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坐落于南京市淮海路，由近代著名佛学家杨文会（1837-1911）于清同治五年（1866）创办。它集佛经的雕刻、编校、印刷、流通，经版收藏和佛学研究于一体，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综合性佛教文化机构，也是当今世界汉文木刻佛经的出版中心。目前学界对于金陵刻经处的研究集中于其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影响，兼谈与日本佛教的交流。实际上，金陵刻经处对韩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也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一）金陵刻经处刊刻的朝鲜半岛古文献

金陵刻经处创立以后，杨文会四处搜求各类佛教典籍，择善刻印，并从日本、朝鲜购买或手抄自唐五代以来国内久已散佚的佛教各宗重要典籍选刻流通。在杨文会搜集和刊刻的典籍当中，有不少是关于朝鲜半岛的古文献。

《流通书目》是金陵刻经处为佛教经版的流通而编制的综合目录。韩国学者朴贤均对金陵刻经处1960年的《流通书目》进行了考察，整理出朝鲜半岛古文献书目二十六种。这批文献除去重复的，也有二十二种。1960年的《流通书目》是汇集全国各地经版而编制的书目，因此这些朝鲜半岛古文献包括金陵刻经处经版的九部、支那内学院经版的六部、北京刻经处经版的五部，以及江北刻经处经板的两部。若按作者分类，有元晓著作五部、圆测著作四部、义寂著作一部、太贤著作六部、崔致远著作一部、高丽知讷著作四部、守其著作一部。若按时代划分，有新罗著作十七部，高丽著作五部。除了上述文献以外，还有一幅地藏菩萨像（有说新罗高僧金乔觉乃地藏菩萨应身）。

（二）白莲庵所藏金陵刻经处刻本

韩国近代禅僧性澈大师（1912-1993）收藏了许多佛教古籍，这些文献在他去世后仍然被保存在其位于庆南陕川伽耶山白莲庵的住所。白莲庵所藏书籍达2500-3000卷，其中约1500卷来自古书收藏家金秉龙居士于1947年的赠予。金秉龙居士赠予的这批文献中，主要有从近代中国各地刻经处刻印的佛经。白莲庵藏经目录显示，这些佛经来自金陵刻经处、常熟刻经处、江北刻经处、如皋刻经处等，而金陵刻经处的多达731册。基于唯识学对于近代韩国佛教的重要意义，韩国学者金荣振对其中的唯识文献进行了整理。白莲庵藏经中的金陵刻经处刻本的唯识文献可以大致分为因明学、大乘阿毘昙、唯识学等。其中，因明学有《因明入正理论疏》（1896年刻）、《三支比量义钞》（1902年刻）、《因明入正理论直解》（1870年刻）等三种。属于大乘阿毘昙的有窥基撰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分中略录名数解》（1916年刻）、昙旷撰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1920年刻）。唯识学文献多达二十四种，其中《瑜伽师地论》100卷分三次刊行，1903年从第1卷到第33卷、1905年从第34卷到第47卷、1917年从第48卷到第100卷。从刊行时间来看，前两次为杨文会生前所刊行，后一次应该是由欧阳竟无承师遗志所刊。另外，《解深密经》刊行于1871年，属此批文献中最早刊行的唯识类书籍。

（三）《大乘起信论疏别记会本》的成立

杨文会因读《大乘起信论》与佛教结缘，他对《大乘起信论》的喜爱不言而喻，甚至提出“马鸣宗”的概念。由他汇集刊刻的《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其中汇集《大乘起信论》的两种译本，以及《义记》《别记》《疏》《海东疏》《纂注》《直解》六种。对于韩国佛教而言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起信论疏别记会本》（以下简称《会本》）。

《会本》是对新罗元晓关于《大乘起信论》撰写的两部著作，即《起信论疏》和《大乘起信论别记》的会编而成。所谓“会本”或“会编”，顾名思义，就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将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书籍汇集编纂在一起的著作。会编为明清时期佛教学界的普遍现象，是中国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杨文会的《会本》无疑也基于这种风潮之下。首先，在形式上，《会本》由《大乘起信论》、元晓的《起信论疏》和《起信论别记》三个文本构成。正文先出《大乘起信论》具有完整意思的章句，再附上元晓《起信论疏》对此段内容的解释，最后辅以《别记》的相关解释。为了与《起信论疏》的内容加以区别，《会本》特意在《别记》内容的前面标以“别记”字。其次，在内容上，《会本》并未添加编辑者的任何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会本》中《起信论疏》是完本，也许是为了“删繁取要”和“融通其意”，《别记》则只保留了《起信论疏》中没有的解释。这是阅读《会本》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会本》对《别记》的改造不止于此。现存的《起信论疏》只有江户时代刊本一种完本。《别记》主要有万治二年（1659）刊宗教大学藏本、1781年刊本，以及金泽文库所保管的镰仓时代的《别记》。不过，1781年的刊本实际上是1659刊本的校订本，这里所谓的“校订”，并非对本文内容的校订，而是将其与《疏》作比较，或者对其所引经论加以旁注，应该是为校正而作的准备。《会本》所使用的底本当中，《起信论疏》的底本是1696年的刊本，《别记》的底本是1659年的刊本，但《会本》中《别记》的内容与1659年的刊本在某些地方又有区别。根据韩国学者金天鹤的研究，《会本》的《别记》应该是以1659年的刊本为底本，在此基础上依据1781的校订本进行了校正才出现了这种差异。

《会本》由杨文会于1899年刊刻发行，刊刻完成后便被送往日本。日本在明治时代的《缩印大藏经》以后，藏经书院相继刊行了《卐正藏》（1902-1905）和《大日本续藏经》（1905-1912），后者收录了章疏类和禅籍等大量中国撰述典籍，其中便包括《会本》，由此《会本》传入韩国。韩国的海印寺发现了记为“海东沙门元晓疏并别记”《会本》六卷的刻版，与《续藏经》的“唐海东沙门元晓疏并别记”相比除差了一个“唐”字以外，其余基本一致。海印寺《会本》刻版的雕刻时间不得而知，但至少在1944年日本学者藤田亮策考察海印寺雕版时还未出现。从海印寺本刻意将“唐”字删除的情况来看，这应该是韩国人以金陵刻经处本为雕本而重新刊刻的。

二

以上从金陵刻经处对朝鲜半岛古文献的传承、金陵刻经处刻印经典在韩国的流传，和以《会本》为例来看金陵刻经处对韩国古文献的吸收和改造，展现了金陵刻经处对韩国佛教产生的影响。

首先，金陵刻经处对朝鲜半岛古文献的传承体现在搜集整理、刻版编排和刊行流通等一整套体系上。

其次，在李朝时期，唯识学、因明学并非关注的焦点，而近代以来却成为韩国佛教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转变与金陵刻经处刊刻经典在韩国的流传不无关系。尤其是，通过金陵刻经处的文献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佛教也是韩国佛教知识的重要来源。

第三，韩国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对元晓的研究。由于在元晓《起信论疏》和《别记》中合会诸说，基于此学界将其思想总结为“和诤”。由于元晓思想的盛行，以至于“和诤”“通佛教”等几乎成为韩国佛教的代名词。因此，韩国学界对元晓思想的提取基本都源自《起信论疏》和《别记》，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所使用文本的底本基本都是金陵刻经处会编的《会本》。由此可见，《会本》对韩国的元晓研究，乃至韩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中国佛教通过金陵刻经处对韩国佛教产生着全面而系统的影响，其过程展现出东亚佛教交流互动的历史面貌。

 “微言宗教”

《中国宗教》杂志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