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传法

 

    当代台湾佛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台湾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有密切关联。台湾社会运动的出现，虽然不是政府实施解严的结果，但是政治结构的变迁，仍是催生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因素。自从解严以后，许多政治禁忌解除，开放「党禁」和「报禁」，一连串政治改革的措施，基本上对於社会运动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容忍，塑造了较有利於社会运动的环境，使得长期以来潜存在既有政治秩序之下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浮上台面。

 

    台湾社会运动的起步颇为艰辛，其出现可追溯自民国七十年代初期，在这段早期内所发生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属於政治反对运动（或说是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反弹，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放松对社会的管制。

 

    在此时期，由於经济力的提升，促使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教育的普及，愈来愈多具有新知识与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勇於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达不满，并提出严厉的批判，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自力救济事件刚开始是相当单一的事件，而且是相当地方性的，后来逐渐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运动，不仅受到全国性的关注，而且参与抗议的人士不再限於地方人士，而是结合了其他社运人士（包括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等）以及政治人物（包括地方政治人物以及立委等）。而且有组织性的抗议团体也陆续成立。环保运动也是循此路线前进。

 

    环保运动是当代台湾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台湾的环保运动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影响深远。由於台湾政府在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之间，主要的施政重点在经济发展，环境生态因而遭到极大的破坏，民间遂逐渐强烈要求环保。整个看来，环保运动不断地冲撞既有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民党到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展现出强烈的「颠覆性格」。

 

    为回应国内对环境保护和改善的要求，政府也开始投资开发反污染的相关科技，於民国76年设立环境保护署。全国性的非营利环保组织也正式成立，不但彼此间经常联系整合，也开始与国际环保组织进行联系。环保运动渐渐由受害居民的自力救济，转变为大众生活的「公约」，政府、企业无可避免的潮流，真正成了正统而主流的运动。

 

    综观当代台湾的社会运动，基本上它们大都不具有政治意识型态的色彩，而是在与生活攸关的议题上向公权机构挑战，朝向他们认为比较合理公平的方向去谋改善。社会运动，乃是作为弱势群体要求权益的补偿和救济的手段，它可以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催化剂，也可能是达到社会合理化的途径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怀社会」成为台湾社会七十年代以后每个知识份子的责任，援声救苦的宗教作为「社会最后的良心」，亦受到社会甚深的期盼。

 

    至於佛教界，由於传统教义上偏重於「他方净土」或「了生脱死」的思想，佛教徒性格又比较温和，对於社会运动的冲突对立颇不能适应，加上长期以来「政教分离」、「中立超然」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对社会运动乃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然而，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社会的巨大变化种种冲击之下，佛教徒也逐渐觉醒。

 

    在这时期，由於「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恰能适应时代需求的「人间佛教」思想，开始成为佛教界的主流。虽然人间佛教思想早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但是要广为台湾社会熟悉和接受，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它的日渐普遍与发扬，与台湾社会的变革以及佛教界的自我调整有关，成为当代台湾佛教展开「契理契机」的思想与行动建设的活水源头。

 

    如是，在环保已成全民共识及人间佛教思潮的影响之下，佛教界也相继有「心灵净化运动」、「幸福人生讲座」、「预约人间净土」、「环保礼仪」、「尊重生命」以及「心灵环保」等等新伦理观的推动，一方面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伦理建构与规范整合，一方面则将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将佛教伦理作了新的诠释。其中，因应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抗议环境污染的社会运动频繁，佛教界也开始参与环保运动，有关佛教义理与环保理念的结合，逐渐成为佛教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

 

    此外，在八十年初，由於各地出现「挫鱼」等凌虐动物的休闲活动，还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遭到屠杀，佛教界乃发起一连串的护生运动，诸如反挫鱼、反赛马，以及推动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保护法等等，都有佛教的护生观念与佛弟子的参与，不但将佛教的护生传统做了现代化的诠释，更为当代台湾社会之环保运动，提供了道德关怀的深度与广度。

 

 

                             转自“世界佛教”（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