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传法
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有密切关联。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虽然不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但是政治结构的变迁,仍是催生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因素。自从解严以后,许多政治禁忌解除,开放「党禁」和「报禁」,一连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对於社会运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容忍,塑造了较有利於社会运动的环境,使得长期以来潜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浮上台面。
台湾社会运动的起步颇为艰辛,其出现可追溯自民国七十年代初期,在这段早期内所发生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属於政治反对运动(或说是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反弹,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松对社会的管制。
在此时期,由於经济力的提升,促使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来愈多具有新知识与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勇於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不满,并提出严厉的批判,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自力救济事件刚开始是相当单一的事件,而且是相当地方性的,后来逐渐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运动,不仅受到全国性的关注,而且参与抗议的人士不再限於地方人士,而是结合了其他社运人士(包括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等)以及政治人物(包括地方政治人物以及立委等)。而且有组织性的抗议团体也陆续成立。环保运动也是循此路线前进。
环保运动是当代台湾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台湾的环保运动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影响深远。由於台湾政府在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之间,主要的施政重点在经济发展,环境生态因而遭到极大的破坏,民间遂逐渐强烈要求环保。整个看来,环保运动不断地冲撞既有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民党到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展现出强烈的「颠覆性格」。
为回应国内对环境保护和改善的要求,政府也开始投资开发反污染的相关科技,於民国76年设立环境保护署。全国性的非营利环保组织也正式成立,不但彼此间经常联系整合,也开始与国际环保组织进行联系。环保运动渐渐由受害居民的自力救济,转变为大众生活的「公约」,政府、企业无可避免的潮流,真正成了正统而主流的运动。
综观当代台湾的社会运动,基本上它们大都不具有政治意识型态的色彩,而是在与生活攸关的议题上向公权机构挑战,朝向他们认为比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谋改善。社会运动,乃是作为弱势群体要求权益的补偿和救济的手段,它可以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催化剂,也可能是达到社会合理化的途径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怀社会」成为台湾社会七十年代以后每个知识份子的责任,援声救苦的宗教作为「社会最后的良心」,亦受到社会甚深的期盼。
至於佛教界,由於传统教义上偏重於「他方净土」或「了生脱死」的思想,佛教徒性格又比较温和,对於社会运动的冲突对立颇不能适应,加上长期以来「政教分离」、「中立超然」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对社会运动乃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然而,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社会的巨大变化种种冲击之下,佛教徒也逐渐觉醒。
在这时期,由於「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恰能适应时代需求的「人间佛教」思想,开始成为佛教界的主流。虽然人间佛教思想早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但是要广为台湾社会熟悉和接受,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它的日渐普遍与发扬,与台湾社会的变革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调整有关,成为当代台湾佛教展开「契理契机」的思想与行动建设的活水源头。
如是,在环保已成全民共识及人间佛教思潮的影响之下,佛教界也相继有「心灵净化运动」、「幸福人生讲座」、「预约人间净土」、「环保礼仪」、「尊重生命」以及「心灵环保」等等新伦理观的推动,一方面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伦理建构与规范整合,一方面则将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将佛教伦理作了新的诠释。其中,因应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抗议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频繁,佛教界也开始参与环保运动,有关佛教义理与环保理念的结合,逐渐成为佛教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
此外,在八十年初,由於各地出现「挫鱼」等凌虐动物的休闲活动,还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遭到屠杀,佛教界乃发起一连串的护生运动,诸如反挫鱼、反赛马,以及推动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保护法等等,都有佛教的护生观念与佛弟子的参与,不但将佛教的护生传统做了现代化的诠释,更为当代台湾社会之环保运动,提供了道德关怀的深度与广度。
转自“世界佛教”(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