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炜
印度的宗教非常复杂。据政府1981年的调查,有99%的印度人信奉当今世界七大宗教,按信教人口的数量来排序的话,第一是印度教,第二伊斯兰教。大家知道印度有多少穆斯林吗?印度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1%到12%,约有一亿二三千万。这意味着印度是一个穆斯林大国。伊斯兰教徒或穆斯林在印度虽然为数不少,但据我所知,没有在任何个邦占主导地位,可以通过立法把伊斯兰教法的一些内容写入邦宪法里去。不过,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后,穆斯林也被印度的种性制度同化了。按理说,穆斯林是很讲平等的。
学生:“巴基斯坦是怎么从印度分出去的?”
我过一会儿会讲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基督教是印度第三大宗教。接下来的是锡克教,它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体。当然还有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兴盛于印度,在印度也衰落得最厉害。注意,佛教衰落后,印度教才兴起。另外还有耆那教和帕西教。耆那教是佛教的亲戚,它在很多方面跟佛教相似,在有些教义方面走得比佛教还远,比佛教更极端。比如说在不杀生问题上。它禁止教徒耕地。为什么不能耕地?不耕地吃什么?因为耕地就要伤害土壤里面的虫子。所以它比佛教还极端。最后,耆那教徒差不多个个都成了商人。他不耕地,自有其他人替耕地。但这个恶他是不能做的。
学生:“那他吃肉吗?”
肯定不吃的啦!
学生:“蔬菜也是生命啊!”
呵呵,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当然,还有少量的印度人皈依了犹太教。最后,印度还有少量华人。据说加尔各答有三四百个华人。他们的处境不是太好。其他地方华人都能发展,但在印度却发展不起来。于是华人就开始往迁移。加尔各答从前有一千多华人,现在只有三四百人,因为有能耐的人,年轻一点的人,不停地移民到北美或澳洲去。可能再过二三十年,老人全死了,印度就不再有华人了。那里限制太多。华人只能从事某些行业,如鞣皮制革。
据1991年的一面统计,印度的印度教徒约为6.7亿,约占总人口的82.4%,是第一大宗教。但还有一亿两千万到一亿三千万左右的穆斯林,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2%。这个比例不小,它赋予印度的宗教构成以一个看似矛盾的景观:印度既是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国家。穆斯林散居在印度全国各地,印度教徒与他们时时发生冲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武装冲突。正是由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由来已久,而且进入20世纪以后冲突越来越激烈,英国人在1947年撤出次大陆以前,制定了一整套印巴分治的计划。但是光有英国人出主意、做仲裁人也不行,必须穆斯林和印度教两方面的人都同意才行。可是双方同意,甚至有中间人仲裁,却并不等于不出现问题。事实上,印巴分治在实施中引起了很多流血冲突。大家应多注意这方面情况。这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穆斯林不愿意住在当地了,要到叫一个“巴基斯坦”的地方去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那么先前的土地和房产怎么处理?能带走或不能带走什么东西?带不走的东西如何补偿?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并不是用法律或其他办法能轻易解决的。我们也需要注意,不光在印巴边界地区发生了很多两大宗教间的流血冲突,在远离边界的很多地方,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也发生了不少激烈的冲突。
印巴分治中出现的流血事件,以及分治后发生的多次印巴战争,与英国人在那里的做法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在莫卧尔帝国时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能够和平相处?为什么在英国殖民统治初期,两大宗教之间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麻烦?甚至直到20、30年代,两大宗教之间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英国人或多或少对这些冲突负有责任。长期以来,他们觉得伊斯兰教和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比较接近,因为至少在理论上,伊斯兰教是不搞种性制度;伊斯兰教也信仰一个全知全能、至高至大的唯一神,等等。总的说来英国殖民者是偏袒穆斯林的。这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播下了日后大规模流血冲突乃至战争的种子。这可能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英国统治者当时在政策制定上和其他很多方面比较倾向于穆斯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做法不仅在印巴分治时导致了普遍流血冲突,不仅导致了分治之后多次印巴战争,而且几十年以后,仍然不断有后果显现出来。比如在1992年,印度教狂热分子捣毁了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Ayodhya's Babri Masjid,兴建于16世纪),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宗教暴力事件。这可是不得了的,接着就有很多其他暴力行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后来类似的宗教冲突还有很多,前几年前还发生了一起穆斯林好战分子冲进印度议会,开枪杀人的事件。在克什米尔,两大宗教之间的冲突更是家常便饭,隔三岔五总有暴力事件发生。尽管如此,总的说来印度宗教冲突不像中东那么激烈,尤其是对于印度维系一个统一的国家,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问题。
最后看看印度其他宗教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锡克教徒约占总人口的%,基督教徒约占2.3%,佛教徒约占0.8%,耆那教徒约占0.4%。
讲到印度,我们会想到它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学术报告会里所谈到的种姓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但简单说来印度社会一直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四大种姓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每大种姓下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住那么多亚种姓名称,是的困难的,也没有必要记,那是专家的职责,可是如果要研究印度尤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个工作便非做不可。目前我所看到的我国研究印度种姓制度的专著只有尚会鹏的《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书中对亚种姓的研究不多,主要谈的是种姓制度的起源及对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谈到种姓制度,我们会认为那是很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人性的。在这点上,我不能站在文化多元论的立场上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种姓制度也是合理的。这么说没什么意思。一百多年来,印度一直想改变它。甘地就想改变,发起过群众运动。他曾经说过“即便贱民也是上帝的儿子”一类的话。如果说它是合理的,或者说你不能批评它,批评它就是“政治不正确”,就违背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主张每种文化都有它的内在合理性,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尤其是“进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来评判其他文化),那么一百多年来印度有识之士个个都有思维问题了。
比如说在大街上,你是个高种姓的人,你遇到了一个低种姓的人,你就觉得自己被污染了,得马上去洗浴或举行特定的宗教仪式才能净化,你能说这个有道理吗?
学生:“低种姓的人,贱民,做什么工作?”
从前低种姓的人只能做低级工作,比如说打扫厕所,清除垃圾等等。现在情况应该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做了这种低贱的事还不说,还得受高种姓人们的歧视。高种姓人们看到了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干净了。这怎么说,也是没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并非只有印度才有种姓。种姓并非印度所特有,只不过在印度人们把它宗教化、仪式化了,把它极端化了。古代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有七大种姓,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差无几,也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即祭司种姓,埃及的第一种姓也是祭司;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民种姓。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埃及种姓制度的细节,因为留下的文献很有限,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古埃及确实有种姓存在。
如果不拘泥于严格的种姓概念,而把眼光扩大到类似的制度,便不难发现任何文明里边都有与种姓相似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前西方社会阶级之间壁垒森严,是不可逾越的。西方历史上的阶级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贵族就是贵族(贵族里面又分为很多等级),市民就是市民,农奴就是农奴,分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远比中国(尤其是宋代以来的中国)严格,直到近代民主制度兴起,才逐渐瓦解。相比之下,中国因大一统帝国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有了结构性矛盾,总的说来皇帝是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贵族的,所以早在魏晋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明时期差不多全消失了(也许清朝是例外,八旗制度可以视为一种贵族制度,但那主要是满人内部的事,而满人所占全国人口极小,所以总体上看,清朝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可历史上,中国远没有铲除阶级制度啊。
那么日本呢?应该说,当今日本是全世界阶级界线最不分明的国家之一,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座的很多同学的“二外”是日语。你们知道在日本,如果你同一个地位比你高的讲话,所用的动词就跟你同地位相同的人讲话时不一样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名词、代词等方面的相应变化。韩国人的情况是相似的。据说一群中国人和一群韩国人碰巧在一起工作,他们觉得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年龄和身份。你的年龄和身份比高于他或低于他,他对你的态度和称呼是不一样的。当然,在日本和国,语言中的社会等级也在消解。
中国呢,比日本和韩国要好些,但决不是根本没有类似种姓的制度。我下面讲的话也许对中华文明有点不恭,但那是事实。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城市人口,一类是农村人口。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以前,中国农村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高于近代以前的西欧,阶级间早就谈不上壁垒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历来就很高,社会下层的人们可以流动到中层、上层,反过来上层和中层的人们也可能流动到下层。可是在1950年代,由于中国要搞工业化,必须从农村提取资源或资金,同时让少数农民进城当工人,让大多数农民长期呆在农村,生产粮食以供养城里的人们。进城的农民加上城里原有的居民,形成了城市人口,而呆在农村的人们便成了农村人口。我们再用国家暴力机器把这种格局制度化,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来区分两种人,不妨称之为城市种姓和农村种姓。长期以来,两者之间很少有流动,直至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松动。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人口享有的资源比农村人口多得多。这是一种现代条件下人为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对立。尽管现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正在消除,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还会是长期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扩大。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甚至在今后二三十年甚至是四五十年时间内,城乡二元结构的后果仍然会显现。我们只要看一下农村来的同学,就会发现无论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外貌、口音、举止甚至思维方式上,都跟城里出生的人不一样。很多人很认为他们“土”,他们自己可能也很自卑,也可能认为自己“土”。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农村同学长期待在农村,享有的资源---不光是物质资源,还有文化资源---比城里人要少很多。当然,现在是网络时代,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可是像中国那样,为了要实现现代化,又不能想欧洲那样掠夺其他地方,就只好自我掠夺或自我剥夺了。所谓“自我剥夺”,就是国家,通过暴力机器从农村和农民身上猛汲资源以实现工业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建立在这种“自我剥夺”基础之上。
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和对立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旦你是农民,不仅你这一辈子抬不起头,你的儿子和孙子也抬不起头,甚至可能第三代、第四代也没有根本性变化。我觉得这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里恐怕只是一种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当然,如果你成绩非常好,考上了大学,那你差不多就翻身了,或者说走上了翻身的道路。但这种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那太落后了;看看我们中国,多么先进!其实,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阶级分化。阶级,尤其是界线分明的阶级,可以看作一种淡化的或不完全的种姓。当然也必须承认,即便是中国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城市种姓和农村种姓,在观念上、法律上和习俗上都是能流动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完全可以通婚。相比之下,印度种姓之间一般是不可以通婚的,尽管高种姓的男人可以娶低种姓的女人(反过来就不可以)。
学生:“老师,种姓制度有什么社会影响?”
种姓制度在印度那片土地上是一个没法驱逐的幽灵,是附在印度的身躯上的,是一个解不开咒符。不管是什么外来宗教,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最后都会被种姓制度所同化。种姓是永恒的。佛教的产生本来是对婆罗门教搞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兴起的时代,也正是种姓制度兴起的时代)的抗议性回应,是对它的反动,耆那教与佛教差不多,也是对种姓制的反动,是要淡化它,消解它,可是最后,佛教和耆那教都拿种姓没办法,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搞起种姓来。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穆斯林也搞种性制,现代共产党员也搞了种性制度,天主教也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种姓制应该在逐渐淡化。与时俱进嘛,印度人也要讲“先进性”。印度共产党人应该进行先进性教育。
学生:“我看过一本书,其中就讲一个印度企业家白手起家,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富翁了,但是他仍然只能睡在公司附近的路边,不能睡在楼房里。就是因为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不允许他在别的地方睡觉,否则招来的愤恨就不是一点点了。在其他文化里,尤其是在现代文化里,财富能改变你的一切,但是在印度财富虽能改变很多很多东西,唯独就是不能改变种姓。种姓是不可变的。如果夸张一点,可以说印度种姓是永恒的,在共产主义面前不可动摇,在伊斯兰教面前不可改变,在财富面前也一如既往。就好像人们心中有些观念是极难改变的,一改变心里就有一种不能接受的感觉。
学生:“在任何社会,下层阶级受到太多压迫,总会起来反抗,为什么在印度没有这种反抗的现象呢?”
这就要回到印度的宗教去。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文化里,如果下层阶级受到太大的压迫,他们都要起来反抗的,为什么在印度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反抗现象呢?这就要到宗教里去找原因了。印度宗教包括佛教、原始婆罗门教,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印度教等等。无论是什么印度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的信仰,就是业报轮回。这种思想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公平、一切烦恼都解释掉或消解掉了。
学生:“这是愚民政策。”
这不是愚民政策,是文化。文化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因此遭受压迫的人和压迫的人都想到一块去了。业报轮回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的肉体可以死灭,附在肉体里边的灵魂却是不死的,在肉体死后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到合适的时机又转移到另外的肉体里去了。新肉体可能是一个动物,也可能是一个更高的种姓,如婆罗门。那么,是什么来决定你来世投胎为一个婆罗门还是一只老鼠?是“业”。印度人(还有中国信佛的人们)认为,我现世是什么,能有什么成就或一事无成,都与前世的“业”或所作所为直接有关,是由“业”决定的,我应该接受这个结果。同样的,我现世所造之“业”或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来世。最后便有了佛教的解脱说。佛教认为,一个生命会轮回很多次,是非常麻烦甚至痛苦的,人们应该通过信仰、修行从轮回中解脱逃离出来。
所以,最终我们所见到的印度文化,就显得最缺乏反抗精神或革命精神了。
(本文转载自:天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