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蚕神献丝”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蚕神信仰文化在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情节内容。本文聚焦明清时期山西南部的蚕神信仰与蚕桑习俗文化，发现并分析其中独特的“晋南故事情节”。晋南地区的《嫘祖养蚕》故事脱胎于马头娘传说，又具体地指向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的蚕神身份认同，这与晋南区域历史文化相关联；同时，由于明清时期潞绸“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繁荣发展，种桑、织造与养蚕缫丝同为丝绸业“三部曲”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地桑神桑女与蚕神嫘祖、天蚕神马头娘合称“三蚕圣母”，合祀于三蚕圣姑庙，并通常与机神庙祔祀在晋南地区的道教宫观 之中；在民众生活中围绕蚕桑丝织活动形成了生动的习俗传统，在今天非遗保护运动的契机下，晋南桑蚕文化遗产理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一向被称为“丝绸之国”，丝织业包括种桑、养蚕缫丝和织造三部曲，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区围绕这一生产活动衍生出许多民间信仰、习俗和传说。20 世纪20 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对孟姜女故事进行“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分析，跳出长期以来“别黑白而定一尊”的传统眼光，进行了“不立一真、惟穷 流变”的动态研究，进而得出“故事是没有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这一对于传说故 事研究本质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受此思路启发，本文主要聚焦明清时期山西南部的蚕神信仰与蚕桑习俗文化，探究这一区域蚕神信仰在明清时期“前后左后的种种变化”，进而分析这些“晋南故事情节”变 化的原因。这一题目对于向来关注江南蚕桑文化，认为那里是中国唯一蚕桑纺织区的人来说，有视野拓展、知识补充的意义。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晋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动重建地方文化传统，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从马头娘到嫘祖：晋南“蚕神献丝”故事主人公的情节变化
1925 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中说：“蚕是中华民族的特惠物，关于蚕的起源，应有一节很好的神话，并且我们是极希望有的。”翻检史料，历史上我们确有这样的神话故事。清代马啸《绎史》援引《黄帝内传》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蚕神是谁？游修龄先生认为：“有史以后，有关蚕神的文献记载，不如神农、后稷那样较少分歧，而是一直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从史料记载来看，至迟在元朝时王祯在《农书》中就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蚕神，认为“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至汉，祀菀窳夫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此皆历代所祭不同。”据此可以看出，关于蚕神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二是菀窳妇人、寓氏公主，三是马头娘。不过从蚕神故事的“历史系统”来看，蚕神较早的身份是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后来民间有了马头娘故事，此后大约到北周时，蚕神与嫘 祖联系起来。从蚕神故事的“地域系统”来看，蚕神在不同地域又有不同的话语表达。那么在蚕神故事流传甚广的山西南部地区，民间信仰观念中又有何独特的“晋南故事情节”？下文通过对蚕神故事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探究形成这些“晋南故事情节”变化的原因。
（一）从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到马头娘：东汉与东晋文献记载中的蚕神形象
综合前人对甲骨文字、文献传说和考古发掘相关资料的研究来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采桑饲蚕就已经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组成部分，伴随着蚕业的兴起，该区域逐渐形成了祭祀蚕神的信仰习俗。蚕被神化，在古代传说故事中应算是很早的一个。据胡厚宣先生研究，甲骨文中祭祀蚕神的卜辞约有四条，其中一条“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意思是祭祀蚕示用牛三头，可见祭礼之隆重。不过，商周时期蚕神还是一种假托，没有一个具体的形像。随着神话故事的形象化发展，就逐渐有了最早的蚕神是谁的问题。丁山先生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曾指出：“以八月祭祀蚕神，与《豳风》（《诗经》）时令相似，可能是在农事备收之后报蚕神之功。蚕神何名，商周两期，均未明定；荀子赋篇赞美的‘蚕理’，也只形容到‘身女好而头马首……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也不曾道破蚕神的名字。到了汉代， 汉旧仪始说‘皇后亲蚕于苑中，以中牢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此二神。’沿至魏晋，不改其俗。”蚕神为何分菀窳和寓氏二神？游修龄先生认为“：可能夫人是已婚的，代表大蚕做茧成蛾；公主未婚，代表前期幼蚕的生长，故分二神祭祀。”应该说菀窳夫人和寓氏公主是宫廷王室后妃负责养蚕者的蚕神化，不过从此后的发展来看，这两个作为蚕神的女性名字影响并不太大，代之而起的是民间关于马头娘的传说。
蚕神何来“马头娘”？刘守华先生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以动物为原型的神的形象被赋予更多人的特质，蚕神的形象也沿着这一线索逐渐演变，于是出现了‘马头娘’的传说”。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欧丝之野在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将吐丝的野蚕想象成一个跪踞在神奇的桑树枝上吐丝的少女，这应该是马头娘形象的雏形。战国时荀子《蚕赋》中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指出蚕在形态上身体柔软，而头像马头。这两处记载虽未直接点出蚕神的名字，但却为之后人们对于蚕神的想象提供了依据，随后关于马头娘的故事便有迹可循了。
早期对于蚕神故事的完整记载是三国时吴人张俨，题名《太古蚕马记》。随后晋人干宝在《搜神记》 中收录了张俨的《太古蚕马记》一文，名为《女化蚕》。传说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女子因思念父亲，便和自家马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想办法把我的父亲接回家，我就嫁给你。”谁知马真的将其父亲带回，但女子却没有信守承诺，父亲听说后还将马杀死剥皮，那马皮却裹走了女子，最终一道变成了在树上吐丝的蚕。那棵树便取名为桑树，与“丧”同音，取“丧失”意。传说那茧又大又厚，人们纷纷取来饲养，收获颇丰。因 感念其优质的蚕茧，人们遂供奉马头娘为蚕神。同时《搜神记》中还有《园客》和《蚕神》两篇提到了蚕神，并明确蚕神形象为女性，说明当时蚕神信仰已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至唐代，又有孙颜所著《神女传》中《蚕女》一篇，明确指出蚕女就是马头娘：“宫观诸处，塑女子之火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钟敬文先生在《马头娘传说辨》一文中对比了干宝《搜神记》与孙 颜所著《神女传》，指出“干记没有提及蚕女的出生地，而这篇则说是‘蜀地’”，这大概是四川作为马头娘 传说起源地的依据。唐朝之后，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多依据干、孙二氏的话，如宋时《鼠璞》、元《三教搜神大全》及清人姚福均的《铸鼎余闻》等书，俱记录此事，并一直流传至今。
（二）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北周先蚕礼与蚕神故事的“晋南情节”
嫘祖与蚕神何时联系起来？已有研究多依据《隋书·礼仪志》中的记载，认为在北齐北周时，人们对蚕神的身份认同发生了转变，将黄帝嫘祖和蚕神联系起来了。北齐时“每岁春季，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北周时“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到宋朝罗泌在《路史·后纪》中记载：“皇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曰先蚕。”元代王祯在《农书·卷二十》中记载：“上古有蚕业，帝无文可考。盖古者蚕祭皆无主名，至后周坛祭祭先蚕以黄帝元妃西陵氏为始，是为先蚕。” 至清代时，高铨《蚕桑辑要》引《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盖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是先蚕定当属之西陵氏，外此诸说俱可存而不论。”所谓“先蚕”即指始蚕之人、蚕业的创始者。为何在北周时期把蚕神与黄帝和嫘祖相联系起来呢？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对蚕自然形态的崇拜向蚕业创始人崇拜的转变。
前述的马头娘，可以被理解为是以蚕的自然形态为原型的蚕神崇拜，到北齐时，轩辕氏黄帝被视为蚕业源头受到祭拜。刘守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黄帝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扩大所致。”但另一方面，育蚕缫丝，应归于妇功，到后周时，黄帝之妃西陵氏嫘祖便成为始蚕之人，享先蚕礼。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头娘与嫘祖成为中国蚕神信仰的两大系统。
在山西南部（今运城、晋城和长治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着嫘祖养蚕的故事。1987年《河东民间故事集成》记载的故事内容如下：
古时在中条山北面有一片茂密的桑林，林边坐落着一个村庄，每当太阳出山，桑荫遮着村庄，人们便叫它西阴村。西阴村里有个嫘祖姑娘，父亲是黄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常年征战在外。女儿思念父亲，曾对着身边的一匹小白马笑着说“，你要是能在军中接回我爹，我就和你成亲”，哪知小白马真的出门去将其父驮回。父恼怒，射杀白马。螺祖十分悔恨、哀痛，邻女雪花咒骂小白马，被马皮裹起翻卷而去，在野地里变成蚕。嫘祖养蚕吐丝，进献给打败蚩尤的黄帝，黄帝爱慕嫘祖，便和她结成夫妻。从此，中国的养蚕业就在黄帝的旨意下推广到全国。嫘祖的故乡——西阴，也就成了植桑养蚕的发源地。
这则故事脱胎于《搜神记》马头娘故事类型，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马皮裹走的是邻居雪花而非西阴村的嫘祖。嫘祖为了报答小白马和雪花，便开始养蚕缫丝，并将蚕丝进献给黄帝，于是最终成为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嫘祖”。此外，西阴村这一要素的加入，应该说明显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李济在此地的考古发现有关系，“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有助于加强故事的说服力与真实性。
在阳城地区则流传着《嫘祖养蚕花石沟》的故事：“阳城县城西南一百华里的云蒙山麓，有一个叫做人参塄的山村，村前有一条悠悠漫长的深山叫花石沟，沟里嵌着与人参塄等距的南北两个小庄。北边的小庄叫上花石沟，属阳城县境，南边的小庄叫下花石沟，属垣曲地界。上下花石沟留着嫘祖娘娘教民养蚕的历史铭记，传颂着嫘祖娘娘云蒙山植桑养蚕的故事。”在今阳城县孤堆底村和水村均有蚕姑庙（图1、2）。
从上述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该区域民众心中的蚕神脱胎于马头娘传说，又具体地指向了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蚕神身份认同。将嫘祖视为蚕业创始人的这一故事也与晋南区域历史文化相关联，可以说是本地人添加的本地元素。上古史的研究认为，晋南、豫北地区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黄帝部落从陕西渡河东迁，在黄河北岸中条山一带发展。相传他和炎帝、蚩尤的大战，也都发生在今天的晋南运城解池附近。所谓“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说明晋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影响所及， 太行、析城、王屋之间，也流传着许多上古圣王的传说。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晋南保留了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赵世瑜先生认为：“华北以及从广义上说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里的历史从先秦以降是连续不断的。伏羲、女娲、皇帝、炎帝、尧、舜、禹，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区域历史的创造是和这些象征资源密不可分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山西南部，马头娘与嫘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同为蚕神受到当地民众的祭祀。直到清代，山西阳城郭峪村人王炳照在《山居岁时》中写到：“三月山前戴胜飞，女桑猗傩魁荆扉。马头娘子谁先祭，满箔春蚕叶正肥。”可见在当地民众心中，并没有特别地着意区分马头娘与嫘祖，或者 说马头娘故事与嫘祖传说实际上已经合流，这也充分体现了民间传说的开放性。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所言：“只要是‘活在人们心灵上’的传说，也就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其活力，正是体现在那成长、发展与演变之中。”
二地桑神与机神：祔祀道教宫观里的三蚕圣姑庙与机神庙
与大多数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一样，山西南部嫘祖养蚕故事最早的起源时间恐怕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但从晋南地区田野调查中的民间文献和访谈中可知，明清时期是当地蚕神信仰的兴盛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可能由于明清时期潞绸“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繁荣发展，同为丝绸业“三部曲”的种 桑、养蚕缫丝与织造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进而衍生出关于地桑神和机神的传说。在当地大量的三蚕圣姑庙中，地桑神桑女与蚕神嫘祖、天蚕神马头娘合称“三蚕圣母”，受到民众的祭祀。同时，在当地还有独特的专为祭祀机神而建造的机神庙，这是蚕神信仰中具有地方特点的“晋南故事情节”。
唐朝诗人司马扎的《蚕女》“养蚕先养桑，蚕老人亦衰。苟无园中叶，安得机上丝”，朴实地描述了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因果次序关系。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关于桑树的神话传说，其中重要的是有关扶桑的神话。屈原在《离骚》《九歌》中多次用扶桑抒发诗情。桑树崇拜不仅仅来源于丝绸业三部曲之一的“种桑”，也与远古以来桑林所代表的种种文化意象有关。《搜神记》中“太古蚕马记”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这里的蚕马神话，我们认为“实际上可以说是古代以桑树为丧葬之树的文学化反映。离开住所的桑林，在古代充满神奇。桑林是通天的圣地，每遇大事，人们都要在桑林举行献祭的仪式。”
今山西南部阳城县西南有河流名为桑林“，桑林水出析城山麓”，附近地名桑林乡，又地近濩泽。桑林河发源于析城山，山顶有一池，名曰汤池。所以，后人又将汤王祷雨的桑林，附会到析城山上。宋初《太平寰宇记》载：“山岭有汤池，俗传旱祈雨于此。”清雍正年间《泽州府志》也记载：“‘洛阳北有山泉，即汤所祷桑林之地。有庙，即天乙之祠，俗号为圣王’。今析城山俗称圣王坪，有成汤庙。泽之四境里社亦皆崇祀成汤，立庙甚众。”直到清雍正年间泽州知府朱樟还亲撰《冬秀亭杂记》教导当地人如何种桑养蚕，文中说“泽州蚕丝之利甲于他郡，因编集种桑之法以示邦人”，由此可以看出种桑在当地的重要性，恰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永禁桑羊碑》中记载：“窃以庶民之家，耕读居先；治生之家，农桑为最。吾乡自国初以来耕以为食，蚕以为衣。”魏晓锴对高平大量禁牧护桑碑的研究也可反映出当地对桑蚕业发展之重视。
在晋南濩泽河流域至今流传着桑女投胎桑葚区的传说。故事的大意是有一位掌管桑树的神仙叫桑女，是王母娘娘的外甥女，已到婚嫁年龄，却一直没遇到如意郎君，便下人间寻找真情。斜岭山下西区口庄一户勤朴人家，因无子女，常常祈祷神灵。一天夜里，妻子梦到紫红色的果实从天而降，落入口中，从此以后，腹部渐大，怀胎十月产下一女，取名“桑女”。小桑女长大后遇到讨水喝的小伙子，互相倾慕成 婚。玉帝见桑女不回天庭，就判桑女化为桑树在凡间受难，让凡人“斧砍镰削”。桑女丈夫和父母十分思念她，就精心培护这株桑树，使其越长越茂盛。人们为了感谢桑女造福人间的美德，就尊她为“地桑神”。至今在今阳城县蟒河村黄龙庙中有养蚕神嫘祖、天蚕神马头娘、地桑神桑女的“三蚕圣母”像（图 3）。阳城县贾寨村西有一座蚕姑庙，蚕姑庙内壁画有三蚕圣母、采桑老仙，据考证建于北魏时期，是晋南蚕桑历史悠久的佐证之一。
此外，晋南还有专为祭祀机神的机神庙（图4）。当地与丝织业有关的行业有印染、上浆、织造等，分别祭祀轩辕黄帝、张仙翁等行业神。高平市米山镇南朱庄、南城街道张庄村、东城办事处秦庄村玉皇庙、长治北石槽村三嵕庙内现有机神庙。
高平市米山镇南朱庄村文馆内，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补修机神殿记》记载：“里中轩辕殿由来已久矣，惜被风雨损坏，难以栖神。村内安机者，不忍坐视。”从碑文记载来看，轩辕氏黄帝是当地民众心中的机神。现存于高平市东城办事处秦庄村玉皇庙内，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补修玉皇庙碑记》记载：“奉祀玉皇大帝、西陵圣姑以及高禖、葛仙、机神、牛王、当方土地诸神，殿宇宏阔，廊庑严肃。凡斋庖之房，乐舞之谢，莫不咸备。”
值得一提的是，三蚕圣姑庙与机神庙一般没有单独的庙宇，通常祔祀在玉皇庙、炎帝庙、玉皇观等道教宫观中，设有专门的蚕神殿以供人们祭祀。相关的传说常常吸收道教仙话的元素，比如前述的桑女故事。
阳城县山头村北水草庙中明永乐十六年的《广禅侯传记碑》是关于晋南蚕姑殿的较早记录，碑文云：“元太宗七年，修广禅侯大殿，至明成祖十六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又修东关公殿，西送子殿，又东财神殿，又西蚕姑殿。”高平市东城秦庄村玉皇庙内，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重修仙姑土地神像记》记载：“盖仙姑司蚕事，土地奠民□相宜修攀，而亦足以仰副太祖高皇帝有仙民□意也，是举也。”
从现存碑刻来看，清代晋南地区仍有许多的蚕姑庙。高平市陈区镇西坡村玉皇庙内，清康熙六年（1667）《新建帝祠西北蚕姑子孙殿碑记》记载：“四五年间，始建蚕姑、子孙殿二所”，到康熙九年（1670）《新塑蚕姑子孙殿神像续记》记载：“施主魏国升，立志捐资，创塑神像，碾王□□奈功未□□年高身亡尽哉。”高平市神农镇中庙村古中庙内，清康熙九年（1670）《重修炎帝庙并各祠殿碑记》记载：“而蚕神、药王二殿并舞楼，相继补葺，焕彩争辉，不徒肃一时之报享，寔以壮奕世之观瞻。”高平市野川镇李庄村观音堂内，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庄村合社公议五处神庙四至碑记》记载：“李庒村合社公议诸神庙并观音堂、牛王庙、蚕姑庙、山神庙地基四至碑记。”在高平西坡村玉皇庙内，咸丰七年（1857）《西坡村种桑养蚕碑记》记载：“吾侪觇物土之宜，知美利之兴，莫重于桑。缘合社按家各栽桑数株，以为养生良策。第桑为蚕储，宜作十年之计。而人勤蚕事，系忍他物之伤。”从上述碑文来看，蚕神、机神通常附祀在当地重要的玉皇庙、炎帝庙、二仙庙内。
传说是一个随物赋形的开放体系,它可以融合来自各个阶层的文化与思想感情,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民众的思想感情。对此，顾颉刚先生指出，“与其说是这件故事中加入外来的分子,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酝酿着这件故事的方式”。晋南地区蚕神信仰中地桑神桑女与蚕神嫘祖、天蚕神马头娘合称“三蚕圣母”，合祀在三蚕圣姑庙中，并与机神庙祔祀在晋南地区的道教宫观中，这是明清时期蚕神信仰独特的“晋南故事情节”。
三晋南蚕神故事的习俗基础及其现代价值
围绕着蚕业生产与蚕神信仰，晋南地区形成了丰富的蚕桑习俗传统。据文献记载，晋南地区最重要的蚕神节是在六月初六。据当地老人讲述，阳城县横河镇马炼村曾有一处蚕姑庙遗址，依山坐落，朝南开门，北是通五楹堂殿，立有蚕姑神位，东西厢房两间，是收茧集丝的作坊。抗战时变成学堂和八路军和游击队培训民兵的场所，1945 年被洪水冲毁。庙建何时，无从考证。1999 年发掘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立茧秤碑序》的墙碑（图5）。碑文记载：“盖闻生民以来，居民乐业由此而出也，夫农养蚕、植桑、结茧、缫丝而成习，捐上乃闰国之珍宝，下可齐家立身，理宜虔敬。每年六月初六日，祀三蚕圣母尊神，所用之物，照帐办理，此日勾帐交头，不许失误，违者遵古惩罚。”碑序记述了盖庙以来，植桑养蚕缫丝已融入当地居民生活习惯，既是润国之珍宝，又是民富之道。为讨合理公道，立此民约五章，值日、主价、收 支、买卖照章合理，勒石行事。同时记载了每年六月初六日，祀三蚕圣母尊神。
同时，民间还有三月初三“蚕神生日”的祭祀习俗，此时有庙会，还要唱“蚕戏”。前述清王炳照《祭蚕 娘》诗“三月山前戴胜飞，女桑猗傩偎荆扉。马头娘子谁先祭，满箔春蚕叶正肥”，就反映了这一习俗。此 外，从收蚁、大眠起蚕到上蔟采茧等各个环节都要祭拜蚕神，祈求丰收，各地广建蚕神庙殿以便蚕农祭 拜。比如，每年的蚕月之前，蚕户将蚕室打扫干净、堵好鼠洞后的首要环节就是“请蚕猫”，并且当地民众 偏好在庙会上请蚕猫，认为更加灵验，这也是在祈求蚕神保佑。又如后人在生产实践中编写的顺口溜：“家有三株桑，种地不纳粮。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蚕。地里是粮仓，地边是银行。银行保粮仓，粮仓靠 银行。粮蚕双丰收，农民喜洋洋”，真实反映了泽潞地区农桑并举的情形。在孵蚕前一天，蚕家就要备好供品，在蚕神像或蚕神牌位前烧香磕头，默祈保佑蚕儿健康。
“蚕宝宝”是南方蚕区百姓对蚕的爱称。晋南民间有“姑姑亲，祖上亲”的说法，称蚕为“蚕姑姑”，充分体现了晋南蚕区百姓对蚕的深情厚意，也与六朝时称蚕为“女儿”一脉相通。当地在举行人生重要仪式时，有许多与蚕、蚕神相关的蚕风蚕俗。在小孩出生时，亲人要给孩子织造小孩的衣服、被褥等；结婚时，有“送蚕添种，问夏看蚕”的习俗；儿女新婚，娘家人要拿上花馍到婆家送五谷、蚕种，俗称“送蚕添种”；大蚕时，娘家人拿着夏凉用品到婆家“看蚕”，婆家人要拿上花馍到娘家回访，俗称“问夏看蚕”。在 互访中交流养蚕经验，成为和睦家庭和社会的礼俗。过年时则有烧桑柴的风俗：因“桑”与“丧”谐音，烧 桑柴可以烧掉一年中的“丧”气，能驱除一切邪魔；又“桑柴”与“生财”近音，有“生财”之吉祥意。据《潞安 府志》记载，在上元节潞州有“蒸面茧以祀蚕姑”的习俗。作为祭祀供品之一的当地面塑也独具特色，形式多样。比如“茧窝”“玉蚕卧绿叶”“三蚕圣母”“采桑蚕姑”“蚕姑闹春”“喂蚕大嫂鸟”等形式，也是民众祈祷生产顺利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一年蚕事结束后，蚕农还要对下一年蚕事进行预测，民间素有“大姑把蚕则叶贱，二姑把蚕则叶贵，三姑把蚕则时贵时贱”的说法。
民间由蚕而起、因蚕而兴、为蚕而祭的蚕谣、蚕谚、蚕事、蚕忌和蚕戏等民俗文化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可谓“蚕花烂漫”。为配合祭祀活动，当地流传着“鼓儿词”这种酬 神的独特文本。鼓儿词，又名鼓书。“泽潞地区的鼓书说唱，大都以鼓儿词和丝弦书为主，很多鼓书传统文本都来自鼓书唱词”。如《三蚕圣母》中有：“蚕吃桑叶吐黄丝，冬做绫罗夏做纱”，《包公夸桑》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南衙府来了包文正，不戴金花把桑花插”“黄纱落到巧匠手，冬织绫罗夏织纱”，描写丰富生动。阳城上党梆子戏有《牛郎织女》《桑园会》《析城山》《绿叶情丝》《公仆孙文龙》等蚕戏。在晋南地区乡村，孩子刚牙牙学语时妈妈就教唱着：“喂蚕大嫂，稀好喝饱，不敢脱倒，脱倒不好，等到蚕老，做件棉袄，穿上赶会，你看多好。”
因蚕桑扎根于乡村，人民群众生活与蚕桑息息相关。明朝当地人王国光《临涧更宿》诗曰：“山近芜村水近楼，小桥烟火数家秋。客来笑迎烹鸡黍，一话桑麻夜未休。”常伦在《途经沁水道中》曰：“处处人家蚕事忙，盈盈秦女把新桑。黄金不遂秋卿意,骏马骄嘶官道旁。”该诗“用浸透乡情的笔描绘了一幅蚕乡 风俗画。盈盈村姑,家家蚕事,片片新桑，结尾巧用秋胡戏妻的典故刻画出一位不为金钱权势所动的蚕桑女的坚贞的品格”。清雍正年间泽州知府朱樟在《七言律诗·下孔行》中写道：“垂阳荫里鸟声欢，山袅榛管泾曲盘。雨沏上流春水浊，石围高岩黍田宽。碧栏杆外梨花重，白粉墙低茧纸干。行尽太行三月路， 木棉裘软客衣单。”该诗描绘村外桃梨争艳，村内白粉墙上张贴待干的桑棉纸的情形，反映当地百姓桑叶养蚕、桑皮抄纸的盛况。
明人郭子章说，“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火，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茧”，还说“潞城机抒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高平市开化寺的壁画《观织图》是现存最早的记录泽潞地区纺织场景的图像资料，图中立机子的形貌反映出宋代泽潞地区的丝织情形。潞绸，作为晋南地区（明朝时的潞安府与泽州府）传统丝织技术与文化的代称，依托当地流传久远的蚕神传说与蚕桑文化、古典文学作品中关于潞绸的生动描述，以及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使其在明清时期享有“南淞江，北潞安，衣天下”之盛名。
结 语
本文通过细致梳理明清时期山西南部的蚕神传说与蚕桑习俗文化，发现并分析了其中独特的“晋南故事情节”。晋南地区的《嫘祖养蚕》故事脱胎于马头娘故事，又具体地指向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的蚕神身份认同，这是与晋南作为华夏文明摇篮这一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密切关联的。同时，由于明清时期潞绸“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繁荣发展，种桑、织造与养蚕缫丝同为丝绸业“三部曲”也得到一定的重视，晋南地区习惯把地桑神桑女与蚕神嫘祖、天蚕神马头娘合称“三蚕圣母”，合祀于三蚕圣姑庙，并与机神庙祔祀 在当地的道教宫观之中。今天在非遗传承保护的契机下，围绕蚕神习俗文化的民俗传统，应该成为潞绸织造非遗传承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民俗学向“知行合一”实践民俗学探索的学科需要。
同时，作为当地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潞绸蚕神传说反映着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应该成为地方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内容”（图6）。它在丰富乡民精神文化的同时，也有利于潞绸产业在新时代的创新创意发展，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首要着眼点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振兴，便没有乡村全面的振兴。但是乡村振兴持久的动力应该是文化，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是乡村社会重要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把它作为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换的重要载体，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来源：“中国农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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