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应该把古人留给我们所有的材料，文字与非文字的材料，通通纳入视野和思考，才能较全面地掌握和了解古人想些和做些什么。今天的正题，无非是把我前面讲的，借用一个题目——玉皇大帝为什么封孙行者为“弼马温”？作点说明。如果听完，大家心中有了一个具有纵深、较为立体的孙悟空，我的努力就不算白费了。
首先，这个问题和中原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互动有关。我将从明清时代往前追溯，谈谈这个大家熟悉的故事背后，会有怎样一段长远复杂的历史，又如何利用文字和非文字、视觉性或者说图像的资料，去勾勒这一段历史尚可考知的几个方面。
大家都知道玉皇大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见于吴承恩的《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很伤脑筋，打算给他封个官儿，免得他再胡闹。天庭里有很多马没人管，玉皇大帝决定让孙猴子来管马，给个官衔叫“弼马温”。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官叫弼马温，吴承恩怎么会诌出这么个官儿？
其实吴承恩不是瞎掰胡诌，有他的根据。“弼马温”是谐音字，就是“避马瘟”，避免马得瘟疫。因为在他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猴子能保护马、牛等牲畜不得瘟疫。大医家李时珍和吴承恩的时代相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一“猕猴”条下说：
养马者厩中畜之，能辟马病……时珍曰：“《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
李时珍为证明养猕猴能避马病，特别征引了一部《马经》。据《马经》说，在马厩中养母猴，马吃了流有母猴经水的草，可以不生病。这部《马经》来历不可考，必然比李时珍的时代要早。
此外，稍晚于吴承恩，在谢肇淛《五杂俎》卷九，明确提到《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任命孙行者为“弼马温”的理由：
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
所谓“狙”就是猿猴。“盖戏词也”是说吴承恩借谐音在搞笑。吴承恩诌出“弼马温”一职，虽搞笑，却非没有道理。因为那时的人相信在养马的地方养猴，马就不会得病染瘟疫。《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上供采造”条有弘治十五年（1502）为减费，命令光禄卿：
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等，减省有差，存者减其食料。
由此可见，猴能防马病不是李时珍一人一时的认识。明代朝廷里，在养御马的地方也养有山猴。朝廷为了减省开支，才把畜养的各种禽兽放生或减少它们的饲料。
以上举的是文献。再举些实物资料。二〇〇八年我到南京博物院参观，在进博物院前的通道右手边有栽满花木的庭院，其中排放着很多明清时代的拴马石柱。柱头上不少雕刻着猴子。
二〇一一年，我在西安碑林一个院落里也看到大批拴马石柱。它们都是从陕西农村收集来的。石柱上也有猴子，背后甚至刻出一条长长的尾巴，可以保证是猴子无疑。二〇一二年，我从五台山回到太原的时候，在一家饭馆—宝晋会馆前看到一排拴马石柱。柱头都是猴子，系着红绸。饭店主人大概仍然相信猴子能防“宝马”车染车瘟。古为今用一下，就将古老的拴马柱排放在今天的停车场旁边了。改稿期间，承侯旭东兄惠赐他前一年在广州广东美术馆院子里拍摄到柱头有猴子的拴马柱，和其他各地看到的非常类似，可见分布之广。
猴子能够防止马得瘟疫的想法也传到了日本。十三世纪镰仓时代“一遍圣绘”绘卷上就可以看到马厩柱子旁边有一只猴。另一个在滋贺《石山寺缘起》绘卷第十七纸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养牛、马的地方拴着一只猴子。日本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很多，不去多说。
何时东传到日本，我没多考究。但似乎应该早于明代。明以前，是否还有线索？先引三条宋代的文献资料。北宋许洞《虎钤经》卷十“马忌”条说：
养猕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癣。
北宋梅尧臣有《和杨高品马厩猢狲》诗：
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猕猴。
南北宋之间，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死马医”条：
故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
如此看来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的《马经》必早有渊源，追到宋代都有可能。
不但有文献，还有图像资料。故宫博物院藏有唐代的《百马图》。图录中标注的是唐代绘画。据我了解，艺术史家多认为所谓唐代的绘画，实际很多是宋代的摹本。无论它是唐画或是宋画，这幅《百马图》很有趣。图上画有很多马匹以及养马的场景。请大家注意在画面左侧，喂马的草料旁边有个柱子，上面拴着一只猴子。我相信以往研究《百马图》的学者会去注意马，大概很少注意这只不起眼的猴子吧。
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库伦辽墓曾出土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壁画，其中一匹由人牵着的骆驼背上载有一只描绘清晰的猴子。辽墓中这种骆驼载猴的画面不是孤例，可往前追到唐代。
二〇一一年九月，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件唐三彩的骆驼。这件骆驼陶俑出土于陕西醴泉县唐麟德元年（664）郑仁泰墓。骆驼的背上有一只猴子，除了大眼突吻的面部特征，还能确定它形象的是尾巴。虽然尾巴有点短，但由尾巴可以确认这是猴子无疑。看来猴子不只防马病，猴子对牛、马、羊、骆驼等都具有神奇的保护作用。
这样的想法应该可以上溯到西汉。一九九九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永城黄土山发掘出时代属西汉中晚期，推定墓主为诸侯王后的二号墓。在一件陪葬雕饰极精美的铜质车盖柄箍上，有错金银的各种动物及狩猎纹饰。纹饰中有一奔走中的骆驼背负着刻画十分明确清晰的猴子。这件车器的纹饰繁复多样，我没法证明猿猴和骆驼在这一纹饰脉络里必有什么特定的寓意，但它们这么早就被联系在一起，似乎不好说是纯出偶然。
不论骆驼或马，单说资料较多的马。最少唐代的文献也指出猴可助马消百病。唐末五代的韩谔在《四时纂要》中说：
常系猕猴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患疥。
再往前追，可以追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
至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贯穿唐宋明清，猴能防马病的说法，至少可以追到北魏。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说：
猴能使马、羊无疾患，其说始载于《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此二事皆令马落驹”句下有注：“《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除百病也”；又《养羊第五十七》“羊脓鼻口颊生疮”节下有注：“竖长竿于圈中，竿头施横板，令猕猴上居；数日，自然差。此兽辟恶，常安于圈内，亦好。”后世似专以猴为“弼马温”，而不复使主羊事。（《谈艺录增订本·补正》，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页510）
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博闻强记，擅引各种中外文献。他说“猴能使马、羊无疾患，其说始载于《齐民要术》”，自然有其权威性。问题是：真的就没有更早的线索了吗？我不甘心，继续往前追。在图像材料里找到了突破口，也有少许间接的文献。
先说文献。传世干宝《搜神记》里有一个故事，述说西晋永嘉年间将军赵固爱马忽死，郭璞如何利用猿猴使死马复活。这个故事也见于《晋书·郭璞传》。大家不难查找故事的细节。这个故事和避马瘟有点距离，但如果可靠，似乎西晋时已有人相信猴子和马的生死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
再往前追，就只能找到不完整、间接性的文献。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从头到尾都在描述猿猴，它的习性、长相、生活样态，到快结尾的地方出现“遂缨络以縻羁，归锁系于庭厩”一句。根据这句话最少可以说，汉代已有在庭或厩拴锁猴子的事，虽然没有明说为了什么，是否能防马病。
明明白白说养猴防马病的，的确以《齐民要术》为最早。钱先生说得没错。可是请稍稍留意《齐民要术》的原文，就可发现《齐民要术》是引据一本名为《术》的书而后立论的。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以校注《齐民要术》著名的缪启愉先生曾指出，《齐民要术》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术》曰”。他归纳后，认为《术》是古代一本讲术数的书而为贾思勰所征引。因此，是不是应该推定：贾思勰并非猴防马病之说的第一人？此说早有来历，已见于较早的著作。可惜这部著作没能流传下来。
如果仅仅追索文献，我们的工作最多到汉代就该打住了。幸好近百年来考古发达，汉代及汉以前的出土资料大量涌现。不少出土的图像资料可以证明猴防马病之说源远流长。举例来说：一九七三年，在今天甘肃金塔县，汉代边防要地肩水金关，出土了由三块木板拼成的一幅木板画。据我了解，这方出土已超过四十年的木板画，迄今似乎还没有引起注意和讨论。画面上以非常简单的笔触画着一棵树、一匹马和一个养马的人。请大家注意树枝下挂了什么？正是猴子。因为其旁并没有文字题记，有人硬要说它是别的东西，我也无可反驳。因为无字为证，大家各执己见，谁也难以咬死论定。这正是利用图像材料常会面临的困局。
但是，如果将这方木板画放在我们前面一路追索的脉络里，说它是猴子，岂不相当理直气壮？三只用细线条画成的猴子，有圆点形的头，线状的身体、双手和双脚，双手攀着树枝。关键是：这样的画为什么会出现在汉代边塞的肩水金关？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金关位于甘肃金塔县东北约一百二十公里的黑河北口东岸，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河流经的地方，过去是汉代烽燧线上的一个边关，曾出土上万枚汉简，也曾有不少步、骑戍守。为了对抗擅长骑射的匈奴，边关不但要有兵，还需要马。汉朝从汉文帝开始就在边郡广设马苑三十六座，大量养马，又接纳归服的胡人协助养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帝时，委任来降的匈奴王子金日磾为马监。马监就是监管养马的官。
古代医术往往医、巫不分，例如以符、咒医病。今天看来荒唐，古人却信之不疑。猴防马瘟，不是符咒，大概可归入以一物克一物，所谓厌胜类的巫术，不必有什么医学上的道理。为了防止马生病，有猴的地方可养只猴，没猴的地方就画只猴。这正如同家门口贴的门神，虽然是画的，古人相信画的同样有辟邪镇宅的作用。这方木板画，应作如是观。草原游牧民擅长骑射，也长于养马。汉朝利用他们养马，正是古代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游牧民的养马技术因此流入中原，而防马病的一些相关医术和观念也不免随之进入中土。我相信猴防马病之类的说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流传进来的。
金关木板画当属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其他的证据多见于东汉画像石砖和壁画。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东汉墓南耳室西壁上，画有牛、羊、马厩，厩中牛马等正在草料槽就食，各槽前的柱子上，最少拴有两只清晰的猴子。在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颇为写实的生活场景。画面上层左侧有卸下车的马和马料槽。槽上一柱，柱上有猴。不可思议的是在四川新津出土的三号石棺挡头上竟然也出现类似的拴马和立柱上的猴子。
再看看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至三国墓壁画。虽然两匹马之间柱子顶部的画面已经残损模糊，黄色的残迹为何物无法明确分辨，但揣摩黄色残迹的大小和位置，顺着先前的理路，似乎只可能是猴子。迄今我们在这样的柱头上还不曾看见任何其他的动物。右侧马的下方还有一只卷着尾巴的猪。这些画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在养牲畜的地方养猴的习惯。这背后应该有一个共通的想法：猴子能防牲畜得病，不仅仅防马病而已。
我们仍然回到猴与马这个问题上来说。前面提到在北方的草原地带曾经出土或收集到很多猴子骑在马上带环扣的铜饰。日人石田英一郎的《新版河童驹引考》收集了一部分，还有很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江上波夫等日本学者在赤峰、热河等当时的内蒙古地区做调查时所收集。后来鄂尔多斯一带也发现不少（图44）。这些小型铜挂饰到底做什么用？骑在上面的是猴还是人？不少中国学者过去认为骑在马背上的是人，吉林大学林沄先生认为是猴。我十分赞成林先生之说。但它的意涵和功能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林先生认为有“马上封侯”的意思。就中原地区来说，我很赞成。但对草原游牧民族来讲，也是这样吗？这就需要更多的考虑和论证。
前面我们谈过，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很早就相信猴能让马不生病，也提到可能因为这种信仰，而有了猴骑马、猴带钩这类猴形佩饰或佩件。这种想法传入中土，在传世文献和图像材料中都留下了痕迹。但这一个猴与马组合的母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里，却似乎衍生出了新的内涵。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即使有了新的意涵，旧的寓意不见得消失或被取代。这是我说的寓意多重化。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猴、马铜饰，对某些人而言，它具有猴防马病的意义，对其他某些人，具有祈佑马上封侯的作用；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件小铜饰又可能同时具有防马病、求封侯的意义。这些作用和意义不必相互排斥。
中国人从古到今，不可否认最喜欢的就是升官发财。升官就能发财，发财就能升官。“马上封侯”这个成语，和升官发财的期望密切相关。它出现得很早。我目前能找到最早的例子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次韵胡彦明同年羁旅京师寄李子飞三章一章道》中的一句：“原无马上封侯骨，安用人间使鬼钱。”
不过，这一句中的“马上封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马上封侯”意思稍有些不同。关键在“马上”二字的意思，在语言习惯上有些不一样。
在今天，马上是“立刻”的意思，“马上封侯”也就是立刻、即刻封侯。古代的“马上”原指马背之上。黄庭坚诗句的意思就是这样。而较早较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汉初，陆贾规劝刘邦，从马上得天下，却不应从马上治天下。这里的“马上”也是指在马背上立军功，甚至建王朝。
如果要把“马上封侯”这样较为抽象的意思转变成图像，怎么办呢？古人很聪明，利用谐音。汉朝人很擅长利用谐音转换意象。例如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写《史记》，就以“逐鹿”比喻“逐禄”。汉代的铜洗铭文以“羊”谐“祥”，石刻、壁画榜题以“桂”谐“贵”，以“雀”谐“爵”。如此一来，一些不容易以图像表现的抽象概念如“禄”“祥”“贵”“爵”等，就被转换成可以具体图像呈现的“羊”“鹿”“桂树”和“鸟雀”。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汉画像石中的“射爵射猴”图。为什么要把树上的雀射下来？因为雀就是“爵”。汉宣帝曾以“神爵”为年号，因为他即位头几年有很多鸟雀飞集长安，被认为是吉兆，因此改年号为“神爵”。“射雀”“射猴”都是博取功名富贵的意思。利用同样的原理，“马上封侯”不就可用“马背上骑只猴子”来表示了吗？
几年前我到河南博物院，恰逢河南考古五十周年特展，他们把南阳新发现汉墓中的文物拿出来展览。我看到了这件小陶器，马上真的骑着一个猴子，这是一件明确的出土品，先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些收集品，不那么可靠。这件南阳市出土的陶器相当可靠，但只有这一件材料，说服力还不够。幸好二〇〇七年陆续刊布了好几件新材料，终于可以摆脱孤证的危险。其中一件是西安缪家寨出土的釉陶骑马俑，马背上也骑着大眼突吻的猴。
这两件和北方草原出土或收集的铜挂饰在造型上有类似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猴骑在马上。它们看起来似乎都可解释成具有猴防马病的意义。但再一想，这两件都是陶制，没有可供吊挂的环扣，可知它们原本应不是供吊挂用的护身符。那么应该可能是什么呢？
我感觉比较像是寓意“马上封侯”的吉祥物。这从以下三件画像可以看得更清楚。第一件是我十五年前在山东滕州博物馆看见，二〇一一年再去看，已移置滕州汉画像石馆的一方画像石。这一石上右侧有一人正弯弓射树上的鸟雀，左侧有一人立在马背上，也像是要捉捕树上的鸟雀。二〇〇七年《考古》第三期上发表了山东东阿邓庙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画面中有树有鸟，树下有人站立在马背上，树干旁正有一猴企图攀干而上，但其后一人并没有弓箭在手。第三件是河南新密市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其下方右侧有笔触极简的树鸟，其下有人弯弓射鸟，其左有一猴在奔马的背上。从这几幅图，可以看出工匠们试图更准确地表现出“马上封侯”的意义，但又没能完全摆脱“猴骑马”的旧格套。一个办法就是让它们并存。一边有人立在马背上，一边有攀树的猴，如此岂不意味着“马上逢（封）猴（侯）”！
由于这些图像资料的出土，我胆敢下个结论：在汉代虽然找不到“马上封侯”的文字成语，这样的想法在汉代必然已经存在。
因此除了猴子可以治马病的想法以外，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面，将猴、马的形象与现实中的期望结合起来，利用同样的艺术造型，又赋予了它具有在地化的新意义。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我在北大演讲，讲同样的题目。台下有同学做北京旧宅门前石礅的研究，听到我的演讲后，就把他所收集的很多门前石礅子照片给我。这些石礅子当然是清代甚至是民国初期的，所刻的画面叫作“封侯挂印”。
树下猴子正在设法攫取树上的蜂巢或挂个印在树上。这些一看就十分明白，都是取谐音，讨“封侯挂印”的吉利。封侯挂印的石礅子放在大门口，正是祈求进出大门的人不是升官就是发财。在北京这地方，有这样的石刻，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限于北京，我在网上找到不少当代绘画和工艺品，仍然以“马上封侯”“封侯挂印”为主题。前不久，我在网上还发现山东嘉祥某石雕厂的广告，竟然有一排拴马柱，说明现在还有很多人家喜欢这种东西，仍然有人大量复制。要说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在某些方面千年不变，似乎没什么大错吧？
文章节选自《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邢田义 著 三联书店 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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