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丹麦在1536年前后进行的宗教改革是其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增强丹麦国力。在政治方面，丹麦由分到合，挫败各方分裂势力，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在宗教方面，克里斯蒂安三世在马丁·路德和布根哈根的帮助下颁布《丹麦教会法令》，宣布丹麦为新教国家并由国家掌管教会一切事务，新教从此成为国家唯一的信仰支柱并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在经济方面，通过“教产世俗化”举措，成功解决了由贵族和教会长期把持大部分土地、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关系方面，丹麦先后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德意志新教邦国结成同盟，又同皇帝查理五世达成免战协议，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建立起新教国家联盟，以保护国家安全和避免使其卷入战争。丹麦的宗教改革不同于德意志路德派的改革，其实质是利用宗教改革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服务，其宗教改革的模式可为研究丹麦政治史和欧洲宗教改革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许多学者眼里，宗教改革与国家联盟相距甚远，很难作为同一个研究领域里的问题来处理。在既有的研究中，宗教改革学者探究路德神学、修道院关闭、僧侣结婚或修女还俗。而国家联盟的研究者则探讨若干主权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如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要求)而组成的联合，事关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的变化。但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当16世纪宗教改革瓦解了以天主教会为主导的政教体系后，随着各国内部政治局势的发展和外部国际竞争的加剧，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由若干个主权国家以新教为纽带结成联盟，发展成为一种实际性的政治行动。这个变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欧洲秩序和政治格局。
在16世纪新教国家联盟中，北欧强国丹麦举足轻重。丹麦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包括丹麦、挪威、德意志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在内的广袤领土，加上其在北欧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对西欧、中欧的局势发展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1536年，丹麦在马丁·路德的帮助下成为一个新教国家，随即与德意志新教诸侯、英格兰以及苏格兰结盟，组成足以与德意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相抗衡的新兴政治集团。联盟把军事利益、经济利益与宗教因素捆绑在一起，成为支撑各国新教改革的重要依托。
对丹麦宗教改革和外交关系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尚属空白，在国外也不够充分。①1989年，哥本哈根大学的马丁·施瓦茨·劳斯顿(Martin Schwarz Lausten)教授把1537年和1539年的两份《丹麦教会法令》按原文结集出版，②同时还撰写了《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传记》(Christian d.3.Og kirken：1537-1559)和《丹麦教会史》(Danmarks kirkehistorie)，为丹麦的宗教改革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③2008年，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哥本哈根大学法学系联合出版了《丹麦法律和宪政史资料集(12-20世纪)》[Quellen zur dnischen Rechtsund Verfassungsgeschichte(12.-20.Jahrhundert)]，收录1537/1539年间丹麦国家议会的相关法令，是研究丹麦宗教改革的重要史料。④此外，丹麦王家档案馆(Rigarkivet)和王家图书馆(Det Kongelige Bibliotek)收藏的英格兰国王于16世纪下半叶写给丹麦国王的外交信件，以及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于1588年派遣的情报人员关于丹麦的调查报告，辅以德国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档案馆(Hauptstaatsarchiv Dresden，Schsisches Staatsarchiv)收藏的伊丽莎白女王写给萨克森选帝侯的书信，为研究16世纪丹麦与英格兰的宗教、外交、政治关系等提供了原始档案和基本史料。
在理论方面，本文受益于“教派的现代化”和“不同的宗教改革能够联合”的分析范式。“教派”一词，主要指路德派、加尔文派和安立甘等不同宗教派别。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布雷迪(Thomas A.Brady，Jr.)那里，却看到了不同的教派都有迈向现代化的趋势。布雷迪教授指出：“德意志的三个教派——改革宗、路德派和天主教类似于三列火车，它们在平行的轨道上行驶，通向同一个现代化的目的地，只是在时间表上有所差异。”⑤同样，德国莱比锡大学埃内斯特·沃尔特·策登(Ernst Walter Zeeden)教授也认为，16世纪之后，德意志新教地区、英格兰和丹麦都朝着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迈进。他把教派形成的过程称为“教派建构”⑥(Konfessionsbildung)，并出版专著《教派建构：宗教改革、反对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⑦。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海因兹·席林(Heinz Schilling)教授和沃尔夫冈·莱茵哈德(Wolfgang Reinhard)教授进一步发展策登教授的教派运动理论(Konfessionalisierung)，并将之作为一种解释范式，来分析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出现的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转变。⑧因此，欧洲各地区借由“告白”来区分阵营的举措，用莱茵哈德教授的话来说，“是近代早期专制主义或社会纪律(Sozialdisziplinierung)的第一个阶段”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丹麦宗教改革、丹麦民族国家建立和丹麦参与组建新教国家联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凸显丹麦改革的特点，提出丹麦宗教改革是其政治改革组成部分的看法，目的就是以此为线索，辨识历史，找到问题的实质，为研究丹麦政治史和欧洲宗教改革史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15-16世纪丹麦的政治危机
十五六世纪的丹麦政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丹麦致力于扩张势力，其国外影响力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国内统治危机重重。因此，丹麦的统治者冀望建立一个能够使全民意志统一的主权国家。为此君主决意亲自领导，在全国进行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改革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确立君主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是通过宗教改革建立国家教会。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相互渗透，共同影响了丹麦的国运。其时，丹麦的王权处处受制于传统封建势力的制约，而丹麦的教会则听命于罗马教廷，是一个随时都能够凌驾、颠覆、制约丹麦国家的僧侣组织。如果不改变这两种情况的话，构建一个国富民强、对外称雄的丹麦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总而言之，丹麦政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扩张领土但基础薄弱。丹麦领土在15世纪不断扩张，除丹麦本土外，还拥有挪威和北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两块领土，成为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上最重要的国家。丹麦的领土扩张，主要凭借王室联姻和外交两种手段。1448年，丹麦—挪威—瑞典国王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ffer af Bayern)突然去世，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遗孀勃兰登堡的多萝西(Dorothea af Brandenburg)成为挪威摄政。⑩挪威和丹麦的贵族在1450年5月1日召开联合会议，宣称自己是议会的监护人。随即，挪威议会进一步宣布自己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力。奥尔登堡伯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af Oldenburg)在两国贵族的支持下(11)，迎娶了挪威国王的遗孀。(12)然后议会在1450年8月29日通过决议，9月1日签署议案，正式宣布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并确立“两国的联合永不可解除，永远由国王一主实施统治”的原则。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议会却保持独立，相互不干涉其内政、法律自由和特权，丹麦国王则享有“丹麦—挪威国王”的头衔。(13)克里斯蒂安兵不血刃、仅凭借婚姻和外交手段就已成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然而，这是靠中世纪王族联姻继承而来的国土，挪威的议会仍然独立，埋下了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分裂的隐患。
第二，石勒苏益格公国和荷尔斯泰因伯爵领地并入丹麦，但靠的是购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位处德意志北部，由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公国和属于德意志的荷尔斯泰因郡两部分组成。这块领土北与丹麦接壤，南边是德意志的下萨克森，战略意义非常重要。作为领土的统治者，施绍伯格公爵阿道夫八世(Adolf ⅤⅢ von Schauenburg)同时拥有石勒苏益格公爵(Herzog von 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伯爵(Graf zu Holstein)两个头衔。他的姐姐海薇格(Helvig)是克里斯蒂安的母亲。施绍伯格公爵没有继承人，为了维护领土完整，于1459年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公国交由侄子克里斯蒂安一世继承，(14)这为丹麦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入自己的国土创造了条件。
荷尔斯泰因的贵族反对施绍伯格公爵的遗愿，但经过多次会议，还是无法选出合适的继任者。最后，克里斯蒂安一世付出极高昂的代价达成交易：他分别付给荷尔斯泰因贵族8000个基尔德(gulden)金币和施绍伯格伯爵奥拓(Otto Graf von Schaumburg)123，000个基尔德金币。(15)因此，从1460年开始，丹麦国王的全称变为“承蒙上帝恩典的丹麦、挪威、瑞典、温斯和哥特国王、石勒苏益格公爵、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和奥尔登堡伯爵”(Af Guds Naade Konge til Danmark,Norge og Sverige,de Venders og Gothers,Hertug udi Slesvig,Greve udi Holsten,Stormarn og Oldenborg)。这意味着，丹麦国王不仅拥有丹麦和挪威两个国家，还统治着德意志北部的重要领地，丹麦与德意志从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第三，领土危机，瑞典脱离了丹麦。1481年克里斯蒂安一世去世，丹麦和挪威国王的头衔由长子汉斯(Hans)继承。1478年，汉斯迎娶萨克森选帝侯恩斯特(Kurfürst Ernest von Sachsen)的女儿克里斯蒂娜为妻。(16)由于母亲的干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领土被转让给弟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513年汉斯去世，其子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Ⅱ)继承王位，此时丹麦对瑞典的统治权出现了问题。之前，在克里斯蒂安一世继位为丹麦—挪威国王时，瑞典便表示拒绝两国议会的决定，另选卡尔·克努特松(Charles Knutsson)为瑞典国王，尽管丹麦始终认为自己是卡马尔联盟(Kalmarunionen)的共主，不愿意放弃对瑞典王位的诉求。克里斯蒂安二世曾短暂拥有瑞典国王头衔一年，(17)但瑞典在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I)的率领下再度反抗。两国最终在1524年签订《马尔默协议》(Malm recess)，丹麦认可了瑞典的独立。(18)然而，两个国家还继续保持着合作关系，在宗教改革期间，瑞典议会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stian Ⅲ)达成协议，共同支持新教的传播。(19)
第四，丹麦国内局势不稳，贵族、教会掌控大部分土地。在广袤的北欧领土上，阶层分化十分严重，王室持有的土地只有20％，而贵族、教会则持有了70％的土地，这削弱了王权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贸易方面，位于欧洲北端的丹麦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海产品和农作物源源不断地向欧洲输出，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入。然而，掌握商业命脉的是贵族，他们拥有免税权，有时甚至会向丹麦国王提供贷款。(20)宗教方面也完全被贵族把持，只有高阶贵族能够成为主教。大主教和高级教士是国会成员，与国王、其他议员及贵族构成国家的权力核心。(21)贵族化的教会结构导致了教会的世俗化，马丁·施瓦茨·劳斯顿教授指出，由于所有高级教士的职位一律由贵族担任，因此在其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没有一位学识渊博又富有影响力的正统神学家为天主教信仰辩护。(22)
综上所述，此时的丹麦内外交困，不过只是一个由各封建领地拼凑而成的集合体，缺乏国家主权以及全体人民的支持。为了获得政治统一、主权完整和民众支持，丹麦需要一种能够把全部阶层都凝聚起来的理性化的力量和一种能够与此目标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恰逢此时，新教进入了丹麦统治者的视野。不过，丹麦君主真正追求的，并不只是上帝之道，更为紧迫的，还有民族国家和民族精神之道。
二、克里斯蒂安三世领导的丹麦宗教改革
在丹麦国内，随着克里斯蒂安二世被罢黜，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k Ⅰ)在1523年成为国王后，随即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爵位交由长子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继承。(23)早在1521年4月，克里斯蒂安便已经见过路德。当时他作为其叔父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一世(Kurfürst Joachim I von Brandenburg)的代表，(24)出席了沃尔姆斯会议(Reichstag zu Worms)。他被会议上路德的滔滔雄辩深深打动，随后开始倾向新教。(25)成为公爵后，他便允许传教士在荷尔斯泰因传播路德教义。新教运动在荷尔斯泰因的发展非常迅速，极大地削弱了天主教会的财政、日常秩序和神学威望。在1525年5月的雷德斯堡会议上，天主教会代表抱怨说无法收取什一税，甚至连日常的教会服务也受到了严重干扰。人民不再支持他们，贵族也指责教会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士履行正常布道的职责。(26)有意思的是，在克里斯蒂安公爵于1526年决定皈依新教的时候，父亲弗雷德里克一世并没有反对，只是警告他要保证领地上的农民继续向主教缴纳什一税。不久，克里斯蒂安三世在1534年继位，立即在丹麦全国推动宗教改革，并于1536年10月30日宣布新教为丹麦国教。(27)至此，丹麦成为欧洲第一个路德派国家。(28)
克里斯蒂安三世大力推动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巩固王权。1595年，历史学家阿里尔德·灰菲尔德(Arild Huitfeldt)在《丹麦王国编年史》(Danmarks Riges Krnike)中首次提到宗教改革运动。他认为，克里斯蒂安三世结束内战后的改革行动，堪比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信仰基督教的决定，两位统治者都是顾及人民的新信仰趋向、为避免叛乱和流血冲突而转向新宗教的。(29)哥本哈根大学的凯·赫尔比(Kai Hrby)教授指出，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王位继承问题的考虑。丹麦国王的继承权和王权受制于国家议会(Rigsrdet)，从1450年开始的奥尔登堡王朝，几乎每一任国王在继位时，都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及签订宪章，才能够被确认为合法的统治者。克里斯蒂安三世也不例外，他面临的局面是：被罢黜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斯同是王位竞争者。因此，他必须善于倾听和顺应民意。1537年颁布的教会法令实际上是议会确认他为国家统治者的重要标志。(30)因此，研究克里斯蒂安三世颁布的《丹麦教会法令》，不仅可以展现新教在丹麦的发展情况，还可以揭示丹麦君主是如何通过颁布新教政策及重建国家教会而获得更大权力空间的。(31)
克里斯蒂安三世推行改革的第一步，是决定邀请德意志宗教改革家前来指导。他纠结于选择人选，是路德、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或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为此专门致信其友德意志黑森伯爵菲利普(Landgraf Philipp von Hessen)。(32)1536年12月2日，路德致信克里斯蒂安三世，对其请求进行回复，表示自己业已了解丹麦的情况，承诺会以第三方的身份协助丹麦进行改革，同时，要求国王做出保证，把原先的教会财产妥善地用于处理宗教事务。(33)1536年10月，丹麦国内的新教传教士表示支持国王，希望将前任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统治时期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下去，因为信徒们对宗教改革的期盼已经由来已久。(34)由于路德身体不适，最终是布根哈根代表路德于1537年夏天来到丹麦。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t Greifswald)的汉斯-京特·莱德(Prof.Dr.Hans-Günter Leder)教授认为，此时的克里斯蒂安三世刚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出于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需求，急需推动宗教改革，而富有改革经验的布根哈根正是一位最合适的人选。(35)
布根哈根雷厉风行地在丹麦推动改革，顺利获得成功。这与他的经验有关：曾亲临过不伦瑞克(Braunschweig)、汉堡(Hamburg)和吕贝克(Lübeck)，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起草过多份新教教会法令。(36)这也要归功于他的策略：他得到国王彻底的信任，并能够在信仰问题上积极回应民众的需求。在起草改革法令的同时，他到大学和许多地方进行巡回演讲，向丹麦人民解释圣经和路德的教义。这些活动卓有成效，既规范和加强了路德思想的传播，同时也铺平了后续的改革道路。(37)布根哈根的最大成果，是帮助编纂了拉丁文版的丹麦《教会法令》(Ordinatio Ecclesiastica)，最终于1537年9月2日完成。经呈国王签署后，成为法令，于12月以书的形式出版。(38)1539年，一位匿名人士翻译的丹麦文版法令也正式出版。(39)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方面，早期的丹麦政府文件皆以拉丁文写成，但在15世纪后，德语和丹麦语在法律和行政中越发重要。在16世纪的丹麦，一般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掌握或者明白丹麦语和高地德语(Hochdeutsch)。在1536年关于宗教改革的会议上，讨论是用丹麦语和德语双语进行的。(40)
法令的要旨和重点是突出王权的重要性。与一般的法令不同，这是一份以国王的名义向全体丹麦人民颁发的法律文件，全名是《教会法令：丹麦和挪威国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等。1537年》(41)。开篇是克里斯蒂安三世对丹麦人民的致辞。国王以第一人称发言“我，克里斯蒂安，按照神的恩典，丹麦、挪威、温德和高卢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施托尔曼和迪特马尔什(Dithmarschen)，奥尔登堡和代尔门霍斯特伯爵，蒙上帝之恩典，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行事，公平快乐”(42)。接下来，他对法令在颁布前已经得到多位重要人物的批准进行交代，其中包括马丁·路德和丹麦最重要的新教盟友、倾向路德派的德意志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Kurfürst Johann Friedrich I.von Sachsen)。(43)最后指出法令具有正式法律效用：“现在，法令已经完成，由法官提交王室议会，他们接受全份法令并予以批准通过。”(44)
法令的第一部分是《教会法令的六个要点》，分别论述教条、教育、仪式、社区、教堂的管理人员和圣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论教条》和《论仪式》，其中，针对神职人员无法履行基本职责的现实，特别对遴选神职人员做出严格规定：“遴选的传教士必须品格优秀，具备能力，能够诚实地布道，管理捐赠物品和正确解释包括十戒、信仰的篇章以及祷告在内的教义。同时，他还要能够向年轻人、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基督徒解释圣餐礼。仪式安排要妥当和统一，所有的教区和教堂的习俗应该保持一致，不能特立独行，以免引发质朴或无知之人的烦恼。优秀的传教士必须能够激发信徒真正敬畏上帝之心，避免遭到异端邪说腐化。许多人业已堕落，甚至一天比一天严重。”(45)
照顾民众的规定见于法令的《论医院》篇中，详尽规范了对穷人的照顾：“我们希望恢复穷人免费使用田地、池塘、草地、山丘、石头，所有远古以来支持着人类生存的物质的传统。如果这些物资不够，国王应该满足人民的需求……国家财政应当用来投入对穷人的照顾，以保证其生存空间……患有不同疾病的病人，也必须对其进行帮助，为他们提供住所、床铺、家具和一切所需之物。很多时候，大部分人因害怕疾病传染而没有勇气靠近他们，致使病人无法得到适当照顾。因此，对患者要尽力救治，为城镇人民的福祉付出、辛勤治疗病人的医生以及尽心照顾病人的人，都应当得到奖励。”(46)
在第四部分《论教堂管理人员和上级》中，体现出规范统一宗教仪式的意图：“必须有管理人员让教堂的服务人员能够执行职责，让一切事情顺利妥当地进行”；对管理人员也予以适当的照顾，会有两个女佣帮助料理家务，可以使用四匹马，有马夫照料马匹，还有一个在身边照顾日常生活的男童。同时，传教士要“按照基督的福音进行布道，内心充满真挚、和谐和慈爱，像牧羊人一样照顾信徒”(47)。除此之外，需要监督儿童的生活，“应当探访每一个城市和城镇，要按照上帝的话语照看一切”(48)。第五部分是《论书本》(49)，要求人民必须看六本书，分别是《圣经》、路德的《注解》(50)、梅兰希通的《辩解》(51)、《本地社区手册》(Locos Communes)、路德的《大小教义问答书》和《萨克森教堂视察规章》(52)。后面部分还涉及退休官员、僧侣、学校人员、乞丐、关闭修道院和教育问题。要求“在小城镇要任命一位素质良好和合适的校长，能够全方位对年轻人实施有效教育”(53)。
1537年9月2日，议会正式通过《教会法令》，成为丹麦宗教的法律基础，(54)1542年以《正确的法令》(Den rette Ordinans)为名再度出版。(55)从此以后，传统天主教会对信徒的管辖权全部被新教教士接管，丹麦的教会也不再是罗马教廷的下属分支，而是国家的教会，丹麦人民的教会。无论是精神王国，还是世俗王国都被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法令还批准了哥本哈根大学的恢复。(56)在宗教改革前夕，大学被暂时关闭，但复校之后，大学不再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要为丹麦的国家教会培养新教僧侣。(57)
经历了王位更迭和内战侵扰，丹麦国王顺应民意，锐意改革，通过立法的手段让国家制度合理、合法地运转。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成为丹麦—挪威共主和国家权力核心，尽管议会和法院仍具有监督和限制王权的作用。在路德和布根哈根帮助下颁布的1537/1539年《丹麦教会法令》，成功地让罗马教会远离丹麦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将以往由教会承担的、照顾信徒世俗福利和精神信仰的责任，一并转交给了国家政府。这个转变意义重大，劳森教授指出：“从此以后，中世纪的国家不复存在，现代国家君主制建立了。”(58)国王自此开始掌管教会。正如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et)教授林德哈尔特(P.G.Lindhardt)所说：“丹麦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教会顶层的信仰与国王联系在一起……克里斯蒂安三世要掌管的不只是教会的组织，也要决定信仰的内容。”(59)
三、丹麦与新教国家联盟的形成
丹麦成为欧洲首个新教王国一事引起极大关注，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国际地位迅速得到提升，被正式认可为丹麦的国王。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国事记录中，1534年继位的克里斯蒂安三世，在1536年之前一直被称为“挪威的继承人、荷尔斯泰因和施托尔曼仁公爵”(60)。可见，作为丹麦实际的统治者，他没有被英格兰承认为丹麦的国王。丹麦大使彼得·苏亚文纽斯(Peter Suavenius)在1535年2月至7月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亨利八世在吕贝克的压力下，对是否要承认克里斯蒂安对丹麦的统治权有过犹豫。(61)随后事态发生变化，一封非常关键的信件在1535年12月23日出现，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和黑森伯爵菲利普致信亨利八世，要求“帮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反对吕贝克人。理由是：克里斯蒂安相信福音，他会让福音在他的国家中虔诚地宣讲”(62)。这里的“福音”，明确表达出他们对新教的支持，指出克里斯蒂安是信仰上的盟友，他将在他的国度中传播新教。可见，此时的德意志新教诸侯和英格兰国王，都开始重新评估与丹麦的关系和调整外交政策，以及考虑是否要以新教为纽带与其展开合作。
同年12月，丹麦和英格兰大使在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召开会议，商讨丹麦和吕贝克之间的纠纷。丹麦特意表示：“如果丹麦的当选国王继续在位，英格兰国王和其他政权会多了一位朋友和兄弟，他们在对抗勃艮第家族的时候会更加强而有力。”(63)最后，英格兰正式承认克里斯蒂安为丹麦国王，与吕贝克也达成了和平协议。(64)
丹麦与英格兰关系的变化在英格兰君主致丹麦的信件中得到清晰反映。在丹麦王家档案馆中，有一份名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致国王汉斯、克里斯蒂安三世、弗雷德里克二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及议会的书信(1536-1602年)》原始档案集，收录1536年至1602年期间，四位英格兰国王写给丹麦国王和议会的信件。(65)亨利八世的第一封信出现在1536年2月19日，信中他称呼克里斯蒂安三世为“丹麦—挪威国王”(Daniae，Norvegiae Regi)，可见此时英格兰已经正式承认克里斯蒂安三世为丹麦合法的统治者，也说明双方已经缔交外交关系。(66)他写给丹麦国王的信件共有8封，最后一封止于1539年。(67)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由于统治时间最长，她写给丹麦的书信数量也最多。(68)在1559-1588年写给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82封信件，在1588-1602年写给继位的克里斯蒂安四世35封信件。(69)
英格兰和丹麦国王之间频繁的通信，意味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得到确认。在信仰、贸易和军事上，丹麦都是英格兰在北欧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丹麦掌握着北海通往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航路，如果丹麦转向和法国联盟的话，将会对英格兰在北海的势力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英格兰必须努力维护与丹麦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卫·斯各特·格尔林(David Scott Gehring)教授指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和德意志新教诸侯(包括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因为他也是石勒苏益格和其他地区的公爵)建立起友善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反天主教倾向和隐含的宗教亲和力。这种关系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迅速建立，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通过外交活动不断加强巩固。”(70)
伊丽莎白成为英格兰女王后，丹麦和英格兰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女王继承了父亲亨利八世与丹麦国王的友好关系，致力于团结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scher Bund)中的新教派力量，并与德意志新教诸侯保持沟通。譬如在1577年10月29日，伊丽莎白女王同时写信给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Kurfürst August von Sachsen)讨论新教教义问题。(71)而萨克森选帝侯夫人安娜(Kurfürstin Anna von Sachsen)是弗雷德里克的姐姐，双方往来也十分密切。(72)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 de Espaa)开始酝酿进攻英格兰的计划，经过详细的评估，他判断伊丽莎白会坚决阻挠其海外扩张计划。英格兰也开始寻找战争盟友，重臣们认为“任何新教联盟想要获得成功，丹麦的参与都必不可少。愿意做一切努力赢得弗雷德里克的加入”(73)。然而此刻的问题是，老弗雷德里克二世已经走到暮年，年轻的克里斯蒂安即将继位。(74)伊丽莎白必须重新调查研究丹麦的实际状况。与此同时，苏格兰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的婚姻成为外交焦点：丹麦的安妮(Anne)公主是詹姆斯的结婚考虑对象，丹麦的新教信仰也可以帮助詹姆斯向英格兰表示忠诚。(75)在1585年，苏格兰通过伊丽莎白女王正式向丹麦提出联姻请求。(76)
伊丽莎白女王在1587年2月28日曾写信安慰病中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商讨两国的合作与同盟。(77)她指出西班牙已经被宗教彻底毁掉，这一切都是查理五世的责任，“他在国内，无法在宗教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表明希望与丹麦联手对抗西班牙的态度。(78)可惜弗雷德里克二世在4月4日去世，导致双方的合作存在不确定性，而苏格兰与丹麦的联姻也继续在商谈中。9月，女王派出丹尼尔·罗杰士(Daniel Rogers)到丹麦探访老国王。(79)出访期间，罗杰士细心调查丹麦国情，撰写出《1588年丹麦叙述》(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帮助女王了解丹麦的真实情况。(80)
罗杰士的外交任务是代表女王与丹麦讨论苏格兰的联姻，同时也希望建立联盟以支持胡格诺派(Huguenots)在法国的活动。(81)此时的出访正逢其时，因为不久之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 Invencible)便向英格兰发动攻击，企图解除伊丽莎白的统治和瓦解其作为新教领袖的势力，恰好丹麦拥有北海最强大的的海军。(82)保罗·道格拉斯·洛克哈尔特(Paul Douglas Lockhart)教授指出，当时英格兰并不是唯一有能力对抗天主教西班牙和法国的新教势力，另外还包括丹麦。虽然丹麦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资源上无法与西班牙或者英格兰媲美，但由于它在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领导地位和拥有一部分在德意志的领地，使得丹麦在17世纪前期在欧洲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丹麦的船队无论在速度、规模，还是造船的技术上，都足以与英格兰媲美，是捍卫新教在欧洲西北地区势力的堡垒。(83)此外，英格兰大部分的货物都需要经过丹麦控制的海峡，女王的财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格兰公司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活动，与丹麦发展外交关系将有助于保护英格兰在北海的商业利益。(84)
16世纪晚期的丹麦海军实力强大，拥有许多可以随时参加海战的商船，它也是欧洲少数能够自给自足制造火药武器的国家，在哥本哈根建有钢铁铸造厂，可以生产海军重炮和维修船只。(85)因此，罗杰士在《丹麦论述》中，也重点描述丹麦的海上贸易和海军实力：“丹麦最重要的城市，用拉丁语或荷兰话说，是哥本哈根，意为‘商人海港’，是一个非常适合商人进行贸易的地方。丹麦国王在那里保管着36艘可以作战的船只。”(86)接着，罗杰士指出丹麦的港口非常发达，“前往瑞典、波美拉尼亚和利沃尼亚的船只必须停靠在这里，许多欧洲的船只来到这里，这些商人可以装卸货物，再重新集结待运”(87)。在文章最后，罗杰士表示，“丹麦愿意和英格兰保持良好往来，在国与国之间保持联盟，继续双方一直以来的商业协议。同样，通往圣尼古拉斯港口和普鲁士的航路也会保持畅通，让两国关系保持稳定。除此之外，双方的友谊将会更加得到重视，因为大家都是同一宗教信仰”(88)。
1588年4月4日，弗雷德里克二世逝世，年轻王子克里斯蒂安四世继承王位。次日，丹麦大臣尼奥斯·卡斯(Niels Kaas)写信给英格兰告知噩耗。(89)罗杰士在得知消息后，马上代表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前往丹麦致哀，他在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的友谊和来往能够继续保持”(90)。对于这次访问，格尔林教授指出：“罗杰士的出访是非常成功的。展现出两国对弗雷德里克逝世感到的悲痛，同时也直接阻止了丹麦在夏天屈服于西班牙的命令。”(91)
随后在英西战争中，更是印证了两国联盟的成功。在英格兰和西班牙交战前后，后者需要的绳索、大麻、船桅和焦油都无法通过丹麦控制的海峡，而英格兰却得到了丹麦国王源源不断供应的黑麦、小麦和其他食品。(92)英格兰和丹麦的结盟成为当时“最公开的秘密”，德意志新教诸侯派出使臣与丹麦官员及罗杰士商讨计划，对抗天主教带来的威胁。7月，罗杰士在向英格兰的汇报中表示，在8月底萨克森选帝侯女儿的洗礼上，萨克森领导者将会与来自普法尔茨(Pfalz)、丹麦、梅克伦堡(Mecklenburg)、黑森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会面。最直接的结果是，德意志和丹麦表示会禁止所有臣民协助尼德兰的帕尔马(Parma)公爵的军队及西班牙海军。(93)这意味着，如果西班牙舰队向北航行的话，无论是丹麦还是新教德意志地区，都不会允许其船队停靠。在新教联盟的努力下，在东面，德意志和丹麦连成一线，在西面，英格兰和苏格兰密不可分，西班牙的舰队几乎无路可走。(94)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后，苏格兰詹姆斯六世继位为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并继续与丹麦保持友好的政治和宗教战略伙伴关系。(95)
在欧洲大陆上，丹麦也积极地与德意志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接触。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是德意志地区最强大的新教诸侯联盟，最早由黑森伯爵菲利普一世提议创办，并于1531年2月27日正式成立。成员国包括所有接受《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的德意志新教诸侯，如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伯乔治·弗里德里希(Markgraf Georg-Friedrich von Brandenburg-Ansbach)和符滕堡公爵乌尔里希(Herzog Ulich von Württemberg)等实力强大的邦国领袖，以及帝国城市康斯坦茨(Konstanz)、乌尔姆(Ulm)和斯特拉斯堡(Straburg)等8个城市。后期新教邦国的数量一度达到20个之多，城市的数量也增加到30个。(96)
建立联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事行为，任何成员国如遭到攻击，其他国家都需要出兵支援。克里斯蒂安三世在身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期间，早在1531年4月便已派遣使臣米歇尔·兰绍(Melchior Rantzau)与黑森伯爵菲利普接触。兰绍与黑森伯爵商议后达成了互相帮助的早期协议。(97)不久，在与尼德兰摄政于1537年签订三年休战协议之后，此时的克里斯蒂安三世决定向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提出希望成为正式成员的申请，以参加于1538年在不伦瑞克召开的会议。(98)德意志新教诸侯们在1538年4月9日同意了克里斯蒂安的申请，如果一旦发生宗教战争，他们会向丹麦予以援手。克里斯蒂安分别与黑森伯爵和萨克森选帝侯都签订了协议，因为其时两个邦国正在争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领袖的位置。(99)
随着联盟队伍的持续壮大，它的性质也从宗教联盟变成地区的政治联盟。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ois I)为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出于政治目的，曾经一度不顾信仰差异支持过联盟。(100)眼见丹麦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法国在16世纪40年代开始派遣大使常驻丹麦宫廷。(101)面对日益强大的新教联盟，查理五世也深感忧虑，他希望能够破坏丹麦与联盟的关系，加上考虑到尼德兰的经济利益，开始积极地与克里斯蒂安三世接触。最后，查理五世与克里斯蒂安三世于1544年5月23日在施派尔(Speyer)签订协议，承认克里斯蒂安三世为丹麦国王，并在秘密附加条款中承诺不会向丹麦发动战争。(102)因此，在1547年查理五世与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爆发战争的时候，即使收到联盟的求援，克里斯蒂安三世也决意保持中立不参加战争。(103)可见他在个人信仰上信奉路德新教，但做政治决策时绝不轻易动摇，克里斯蒂安三世的这种做法也被劳斯顿教授称之为“现实政治”(104)(realpolitik)。
到了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时期，为了表示对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以及考虑到政治联盟的关系，他以荷尔斯泰因公爵的身份于1625年参加三十年战争。(105)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举动在许多历史学家眼里被理解为，他想借由参战控制德意志北部的商业活动。(106)洛克哈尔特教授指出，这也是奥尔登堡王朝国王的共同愿望：加强丹麦在德意志北部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以达到控制瑞典、汉萨和尼德兰的发展来确保丹麦在波罗的海的霸权的目的。(107)因为，从16世纪开始，波罗的海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导致各方政治势力都对其商业控制权产生极大兴趣。如果丹麦关闭海峡的话，会导致几个欧洲国家粮食短缺，其中尼德兰受到的影响最大，丹麦也因此成为欧洲西北部的关键性国家。(108)可见，从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丹麦推动宗教改革伊始，丹麦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建设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借由宗教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以实现从贵族和教会手上收回国家权力的真实目的；然后依靠新教为纽带，与其他信仰相同的国家如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城市结为联盟，不断壮大国家实力和发展经济来巩固自己作为北方国家霸主的地位。
发生在16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宗教改革是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行为，属于君主的宗教改革，旨在通过改革构建近代早期民族国家。丹麦改革有力印证了宗教改革中的多个维度(宗教、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维度)和新教阵营里的多个派别在现实情境中能够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作为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丹麦宗教改革不同于德意志路德派改革，特指在国家利益标准下建立民族国家，即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外部需求，借助宗教改革的成果推进政治改革，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此乃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所在，从英格兰亨利八世推动的改革也有所印证。
丹麦借助宗教改革的成果推动政治改革，以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其基本特征有四：第一，由国王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宗教改革。第二，丹麦的宗教改革迅猛、彻底、富有成效，使其成为欧洲第一个路德派新教国家。第三，丹麦的宗教改革比较平稳，阻力不大，天主教会中也没有出现强人与之抗衡。第四，丹麦新教信徒中缺乏杰出人才，改革实际上是由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布根哈根等人直接帮助完成的。上述特征正好说明丹麦宗教改革的特殊性，并不能机械套用德意志或瑞士经验对其进行阐释。
丹麦宗教改革在国家政治建设中走过的轨迹，是从宗教改革到建立民族国家，再从民族国家发展到积极参与组建新教国家联盟。其成功的关键是改革能使丹麦成为强国，并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赢得先机。在政治上，16世纪是近代早期专制主义的萌芽时期，丹麦君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毅然进入通向现代的热身阶段(109)(Vorsattelzeit der Moderne)，成功利用宗教改革来推进建立近代主权国家，为近代国家的构建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在对外关系方面，丹麦以制定法令为手段，以灵活外交为策略，先后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结成同盟，此外还加入了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城市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又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达成免战协议，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了国家安全。在经济上，通过“教产世俗化”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丹麦王室名下的财产增加了三倍，存粮从10万桶增加到30万桶，原为教会所得的什一税也改成缴纳给了国王。在1650年，王室拥有国家一半的土地，成为丹麦最大的地主。(110)丹麦由弱变强，由分转合，走在了欧洲构建近代早期国家的最前沿，成为波罗的海一方霸主。
丹麦的宗教改革也在实践层面印证了布雷迪等学者们的理论，即认为不同教派、不同类型的新教运动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殊途同归，或走向联合。学术界通常认为，只要存在着不同教派或不同新教运动，就会加剧分裂。本文论证了：至少在丹麦，只要宗教改革是国家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不同派别和不同类型的运动不仅能够联合，而且还能够建立起具有约束力的政治联盟，譬如新教宗教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
总的来说，丹麦的宗教改革不同于德意志路德派的改革，实质是利用宗教改革为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服务。丹麦宗教改革的这种模式，为研究丹麦政治史和欧洲宗教改革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世界历史》(京)2019年第20195期 第62-77页
注释：
①对丹麦宗教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丹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马丁·施瓦茨·劳斯顿(Martin Schwarz Lausten)的专著《丹麦宗教改革》，写到宗教改革完成为止，对后续国际关系的发展没有涉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丽芙·格兰德(LeifGrane)教授主编的《国际背景下的丹麦宗教改革》论文集收入围绕改革社会影响方面的15篇论文；2018年，德国“宗教改革五百年协会”(Refo 500)出版《路德派神学和对社会的构建：以丹麦王朝为例》论文集，谈论路德派神学如何在法律、社会机构、家庭等多个方面推动丹麦发展。参见：Martin Schwarz Lausten,Die Reformation in Dnemark,Gütersloher Verlagshaus,2008;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Vandenhoeck & Ruprecht,1990; Kristian Holm and Nina J.Koefoed,eds.,Lutheran Theology and the Shaping of Society:The Danish Monarchy as Example,Vandenhoeck Ruprecht GmbH,2018。
②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Akademisk Forlag,1989.
③Martin Schwarz Lausten,Christian d.3.Og kirken:1537-1559,Akademisk Forlag,1987; Martin Schwarz Lausten,Danmarks kirkehistorie,Gyldendal,1983.
④Ditlev Tamm,ed.,Quellen zur dnischen Rechts und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20.Jahrhundert),Peter Lang GmbH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2008.
⑤Thomas A.Brady Jr.,German Histories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1400-16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⑥Ernst Walter Zeeden,“Grundlagen und Wege der Konfessionsbildung im Zeitalter der Glaubenskmpf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1958,pp.249-299.
⑦Emst Walter Zeeden,Konfessionsbildung.Studien zur Reformation,Gegenreformation und katholischen Reform,Klett-Cotta,1985.
⑧Ute Lotz-Heumann,“The Concept of ‘Confessionalization’:A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in Dispute,” Memoria y Civilizacion,4(2001),p.96; Heinz Schilling,Konfessionskonflikt und Staatsbildung:Eine Fallstudie über das Verhltnis von religisem und sozialem Wandel in der Frühneuzeit am Beispiel der Grafschaft Lippe,(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48.),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Gerd Mohn,1981; Wolfgang Reinhard,“Konfession und Konfessionalisierung in Europa,” in Wolfgang Reinhard,ed.,Bekenntnis und Geschichte.Die Confessio Augustana im 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Vgel,1981,pp.165-189.
⑨Wolfgang Reinhard,“Zwang zur Konfessionalisierung? Prolegomena zu einer Theorie des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s,”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vol.10,No.3(1983),p.268.
⑩Samuel Astley Dunham,Denmark,Sweden and Norway Br.3,Longman,Orme,Brown,Green & Longmans,1839,p.26.
(11)本来丹麦贵族想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阿道夫·施绍尔公爵接受丹麦王位，但被他拒绝了，他推荐自己姐姐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当时的奥尔登堡伯爵继承王位，因为克里斯蒂安母系的血统可追溯到丹麦国王埃里克五世(Erik Grippling)的女儿瑞琪莎(Rikissa)身上。这个建议被贵族接受后，克里斯蒂安也在1448年9月22日接受丹麦的致敬。参见：Travers Twiss,On the Relations of the Duchies of Schleswig and Holstein,Longman,1848,pp.18-19; Samuel Astley Dunham,Denmark,Sweden and Norway Br.3,p.28。
(12)议会向克里斯蒂安一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迎娶挪威国王的遗孀；二是他必须与挪威议会(Rigsraad)分享权力。参见：Palle Lauring,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Hst & sn,1960,p.114。
(13)James L.Larson,Reforming the North:The Kingdoms and Churches of Scandinavia 1520-15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7-18.
(14)阿道夫的父系血脉里最近的继承者是施绍伯格伯爵奥拓，当地的惯例是父系和母系享有同等继承权利，结果克里斯蒂安的血缘关系更近。但为了平息纷争，克里斯蒂安最后还是付出高昂的代价以换取奥拓放弃对荷尔斯泰因和和施托尔曼(Stormarn)的继承权。参见：Travers Twiss,On the Relations of the Duchies of Schleswig and Holstein,p.19。
(15)James L.Larson,Reforming the North:The Kingdoms and Churches of Scandinavia 1520-1545,pp.19-20.
(16)Travers Twiss,On the Relations of the Duchies of Schleswig and Holstein,p.43.
(17)克里斯蒂安二世在1520年打败瑞典摄政小斯滕·斯图雷(Sten Sture den yngre)后，经过议会同意，在11月4日成为瑞典国王。但由于他用铁腕手段镇压、逮捕和以异端的名义处决反抗过他的瑞典教士和贵族，多达八十多人被处死，史称“斯德哥尔摩惨案”(Det Stockholmske Blodbad)。返回丹麦后，他继续推动国内改革，但瑞典人民已经无法接受他的统治，在短时间内组织军队发起独立运动，同时丹麦贵族也无法忍受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军事行为和对贵族阶级的压制。最后，议会在1523年宣布，罢黜和驱逐克里斯蒂安二世，改由他的叔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弗雷德里克担任丹麦国王，史称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Ⅰ)。而克里斯蒂安从丹麦被流放后，于1523年抵达维滕贝格，组织起翻译小组，将马丁·路德的《德语新约圣经》(Das Neue Testament Deutsch)翻译成丹麦语于1524年出版，全名是《丹麦语新约圣经，书信集与福音书》(Thette ere thz Nye testamenth paa danske ret effter latinen vdsatthe)。在丹麦王家图书馆收藏的《1524年丹麦语圣经》是列在译者汉斯·米克尔森(Hans Mikkelsen)名下。参见：Bibliotheca danica[1482-1830],Systematisk Fortegnelse over Den Danske Literatur fra 1482-1830,Det Store Kongelige Bibliothek Kjbenhayn,1877,p.45;“Thette ere thz Nye testamenth paa danske ret effter latinen vdsatthe,” Det Kongelige Bibliotek,1524; Martin Schwarz Lausten,Die heilige Stadt Wittenberg:Die Beziehungen des dnischen Knigshauses zu Wittenberg in der Reformationszeit,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2012,p.68; Samuel Astley Dunham,Denmark,Sweden and Norway Br.3,pp.28,86-88; Kai Hrby,“Humanist Profiles in the Danish Reform Movement,”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30。
(18)Gary Dean Peterson,Warrior Kings of Sweden:The Rise of an Empir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Mcfarland & Companying,Inc.,Publishers,2007,p.43.
(19)E.I.Kouri,“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Sweden and Finland c.1520-1560,” in O.P.Grell,ed.,The Scandinavian Reformation: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for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0-61.
(20)Martin Schwarz Lausten,A Church History of Denmark,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2,p.88.
(21)Kai Hrby,“Humanist Profiles in the Danish Reform Movement,”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31.
(22)Martin Schwarz Lausten,A Church History of Denmark,p.88.
(23)1448年至1588年期间，丹麦奥尔登堡王室的第一任国王是克里斯蒂安一世(1448-1481年在位)，第二位是约翰(1481-1513年在位)，第三位是克里斯蒂安二世(1513-1523年在位，随后被流放)，第四位是弗雷德里克一世(1523-1533年在位)，第五位是克里斯蒂安三世(1533-1559年在位)，第六位是弗雷德里克二世(1559-1588年在位)。参见Franz Fiedler,Historisch-genealogische Tafeln der wichtigsten Regentenhuser in de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neueren Zeit,Klnne,1834,LXI。
(24)约阿希姆一世的妻子是丹麦公主伊丽莎白(Elizabeth)，她是丹麦国王汉斯的女儿。参见：A.Zimmermann,Geschichte der Mark Brandenburg unter Joachim I undⅡ,Dümmler,1841,p.20。
(25)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Briefwechsel,Band 4,Haupt,1933,p.503.
(26)Martin Schwarz Lausten,“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Denmark and Norway 1520-1559,” in Ole Peter Grell,ed.,The Scandinavian Reformation: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form,pp.12-13.
(27)Martin Schwarz Lausten,“Weltliche Obrigkeit und Kirche bei Knig Christian Ⅲ.von Dnemark(1536-1559),Hintergründe und Flogen,”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91.
(28)Paul Douglas Lockhart,Denmark,1513-1660: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Renaissance Monarc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57.
(29)《丹麦王国编年史》是第一部用丹麦语写成的丹麦编年史，由丹麦王家历史学家阿里尔德·灰菲尔德在1595年至1604年间完成。全套编年史共有10卷，从传说一直写到1559年，前三卷是宏观的历史，后五卷围绕各位国王分别立卷：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s Historie,第四卷，完成于1599年)，国王汉斯(Kong Hans's Historie,第五卷，完成于1599年)，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Ⅱ's Historie,第六卷，完成于1596年)，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k I's Historie,第七卷完成于1597年)，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stian Ⅲ's Historie,第八卷，完成于1595年)。后在1603年加入描写第一位丹麦国王的《丹麦国王克努特六世史》(Fra Kong Dan indtil Knud VI)，以及在1604年完成的《教会史》(Bispekrniken)。10卷本中，《克里斯蒂安三世》卷完成的时间最早，内容从1533年即位开始撰写，按照年份一直写到1540年，对1536年的记载最为详细，篇幅也最长，1538年至1540年的部分只略略数笔带过。卷末还附有索引页，譬如“马丁·路德写给克里斯蒂安三世的信件”的名目下可以找到页码。参见：Arild Huitfeldt,Danmarks Riges Krnike,Rosenkilde og Bagger,1976-1978; Kai Hrby,“Humanist Profiles in the Danish Reform Movement,”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p.28-29。
(30)Kai Hrby,“Humanist Profiles in the Danish Reform Movement,”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p.29-30.
(31)在1536至1539年期间，颁布《丹麦教会法令》是克里斯蒂安三世推动改革最关键的手段。丹麦的王室法院自中世纪开始，便代表王室司法和国家发号命令。在宗教改革运动启动后，从1536年开始，王室法院更是成为贵族讨论荣誉和实际事情的场所，在功能上近似于最高法院。在法律条文方面，丹麦在13至15世纪期间，缺乏成体系的法律条文，只有在16世纪之后，才开始加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建设，要求在中世纪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强调国家权威的司法制度。在克里斯蒂安三世、弗雷德里克二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在位期间颁布的法令被称为条例(Rezesse)，由丹麦国王负责颁布，但必须由王家议会按照宪法的规定批准通过。参见：Martin Schwarz Lausten,Die Reformation in Dnemark,pp.66,99。
(32)Martin Schwarz Lausten,Die Reformation in Dnemark,p.99.
(33)Martin Luther,“Luther an Knig Christian Ⅲ.von Dnemark,” in 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Briefwechsel,Band 7,Haupt,1937,pp.602-604.
(34)Martin Schwarz Lausten,Die Reformation in Dnemark,p.100.
(35)Hans-Günter Leder,Norbert Buske,Reform und Ordnung aus dem Wort:Johannes Bugenhagen und die Reformation im Herzogtum Pommern,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1985,p.38.
(36)布根哈根在1528年5月至8月撰写不伦瑞克教会法令，汉堡教会法令完成于1528年10月至1529年6月，吕贝克教会法令是1530年10月至1532年4月。关于布根哈根在三个城市的改革工作，参见：Hans-Günter Leder,Norbert Buske,Reform und Ordnung aus dem Wort:Joahannes Bugenhagen und die Reformation im Herzogtum Pommern,p.57; Tim Lorentzen,Johannes Bugenhagen als Reformator der ffentlichen Fürsorge,Mohr Siebeck,2008,pp.27-33; Irmgard Pahl,ed.,Coena Domini I:Die Abendmahlsliturgie der Reformationskirchen im 16/17.Jahrhundert,Universittsverlag Freiburg Schweiz,1983,pp.49-66; Lars Plettenberg,Die Arbeit von Johannes Bugenhagen bei der Einführung der Reformation in Hamburg,Grin Verlag 2012; Sebastian Lucius,Johannes Bugenhagen und die Reformation in den Hansestdten Braunschweig,Hamburg und Lübeck,Grin Verlag,2018。
(37)Hans-Günter Leder,Norbert Buske,Reform und Ordnung aus dem Wort:Joahannes Bugenhagen und die Reformation im Herzogtum Pommern,p.38.
(38)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93-149.
(39)“Den danske kirkeordinans,1539,”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150-239.
(40)Sebastian Olden-Jrgensen,“Sprache Der Verwaltung,Sprache der Politik,Die Politischen Sprachen in den Lnder des Dnischen Knigs 1536-1730,” in Thomas Nicklas und Mattias Schnettger,ed.,Politik und Sprache im frühneuzeitlichen Europa,Verlag Philipp von Yabern,2007,p.132.
(41)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93.
(42)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93.
(43)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93-95.
(44)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96.
(45)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98-128.
(46)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127-128.
(47)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129-130.
(48)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p.129-130.
(49)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136.
(50)《注解》指的应该是路德在1527年出版的《教堂祈祷书》(Dr.Martin Luthers Kirchenpostille)，内容是路德平时关于圣经的讲道和布道内容。这本书可以作为辅助信徒阅读圣经的参考书。第一版在1527年出版，后来还有过多次修订，魏玛版《路德全集》里收录的是1544年的《家用祈祷书》(Hauspostille)。参见：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Werke:Kritische Gesammtausgabe,Band.52,Haupt,1915。
(51)《辩解》指的应该是梅兰希通写于1530年的《对〈奥格斯堡信纲〉的解释》(Apologie der Confessio Augustana)。参见：Philip Melanchthon,“Die Apologie der Augsburgischen Konfession,” in Irene Dingel,ed.,Die Bekenntnisschriften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r Kirche,Vandenhoeck & Ruprecht,1998,pp.229-712。
(52)《萨克森教堂视察规章》(Unterricht der Visitatoren,an die Pfarrherren im Kurfürstentum zu Sachsen)是1528年梅兰希通在萨克森选帝侯约翰的要求下，专门为平息萨克森地区宗教分歧所撰写的指导手册。由于文章是梅兰希通和路德共同商议的成果，所以也被收入路德作品集。参见：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Werke:Kritische Gesammtausgabe,Band.26,Haupt,1915,pp.175-240。
(53)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144.
(54)James L.Larson,Reforming the North:The Kingdoms and Churches of Scandinavia 1520-1545,p.411.
(55)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97.
(56)Christian 3.,Konge af Danmark og Norge,“Ordinatio Ecclesiastica Regnorum Dani et Norwegi Ducatuum Sleswicensis Holtsati etcet.Anno Momini M.D.XXXVⅡ,” in Martin Schwarz Lausten,Kirkeordinansen,1537/39,p.144.
(57)克里斯蒂安三世在1539年6月10日颁布法令《关于大学的基础和安排》(Fundatio et Ordinatio Universalis)。参见：Ditlev Tamm,ed.,Quellen zur dnischen Rechts und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20.Jahrhundert),p.68。
(58)Martin Schwarz Lausten,“Weltliche Obrigkeit und Kirche bei Knig Christian Ⅲ.von Dnemark(1536-1559),Hintergründe und Flogen,” in Leif Grane,ed.,Die dnische Reformation vor ihrem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Das 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um zum 450-Jahres-Jubilum der Reformation in Dnemark,p.103.
(59)Af Eva Louise Lillie,“Konger og bisper fra Christian I's til ChristianⅢ's tid-ukritiske betragtninger,” in T.Reeh,ed.,Reformationer-Universitet-Kirkehistorie-Luther:Festskrift til Steffen Kjeldgaard-Pedersen,28.April 2006,Hans Reitzels Forlag,2006,p.184.
(60)J.Gairdner,ed.,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The British Museum and elsewhere in England,Vol.Ⅷ,Longman,Green,Longman,& Roberts,1885,pp.419,462.
(61)苏亚文纽斯是克里斯蒂安三世的使臣，曾代表丹麦出使英格兰和法国。参见：Jan Martin Lies,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Die politischen Beziehungen Landgraf Philipps des Groβmütigen von Hessen zum Haus Habsburg 1534-1541,Vandenhoeck & Ruprecht,2013,p.378; Carole Levin and Robert Bucholz,eds.,Queen and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9,p.23。
(62)J.Gairdner,ed.,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Ⅷ,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The British Museum and elsewhere in England,Vol.ⅤⅢ,p.343.
(63)J.Gairdner,ed.,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ⅤⅢ,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The British Museum and elsewhere in England,Vol.ⅤⅢ,pp.348-350.
(64)J.Gairdner,ed.,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ⅤⅢ,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The British Museum and elsewhere in England,Vol.X,Longman,Green,Longman,& Roberts,1887,xlvii.
(65)“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66)“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67)“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68)国王间的通信会按特定的书信格式，譬如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件便沿用其父亲写给丹麦国王书信的称呼和格式。信件完成后，左边会留下空位等待适当时候加上署名和日期，并有专人负责撰写信件，譬如伊丽莎白的信件由她的拉丁文秘书约翰·沃利爵士(Sir John Wolley)执笔。参见：E.I.Kouri,Elizabethan England and Europe,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1982,pp.13-14。
(69)“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70)David Scott Gehring,“Ethics and Anglo-German Relations during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Dorothea Wendebourg,ed.,Schwesterreformationen Ⅱ:Reformation und Ethik in Deutschland und in England,Mohr Siebeck,2014,p.307.
(71)“Was die Knigin von England wegen des Konkordienbuchs an der Knig in Dnemark gelangen lassen und derselbe darauf an Kurfürst[August]zu Sachsen geschrieben,” Schsisches Staatsarchiv,10024 Geheimer Rat (Geheimes Archiv),Nr.Loc.10309/02.
(72)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写给萨克森选帝侯的信件会折叠成10厘米×8厘米大小，外加封条和红色漆印，漆印是3厘米×3厘米大小。封面顶端注明是丹麦国王的来信(“Knig zur Densemarck”)，中间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全称，左下角是寄信日期。信件摊开后是30厘米长，20厘米宽，内文由丹麦国王亲手以德文写成，结尾处的右下角签有名字。弗雷德里克二世写信的频率也比较高，几乎是每月一封信。很多时候在写给奥古斯特的同时，还会写给夫妇两位的儿子，未来的萨克森选帝侯，当时才十九岁的克里斯蒂安。参阅“Schriften über die Reise nach Dnemark[betrifft Kurfürst August von Sachsen],” Schsisches Staatsarchiv,10024 Geheimer Rat (Geheimes Archiv),Nr.Loc.10290/01.
(73)Paul Douglas Lockhart,Denmark,1513-1660: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Renaissance Monarchy,p.121.
(74)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最后于4月4日去世，丹麦也在当天写信给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告知他这个悲痛的消息，足见双方关系之密切。参见：“Kniglicher Würde zu Dnemark geschenhene Schreiben und Antworten darauf,1586-1587,item Schriften über des Knigs zu Dnemark tdlichen Abgang,1588,und welchergestalt der Kurfürst[August]zu Sachsen ersucht worden,sich der kniglichen Mündelkinder anzunehmen und in deren vorfallenden Sachsen zu beraten,1589,” Schsisches Staatsarchiv,10024 Geheimer Rat (Geheimes Archiv),Nr.Loc.07981/02。
(75)Gordon Donaldson,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Scotland,Vol.Ⅲ,Scotland:James V to James VⅡ,T.& A.Constable Ltd.,1965,p.185.
(76)最后詹姆斯在1589年11月23日在奥斯陆迎娶了安妮，安妮的嫁妆包括位处丹麦和苏格兰之间重要的战略要地奥克尼群岛(Orkney)和设得兰群岛(Shetland)的领土权。时至今天，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还是苏格兰的领地。参见：Thorkild Lyby Christensen,“Scoto-Danish Relatio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Historiography and Some Questions,”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vol.48,no.145,(Apr.1969),pp.80-97。
(77)“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78)“England:Breve,til dels med bilag og afskrifter af eller koncepter til svarskrivelser,fra kongerne Henry ⅤⅢ og Edward VI samt dronningerne Mary og Elizabeth til kongerne Hans,Christian Ⅲ,Frederik Ⅱ og Christian IV samt til Rigsrdet(1536-1602),” Rigarkivet,VA XI,Tyske Kancelli Ⅱ,s.200 TKUA,Speciel del,England 1.
(79)Walther Kirchner,“England and Denmark,1558-1588,”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7,no.1 (Mar.1945),p.14.
(80)Daniel Rogers,“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 in David Scott Gehring,ed.,Diplomatic Intelligence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during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V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p.111-149.
(81)Daniel Rogers,“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 in David Scott Gehring,ed.,Diplomatic Intelligence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during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VI,p.111.
(82)David Scott Gehring,“Ethics and Anglo-German Relations during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Dorothea Wendebourg,ed.,Schwesterreformationen Ⅱ:Reformation und Ethik in Deutschland und in England,p.319.
(83)Paul Douglas Lockhart,FrederikⅡ and the Protestant Cause:Denmark's Role in the Wars of Religion,1559-1596,Brill,2004,p.2.
(84)E.I.Kouri,“For True Faith or National Interest? Queen Elizabeth I and the Protestant Powers,” in E.I.Kouri and Tom Scott,ed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Europe,The Macmillan Press Lids.,1987,p.419.
(85)Paul Douglas Lockhart,FrederikⅡand the Protestant Cause:Denmark's Role in the Wars of Religion,1559-1596,pp.56-57.
(86)Daniel Rogers,“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 in David Scott Gehring,ed.,Diplomatic Intelligence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during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VI,pp.113-115.
(87)Daniel Rogers,“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 in David Scott Gehring,ed.,Diplomatic Intelligence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during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VI,p.117.
(88)Daniel Rogers,“A Discourse of Denmarke,1588,” in David Scott Gehring,ed.,Diplomatic Intelligence 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Denmark during the Reign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VI,p.145.
(89)J.A.Friderika,Danmarks riges historie:1588-1699,Nordiske forlag,1907,p.5.
(90)David Scott Gehring,Angl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rotestant Cause,Pickering & Chatto,2013,p.123.
(91)David Scott Gehring,Angl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rotestant Cause,p.124.
(92)Walther Kirchner,“England and Denmark,1558-1588,”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7,no.1 (Mar.1945),p.11.
(93)David Scott Gehring,Angl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rotestant Cause,pp.124-125.
(94)David Scott Gehring,Angl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Protestant Cause,p.125.
(95)James Doelman,King James I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England,DS Brewer,2000,p.5; Leeds Barroll,Anna of Denmark,Queen of Englan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167.
(96)Fabian Ekkehart,Die Entstehung des Schmalkaldischen Bundes und seiner Verfassung,Osiandersche Buchhandlung,1962,p.179; Gunther Wenz,Theologie der Bekenntnisschriften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Eine historische und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as Konkordienbuch,Band 1,Walter de Gruyter,1996,pp.523-540.
(97)Friedrich Küch,Politisches archiv des Landgrafen Philipp des Grossmütigen von Hessen:Inventar der Bestnde,Band 2,S.Hirzel,1910,p.413.
(98)Gumdmar Blume,Goslar und der Schmalkaldische Bund 1527/31-1547,Selbstverlag des Geschichts-und Heimatschutzvereins,1969,p.47.
(99)Johannes Janssen,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Band 3,Salzwasser-Verlag,2015,p.370.
(100)D.L.Potter,“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French Involvement in the Schmalkaldic War,1544-1547,”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0,No.3 (Sep.1977),pp.528-529.
(101)E.I.Kouri,“For True Faith or National Interest? Queen Elizabeth I and the Protestant Powers,” in E.I.Kouri and Tom Scott,ed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Europe,p.419.
(102)James L.Larson,Reforming the North:The Kingdoms and Churches of Scandinavia 1520-1545,p.457.
(103)Walther Hubatsch,“Protestantische Fürstenpolitik in den Ostseelndern im 16.Jahrhunder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192,H.2 (Apr.1961),p.288.
(104)Martin Schwarz Lausten,“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Denmark and Norway 1520-1559,” in Ole Peter Grell,ed.,The Scandinavian Reformation,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form,p.40.
(105)Jens E.Olesen,“Dnemark,Norwegen und Island,” in Matthias Asche und Anton Schindling,eds.,Dnemark,Norwegen und Schweden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und Konfessionalisierung:Nordische Knigreiche und Konfession 1500 bis 1660,Aschendorff,2003,p.84; Anton Gindely,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Dreiβigjhrigen Krieges,Salzwasser Verlag,2012,p.147.
(106)Miroslav Hroch,Handel und Politik im Ostseeraum whrend des Dreiβigjhrigen Krieges:zur Rolle des Kaufmannskpitals in der aufkommenden allgemeinen Krise der Feudalgesellschaft in Europa,Univerzita Karlova,1976,p.78.
(107)Paul Douglas Lockhart,“Religion and Princely Liberties:Denmark'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25,”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7,No.1 (Feb.1995),pp.2-5.
(108)Sven Lundkvist,“The European Powers and Sweden in the Reign of Gustav Vasa,” in E.I.Kouri and Tom Scott,ed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Europe,p.504.
(109)Heinz Schilling,“Confessional Europe,” in Thomas A.Brady,Heiko A.Oberman and James D.Tracy,eds.,Handbook of 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Late Middle Ages,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Brill,1995,p.643.
(110)Nils Hybel and Bjorn Poulsen,The Danish Resources c.1000-1550:Growth and Recession,Brill,2007,p.322; E.Ladewig Petersen and Knud J.V.Jespersen,“Two Revolutions in Early Modern Denmark,” in E.I.Kouri and Tom Scott,ed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Europe,p.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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