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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
发布时间: 2020/8/8日    【字体:
作者:钮松
关键词:  中国 沙特 伊斯兰朝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穆斯林的宗教功课,也对圣地所在国沙特与穆斯林所在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朝觐在中国与沙特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均发挥了纽带作用。自1955年以来,伊斯兰朝觐在四个历史阶段先后发挥了“生命线”“打头炮”“润滑剂”和“新边疆”的作用。总体来看,中沙双方的交往从最初的纯宗教领域到宗教与非政治领域并举,直至迈向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多个领域。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伊斯兰朝觐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回归宗教本质。两国只有在朝觐管理上相互配合并加强合作,才能促进全球朝觐治理的优化和中沙发展战略对接。
 
宗教在深度与广度上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参与引发了政界、教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伊斯兰教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性宗教更是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参与,既有与其他宗教的共性,也有因其教义和宗教功课而具备的个性。具体而言,伊斯兰教“五功”中的“朝”(即正朝觐)作为基本宗教经典明文规定的宗教义务,具有异于其他宗教之朝圣活动的鲜明独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进行融合,产生了独特的全球朝觐外交。20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交30周年,但新中国与沙特之间的正式交往早在建交之前便已开启,而伊斯兰朝觐则在其中扮演了独特作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0年中沙正式建交,中沙关系的发展虽然波澜起伏,但最终得以突破重重阻碍,建立了正常的双边关系。在中沙从敌视到和解、陌生到熟悉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朝觐在不同的特殊历史节点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体来看,中沙关系的“破冰”和迈向正常化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的起点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利用会议平台清晰地传递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声音,并展开与包括沙特费萨尔亲王在内的未建交国高层人士的直接对话,就具体宗教议题展开积极有效的磋商。正是得益于周恩来总理与费萨尔亲王之间的坦诚交流以及埃及政教界的积极推进,中国大陆得以派出第一个朝觐团赴沙完成朝觐功课,并受到极大的礼遇。第一阶段至文革爆发之前中国中断派出朝觐团为止。因为冷战背景、美沙同盟关系,以及台湾当局与沙特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沙关系第一阶段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朝觐领域。正是朝觐在这一阶段的中沙关系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生命线”作用。
 
第二阶段的起点是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利用访美之机,与美国卡特总统进行了涉及两国关系和全球形势的全方位交流,邓小平与卡特的对话议题包括宗教领域,特别是中国与沙特、以色列的关系。邓小平对中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期待,并暗示期望恢复派出朝觐团。正是1979年中美建交、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为中沙在朝觐领域恢复交往并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将两国关系拓展至经贸与军事合作等领域创造了可能。朝觐在这一阶段的中沙关系中发挥了“打头炮”的关键作用,但朝觐不再扮演具有唯一影响力的角色。
 
第三阶段的起点是1990年中沙正式建交。特别是2008年中沙战略性友好关系建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规模的日益扩大,中沙之间在朝觐问题上逐步形成共识,尤其在打击“非法朝觐”上开展积极合作。朝觐这一对于沙特具有举足轻重特殊意义的宗教活动,在建交后为中沙关系发挥了“润滑剂”的特殊作用。
 
第四阶段的起点是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进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觐管理的中国方案自此日益得到沙特方面的重视,双方将朝觐事务置于发展战略对接框架之下来考量。总体来看,尽管朝觐在中沙关系的具体合作领域中所占的比重大幅降低,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宗教政治意义使其在中沙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朝觐在中沙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朝觐在中沙建交之后的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回归宗教的本质,甚至成为推进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愿景》对接的重要合作领域。
 
一、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开启当代中国穆斯林朝觐及中沙初步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逐步进入冷战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苏对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原则。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沙特因“共产主义”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尤其是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沙特认为“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权代表了一个无神论和压迫性的政府,它通过武力非法占据中国大陆”。沙特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伊斯兰对真主的信仰不同为由,认为中国是“伊斯兰的敌人”,拒绝承认中国,并从1950年开始在联合国大会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中持续弃权。中国大陆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也受到当时中沙两国的敌视与隔绝而就此搁置。与此同时,沙特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不断发展,在台湾开设“使馆”、派驻外交使节,并于1957年5月与台湾当局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继续承认台湾当局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就致力于保护境内各民族的权利,鼓励并帮助穆斯林行使自己的宗教权利,履行其宗教义务。早在1952年,中国各族知名穆斯林人士发起倡议,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国伊斯兰事业发展。朝觐是所有穆斯林的五项基本功课之一和符合教义条件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1952年8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穆斯林朝觐团试图前往麦加进行朝觐,他们经香港、印度到达巴基斯坦。沙特认为中国朝觐团的目的是利用朝觐来传播共产主义,其政治目的超出了朝觐本身,因此拒绝向代表团成员发放朝觐签证。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并积极寻求把开展朝觐作为实现中国与沙特交往的突破口,认为这既能保障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功课得以完成,又能从朝觐领域着手,改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形象。中国于1953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处理国内穆斯林事务,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由于中沙之间一直缺乏有效的接触渠道,中国大陆所派出的朝觐团几次都因无法获得沙特驻外使馆签发的朝觐签证而折返,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以朝觐为核心的中沙关系才出现转圜。
 
1955年,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筹划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会议。中国将亚非会议看作是改善与亚非国家的重要平台,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是中国在亚非会议期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1955年中国外交部关于为万隆会议做准备的报告里,列举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其中在“近东与非洲”国家里,中国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与沙特的目标任务则是“与沙特协商朝觐事务”,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宗教活动”。虽然中沙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对沙特的态度仍然是温和且尊重对方的,在中国外交部一份题为《亚非会议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建议》的报告中,在“中国与与会国的国家关系”部分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四国列为第一类“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将沙特和埃及、苏丹、尼泊尔、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约旦、黄金海岸、柬埔寨、老挝、锡兰和巴基斯坦等国一起列为第二类接近于“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将日本、南越、利比亚、利比里亚、伊朗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列为第三类接近于“反对和平与反对中立”的国家,将泰国、菲律宾和土耳其等三国列为第四类“反对和平与反对中立”的国家。报告指出,“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下,在这次会议上,看起来我们应该团结第一类国家,赢得第二类国家的支持,影响第三类国家,孤立第四类国家”。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沙特的定位是“接近和平与中立”的,而并非像沙特一样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报告还指出:“会议之外,我们应该从每一类国家里选择部分关键国家作为我们的工作目标并明确地解决其中的问题。除了“科伦坡国家”外,埃及和日本是其他的关键国家。”报告在描述“埃及和其他国家”时强调,“试着建立外交或其他联系,解决与沙特的朝觐事务”。档案文献多次提到中国要解决国内穆斯林的朝觐事务,可见朝觐对中国而言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朝觐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有利于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
 
除将朝觐事务纳入协商进程外,中国代表团还在宣传上做了准备,印发了相关书籍,为向相关国家介绍中国的穆斯林生活做了充分准备。1955年1月17日的工作文件《宣传工作:起草汇编、翻译及出版物》中提到,分发《中国的穆斯林》一书旨在为与会国介绍本国的穆斯林生活状态。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赠送给沙特阿拉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阿译本和《中国穆斯林生活》《中国的穆斯林》以及两册《古兰经》。中国由此使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与中国穆斯林的生活。
 
此外,中国也精心规划中国代表团的与会人员。为解决朝觐事务,并更好地同与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交流,1955年1月16日,外交部在一份《为参加亚非会议的预备工作文件》中建议,在组织架构部分的与会成员里添加“一位伊斯兰领袖”。3月25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写给外交部的信函中提到:“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里最好包括一位穆斯林成员。这是因为与会国有许多穆斯林国家。此外,印度尼西亚自身也是一个有许多穆斯林教派和党派的国家。请考虑这是否合适。”3月31日,在《参与亚非会议代表团的组建方案代表名单》这份文件中提到“伊斯兰教代表:一人并携一名工作人员”。4月1日,中方正式确定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其中顾问团成员一行里有达浦生阿訇的名字。中方带领穆斯林代表与会的决定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高度赞赏。4月12日,时任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朱可夫与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面,双方谈到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与会代表问题上,朱可夫回忆道:“与会代表中有伊斯兰协会的副会长,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与会代表)一共24人。……我注意到,在与会代表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穆斯林,我认为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对本国穆斯林的关注和对与会国家的尊重得到了友国领导人的肯定。
 
同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事务顾问,《世界知识》社记者、后任北大教授的刘麟瑞先生作为阿拉伯语翻译陪同出席会议。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分别出席过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团长和利比亚代表团举办的聚会,在酒会上与各国代表进行广泛接触。除了阿拉伯世界广泛关注的巴勒斯坦问题外,中国代表团努力解决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问题。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招待各国来宾,也借机推出达浦生大阿訇。达浦生大阿訇见到沙特代表阿里·雷达时主动向他提出中国穆斯林朝觐问题,希望得到沙特政府的签证。阿里·雷达先不表态,借机询问了一些问题,如“中国有多少穆斯林?”“他们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人去朝觐?”“他们由海路去还是坐飞机去?”达浦生大阿訇一一作了回答。然后阿里·雷达说:“好吧,我把你们的愿望转达给我的政府。”达浦生说:“中国很多穆斯林都向我要求,以实现他们的朝觐愿望,所以请你多帮助。”阿里·雷达说:“祈求真主使你们实现愿望。”同时,在与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向时任沙特首相兼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转达了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圣地朝觐的愿望。据达浦生大阿訇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记载,万隆会议期间会外活动的重点是“与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三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及耶路撒冷大主教艾敏·侯赛尼进行了接触”。
 
此外,中国也就朝觐事务向埃及请求帮助。刘麟瑞先生曾以阿拉伯语翻译身份参加万隆会议,在刘教授女儿的回忆录中记载道,“通过父亲的翻译,达浦生大阿訇向巴库里先生提出能否帮助联系,以解决此事,巴库里先生爽快地答应帮忙。于是,在他的斡旋下,周总理、纳赛尔总统和沙特国王费萨尔共同商讨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问题。费萨尔国王表示欢迎,并当即决定,邀请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于当年(指1955年)7月赴麦加朝觐。”
 
达浦生大阿訇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状况和中国穆斯林生活状态的回答以及周总理的意见转达,使沙特对中国的态度不再像往常一样刻板,并在会后决定向中国发放朝觐签证。亚非会议结束后,即1955年7月19日至8月16日,达浦生率领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共19人赴沙特朝觐并访问埃及。该团首先到达吉达,并向沙特国王与首相发函致敬。
 
中方发给沙特国王的电文如下。
沙特阿拉伯国王陛下:
感谢真主的襄助,中国朝觐团已于今晨到达吉达,在此,我谨代表朝觐团全体人员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待来日到达麦加时再行晋谒陛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中方发给沙特首相的电文如下。
首相殿下:
感谢真主的庇佑,中国朝觐团于今晨平安抵达吉达,蒙贵国政府和殿下,在旅途上各方面的协助,得以完成朝觐签证任务,我谨代表全团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容来麦加后再行拜谒殿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电函发出后,沙特王宫大臣和首相很快进行了回复。
 
沙特王宫大臣的回复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我王命令我转达给您和您的弟兄们——中国哈吉,陛下感谢你们对他的好感并祝你们完成喜庆的朝觐。
王公大臣
 
沙特首相的复电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感谢您和您的同伴到达吉达之际所做的表示。你们平安到达,感谢真主。
费萨尔
 
次日,朝觐团应邀前往麦加参加沙特国王的晚宴,并受到国王的专门接见。参加过首次朝觐的穆斯林、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的龚清志在《麦加记游》中写道:“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相便在行宫接见了朝觐团全体团员……首相是国王的弟弟,曾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参加了去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他对朝觐团赠送给他的礼品很感兴趣,还问起送给他的茶叶……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全团人员被邀参加国王在王宫举行的盛大的宴会。
 
第二天,国王又在王宫里亲自接见了中国朝觐团全团人员。此外,国王和首相都赠送礼物给朝觐团……八月六日是我们由麦加抵达吉达后的第三天,全团人员又被邀请参加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检阅武装部队的典礼。典礼由国王亲自主持,受检阅的部队有陆海空军……这次我们在朝觐期间受到的尊重与款待,表现出两个国家在亚非会议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与友谊正在发展。”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朝觐为重点,与沙特代表互换意见,并为中国穆斯林争取到朝觐的权利,极大改善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和信任,也改变了沙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包尔汉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提到,中国穆斯林在朝觐时,“约旦宗教界最高首领之一谢以合—阿卜杜拉·喀里柯里对我们说:‘蒋介石组织的朝觐团本来企图在这里造谣中伤你们,但他们一开口就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我们回答他们说:‘我们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们对我们采取友好态度,坚决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56年,包尔汉带领37人朝觐团前往麦加朝觐。团长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作为最高宗教礼遇的洗天房活动,并受到了沙特财政大臣的接见。
 
万隆会议开启了当代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突破口,1955年中国穆斯林朝觐代表团首次到达麦加并成功进行朝觐,为中国此后十年的朝觐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当时中国与沙特仅有的接触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中国与沙特以朝觐为突破口进行了初步接触,但这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沙特对“共产主义”的疑虑。
 
二、邓小平访美恢复中国穆斯林朝觐及中沙关系的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叶,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的民族宗教活动陷入困难局面,沙特出于对中国大陆穆斯林宗教活动出现倒退的气愤以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停止向中国穆斯林发放朝觐签证。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工作中断。这一时期,沙特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发展更加密切。1963年至1964年,沙特籍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谢赫·穆罕默德·本·苏鲁尔·萨班(Sheikh Mohammed bin Sorour Al-Sabban)专程开展了为期12天的台湾参访活动,考察了台湾的军队与经济建设情况。1964年4月,由沙特农业部部长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台,双方签订合作互助协议。同年4月,台湾派遣五人朝觐团赴沙特开展朝觐,该朝觐团在沙特停留了一个月,其间拜访了时任沙特王储费萨尔亲王。这次朝觐增进了沙特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双方对停止接纳中国大陆朝觐团的决定表达了高度一致。在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在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在所有享有投票权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投了反对票。这足以证明沙特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密切,也可以看出当时沙特对中国的敌意与抵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缓和与沙特的关系,通过在媒体上公开声明对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赞赏与肯定,希望已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作为“中间人”,推动中国与沙特建立外交联系,而这一切并未打动后者。即便在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趋势下,沙特依然向美国表达过与中国大陆保持距离的立场。时任沙特国王费萨尔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交流时说道:“不论其使用何种手段,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曾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土耳其、伊朗、科威特、菲律宾、希腊、意大利等国正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现在中国正致力于使阿拉伯南部变为其在其他地区继续进行活动的跳板,我们需要美国的帮助来遏制这股潮流并消除这种不受欢迎的影响。我们已经帮助也门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由此可见,当时的沙特仍未抛弃敌视“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在苏攻美守的态势下,中美苏“大三角”的演变促进中美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2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1月沙特爆发麦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关系加速分化重组,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登堂入室”的时代真正到来。沙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外交关系,中沙关系进入一个短暂的缓和期。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在逐渐好转,宗教政策逐步落实。伴随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向美国提出了渴望改善与沙特的关系的愿望,请美国向沙特转达。据美国国家档案的记载,在1月29日下午的谈话中,卡特问邓小平是否会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形式的交流,邓小平明确表示了拒绝,回答“如果我们同意,那我们就不能开展任何工作了”。紧接着卡特问道与沙特阿拉伯是否是同样的状况,邓小平回答:“不,沙特阿拉伯是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不想与我们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你们愿意做一些促进工作,我们会非常感激。沙特阿拉伯说他们不想与无神论的国家建立外交联系。”这说明在改善与沙特关系时,中国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沙特则因意识形态而维持着对中国大陆的偏见。卡特总统认为,“邓小平看起来对改善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甚有兴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可能有多达700万穆斯林,并且他的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当我问到这些信徒是否允许前往麦加旅行的时候,他说不行,但也说道,如果这种旅行有重大意义的话,该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们将此信息传递给沙特领导人。”
 
伴随国内宗教形势的好转,中国政府恢复派遣中国大陆穆斯林前往沙特朝觐,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之事被提上日程。中国寻求第三国家的帮助请求其代为转达中方对沙特的态度,对此起到主要作用的三个国家是美国、科威特和北也门。在寻求已建立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方面,科威特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实上,早在1978年,中国就在为恢复朝觐而展开努力。北也门也向沙特转达了中国穆斯林的真实生活状况。“7月15日至8月3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穆夫提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扎巴拉携夫人和儿子应邀访华。访问期间,扎巴拉一行在中国伊协副秘书长刘克凡陪同下,访问了上海、杭州、桂林、广州、北京等城市,并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的会见。”扎巴拉看到中国清真寺重新开放,对中国穆斯林周五进入清真寺礼拜的场景颇感欣慰,并帮忙转达中国穆斯林想要重启朝觐的意愿。1979年5月,中国驻科威特大使丁浩在接受科威特《政治报》(Al-Seyassah)采访中明确表示:“尽管北京与利雅得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但中国渴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沙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声明。中国想要通过说服沙特,进而借用沙特在海湾地区的影响作用,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流。然而,科威特并没有成功地说服沙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巩固。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署名文章,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长期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沙特关系进入缓和期,经过美国和科威特、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的调解,沙特在邓小平访美的当年最终同意向中国大陆朝觐团发放朝觐签证。据中国伊协记载,“1979年,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东四清真寺阿訇安士伟为团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协副主任张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买买提明·托合提为副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16人赴沙特麦加朝觐。这是自1965~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宗教活动10年后首次恢复朝觐活动”。
 
据1979年中国朝觐团团长安士伟大阿訇记载,此次朝觐受到了伊斯兰世界联盟的盛情接待。“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里·哈尔卡尼长老几次会见了我们。联盟副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富瓦·艾敏长老特到住地来看望我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张杰副主任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和宗教活动情况。萨富瓦长老对我们说:‘伊斯兰世界联盟热烈欢迎中国穆斯林兄弟来圣地朝觐。我们十分珍视同中国穆斯林的友谊,愿意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他还说:‘我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世界伊斯兰教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们高兴地知道,这几年来中国国内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恢复,穆斯林情况有了改善,希望中国伊协能更好地为中国穆斯林服务,并为加强中国穆斯林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联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1979年中国穆斯林朝觐步入正轨,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穆斯林朝觐规模不断扩大、朝觐组织的有序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交往奠定了条件。1980年,中国朝觐团拜见哈立德国王,并代表中国穆斯林向国王陛下致贺,多次走访伊斯兰世界联盟,还与台湾穆斯林同胞进行了交流。1981年,伊斯兰世界联盟代表团一行七人接受中国伊协邀请对中国进行了考察访问,其中沙特籍代表团团长、伊斯兰世界联盟《古兰经》出版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萨里哈·加姆朱姆写道:“此次历史性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的一手生活状况,并在更广泛的伊斯兰合作框架下,为我们在远处的兄弟提供尽可能的道德和物质帮助。”在对北京、新疆、杭州等地进行实地观摩后,他们看到中国的清真寺正常开放,穆斯林每周五进行礼拜,中国的宗教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代表团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应与沙特国内外的大学进行接洽,以为中国穆斯林学生进入这些大学作出必要的安排。艾哈迈德总结道:“伊斯兰世界联盟应该提名中国伊协成为大会的永久成员……我们还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教协会着手解决为中国穆斯林朝觐提供设施的问题。协会应该与中国政府协商来促进朝觐之旅。这些朝觐者应该由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签发朝觐签证。我们也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每年为朝觐提供资助以此来扩大中国穆斯林群体的领导者。”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纽带,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又一次促进了中国与沙特的非官方交往。
 
1983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中称,“过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各地方伊斯兰教协会,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恢复和开放清真寺……组织朝觐”,希望中国伊协“进一步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我国的伊斯兰教界要加强同各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相互访问和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交流。这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支持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此后,中国与沙特也逐渐在经济贸易及军事等领域有了合作联系。
 
三、中沙建交以来两国在朝觐管理上的积极合作
 
自1990年7月21日中沙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合作领域从经贸向政治领域扩展,从非正式接触到国家间的正式交往转变。1999年10月底至11月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沙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沙。2006年1月,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沙建交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华。2006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2008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此访见证了《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签署。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再次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作为中沙关系中的重要领域,尽管朝觐在中沙关系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其重要性却没有丝毫削弱。
 
中沙建交时,中国的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和穆斯林聚居区的经济水平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穆斯林开展朝觐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除此之外,中国穆斯林无需绕道巴基斯坦获取朝觐签证,而是直接在国内进行申请。这也带来了中国穆斯林朝觐线路的改变,无需绕道他国而是直接从国内出发奔赴沙特开展朝觐。以上因素促进了中国穆斯林朝觐意愿的大幅提升和朝觐人数的增长,但相对有限的朝觐名额与具有朝觐意愿的穆斯林人群绝对数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游离于合法的有组织朝觐之外的非法“零散朝觐”现象开始出现。事实上,朝觐名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资源,“朝觐难”是包括沙特在内的穆斯林人口大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各国合法朝觐活动之外都存在着层出不穷的非法朝觐问题。朝觐是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也是全球穆斯林最大的年度性聚集活动,保障其平稳、有序开展至关重要。因此,沙特力保朝觐活动的安全性、规范性、有序性,并加大力度依法打击非法朝觐,切实维护全球穆斯林的朝觐利益。沙特大力打击非法朝觐与中国打击“零散朝觐”成为中沙在朝觐管理上的共识,“零散朝觐”事实上就是沙特所定性的非法朝觐。
 
(一)沙特对“非法朝觐”的界定及打击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沙特开始制定严格的朝觐申请制度并在此后不断完善。申请履行朝觐功课的穆斯林需要取得朝觐许可。“朝觐‘许可证’服务在该系统中为朝觐车队提供规定和注册;它允许已注册的车队通过电子方式签发朝觐许可证,并使监管者可对已签发的许可证进行核实;此外,这项服务还能够为政府车队签发朝觐许可证。没有得到许可证的朝觐一律被称为“未获许可的朝觐”(hajj bidun tasrih),也就是“非法朝觐”。
 
由于朝觐对穆斯林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因此许多穆斯林在履行完第一次朝觐功课后,试图再次甚至多次前往麦加进行朝觐,即履行“余功”。沙特实行严格的签证制度,审批程序复杂,耗时较多,其签证种类主要分为朝觐签证、访问签证和工作签证三种。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没有机会获得朝觐签证的穆斯林选择铤而走险申请其他类型签证,在入境沙特后千方百计地前往麦加地区,部分没有获得朝觐许可的沙特境内的穆斯林也会加入非法朝觐活动的行列。
 
为限制每年无组织、无序化的多次朝觐,同时给有条件却从未履行朝觐功课的穆斯林机会进行朝觐,避免大量重复朝觐产生的混乱与盲从现象,沙特不断加大力度打击非法朝觐,其主要措施有:制定法律限制每名哈吉(伊斯兰对曾经朝觐过的穆斯林的称谓)五年内只允许一次朝觐活动;对于非法朝觐,沙特内政部采取了监禁与罚款的形式进行处罚:对于非法组织朝觐的运输者关押15天,并且运送一名哈吉罚款1万里亚尔;对于两次进行非法组织朝觐的运输者关押两个月,运送一名哈吉罚款2.5万里亚尔;对于组织两次以上的非法朝觐运输者关押6个月,运送一名哈吉罚款5万里亚尔;对于非法朝觐的组织团体,非法朝觐人数越多,罚金越多,对于每名违反朝觐规定的来访者实行遣返并根据规定一段时间内禁止入境沙特。
 
(二)中沙在朝觐管理上的合作
 
全球穆斯林人口高速增长和地区国别分布日益广泛,使得穆斯林朝觐的需求剧增。面对全球绝对数量庞大的潜在朝觐者,同时为平衡各国的朝觐名额分配并提振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朝觐权益,再加上沙特朝觐产品供给能力相对有限,沙特不得不严格控制朝觐总人数,限制重复朝觐,打击包括沙特本国公民在内的全世界非法朝觐者。非法朝觐严重破坏了世界各国出入境制度,对于沙特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卫生安全等均造成了重大威胁。中沙两国在打击非法朝觐、维护全球朝觐秩序上共识颇多,平稳、有序、高效的中国朝觐管理方案日益得到沙特方面的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朝觐高度重视,使沙特充分认识到中国积极维护本国穆斯林的朝觐利益,因而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来理解中国的朝觐管理,并把双方打击非法朝觐的合作置于全球朝觐治理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穆斯林的非法朝觐活动必然侵犯合法朝觐者的权益而受到惩戒。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主要业务和工作任务之一,便是组织朝觐活动,提供相应服务,并下设专门的朝觐工作办公室分管相关工作。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朝觐工作有序化、有组织地进行,与沙特一起做出了巨大努力。2006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沙特朝觐部达成协议,规定将中国朝觐者纳入统一组织的渠道,沙方停止为中国零散朝觐者发放签证,中国还从该年度开始统一组织副朝活动。2006年8月,大批中国“零散朝觐”人员在巴基斯坦向沙特驻巴使馆强行申请副朝觐签证,沙特方面按照中沙之间的协议拒绝发放副朝签证。中沙方面在化解危机方面通力合作,中国紧急向沙特申请增加朝觐名额,并保证将返回国内的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年统一组织的朝觐团。针对一些“零散朝觐”人员在巴基斯坦的静坐与示威,中沙经过协商,同意为滞留巴基斯坦的“零散朝觐”人员发放副朝签证,但强调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是沙特方面最后一次在巴基斯坦为中国穆斯林发放副朝签证。此外,中沙方面还共同强调和要求,中国穆斯林只能在沙特驻华使馆申请朝觐和副朝签证。
 
中国高度重视朝觐人员的安全问题。2006年1月,沙特麦加朝觐踩踏事故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我有关部门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采取措施,救助我受伤人员,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中国不仅高度关注合法渠道派出的中国朝觐团成员的安全问题,对于沙特境内的中国“零散朝觐”人员的安全也高度关注。如2015年朝觐造成人员踩踏事故,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中国朝觐团14,500多名朝觐人员均已取得联系,未发现人员伤亡。朝觐人员已完成朝觐,将于近期陆续回国。目前已收到4例中国零散朝觐人员遇难报告,驻沙特使领馆正抓紧核实并协助善后。”
 
正是由于中沙建交以后双方在朝觐领域不断凝聚共识且达成相互谅解,双方在包括朝觐交流在内的全方位交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2008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时任沙特王储苏尔坦亲王签署了《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应通过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平等相待”,“双方将继续加强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沙特朝觐部在朝觐、副朝事务领域的合作”。
 
四、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朝觐与中沙战略
 
对于中沙关系而言,2016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中沙双方不仅将战略性友好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沙特也在此后推出“2030愿景”,这成为其“向东看”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的重要制度保障。不论是习近平主席访沙发表的署名文章,还是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抑或是“2030愿景”,都提及中沙之间的朝觐合作和宗教交流。由此可见,朝觐在新时期中沙关系的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中国领导人与沙特国王及王储之间的密切互动,更是对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2019年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华,这一系列高层互访都对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他在《利雅得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指出,“中国明代穆斯林航海家郑和远航吉达、麦加、麦地那等地,盛赞所到之处‘民风和美’,‘诚为极乐世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中国公司在圣城麦加铺设的轻轨项目为来自全球的穆斯林朝觐者提供了便捷服务。中国公司开发朝觐通信保障方案,连续多年确保了朝觐期间通信畅通”。在习近平主席和萨勒曼国王的共同见证下,中沙发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沙特“2030愿景”中对自己的定位之一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代表了伊斯兰教的心脏”,“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领导角色是本国未来发展的基石”,明确提出要“致力于服务朝觐者”,至2030年“把本国接待朝觐者的年客容量从800万人增加至3,000万人”;提供并进一步完善多样化的朝觐服务,“将修建更多的博物馆,名胜古迹,与文化场馆,以充实朝觐者的朝觐体验”。
 
事实上,因朝觐经济能够提供远超石油产业的就业岗位,沙特更加重视提升朝觐业和开放旅游业在沙特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沙特在严厉打击非法朝觐上的力度不断加强。沙特护照总局发布决定,通过季节性的管理委员会在麦加城入口处,禁止没有许可证的本国公民和外籍人士运送朝觐者。对违反者的处罚包括监禁、罚金,对触犯法律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并没收违法活动使用的交通工具。
 
近年来,由于朝觐中的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威胁不断涌现,沙特在朝觐管理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有别于其他国家纯市场模式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模式的朝觐人员选派中国模式,日益得到沙特的理解与认可。中国与沙特政府及伊斯兰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朝觐合作机制,中国的有组织朝觐管理模式赢得了沙特方面的充分肯定。与许多国家通过市场化的朝觐旅行社组织朝觐不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国家宗教局的指导下,其领导作用贯穿朝觐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朝觐活动具体细节的全过程。中国朝觐团配有300多名工作人员为朝觐者安排一切,包括申请签证和预订航班,其中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提前赴沙特安排酒店、餐饮和大巴等事务。除此之外,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加强与沙特朝觐部之间的机制性互动,就中国穆斯林朝觐相关问题进行频繁沟通,并在访沙期间拜访朝觐服务部门。2018年12月,中国伊协五人代表团前往沙特展开为期10天的工作访问。阿地里江副会长与沙特朝觐部副大臣穆沙图博士举行了正式会谈,“向沙方重申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朝觐政策,感谢朝觐部为我朝觐人员提供的便利和方便”。穆沙图博士“对近年来中国朝觐组织服务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朝觐工作团朝觐组织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其它国家的楷模。同沙方向导、服务机构的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赢得沙特政府和各国朝觐工作组织的赞赏,中沙两国已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希望两国在朝觐事务方面也要进一步加深合作,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朝觐事务的合作”。
 
中国朝觐团高度重视中国朝觐者的安全问题。为此,朝觐总团进一步加强与麦加警方联系,加强中国朝觐团的安保工作。比如在2018年朝觐管理中,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副团长李革于7月9日拜会麦加警察局代理局长萨阿德·扎赫拉尼,萨阿德强调,“今年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朝觐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继续在朝觐团驻地区域保持警力巡逻”。朝觐正式开始后,8月8日,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团长马中平,副团长李革、陈玉龙等主要领导再度前往沙特麦加警察局,通报了中国朝觐人员遇到和面临的安全问题,要求麦加警方多关注。麦加警察局局长法赫德·欧塞米强调,“中国朝觐组织管理措施到位,朝觐人员遵守沙特规定,是最好的朝觐团队。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朝觐工作总团交流,建立密切联系机制,及时帮助解决中国朝觐人员遇到的问题”。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态势愈发明显,中沙都受到了疫情的巨大影响,沙特作为两大圣城所在地更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尽管沙特长期以来在朝觐期间应对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此次新冠疫情仍对沙特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2月27日,沙特暂停向境外人士发放副朝觐签证。3月4日,沙特内政部宣布暂停本国国民和境内外籍居民前往麦加开展副朝觐。沙特因新冠疫情而暂停副朝觐的举措是根据全球疫情发展而确定的,并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因为副朝觐并非义务性功课。3月22日,沙特卫生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布,该国新增11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麦加的72例皆为土耳其公民。圣城麦加的严峻疫情形势将对沙特抗疫造成极大压力。中国在向沙特介绍抗疫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考量,于4月15日向沙特派出医疗队。中国赴沙医疗队由国家卫健委组建,宁夏卫健委选派。医疗队涉及实验室、传染病、重症呼吸等领域的专家,5月2日,中国医疗队返回宁夏。对于中沙而言,2020年7月底的朝觐则是一场“大考”。沙特在暂停副朝觐上有着完全的主动权,但在朝觐上却囿于其作为“五功”之一而无法主动取消或暂停。中沙在2006年签署《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2008年《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将继续落实该备忘录,而朝觐卫生合作一直是中沙卫生合作的重点领域,此次中沙抗疫合作对于沙特积极应对2020年朝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以朝觐为开端的中国与沙特关系走过了65年,其间虽有1965年至1978年间中国大陆穆斯林朝觐的停顿,但自1979年中方恢复派出朝觐团以来,中沙朝觐交往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在1955年和1979年两度通过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自推动向沙特派出中国朝觐团,反映了中国政府较早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发展与不同意识形态亚非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较早关注到宗教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1990年中沙建交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宗教交往成为中沙全方位交往中的特殊一环。2008年,中沙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16年1月,在习近平主席和萨勒曼国王的推动下,中沙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指出:“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或教派挂钩”;“中方赞赏沙方积极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双方愿本着包容互鉴的精神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中沙双方在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共识也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然对中沙今后在朝觐管理方面加强合作与增进理解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相较于当前中沙之间其他诸多“气势恢宏”的合作领域,朝觐算不上“显山露水”,但中沙朝觐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关两国关系的全局,这在中沙关系的不同阶段均已得到证明。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4期
转自回族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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