿和其他公共宗教场所;另一种是土地、不动产和原所有人申报的任何类型的财产。这些财产的治理方式和结构对于塑造当代伊斯兰教和确定宗教权威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清真寺和神龛是公众集会的关键,为负责这些活动的人提供了信息传播和在宗教领域表现自己的平台。他们通常拥有可商用的设施或者房地产,并接受朝圣者和慈善家的慈善基金。与其他基金一起,清真寺和神殿可以产生收入,来维护所有者的权威。一些清真寺,特别是什叶派伊玛目和逊尼派为领袖的清真寺,也提高了其管理者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影响力。
 
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后,伊斯兰宗教资产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并影响了宗教当局的作用和地位。这导致了宗教开始与政治结合,并对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当局产生了影响,它加剧了逊尼派中活跃势力之间的分裂和竞争,同时还巩固了纳贾夫地区宗教权威在什叶派中的地位。
 
伊斯兰宗教资产与宗教重组
 
2003年之前,政府通过宗教资产与伊斯兰事务部(MERA)控制了伊拉克大部分重要的伊斯兰宗教资产,MERA是政府严格监视宗教和在清真寺中传播统一的、国家批准的信息的主要工具。
 
什叶派圣殿和逊尼派清真寺由由MERA任命的管理人员来管理,通常是根据他们对政权表现出的忠诚程度来选择的。伊玛目和传教士大多是国家雇员或是由MERA和当地的复兴社会党分支机构授权的人员,同时其他安全机构会监督他们的布道。
 
不遵守政府指示或布道与官方不一致的神职人员和伊玛目被认为是“不合作的”或“不忠的”,他们经常被解雇、逮捕甚至被处决。
 
什叶派政党和宗教当局曾认为伊拉克复兴党是反什叶派的,因为什叶派人口和神职人员受到压迫(特别是在1991年起义后),什叶派神职人员被处决和暗杀,什叶派仪式举行也受到限制。
 
尽管复兴党是世俗的,但该政权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控制,他们质疑什叶派神职人员的自治权,并与反对该政权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发生冲突。
 
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后,什叶派政党和宗教当局试图改变他们认为的旨在掩盖什叶派的压迫政策,MERA在该政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即使是逊尼派伊斯兰政党(代表是伊拉克伊斯兰党(IIP)),也对前政权的世俗倾向持批评态度,并将其垮台视为一个重新确立宗教在公民生活中地位的机会。
 
因此,2003年后的政府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承认宗教机构的自治权及其在公共领域独立运作的权利。实施这一模式的第一步是2003年8月由临时理事会(由美国领导的联军临时机构组成,也将伊拉克政治派别的成员纳入决策范围)决定废除MERA。
 
该决定由什叶派伊斯兰政党与IIP协调,在部里设立了政教合一的基金办公室,包括什叶派基金办公室(OSHE)、逊尼派基金办公室(OSE)以及基督教和其他基金办公室。
 
这一举动是为了结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让伊拉克的多个教派和宗教有更多的自由,在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内表达他们的身份和信仰,这个新的政治框架主张多元化,并代表着多民族宗教社会。
 
然而,伊斯兰宗教资产的这种转变在伊斯兰遗址的归属和新忏悔基金的管辖权问题上引发了新的矛盾。它加重了宗教领袖的反思与不满,同时还加剧了宗教活动者在地位、收入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竞争。
 
在美国干涉内政后的混乱且缺乏法治的社会背景下,几个宗教团体争相控制伊斯兰宗教资产,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制度上对其进行重组是正当且必要的。
 
然而,将清真寺、宗教场所和其他基金分配给逊尼派或什叶派并非易事,因为它需要设定双方都接受的标准来划分财产。
 
许多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和神职人员相信,前政权已经建造了逊尼派清真寺,并迫使慈善家和捐助者将他们的捐款登记为逊尼派捐款,这是其掩盖什叶派身份计谋的一部分。
 
什叶派认为,前政权为阻止捐助者给什叶派清真寺基金制造了许多障碍,它还表示已经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前政权故意忽视和减少什叶派基金和宗教场所的文件。
 
逊尼派官员则不同意这种描述。他们认为,MERA已经在其机构结构中对逊尼派和什叶派基金做出了有效的区分,并且在开发新的分配结构时也应该根据这一点。
 
2004年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神职人员和专家,负责分配伊斯兰宗教资产。据逊尼派的一位官员说,该咨询委员会在向两个教派分配人员、基金和宗教场所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双方仍在某些财产的分配上产生了争议。
 
随后,2008年成立了一个分离和隔离委员会,其成员中有一名法官、一名财产官员、一名索赔委员会代表、一名土地登记局代表、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代表。
 
最初,委员会商定了确定基金和宗教场所的四个主要标准,包括基金登记名称、捐助者的身份、捐助者记录在案的关于向哪个宗教团体基金的声明,以及任何其他有助于确定基金者身份的文件等。
 
然而,这还不足以解决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所有争议,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成功地将这套标准应用于数百座清真寺、建筑和土地上。于是他们决定诉诸法院,以确定有争议的基金的归属。
 
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决争端,特别是什叶派官员和什叶派宗教团体经常认为一些文件是前政权伪造的。因此,委员会的会议很难达成一致。
 
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政教合一化
 
伊斯兰宗教资产领域的重组加剧了伊拉克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在2003年后,宗教分歧、暴力和民族主义政治则进一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结果,两个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更鲜明,他们没能求同存异,反而加剧了教派之间的斗争。宗教遗址的“什叶派化”或“逊尼派化”反映了伊斯兰宗教资产和城市空间正在被重塑,这些遗址成为了集体文化和身份的标志。
 
政教合一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撒马拉第十和第十一什叶派伊玛目的清真寺。撒马拉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城市,而这座神殿历史上由一个有苏菲背景的逊尼派家族管理的。
 
2005年12月,议会通过了一项管理什叶派清真寺的法律,该法律将什叶派清真寺的管理职责分配给了OSHE。一些逊尼派宗教当局和萨马拉居民反对这种安排。OSE的第一任领导阿卜杜勒·加福尔谢赫是该市的居民,他公开批评这项条款,称萨马拉是逊尼派城市,其居民一直敬畏并保护着清真寺。
 
2012年,联邦法院驳回了OSE提出的有关该市清真寺管辖权的法律诉讼。2006年,逊尼派恐怖分子对清真寺的袭击只加强了什叶派的信念,即他们的清真寺正处于极为危险的环境中,需要特别的照顾和保护。
 
这也就是在2014年穆克塔达·萨德尔命令萨拉姆民兵部署到萨马拉以保护清真寺的原因,因为当时ISIS恐怖组织正在向这个城市进发。最近,一些居民和逊尼派官员指责OSHE和什叶派民兵组织非法控制清真寺周围商用建筑和民用住宅,认为此举导致该地区人口发生变化。
 
同样,巴格达的一些古老的清真寺的归属权也遭到了质疑,因为OSE和OSHE均声称对这些建筑持有管理权。这些争议是源于双方试图对每座清真寺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和归属进行查证。
 
比如位于市中心的阿西菲亚清真寺,该清真寺建于1017年,于19世纪进行了翻修,OSHE称其内有著名的什叶派神学家穆罕默德·本·雅库拉尼的坟墓,而逊尼派当局则声称该清真寺长期以来与苏非派有联系,内有苏非派学者哈利思·穆哈西的坟墓。
 
OSHE和OSE都声称有权对清真寺进行监督,直到几年前这一争执才以OSHE获得管理权而告终。
 
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历史性的凯拉尼清真寺的归属权也引发了分歧,OSHE认为该建筑内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的四名代表之一穆罕默德·本·奥斯曼·欧马里的坟墓,而这一声明遭到了OSE和其他逊尼派神职人员的反驳。尽管OSE官员坚持反对,这两座清真寺都归到了什叶派的管辖中。
 
这反映了2003年后巴格达什叶派的兴起和什叶派霸权主张的抬头。这种霸权模式是因为什叶派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什叶派军队在镇压逊尼派军队方面取得了成功。
 
关于在摩苏尔的几项伊斯兰宗教资产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议。什叶派曾要求将该市的20座清真寺(其中一些带有什叶派历史人物的名字)置于其管辖范围内,但当时的摩苏尔总督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这些财产属于逊尼派。
 
之后,什叶派民兵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并从ISIS恐怖组织手中解放了这座城市,他们试图接管这些清真寺并维护什叶派什对这些建筑的权利。OSE和逊尼派政治家则表示抗议,认为这是试图篡改摩苏尔的归属。
 
另一些争议是关于伊斯兰宗教资产的位置。大多数古清真寺都位于商业区,周围的商店、住宅或车库也是基金的一部分。这些额外财产通常为管理这些清真寺的机构或团体提供收入,使他们可以以房东的身份收取租金。因此,这些争端既是是宗教性的也是经济性的。
 
在关于所谓的总统清真寺争端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约有14座由萨达姆下令建设的清真寺拥有大型设施,一些什叶派官员对这些建筑被归类为逊尼派提出异议,要求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平分。
 
另一个分歧出现在这些清真寺能否被算作是“总统”的。什叶派将这个质疑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时期建造的清真寺,这一举动遭到了逊尼派的反对。
 
在巴格达,什叶派最终接受了逊尼派对总统清真寺的监管(考虑到大多数清真寺都有政府任命的逊尼派伊玛目或位于逊尼派地区),但位于曼苏尔商业区的拉赫曼清真寺除外,该清真寺由谢赫穆罕默德·阿尔雅库比率领的什叶派组织管理。虽然它在法律上被分配给了什叶派,但是现在还是逊尼派在实际掌控。
 
这个清真寺包含大面积的车库和土地,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良好的收入。在其他地方,总统清真寺是根据每个省的教派人数来分配的。
 
此外,2006-2007年因萨马拉清真寺遭到袭击而引发的宗派冲突导致什叶派民兵对逊尼派清真寺进行报复性袭击,尤其是在巴格达,其中的一些清真寺被什叶派接管。
 
据逊尼派内部消息人士称,什叶派民兵强迫逊尼派神职人员放弃这些清真寺,或者干脆在逊尼派伊玛目因为恐惧而不敢出面时强行接管。
 
这不仅限于清真寺和其他礼拜场所,还扩展到了商业场所和农业用地,根据内部人士消息,这些商业场所和农业用地属于逊尼派,却在民兵或安全部队的帮助下被什叶派接管。什叶派则辩护称,大多数伊斯兰宗教资产都在什叶派地区,但是前政权将逊尼派神职人员分配到这些地区作为其反什叶派政策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政教合一是2003年后教派分化加剧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这进一步分化了教派,减少了教派之间求同存异的可能性,也削弱了宗派团结。
 
另一方面,这种分离让公众认识到了伊拉克的多重政教合一结构,给了公民们在公共场合自由表达不同宗教身份的空间。
 
然而,在宗派两极化的背景下,这种“差异”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是紧张,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尽管有迹象表明,随着ISIS恐怖组织的解体,宗派主义在形成社会政治两极分化方面已不再是占主导地位,但伊拉克仍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挑战,即在承认其多重政教合一结构的需要与重建跨宗派身份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这意味着需要在公共场所在两个教派之间寻找共同点。
 
伊斯兰宗教资产与逊尼派的重组
 
伊斯兰宗教资产管理的政教合一化引起了争议和反对,这不仅发生在教派之间,也发生在教派内部。因为逊尼派内部分裂,这一点在逊尼派基金管理方面尤为明显。并且与什叶派不同的是,逊尼派还缺乏一个主导的宗教权威。
 
这可以部分归因于长期以来逊尼派当局与国家政府紧密相连使MERA有效地控制了逊尼派宗教机构,大多数逊尼派神职人员都是国家雇员。MERA在逊尼派基金基金和宗教学校与相关机构的管理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未能对什叶派宗教场所以及学校和神学院(称为Hawza)施加同等程度的控制。
 
什叶派神学院长期自治,教授非官方的知识,拥有更多的非伊拉克的、主要来自伊朗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有着国外支持。
 
逊尼派官方机构的设立在逊尼派内部催生了新的势力并引发了竞争。最初,2003-2004年成立的临时理事会曾选出了身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伊斯兰学者杜拉米担任OSE主席(部长级职位)。
 
这引发了伊拉克伊斯兰政党和其他逊尼派组织之间的竞争,如穆斯林学者协会(AMS),每个团体都声称自己是逊尼派的真正代表。然而,AMS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因此它的地位被削弱,其权利落入了他人手中。最终,其他文职人员和机构通过承诺将伊斯兰宗教资产与政治利益脱钩的方式加入了竞争。
 
2005年8月,伊拉克过渡政府(2005-2006年在位)任命萨马拉为逊尼派基金办公室的新领导,他是一名温和派的苏非派教士。而杜拉米成为了议会中逊尼派的代表,其立场是批评政府,指责政府伙同或放任什叶派攻击逊尼派。
 
逊尼派的分裂、宗派两极化和暴力事件猖獗使得萨马拉陷入了两难的局面,为了获得政治支持,他与伊拉克伊斯兰党合作,并被包括穆斯林学者协会和圣战组织在内的强硬派指控为什叶派主导政府的傀儡。
 
2007年,他迫使穆斯林学者协会关闭其在巴格达卡赫的大乌姆库拉清真寺的办公室,并将其移交给官方逊尼派基金部门。
 
2011年8月,萨马拉在一次自杀式袭击中幸存下来,该袭击很可能是由自称为ISIS伊拉克分部的恐怖组织实施的。这次袭击发生在萨马拉和几名伊拉克伊斯兰党成员一起参加集体祈祷时,造成数人伤亡,其中包括一名伊拉克伊斯兰党议员。
 
201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逊尼派基金办公室的法律。该法律赋予其管理基金、投资其收入以及支持逊尼派宗教和慈善机构等多项职责。
 
根据该法第4.2条,逊尼派基金办公室部长应由内阁提名,其提名要由伊拉克司法会众(IJC)批准,该会众由伊拉克高级学者理事会组成,包括五名苏菲和五名萨拉菲学者,其总部设在著名的巴格达伊玛目阿扎姆清真寺。
 
伊拉克伊斯兰党帮助建立了这个机构用来对抗穆斯林学者协会,并将其设为逊尼派的最高宗教权威。该法律在起草过程中受到了伊拉克伊斯兰党深刻影响,并与什叶派基金办公室的相关法律同时获得了认证,旨在为逊尼派增加更多的结构。
 
萨马拉在2013年主要因为逊尼派对手的腐败指控而被迫下台。由于逊尼派未能就接班人的人选达成一致,当时的总理海尔德·阿巴迪于2015年任命阿卜杜勒·拉蒂夫·艾尔·休谟为OSE的代理主席,他的提名得到当时的议会议长和伊拉克伊斯兰党的主要成员萨利姆·朱伯里的支持。
 
但是逊尼神职人员机构,如IJC,提出了反对意见,要求对逊尼派基金办公室规定的选举进行问询。
 
休谟来自安巴尔,是一名伊斯兰学者和前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成员,领导了一小群温和的逊尼派神职人员,该团体名为伊拉克乌兰玛知识分子协会。其他逊尼派宗教团体,如穆斯林学者协会和伊拉克司会法众,认为他是什叶派主导的政府的傀儡,而不是真正的逊尼派代表。
 
尽管遭到批评,休谟还是坚持自己的方式,在从ISIS恐怖组织手中解放出来的逊尼派地区采取了温和的重建和社会和解的措施。他继续萨马拉的做法,以激进的伊玛目和传教士为目标,试图进一步控制每周五的布道。
 
他发起了一个零容忍恐怖主义的运动,并主张将法律意见书的制作资格仅限于成熟和经过认证的伊斯兰法学家,使这一流程专业化。
 
然而,休谟面对着着来自其他逊尼派机构对权力和合法性的争夺,其中包括伊拉克司法会众(IJC)的谢赫·艾哈迈德·哈桑·塔哈领导,他之前是穆斯林学者协会的成员。塔哈的儿子和IJC的一名领导成员抱怨他们的机构在任命逊尼派基金办公室(OSE)部长时遭到了忽视,这削弱了OSE的权威性,使休谟受到了利益和政治团体的压力。因此,OSE和IJC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
 
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利用其权力任命OSE的部长,来提高逊尼派的忠诚度并减少他们的敌意。因为人们担心一个不忠诚的OSE部长会与逊尼派叛乱分子结盟。政府通过将与OSE有关的赞助人拉入政府的阵营,来驱逐不合作的人员从而重塑逊尼派。
 
一些IJC成员,主要是谢赫·拉菲·艾尔·里法伊,他被称为伊拉克的穆夫提,采取了反政府立场,甚至支持逊尼派针对前总理努里·马利基(2006-2014)领导政府的抗议活动,这加深了什叶派和政府对IJC的不信任。
 
然而,政府的这一态度使许多逊尼派学者和神职人员认为政府对他们抱有偏见,认为政府在试图破坏他们的独立。因此,反对政府的人经常辩称,他们是真正致力于捍卫和维护逊尼派免遭攻击的人。
 
萨马里说:“我们希望避免极端主义,但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身份被另一个(指什叶派)完全吞噬。”OSE第一任部长杜拉米于2017年去世,他甚至说,伊拉克正在被系统性地“什叶派化”。他说,政府和什叶派政党通过控制逊尼派清真寺和将巴格达逊尼派遗产转变为什叶派遗产来“什叶派化”这个国家。
 
其中一个通过与什叶派团体结盟来提高其在逊尼派地位的机构是由马赫迪·阿尔·苏美达领导的Dar al-Iftaa,他自称是一位穆夫提。Dar al-Iftaa自称是奥斯曼时代的伊拉克的穆夫提机构,它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原来的突出地位,并在1970年被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废止。
 
逊尼派和什叶派都不接受这一机构,有人指出,Dar al-Iftaa实际上是个人机构,而苏美达没有资格担任大穆夫提的职位。IJC在Majlis Shura ad Dawla(一个解决国家机构间争端的行政司法机构)对他提出了异议,组织了该机构被合法化。但这并没有阻止苏美达继续以穆夫提的身份活动。
 
苏美达是一个萨拉菲酋长,他对圣战组织持反对态度,并用一种安静的亲政府的萨拉菲主义取代了他以前的反什叶派立场,赢得了努里·马利基政府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的支持。他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接管了位于图布乌尔的乌姆清真寺,这是巴格达圣城西部世界上最宏伟的清真寺之一。
 
2013年,苏美达自称为伊玛目,试图用中世纪饱受争议的汉巴利神学家伊本·泰米耶来重新命名这座清真寺,但是失败了。据OSE的一位官员说,清真寺里的132套公寓被苏美达霸占用以给他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OSE对这些步骤提出了异议,并诉诸法庭,以恢复对清真寺及其住宅设施的权威。
 
苏美达的回应是给OSHE发了一封信请求维持他对清真寺的管理,OSE认为这是在试图挑战逊尼派的权威,是一种不合理的行动,且会将什叶派当局卷入冲突。
 
苏美达甚至在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的保护下在伊拉克的阿哈拉组建了一支民兵队,名为哈拉克(Harak)。这一行动的目标可能是利用抵抗ISIS恐怖组织的战争和与什叶派民兵的关系来比逊尼派会的更多的影响力。
 
苏美达经常会见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的代表,并公开与伊朗库尔德人部队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会面。
 
萨拉菲主义的传播不仅影响了逊尼派-什叶派的关系,也影响了逊尼派内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萨拉菲派对苏菲派的敌意。伊拉克拥有一些最古老和最著名的苏非派分支,如卡迪里和纳克沙班迪分支。
 
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加大了对苏非派命令的支持,以此来对抗沙特的影响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并作为其“信仰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政策在2003年后继续实施,苏非派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甚至得到了国家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的支持。
 
然而,萨拉菲主义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的宗派分裂和激进主义背景下。一些萨拉菲组织在费卢杰和巴格达周边地区控制了几个逊尼派清真寺,并利用它们传播反美和反什叶派的信息。
 
当ISIS恐怖组织控制了主要的逊尼派城市,摧毁了苏菲清真寺和其他的逊尼派宗教场所时,它实施了与传统相悖的激进的“逊尼派主义”,尽管这个理念已经在过去的数十年被现代化和世俗化所削弱。
 
甚至在ISIS战败后,周边地区的一些清真寺要么被萨拉菲主义支持者控制,要么举行萨拉菲派的非正式集会。根据伊拉克萨拉菲派学者希沙姆·哈希米的描述,OSE和传统逊尼派机构控制着市中心的清真寺,而萨拉菲派则在巴格达周边和其他城市周边的清真寺中有着绝对控制权。
 
如今,大多数萨拉菲派支持者都比较低调,避免参与政治,并且将关注重心转移到了宗教和民族事务上。一般来说,他们传播的伊斯兰教思想比苏非派的更为平等,吸引了想要寻找简单的、没有等级制度的平等宗教的青年们。然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反映出了逊尼派当局在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和努力缓和逊尼派内部的矛盾。
 
逊尼派宗教领域将继续分裂,而OSE是关键的参与者和竞争的对象。巩固对宗教机构和基金的控制将加强OSE的权威性,然而,在一个受到他国赞助并由排他性的当权管理下,一些人担心此举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并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将他们边缘化。
 
在总理阿迪尔·阿卜杜勒·迈赫迪于2018年组建政府之后,多个逊尼派政客和宗教组织要求对OSE部长的提名拥有发言权。然而,他们发现很难就提名人选达成一致,特别是该职位还吸引了几位非宗教导向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们希望能够获得OSE提供的部分资源和赞助机会。这可能会使派系之间达成协议,也因此为了OSE的利益,逊尼派需要在部长任命上做出妥协。
 
同时,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将继续倾向于选择温和的负责人,将OSE视为削弱激进逊尼派分子的重要工具。从长远来看,考虑到行动者的多样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差异,伊拉克逊尼派内部的分裂可能会继续下去,OSE的合法性和社会可接受性可能仍然有限。
 
伊斯兰宗教资产和什叶派宗教权威
 
尽管逊尼派基金的管理未能阻止逊尼派内部的分裂危机,什叶派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新管理制度却帮助巩固了什叶派的宗教权威。这可以从其主要宗教圣地(阿塔巴特)在过去十年的管理方式变化中看出。
 
在什叶派基金办公室(OSHE)成立之初,什叶派内部也存在着类似逊尼派内部之间的对伊斯兰宗教资产控制权的竞争,一些宗教团体单方面寻求从宗教遗址的象征性和物质性的资源中获益。
 
在2004年美军和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许多萨德尔军队的战士在纳贾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中避难,目的是利用其宗教号召力来传播他们的抵抗信息同时通过清真寺内的设施来治疗伤员并囤积武器。
 
大约在同一时间,由马哈茂德·哈萨尼·萨尔基领导的一个萨德尔军队分支试图入侵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2007年,一个非正统的什叶派组织Jund al-Samaa(天空之兵)试图在伊玛目·阿里清真寺游行,并因此与政府安全部队发生军事冲突,最后以成员大量伤亡和该组织领导人的死亡而告终。
 
侯赛因·沙米,一名神职人员和召唤党(Dawa Party)成员,通过召唤党和另一个主要什叶派政党即伊拉克最高伊斯兰委员会(SICI)达成的协议,被选为OSHE的第一任部长,同时也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的宗教职位,即朝圣和受戒委员会的负责人。
 
然而,沙米对OSHE的管理受到了其他什叶派团体的强烈谴责。纳贾夫的宗教领袖马尔吉亚也不满意沙米的工作,特别是在他被指控腐败和管理不善后。沙米在2005年被西利亚尼清真寺的伊玛目沙利·穆罕默德·艾尔·海达里取代。海达里则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2015年。
 
OSHE主要职能之一是管理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的“阿塔巴特”(’atabat)。200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管理“阿塔巴特”和什叶派朝圣场所的新法律,允许OSHE部长在获得代表什叶派最高等级和权威的阿里·艾尔·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的批准后,任命“阿塔巴特”的最高管理者的权利。
 
这是伊拉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承认和合法化大玛嘉监督“阿塔巴特”,这一举措甚至解决了许多至今在逊尼派中都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这一法律能够成功实施是因为马尔吉亚设法维持了纳贾夫的自治,包括依靠什叶派社区资助和来自伊拉克国内外的个人资助,以及保持了一种自治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在前政权企图渗透的情况下仍然牢不可破。这使得纳贾夫地区在2003年后成为什叶派地区领袖,从而促使什叶派政党迫切希望与之合作并获得认可。
 
2005年的法律确立了秘书长在伊拉克五个主要清真寺中的(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和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卡齐米耶的伊玛目·卡齐姆清真寺和萨马拉的阿斯卡里扬清真寺)的地位。
 
大玛嘉办公室参与了秘书长的提名,其中一些候选人是西斯塔尼的代表,包括纳贾夫地区的两个关系亲密的宗教高级人士。一个是阿卜杜勒·马赫迪·卡尔巴拉伊(Abdul Mahdi al-Karbalai),他后来成为秘书长以及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的“合法保管人”,另一个是秘书长艾哈迈德·阿斯·萨菲(Ahmed as Safi),后来成为了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的合法保管人。
 
在几年内,“阿塔巴特”管理层成为了强大的实体,主持了包括扩大清真寺、为朝圣者修建新设施、监督新建医院、建设和运营学校和大学等大型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部分地效仿了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扎清真寺的模式,该清真寺一个基金会管理,基金会的现任主席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尼任命。
 
“阿塔巴特”管理层从免税优待、其他“宗教机构”的资金和政府补贴中获利。这使他们能够承担一些“世俗”性质的项目,如: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的管理部门成立了食品、农业和建筑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收入归管理部门所有或投资于新项目。
 
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的管理部门与一家伊拉克-英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旨在建造伊拉克最大的机场,尽管伊拉克卡尔巴拉地区的负责人对此持保留意见。此类项目通常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但“阿塔巴特”管理层能够在有着关键清真寺的城市直接指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确定性的特殊情况。
 
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是OSHE的一部分,因此被视为公共机构,但他们与神圣场所之间的交易以及他们与大玛嘉的联系使其在2003年后成为一个独立在外的宪法机构,摆脱了其他公共机构的限制。
 
位于卡尔巴拉的“阿塔巴特”管理层开办的学校和大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更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些付费学校,而不是免费的公立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提供了更好的教育。
 
此外,因为OSHE部长西斯塔尼在2014年呼吁公民加入安全部队对抗ISIS恐怖组织,“阿塔巴特”管理层成立了新的准军事组织并参与了军事行动。这些军队组织有时为了区别于伊朗支持的部队而被看做是西斯塔尼的部队。
 
卡尔巴拉的许多居民更喜欢由“阿塔巴特”管理层来运行项目和服务,而不是由那些腐败且效率低下的国家和地方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塔巴特”管理层就没有腐败现象。一些人,包括国家官员,认为这一管理层是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扩大人员和活动规模,认为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却还要占用公共资金。
 
“阿塔巴特”管理层的活动和项目创造了新的利益网络,其包含多重利益关系并且有着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什叶派清真寺有着精神和物质双重重要性,可以给其负责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增光添彩。
 
此外,西斯塔尼将他在卡尔巴拉的周五布道看成是向外界传播其教义思想的重要场合,并利用该渠道提升了他在纳贾夫的威严和地位。因此,西斯塔尼成功地将反对的声音剔除出了主要的宗教舞台,并将他大玛嘉的身份合法化了。
 
因此,新的什叶派基金管理模式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任大玛嘉的选举以及伊斯兰宗教资产管理模式的修改。正是机构(国家机构OSHE)和非正式机构(大玛嘉)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好地体现什叶派神职人员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社会政治秩序重建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的独特过程。
 
在2012年OSHE颁布的法律中,这一重建进程被进一步合法化和制度化,其中西斯塔尼的办公室是主要起草人。根据法律规定,OSHE部长必须由总理在与大玛嘉协商后提名。
 
该法第13条规定,OSHE负责管理任何没有指定负责人、或由原所有者或大玛嘉转交给OSHE的基金。第14条规定OSHE在任命清真寺和基金基金管理人时,应遵循什叶派法理学和大玛嘉的意见。第15条规定,OSHE无权管理宗教学校和神学院,未经大玛嘉同意,不得干涉宗教学校和神学院的事务。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力量与西斯塔尼瓜分OSHE和“阿塔巴特”的权力。实际上,在“阿塔巴特”管理问题上OSHE还和其他组织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穆罕默德·赛义德·哈基姆是纳贾夫四个大玛嘉(marja_的复数)中唯一的阿拉伯人,并被一直看做是西斯塔尼的候选继承人。
 
他生于纳贾夫的一个杰出的神职人员家庭,他的阿拉伯和伊拉克血统提高了他的地位,因为马尔吉亚正在经历“伊拉克化”,即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新安排正在增加。在2015年,哈基姆在任命OSHE新总部长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任命阿拉·穆萨维以及艾哈迈德·阿萨菲为秘书长,而这两个人都是哈基姆的追随者。
 
据纳贾夫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哈基姆的办公室迫使OSHE解除尼扎尔·哈布尔·马泰恩担任伊玛目阿里神社秘书长的职务,因为他和哈基姆关系不好。什叶派评论员萨利姆·哈萨尼认为,纳贾夫和卡尔巴拉的伊斯兰宗教资产正在西斯塔尼和哈基姆两个阵营之间被分化。
 
这表明,尽管他们的重组进一步确立了纳贾夫在什叶派宗教中的宗教权威,但它并没有阻止教派内部的竞争。事实上,由于“阿塔巴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些竞争可能会加剧。
 
与此同时,这些主要由西斯塔尼小心引导的的竞争也体现了伊斯兰宗教资产管理将在决定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职位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斯塔尼最终去世后。
 
结论
 
2003年之后,伊拉克将国家政策从统治宗教事务转向了给予宗教行动者和机构更多的自由。曾经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控制宗教事务的主要工具被政教合一的基金办公室所取代。这被看做是权力下放、也是向着民主化和更公平地分配宗教财产而迈出的一步。
 
然而,这种转变引起了新的冲突和竞争。首先是新创建的OSHE和OSE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分文必争,互不相让。其次是多个宗教人士和政客之间的竞争,他们认识到在宗教场所和基金管理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利将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手的地位。
 
人们可以将这些竞争视为国家和宗教就合作管理宗教事务的谈判。同时,鉴于国家立场不是中立的,而且其关键决策是由寻求个人利益的政客做出的,这些竞争也折射出了权力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影响决策者的。
 
因此,考虑到2005年后占政府和议会主导地位的势力总是比国家本身更重要。也因此,在2005年什叶派政党主管政府和会议之后,OSHE 获得了更多机会来宣传其教义思想。
 
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政教合一化是长远的宗教改革中的一部分,这需要在两个教派政党之间建立边界,并团结每一个教派。政教合一成功地确立了纳贾夫地区宗教领袖作为什叶派最高权威的地位,并使其在什叶派基金和清真寺管理中的角色合法化。
 
这表明,纳贾夫地区宗教领袖的伊拉克属性和纳贾夫地区在什叶派中的重要性很可能会重塑什叶派等级结构,并可能会改变未来大玛嘉权力合法化的进程。
 
相比之下,新的逊尼派基金管理制度迄今未能阻止逊尼派的分裂。显然,建立一个类似于什叶派的逊尼派权威是一些逊尼派宗教政治人士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逊尼派内部的竞争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围绕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其背后支持者们之间的角逐展开,这可能将使国家成为逊尼派重组的主要仲裁者。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网站的评论文章“Religious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slamic Endowments in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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