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经韵是广泛运用于道教法事科仪活动中的念咒、诵诰、咏唱等的音乐，也是道教音乐的主体部分。道教经韵按照教派、地区的不同，风格也有所不同。道教经韵主要分为全真派和正一派两大系统。此外，由于地域的不同，道教音乐与当地的民间音乐交汇融合，从而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经韵，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道教经韵。
全真道地域性经韵，一般通称为“地方韵”，是与通用于全真派十方丛林的“十方韵”（即“全真正韵”）相对应的概念。地方韵只限于某一地区范围内使用，除了具有十方韵的一般特征外，地方韵通常都与当地的语言和民族民间音乐结合紧密，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最典型的地方韵包括“东北韵”“崂山韵”等。
比如，流传于东北地区道教宫观内使用的“东北韵”，创立于沈阳太清宫，其韵腔共分为五类，包括大韵、小韵、走马韵、忏韵、诵经韵，其中前两者最为主要，数量也最多。东北韵的音乐基本节奏形态、唱腔音调、调式、演唱等，都呈现出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是一种融会地方音乐文化与道教思想为一体的地方性道教音乐。
再比如，“崂山韵”则流布于全真派道教发祥地——山东胶东地区，它是在传统的十方韵的基础上，吸收了胶东地区的民间音调及地方方言而形成的极具个性化的经韵，包括澄清韵、大赞、小赞、崂山吊挂等。其中，崂山吊挂的韵腔是胶东地区独有，因此直接以地区命名。
地方韵都是源自全真正韵，或者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音乐文化，或者是为了拓展道教在当地的影响力，因此加以改造而成。比如北京白云观在清代之前一直沿用十方韵，清末时为了留住游方的道士才改为“北京韵”，现今又恢复为十方韵。
相对而言，全真道经韵强调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其传承十分严谨、规范，全真道内以十方韵为范本，各宫观都严格执行。而且经韵的传承都是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因此在音乐形态上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在具体的旋法（旋律的进行法则）和节奏上都大同小异。
正一道经韵最明显的特点则是地域性——尽管在总体风格上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各地的行腔、旋律润饰等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即使是同一法事中的同一首经文，各地一般都会选用本地的音调来配曲，俗称“三里不同道，十曲九不同”。
比如，苏州道乐在赞、颂、偈的行腔中，即使是同一首唱偈，在演唱中也不同于上海道乐，而是带有浓郁的本地民歌（吴腔）的韵调。
再如，江西龙虎山天师道音乐中“上清腔”，这是龙虎山天师府祖传下来的经韵，为龙虎山独有，其中就包含部分江南昆曲音调和江西民间音乐的成分，风格典雅。而龙虎山天师道的“弋阳腔”，则是以江西弋阳一带的民间音乐为素材而创制的极富地方特色的经韵。“弋阳腔”有固定的歌腔形态、典型乐句，以此顺应不同经文的内容而变化章法结构。这两者都属于龙虎山天师道最有特色的经韵。
此外，正一道音乐还具有一定的民俗性，像江浙一带的正一道音乐，大多采用“江南丝竹”“十番锣鼓”音乐；而许多道乐曲牌，比如《将军令》《水龙吟》等，实际上是从民间传统音乐中吸收发展而来的。
此外，道教音乐还形成了“民间道乐”的特殊形式。在我国各地区有很多民间音乐演奏团体，世代相传，而所演奏的曲谱实际上是道教音乐或者由道教音乐演变而来的音乐形式。比如，四川西部地区民间道坛（民间以斋醮为业的组织）所采用的“行坛音乐”，就属于民间道乐的系统，其音乐风格粗犷、热烈，民间气息浓厚。而民间还涌现了很多杰出的道乐家。著名的如江苏无锡民间道乐家阿炳和他的二胡曲，就是将道教音乐融入民间世俗音乐的典型代表。
道教经韵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时代，汲取地方性、时代性的音乐元素，反映了道教所强调的“随方设教、与时偕行”的特点。要求在不同时代要有不同的调整，要有不同的内容和阐释，要适应时代、符合时代要求。而道教的历史发展，正是对此不断完善、不断调整的过程。
道教经韵地域性特色反映了道教与世俗社会音乐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过程。一方面，道教经韵通过音乐的形式表现道教的思想文化，传播道教文化理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另一方面，世俗音乐元素丰富了道教原有的音乐文化，形成现在丰富多彩的道教音乐宝库。
道教“随方设教、与时偕行”的特点，奠定了道教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使之成为与大众世俗生活密切联系的宗教，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有感于此，鲁迅才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植根于中华文化，因应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这是道教历史发展的一贯传统，也是当前道教中国化需要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国宗教》2020年10期
微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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