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有关于清明节节俗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对节俗渊源的追溯与对节俗文化内涵及功能的普适性介绍上，因而忽视了在动态历史进程中考察传统清明节俗实践活动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现代化的都市语境来考察上海的清明节节俗实践，可以发现上海清明节俗实践承传与变迁的主要特征。调研发现：被日益深度地纳入到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清明节，正通过道具/仪式替换而走向“文明”；新技术亦在改变都市人的清明节消费观念；而墓园周边新兴农贸市场的怀旧气息也进一步提示了都市清明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的分离。清明节实践形式的改变，正在根本上将传统的、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清明节转变成现代的、与都市文明相适应的“传统”节日。
现有的对清明节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节俗渊源的追溯与对节俗文化内涵及功能的普适性介绍上，忽视了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立足于当下考察节俗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其当下的清明节节俗实践活动深受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研究者对上海清明节节俗的考察并未超越以上提及的清明节节俗研究范式，尚未注意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传统节俗实践活动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基于现有的上海清明节节俗文献资料以及2012年、2013年笔者在上海福寿园公墓所调查到的清明节祭扫习俗资料，考察当代上海清明节祭扫习俗实践的都市化进程。
整体来说，当代上海的清明节处在一个政府公共政策与服务持续产生影响、信息传播途径迅捷多元、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空间里的清明节节俗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其形式也不断发生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都市日常生活。以往处于民间、自发状态的清明节与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以及市民都市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抑或说，当代上海都市的清明节已被深刻地嵌入到都市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它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具有了鲜明的都市化特征，已非传统乡土意义上的清明节了。
一、从民间的清明节到被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清明节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清明节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文化价值得到来自官方的认定，政府明确提出“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2008年，再经国务院批准，清明节与端午节、中秋节一起成为国家法定假日，放假三天。由此，原本民间自发的、以家庭扫墓为主的清明节与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发生了密切关联。其表现之一便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节日假期期间的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的保障与维护。
本质而言，节日假期主要是为都市里实行严格的星期制工作制度的上班族设置的，私营业主和务农者时间安排自由，无需假期来保障节日时间。而这样的安排在保障都市上班族的传统节日时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相对分散的祭扫时间变得集中。同时，城市丧葬公墓式管理模式，使得都市墓地分布相对集中，且通常处于与都市居住区相区隔的远郊，这导致了祭扫人流流向相对集中，这样，由于祭扫时间与人流流向的相对集中，清明节假期期间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社会安全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至2014年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5.68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9.26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96.42万人，是国内外来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国内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城市之一。清明节假期是一年中人口流动性强的时期之一，而上海的公墓墓园多分布在上海市郊（见表1）。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使得清明节假期期间上海祭扫人流、回乡人流集中从市区涌向郊区以及外地，加上进出上海的假日旅游观光群体，清明节期间上海的公共交通与社会安全面临很大的挑战。仅以祭扫人流为例，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首个清明小长假第一天，上海全市出行扫墓总人数达237万，较之2007年同期增长了56%，出行车流达19万辆，同比增长了94%。2015年3月28日至4月6日10天内，上海市累计接待祭扫市民853.2万人次。如此庞大集中的人流量使得清明节假日期间交通拥堵成为常态。从普通市民的角度而言，市民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出行也明显感受到了公共交通的压力。例如，2013年4月4日清明节当天，笔者早上8：00乘坐从武宁路出发至上海福寿园的班车，平时大概1小时左右的车程当天足足走了3个半小时。交通如此拥堵迟滞使得一些原计划祭扫完毕乘火车去外地的乘客不得不将火车票改签， 一些乘客在停滞不前的车流中果断选择下车步行至目的地。有新闻报道称，清明节如同春运一般拥堵。2014年清明节当天，上海市区开往各市郊区主要墓园的道路，以及前往江浙两省的主要高速公路均拥堵，以至不少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熄火待行。交通大面积拥堵也对城市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亦有新闻显示，2014年清明节节点上海市共发生人员伤亡交通事故43起，造成37人死亡，17人受伤，另外还发生轻微物损交通事故43304起（不含自行协商事故）。
可见，清明节假期期间的公共交通与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城市问题之一。因而，自2008年清明节开始放假以来，政府相关部门就将维护清明节假日期间的安全作为工作的重心之一。浏览《人民日报》历年清明节相关报道可以发现，2008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关于清明节祭扫活动的报道要点除了以往的“文明祭扫”之外，亦多了关于清明节假日安全的相关信息，政府相关部门通常会发文要求保障清明节假日期间的安全。为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决定，亦为维护上海清明节假期期间的城市公共秩序与安全，从2008年起，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清明节工作指挥部”，该指挥部由上海市民政局、公安局、工商局、交通局、市政局、市容环卫局（城管执法局）、卫生局（急救中心）、消防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精神文明办、应急办等单位组成。至少从2010年起，上海市政府每年在清明节前召开“清明工作联席会议”，以确保清明节假期期间的安全。清明节节日活动被明确而深度地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之中。
以2013年清明节为例，清明节假期前一个月，上海市清明节工作指挥部组织召开上海市清明节工作联席会议。会议对清明祭扫提出了“四个到位、两个确保”的工作要求：“思想认识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安全措施到位、执法监管到位；确保不发生有严重社会影响的重大事故，确保清明祭扫活动始终处于总体受控状态”。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下，上海市各区县也相继召开了清明节工作协调会议；市公安局下发了《关于加强2013年清明祭扫活动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交警总队制定了《关于做好2013年清明祭扫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通知》，并专门召开了全市交警部门清明祭扫交通管理工作部署大会，对清明祭扫期间的交通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清明节当天，市公安部门共出动警力4700余名，警用直升机3架，“重点对高架道路、高速公路及通往各墓区主干道增派警力，并对各大墓区及周边道路进行空中巡逻监控”。另外，市卫生局下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清明祭扫期间卫生应急工作的通知》，为市民提供急救服务；市运管部门在11条扫墓线路共投放定点班车270辆，接送祭扫市民；接市政府相关领导“关于做好清明高峰期间市民气象服务”的指示，气象部门提前7天以短信方式将清明高峰期间各主要墓园所在地的天气情况反馈给相关单位，为祭扫市民提供气象服务。另外，市工商部门也出动了执法检查人员专项检查殡葬用品企业。
可以说，清明节假期期间，政府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同时，亦提供相关服务保障市民的节日生活。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清明节祭扫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与家庭的“私事”。受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国家（城市）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城市居民的清明节节俗实践与城市公共服务管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政府对市民的清明节节日生活的管理与干预日深。都市中的清明节节俗实践正从自发的、民间的活动逐渐被更深度地纳入到政府的都市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之中，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清明祭扫观念与行为的都市化：“文明祭扫”宣传与“道具/仪式替换”实践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文明”一词与清明节有了紧密关联。这一来自欧洲的词汇，最初被用来形容人的行为方式，偏向于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后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由专指个人行为而具有了社会的意义，意指社会的一种进步过程。当代清明节时使用的“文明”一词，兼有这两种意义，既指向个人的行为方式，又同时兼具社会意义，抑或说，通过个人行为的文明化来实现社会的文明。
传统的清明节祭扫行为以家庭祭扫为主。例如，过去上海地区有清明前后邀集至亲祭祀先祖的“做清明”习俗，“是日，东家设便宴，遍邀至亲聚会，上坟祭祀”；摆酒菜；点香烛；烧草囤；在坟上添土除草等。这种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继承而来的清明祭扫习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其中一些祭祀行为被看作是“不文明”的祭扫方式。
《人民日报》最早于1996年将“（不）文明”与“清明节”联系在一起。一封山西读者来信说：“在清明节以文明的方式扫墓，寄托生者对死者的怀念之情，是人之常情。但清明节期间大撒‘冥币’，大烧纸钱，却是不文明的表现”。1998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民政部通知，要求“清明节期间开展文明祭祀活动”，各地在清明节期间要“以移风易俗、节约土地、保护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深入开展有声势、有内容的文明祭祀活动” 。尽管“文明祭扫（祀）”的口号同时面向农村和都市，但从新闻媒体历年的报道来看，其宣传的重心其实是在都市的，“市民”一词频繁出现在清明节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总结起来，政府与新闻媒体所指的“不文明”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烧纸化钱、招神引鬼”、放鞭炮、打醮做道场等一系列被斥为“封建迷信”的行为与活动。而“文明”的祭祀活动则主要包括：骨灰入海、树葬花葬、鲜花祭祖、网上祭祀、集体（家庭）追思会等更环保、更符合现代都市卫生观念与生活设置的祭祀活动。本质而言，都市清明节祭扫活动从“不文明”到“文明”的转变，政府与新闻媒体所提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祭祀物品与祭祀仪式的清洁化与现代化替换，亦即“道具/仪式替换”来实现的。
“道具替换”一词来源于德国民俗学家对民间文学的相关讨论。德国民俗学者利奥波德·施密特曾在神话传承的研究中罗列过道具替换的规律。1961年，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民俗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在讨论民间童话时援引利奥波德·施密特的观点说，“童话中的乐器和其他道具在不同的文化阶段更替，以贴近当时的时代”。由这一概念延伸开来，可以发现，“道具替换”遍布当代中国人民俗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同时，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更具整体性的“仪式替换”亦被普遍实践以满足当下的日常生活需求。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清明节祭扫习俗正是通过“道具替换”与“仪式替换”不断走向“文明”而与传统农业社会分离的：一方面，传统的沟通阴阳两界的民俗物品，如冥币、冥纸、鞭炮等指向“封建迷信”的“道具”已经或者正在被替换成鲜花、丝带等新的更符合现代环保理念的物品；另一方面，传统单一的墓葬形式被替换成诸如海葬、树葬、塔葬、壁葬等更多样、环保的安葬形式；落葬仪式亦趋向于现代化与程式化。传统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落葬仪式被由第三方服务业参与的、更专业的、更现代的落葬仪式所替换；传统的跪拜仪式被替换成鞠躬仪式；墓碑前的祭祀仪式被替换成网络祭祀、寺庙祭祀等。
清明节期间，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也不遗余力地提倡、宣传文明祭扫的观念，真正做到了“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刊上有文章”。今天上海市民在延续清明节祭祀传统的同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明祭扫”的观念。更符合都市环保、节约理念的海葬、树葬、塔葬、壁葬等形式逐渐为市民所接受，其具体的祭扫行为亦日趋“文明”。2015年清明节前夕《新民晚报》的报道表明，上海市自1991年3月19日举行首次骨灰撒海仪式至今，上海市民对海葬的接受度逐年增加，目前选择海葬的人数以每年近10%的比率增长，海葬人数从不足亡故人口的0.2%增长到目前超过2%。相应的调查显示，海葬之后，市民更愿意选择“在海葬纪念碑前献花、鞠躬”和“每年举行一次公祭活动”。因而，清明节期间具体的祭祀形式相应地也日趋“文明”。网络祭祀日益为民众所接受。例如，福寿园专门在其网站上劈出网上纪念馆，供人们通过网络纪念逝者，截止到2015年4月29日，福寿园网络纪念墙上共有731598个纪念。从家庭/个体的视角出发，传统的墓葬仪式被海葬、树葬、壁葬、塔葬等新丧葬形式及祭祀形式所代替。
除丧葬形式与祭祀形式发生了变化外，具体的祭祀仪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根据笔者2012年在福寿园的调查所见，目前上海人的祭扫仪式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 擦拭墓碑并清理墓碑周围的垃圾杂物。擦拭墓碑可能在其他仪式之前进行，也可能在其他仪式都结束之后再进行，这相当于以往在坟前除草添土的仪式。
2. 标墓。标墓是将连成长线的纸钱挂在坟头。这样的纸钱也被称作“长龙钱”，其形状如用一枚枚方孔钱币穿起来的长龙，其颜色有纯白色的，有白、绿、红、蓝混杂的。现在福寿园里标墓的并不多。
3. 摆供品和鲜花：供品品种不一，一般为死者生前爱吃的。有的只带水果和糕点，如苹果、香蕉、桔子、青团、馒头和包子等；而做菜肴的一般有素有荤。素菜以豆腐和青菜为主，荤菜主要是红烧肉、鱼、整鸡等，且多有一碗插了一双筷子的米饭。此外还有酒，不喝酒的以清水、茶或者其他饮料代替。另外，鲜花是必不可少的，以菊花、百合、康乃馨等为主。
4. 点香烛：几乎所有来扫墓的人都在墓碑前点香和红蜡烛。上海本地人说，因为阴间太黑暗了，蜡烛能带来光明。而香是报信儿的。逝者只有看到那缕香烟，其灵魂才会顺着香烟的方向到来。一般点燃香之后，祭拜者先站立叩首，举香叩拜三次，然后把香插进香炉里。清理完墓碑前的杂物、摆好供品、点燃蜡烛之后，所有来扫墓的人按照亲疏远近尊长依次在逝者的墓前举香祭拜。
5. 焚烧纸钱。传统上，上海人会用粉笔在坟前画个圈，然后在圈里焚烧纸钱、元宝等。福寿园管理部门为了园内的安全和卫生，禁止人们在地上焚烧，因此他们向来扫墓者租借烧纸钱的铁桶，5元/次，押金45元。现在人们焚烧给逝者的东西包括草纸、20、50、100甚至上亿的冥币，纸锭等。纸锭有自己用锡箔纸叠的，也有直接买的现成的。这些都被装入一个印有《钞票经》并能在纸袋上写明送者姓名和收者姓名红纸袋里，名曰“钱垛”。这在功能上相当于以前的草囤。
6. 描字。福寿园里的墓碑上的文字多用黑色/红色或者黄色/红色漆过。黑色和黄色代表已经去世，红色代表人还在世。描字有的是来扫墓的亲人亲自来描，有的则请福寿园的工作人员来描。在福寿园内专门负责描字的虞兴根一天能描三通墓碑。一般而言，描字是将整个墓碑上的文字都描一遍，但潦草的人也可能只描逝者的名字。这相当于给逝者的坟头添土。这一仪式通常被放在最后来完成。
7. 照相。许多扫墓者在扫墓过程中或者扫墓结束后，会在墓碑前照张相或者所有来扫墓的人一起合影，甚至有人愿意通过相机来记录下自己扫墓时的活动，如焚香祭拜等。
另外，上海市福寿园自2008年起倡导用鲜花、黄丝带、心愿卡代替传统的锡箔纸钱、香烛供品和鞭炮。每到清明时节，将亲人安葬在福寿园里的人们均可以从工作人员那里免费领取黄丝带，祭扫时可将黄丝带挂在墓碑周围的植物上以寄哀思，因此，许多祭扫者也会将黄丝带系在墓碑周围的松树上。
可以说，尽管并未完全与传统分离，但在具体的祭扫仪式上，以往的除草添土仪式被替换成擦拭墓碑与描字、以往的跪拜被替换成举香叩拜、以往在地上画圆圈烧纸被替换成在铁桶里烧祭品、以往在墓前祭祀被替换成网络祭祀，当下的鲜花祭祀、丝带祭祀被期待替换烧纸祭祀。这些新的祭祀仪式被看作是比传统祭扫仪式更文明的祭扫方式而被提倡、被接受，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都市清明节经历着道具/仪式替换过程。
由此可见，尽管都市里的许多祭扫习俗仍然延续了乡村传统，但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整体规划和宣传，“文明”的概念逐渐被植入个人的清明节祭祀活动中，传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祭祀传统，诸如土葬、“烧纸化钱”等清明祭祀活动被作为与“文明”相对的封建迷信而被禁绝、被破除，更符合现代都市管理体系以及与现代都市居民日常生活更贴近的祭祀方式开始成为都市清明祭祀活动的重要形式。都市清明节祭扫实践通过不断地道具替换与仪式替换来实现“文明化”以与现代化的都市管理体系与日常生活实践相适应。
三、新技术与都市人的清明节消费观念
新技术对清明节祭祀习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或者说，新技术融入清明节祭祀习俗在经历了一个“自然的”过程之后，最终成为清明节节俗的一部分。
所谓“自然的”，按照鲍辛格的解释，是指有更强烈的技术特征的新事物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渗透到民间世界。民俗学者常常忧心于新技术对民俗可能造成伤害，导致民俗的终结。“在现代性话语的洪流中，民俗传统一方面被描述为被现代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而亟待抢救、保护和记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被罩上了远离现代文明、大机器生产而具有人情味的纯洁光环。民俗传统似乎和现代科学技术格格不入，不是因之而日渐沦落，就是因为尚未被其玷污而身价百倍”。但鲍辛格强调，新技术给民间文化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改变。例如，唱片和收音机的出现并没有妨碍流行歌曲的发展。“自从有了收音机以来，歌咏协会成员的数目不是下降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因而，“如果预先把一切技术化形式排除在‘大众文化’或‘文明现象’之外，民间文化就会敏感地萎缩”，最终变成僵死的遗留物。
就上海的清明节而言，一方面，清明祭祀所用的部分物品逐渐由手工制作变成由机器批量生产的。例如，以往手工制作的锡箔纸现在可以成盒购买机器生产的了；以往需要自己手工折叠的元宝，现在可以成盒购买机器制作的；以往通过手工编织的“草囤”也转变成由机器批量生产的“钱垛”。较之传统的老上海人，年轻一代在参与清明祭祀活动时会更考虑时间成本更追求效率，而对用于祭祀逝者的元宝的材质与制作过程并不十分讲究；另一方面，新的祭祀形式也以新技术作为媒介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网上纪念馆。仍以福寿园为例，其网站上辟有福寿园网上纪念园区、上海欧美同学会园区、星星港网上纪念园区、红十字遗体捐献纪念园、新四军纪念墙网上查询等几栏。在福寿园网上纪念园区部分开设了逝者网上纪念馆，访客可以通过在线建馆为逝者建立网上纪念馆，上传逝者的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之后访客可以通过点击相关图标为逝者献花、点烛、点香火、祭酒、清明祭奠、点歌曲、献心语、献福币等活动。网络纪念馆打破了空间地域对祭祀活动的限制，以其为媒介，人们的祭扫活动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进行，这某种程度上是与现代社会中人们日益普遍的流动性相适应的。
与都市人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及消费观念相适应，第三产业的勃兴也明显地影响到都市里的清明节祭祀形态。首先，以往由家庭手工制作的食品，如青团、鱼、肉、蔬菜等，现在可以通过副食店以及祭品专门店购买，但同时，以往祭祀之后大家分食供品的习俗也日渐消失，人们一般在祭祀结束之后将供品留在墓前，不再带走。另外，相关的祭祀活动也被委托给相关服务机构。以福寿园清明节提供的相关服务为例，墓园内有商店可以为逝者家属提供便捷的糕点、供菜、香烛、鲜花等供品售卖服务，墓园也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描红画黑”等服务。在各项被委托给相关服务机构的祭祀活动中，清明节期间落葬仪式的组织安排是福寿园里最火爆的业务。例如，2013年清明节当天，共有124户在福寿园落葬并购买了该墓园价格不等的落葬服务。在这些落葬服务中，包括落葬仪式安排、一应落葬所需物品，均由福寿园提供。与传统以家庭与社区为中心而举行的落葬仪式相比，由第三方服务业介入的落葬仪式以专业化、现代化、规范化以及便捷见长，他们提供从供品，如水果、点心、香、福音土等，到仪式所需器物，如灵棚、供桌、花圈、白玫瑰等，到人员配备，如礼仪师、礼仪协助师、礼仪工人，到仪式规程等一条龙服务。很大程度上，这些服务将都市人从耗时耗力的祭品与仪式准备工作以及繁琐的仪式规程的学习中解放了出来，并维持了都市人的体面。
新技术与第三产业的兴起，以及都市人消费观念的变迁，使得祭扫行为趋向简单、便捷，同时亦将都市人引向更多元的祭扫形式。它展示了都市人比乡村人更强的消费能力与更开放的消费观念。这是同都市人的身份相适应的。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具有的内涵，而是在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正是通过新技术与消费观念的革新，都市人维持了一种属于都市人的身份与体面。
四、清明节农贸市场与都市人的怀旧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 “‘土生土长’、守家在地的中国人也如同骤然间被剥夺了故乡、故土、故国，被抛入了一处‘美丽的新世界’”，他们与乡村生活渐行渐远，但乡村记忆尚未远去，“怀旧”日渐成为都市生活的新主题。怀旧被看作是现代人“为了解决现实情境中的认同危机，时常记忆或回溯过去的自我形象和生存经验，并借助想象弥合自和调整遭到时间侵蚀和现实割裂的、破碎的自我形象，从而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中断、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不被分裂”。
节日成为触发漂泊者思旧怀乡之情的重要节点。每到佳节来临之际，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上，总多有充满了怀旧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充满着对过去的人、事、物的回忆，亦即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就清明节而言，每到节日来临之际，各大报纸总要推出与清明记忆相关的作品若干篇，这些作品内容常常涉及对亲人的思念（例如，2014年4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名为《清明》的文章，文章回忆了小时候去给爷爷扫墓的情形），对清明节节日食品的追忆（例如，2015年4月5日《新民晚报》登载了名为《青团的感觉》的文章。文章中作者描述了过去买青团的记忆）等。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回忆性的文章是都市人回到过去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都市人还以“情境再现”的方式重新体验“过去”。都市庙会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此功能。新兴起的上海郊区公墓周边的清明节农贸市场亦发挥了相似的功能。
以福寿园为例，从福寿园建园第一年开始，在清明节和冬至节就陆续有附近居民来卖鲜花。发展到现在从福寿园牌坊到福寿园门口的路上，在清明节和冬至节前后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农贸市场。这个市场上的商贩也主要是福寿园附近的居民，其所卖商品除了清明祭扫用的鲜花、香烛元宝等物品以外，主要是农副产品。
2012年清明节期间，这个市场上除了草莓、甘蔗等比较大的摊位之外，这些农副产品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自家种植、用来满足自家的需求之外的余品。这些农副产品包括娃娃菜、荠菜、韭菜、蒜苗、生菜、豌豆苗、野芹菜、姜、花菜、土豆、黄瓜、黄豆、绿豆、红豆、土鸡蛋、土鸡、鱼类、贝壳类、田螺、咸鹅蛋、咸鸭蛋、梅干菜、腌咸菜等等。所卖水果有：草莓、苹果、梨、甘蔗等。熟食有：粽子、青团、年糕、烤地瓜等。
卖农副产品的人以当地中老年女性与老年男性为主，他们将蔬菜装到旧尼龙袋里，鸡蛋放在旧提篮里，绿豆、红豆、黄豆之类装到旧可乐瓶里，用手推车推到市场上，或者自己将这些物品背到市场上，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摊位把这些产品摆放出来并推销叫卖；年迈的老妇将颜色暗淡的青团摆在笼布上，用三轮车推着在市场上穿梭或者在空闲的地方停留。大部分商品也不如菜市场里摆放得那么整齐、清洗得那么干净，相反它们的放置是相对随意的。许多人也不准备新的包装袋，顾客购买的东西用旧塑料袋装一下就好了。然而，在这里，包装的随意、产品的瑕疵，包括青团颜色的暗淡并不是缺点，相反这些恰恰彰显了产品的质朴性与天然性，这是这个农贸市场“本应有之”的特点。
围着头巾的家庭主妇和上了年纪的老年男子脸上带着乡村人特有的淳朴，热情地向扫墓归来的“城里人”推销他们的产品。他们卖的农副产品的要价要比城里的菜市场上便宜一些。如果不知道怎么吃，卖者还附带告诉那些扫墓的人他们的家常做法。他们跟这些路过的人强调，这些东西都是“自家种的”，自家吃不了才拿来卖。“自家种的”意味着这些商品是较少使用农药的、好吃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与“有机”“无公害”挂钩的。这对于市区来的扫墓者而言，是有吸引力的。许多扫墓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在扫墓之余很愿意带些农副产品回家。
尽管很多时候并未言明，但这样的农贸市场中的买卖行为中，却夹杂着对过去传统生活的怀念与对当下碎片化的都市生活的无形焦虑。这一农贸市场已非传统意义上那种单纯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的市场了，而是买卖双方共同营造的诉诸传统乡村生活却嵌入现代都市生活的新的怀旧市场，它通过“情境再现”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与过去重新建立关联的途径，满足了都市人对当下的都市生活的精神逃离与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某种精神回归。它所表现出的怀旧特征为人们提供了“在家感”，而家“象征了历史上不太复杂的时刻和个体经验的居所”，是全球化语境下，人们回归本土文化的一种路径。
五、结语：清明节的都市化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的是，清明节祭扫习俗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日常生活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在特定时间节点通过具体的仪式行为来表达对逝去的先人的纪念和哀思这一传统清明节祭祀行为的精神内核在都市日常生活中仍被稳固地延续着，换而言之，都市清明节与传统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化都市生活中的清明节已经无法等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了，它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已经刻上了深深的现代化都市生活的烙印：一方面，它被深度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中，清明节节俗实践不再单纯是个人/家庭事务，而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它与都市的空间规划以及都市人的文明观念、时间观念、消费观念等相融合，日趋适应都市生活所认可的环保、便捷、现代的理念。同时，都市清明节祭扫活动的衍生物，如公墓周边的农贸市场，通过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回归进一步提示了都市清明节与农业社会清明节的分离。本质上，现代都市中的清明节已经成为都市清明节。它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相适应，是正在被实践着的鲜活的都市日常生活，而非仅仅是需要保护的传统或遗产。
一定程度上说，当代都市中的清明节节日实践与传统清明节节俗活动之间的关系，抑或说都市化的当代清明节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分离与对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明节节俗实践并非我们今天探讨当代清明节节俗实践的起点与标准。将二者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具有连贯性的，抑或说，它们是清明节节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并不具有本质上的分裂性。这就提示我们以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眼光来理解清明节节俗实践的变迁。由此，研究者对于都市清明节的研究，亦应将回望乡村、回望历史的目光适度收回，避免以传统清明节节俗活动为参照来审视当代都市中的清明节节俗实践，转而将眼光朝向当下，立足于都市人及其日常生活，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都市清明节俗实践活动与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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