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老师演讲:
2024年11月19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宋念申作了题为“玛哈噶喇之殇:盛京藏传佛教网络兴衰”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梅建军、董玥、刘后滨、Arnd Helmut Hafner(陶安)、郭俊叶、赵伟、韩炳华、鲁明军、黄冠云、李萌昀、张锦、吴功青、孟国栋、孟琢、焦姣、胡箫白、冯嘉荟,文研院院长杨立华、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报告会。杨立华老师代表文研院向宋念申老师颁发了邀访学者聘书,董玥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宋念申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
讲座伊始,宋念申老师介绍了本次报告的选题缘起。盛京曾经是清代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但学界关注相对较少。宋老师希望通过考察盛京藏传佛教寺庙网络的兴盛与衰败,从皇帝个人信仰、中亚—内亚政教关系之外的视角,探索清代国家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蒙藏地域之外的藏传佛教,特别是东北作为清代崇奉藏传佛教的起源之地,其寺庙是怎样一种存在?为回答上述问题,需结合政治史、教会史与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寺庙、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三边关系,探讨其互动的中国“现代”历程。在学术定位方面,本研究从微观史视角,研究清代的政教制度,回应新清史“内亚帝国”的命题。也就是说,本研究是“地方史,但不仅仅是地方史”。
首先,宋老师介绍了盛京佛教网络的形成及其象征的演变。
盛京是清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起点。1635年,墨尔根喇嘛从察哈尔林丹汗投后金,带来元朝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制作的带有极强政教合一象征意义的玛哈噶喇金像,皇太极命建佛堂供奉。翌年,皇太极又得到林丹汗遗孀带来的“传国玉玺”,随后称帝(并享蒙古大汗号),改国号大清。1638年,在供奉玛哈噶喇的原址敕建莲花净土实胜寺,这是清代第一座敕建的藏传佛教寺院,也称皇寺或黄寺,其中包含的玛哈噶喇佛楼,在清代与实胜寺列为二寺,共同构成一个寺庙建筑群。
1643年,皇太极在接见**喇嘛的使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后,命在盛京城四方建四寺,每寺建一藏式佛塔。这次见面意味着皇太极正式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建立联系。
顺治后又增加长宁寺,形成盛京敕建藏传佛教寺院的“四塔七寺”格局,直至清亡。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盛京城市布局与“坛城”曼荼罗相似。
但根据学者李勤璞的研究,盛京城四塔体系不可能是曼荼罗,而是作为其准备阶段的“结界”。1643年,皇太极病重,他敕建四塔四寺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祈求健康长寿。
包括曼荼罗的传说在内,盛京城四塔四寺的布局建成后,一直存在着各种关于其城市布局背后的政治含义的猜测。至18世纪初,开始形成盛京城代表“一统”的官方叙事。1736 年初版之《盛京通志》中说:四塔“俱敕建,用喇嘛相地术,每寺建白塔一座,云当一统”。乾隆在统一了喀尔喀及准噶尔蒙古后,在《题**寺》(1783)注脚言道:“当时有喇嘛善相地术者曾云:四塔全,当一统,果符所言。”
这种政治神话的源头是什么呢?宋老师认为,寺庙碑刻的碑文也许透露着相关信息。
实胜寺四体碑文是清朝第一份同时使用四种语言(满、汉、蒙、藏)制作的文献,其后为四塔寺的四体文碑。通过对勘,可以发现汉文碑文的内容与其他三种内亚语言版本之间的差异。首先,就寺名而言,四塔寺名中,仅汉文有“敕建护国”四个字,其余语种并无护国含义。其次,汉文碑文中特意突出了国家和皇帝的重要性。根据碑文记载,四体碑先“撰”有满文,后“译”成其他三种语言。然而宋老师认为,四体碑母本的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通过进一步对勘可知,四体碑文是互文关系,而非简单的母本与译本的关系,四种语言的文本内容各有侧重。这也提示我们,清初所谓“内亚帝国”的性质,并非是简单的满洲本位,而是由多元身份相互塑造的。
乾隆向来注重突出藏传佛教中的满洲性。1778年,乾隆下令将**寺改为满洲寺,为其先后题诗两首。在1783年的第二首题写**寺的诗中,乾隆暗示自己为转轮王(Cakravartin),因为“**”与转轮圣王相关联。然而,他在这里犯了一个惊人的错误,该寺正确的名称应为“时轮寺”;内亚语言版本中均未出错,只有汉文版本出现了“**”。并且,**寺中供奉的塑像也是呈男女神祇相抱状(Yab-yum)的时轮金刚(Kālachakra)。乾隆自诩深谙佛学,如此明显的错误,本不应该被他所忽略。宋老师猜测,乾隆可能故意沿用这一错误,以此达到向汉人群体宣扬神圣法统的作用。
其次,宋老师介绍了盛京喇嘛系统于清代藏传佛教网络中的地位。
清朝之于藏传佛教的身份,经历了从施主到君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开始,就源于盛京。在盛京,最早创制了 管理机构“喇嘛印务处”,这种管理范式后来扩展到驻京喇嘛系统。根据《理藩院则例》,驻京喇嘛、藏喇嘛和游牧喇嘛共同构成理藩院对藏传佛教的分类管理体系。其中,由章嘉呼图克图主持的驻京喇嘛与皇帝关系最为紧密,盛京敕建寺庙网络,就是驻京喇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北塔寺外,盛京敕建寺庙多由蒙古喇嘛来充任。驻盛京敕建寺院的喇嘛大多来自“东三盟”,即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蒙古朝圣者与商队贸易常以内蒙古—彰武、阜新—盛京的路线来往于蒙古地区和盛京之间,朝鲜《燕行录》对此多有记载。这些跨边疆人群共同构成了盛京的跨边疆空间,将满洲与蒙古和西藏连接起来,但始终以北京作为中枢。在这个意义上,盛京成为满洲(东北)地区的一个繁荣的跨区域和国际化城市。
接着,宋老师对盛京喇嘛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阐述。
四塔七寺构成了清朝第一个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系统,带有强烈的官僚性质。《理藩院则例》中形容为:“额有定缺,按等升转。”顺治年间,设喇嘛印务处以总管七寺事务。
除了喇嘛的吃穿用度外,国家提供寺庙维修、法器物用、法事活动、日常开销等费用。至19世纪后期,四塔七寺在册总喇嘛人数为199人,但除正式在册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徒弟、闲散等。成为喇嘛的资格是“奶的出家”,即自幼童时期便进入喇嘛系统。关于触犯禁例的喇嘛的惩戒,按程度分为不同等级,最为严重的是“剥黄”,即剔除喇嘛身份。
达喇嘛是一寺之主,其年俸远远高于其他等级的喇嘛,是诸寺喇嘛晋升的最终目标。除扎萨克掌印达喇嘛(即实胜寺达喇嘛)必须由北京选派外,其他达喇嘛则从内部以年资拣选递进,并报盛京将军批准。
分发给诸喇嘛的钱粮源自盛京户部所管官庄(tokso)。国家从官庄中划出一部分,专供寺庙。但此举造成寺庙与官庄之间,在土地所有权、劳役义务等问题上的模糊。嘉庆初年,由于部分盛京喇嘛擅自提高税额,造成与庄头、壮丁等的激烈矛盾。这些案件惊动了北京,国家明确了供养寺庙的土地并非庙产,而是国有土地。
相比于蒙藏地区的寺庙,盛京寺庙和地方关联度较弱。由于寺庙极少对外开放,地方香火难以供养寺庙,至1930年代,香火收入亦不到寺院收入的百分之一。
由于寺院的官僚机构的性质,寺庙中亦无活佛,而喇嘛之间也存在强裙带关系,极易滋生内部腐败。
清朝晚期,在历经甲午、日俄战争后,各寺院毁坏严重。国力衰微的清朝无力供养盛京寺院。清亡后,盛京敕建诸寺庙遇到了严峻的生存危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不再需要政教合一的统治系统,驻京喇嘛系统不复存在,迫使盛京喇嘛体系与北京的联系断裂,成为孤立、纯粹的地方宗教系统。随之,官庄制度解体,土地所有权清晰化,国家、寺庙、农民与喇嘛间争讼不止,喇嘛们的经济来源大大缩水。
联系被政权变革切断,清朝与藏传佛教的施供关系已不复存在,作为现代国家政权的民国政府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变成了政教分离,原有的政教关系系统性坍塌。
最后,宋老师总结道,盛京喇嘛网络是清代全国藏传佛教网络中的一环,是满洲龙兴之地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其借由北京,连接起草原地带的蒙古和西藏。盛京也是清帝国与藏传佛教建立起“施主—福田”关系的起点。但从一开始,此关系在清看来,就不仅仅在于“供奉”,而在于控制与管理,这一结论可以部分回应学界所谓“政教二道”说。
国家的供养及管理,既是盛京网络兴起和维系的重要因素,也埋下其日后衰败的原因。与蒙藏社会的寺庙相比,盛京网络只面向国家,而缺乏与当地社会相对“有机”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当国家性质改变,盛京喇嘛系统的组织结构、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和文化性质全然改变。
从社会史角度观察,这是盛京(沈阳)城市性质的“祛魅”过程,体现了现代国家明显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政教关系。喇嘛系统正处于这种断裂的接缝地带。从社会史和官僚机构史——而不仅仅是佛教或内亚史——角度探讨清代藏传佛教寺庙,也使得我们对清代—民国的国家形成、治理、演变等,有了更具体、丰富的认识。
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们围绕本场报告进行了交流。
胡箫白老师提问,应该如何定义盛京在清代藏传佛教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盛京和大黑天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清代官方对大黑天在宗教层面的背景与意义并无阐述,盛京的敕建佛寺与其他地区有转世活佛的藏传佛教寺庙(如塔尔寺、拉布朗寺等)相比,有何优势?宋老师回应,盛京佛教系统的中心性一方面体现在它与北京的紧密联系,也即其政教合一的性质。而敕建佛寺的建立也吸引了诸多非敕建寺庙在盛京聚集。另一方面,盛京作为清朝龙兴之地,在清朝前中期数次迎接清帝东巡,此处的佛寺亦承担着重要的礼仪性功用。
鲁明军老师和董玥老师提问,盛京敕建佛寺和当地的普通百姓有无一些仪式性的联系?民国政府曾在早期对各地宗教场所采取系列措施,如将宗教寺庙改为学校等,面对例如盛京敕建佛寺这种主要服务于中央,而与地方社会联系比较淡漠的寺庙,档案中所见的民国政府对其采取的相对消极的态度,是否是一种特例?宋老师回应,以四塔中的西塔为例,其选址地位于郊区,周边无人居住,亦无卡伦等机构设置,可以证明西塔与地方社会有机关联之弱。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藏传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是由国家加诸地方社会的,因而与当地民众和社区缺乏更为日常的、有机的联系。
梅建军老师提问,皇太极在敕建盛京佛寺时,选择了汉式的建筑形式,而没有选择藏式或蒙古式的建筑风格,在当时是否有可选的方案?同时提出,应该如何理解宋老师为这份研究成果所定位的,从微观史视角回应新清史?宋老师回应,有清一代,官方在华北地区敕建的寺庙几乎都是汉式或改制的藏式建筑风格,这可能是因技术和工匠因素所致。另外,在审视清朝的民族性问题时,要避免今天对民族抱有的本质主义观念,更应当从当时的实用角度思考。以往的清史研究多关注上层政治,本研究意在探讨国家宗教场所在具体运作中的发展演变。
本次报告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