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中，把宗教界的腐败风气归咎商业风潮。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同样是商业发达的港台和海外华人社会，却产生了大陆所不见的宗教大师、团体及慈善活动。显然，在商业风潮之外，腐蚀大陆宗教界的应该另有深层因素。

　 研究宗教问题的人民大学党史教授何虎生指出，大陆也有大德高僧，之所以不被海外所熟悉，原因还在于大陆佛教界对外的交流还不够；而且宗教生活多维持在寺院内，对社会的影响还不大；此外，僧侣讲经传道的形式限制较多，不比海外活泼。

　 何虎生分析说，当局认为宗教是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因此主张政教分离。目前被当局视为威胁中国社会安定的宗教力量有四方面：外国敌对势力的渗透，例如梵蒂冈要插手中国的主教任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在中国积极传教；中国内部的敌对宗教势力，包括利用回教鼓吹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及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被官方定性为非法邪教的法轮功；脱离政府控制的民间信仰团体，在地方聚众活动一次能动员几万人参加，而且还介入当地的教育、婚嫁等政府职能。

　 吊诡的是，为了实现宗教不干扰政治的政教分离原则，中共却又积极介入宗教事务。虽然宗教局在书面答复本报时宣称，宗教团体负责人是按其章程“选举产生”，宗教活动场所“实行民主管理”，知情者指出，中国各个合法宗教组织都受中共严密掌控。

　 把宗教领袖引进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政治组织，包含了笼络和管理宗教界的双重作用，这个做法也模糊了宗教和政治的分际。

　 根据新华网的资料，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宗教界委员就有66人，其中有人官至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已经属于比部长还尊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

            
                                 出现“处级”寺院“厅级”教堂

　 知情人士透露，担任政协常委一般就能够获得正部级待遇；在住房、医疗等实际福利，以及出行时坐的车、住的宾馆等级，开会时座位的顺序排场，都相当于国务院的部长。

　 在地方上也比照办理，寺庙教堂根据其负责人的职位等而出现“处级寺院”、“厅级教堂”的官僚化现象。宗教领袖被体制赋予物质实惠及社会地位，最终造就了一批“政治和尚”、“政治教士”，他们活动的目的不在宗教，而在当官。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浙江省临安市西天目山禅源寺月照法师，涉嫌假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题字，被国家安全局逮捕，在北京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两年，目前在杭州监狱服刑。中国佛教协会已经开除他的僧籍。

　 月照法师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假冒国家主席题字，无非就是想自抬身价，希望有利“仕途”。

　 这种把宗教官僚化的结果，就难免要产生圣辉法师所警告的“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丑陋现象。

　 而一些贪官污吏的迷信，也让中国宗教界的异化问题雪上加霜。知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的宗教场所负责人，凭借与当地政要的关系，牟取自身的好处，形成了“官教勾结腐败”的不良社会风气。

　 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因收受贿赂人民币106万9000元（约21万3800新元），借各种名目收受礼金18万余元，插手基建工程，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等罪行，在7月19日被判刑13年。

　 根据《华商报》4月的报道，张改萍在任时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以求得神佛保佑自己官运亨通。为了打动神佛，求得保佑，她还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寺庙的僧侣来到商州区，并亲自组织和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更多次前往全国许多大寺院烧香拜佛、上供布施，花费达几十万元。

                                    佛教界“八荣八耻”

　　
    圣辉法师借中共“保先教育”的荣辱观，提出佛教界的“八荣八耻”：以爱国爱教为荣，离经叛道为耻；以勤修三学为荣，犯戒空谈为耻；以禅悦法喜为荣，低级趣味为耻；以谦虚惭愧为荣，?慢浮躁为耻；以感恩随喜为荣，贪著嫉妒为耻；以和合大众为荣，拉帮结派为耻；以培德惜福为荣，奢侈放逸为耻；以利乐有情为荣，损人利己为耻。
　
 　从反面观之，这何尝不是反映了中国宗教界面临的严重问题。

 

                                    (本文转载自: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