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罗马帝国覆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传统史学曾赋予其以奴隶制社会破产，封建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基督教在欧陆地区的广泛传播，古典时代结束和西方中世纪时代开端等各种重要意义。然而，从文明史的时空结构分析表明，古典文明是一个以地中海世界为其空间结构的文明，而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罗马帝国覆亡只是开启这一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外，它还开启了地中海周边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鼎足而立、彼此对峙的这种新的文明空间格局。自其诞生之日起，这种新的文明格局和相互交往关系就一直规定制约着地中海地区历史的运行轨迹，至今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轰然崩塌。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这一现象视为“古典文明终结”的标志，并对其时代功用与历史意义做出多种判定，如“古代社会的完结与中世纪社会的开端”、“奴隶制时代的结束与封建时代的开始”和“古典文明的分崩离析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形成”等等。这些表述体现出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古典文明终结”的认知水平，并构成了一种传统解说模式。然而，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性结论和恒定模式。随着时代变革，史学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嬗变与成长。早在20世纪中叶前后，国际学术界对“古典文明的终结”的认识，无论是在对其实际过程复杂性的揭示，还是在对其功用和意义多样性的阐释等诸种层面上都在不断地加深、拓宽，其中某些成果颇值得加以品味和借鉴。就中国史学界而言，应在对国际史学界的进展与变化加以追踪与梳理的基础上，从学理和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笔者试图结合欧美学界现当代的研究成果，从文明时空的角度着眼，对“古典文明终结”问题展开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些有关西方文明形成的思考。不当之处，恭请学界方家指正。
一、传统解说模式的分析及其当下的研究状况
首先我们对所谓“古典文明”（the classical civilization）这一范畴的内涵加以界定。对此，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较宽泛意义上的考量，如“新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本特利等人认为，“在公元前1千纪的末期，几个早期社会的内部结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们的权威扩散到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并且发展了极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传统。这些杰出的社会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们称它们为古典社会。”[1]二是从较狭隘的角度讲，“古典文明”就是指地中海地区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文明。本文的论述与分析主要是依据后一种定义而展开。
从学理上分析，上述有关“古典文明终结”的认知和解说，具有以下诸端特征：一、时间维度，在时间长度上多把“古典文明的终结”这一历史事件局限在3到5世纪期间；从时间延展度上，又多集中在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之上；二、空间维度，也多集中在“西罗马帝国”、“西方”或“欧洲”的一隅空间之中。三、内在结构上，多对5世纪前后，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这两大元素之间的关系加以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的解释模式。在其之中，时时处处都体现出罗马与日耳曼、古典与中世纪、奴隶制与封建制、古典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类一一对应的两种要素、两个时代、两种制度和两个文明的二元关系。四、从逻辑关系上，潜含着一种从“应然”到“实然”的极强的自洽性，对西方文明形成的时代背景、要素、动因、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认知及意义的解释都形成了某种的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与制约。
从学术渊源上看，这种传统的解说模式源自于两大经典传统学说，第一个来源是18、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自由主义”史学。正如当代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黑暗时代‘哥特人’的黯淡状态，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5世纪初期匈奴人阿提拉对富有的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天崩地裂般的后果之上。当然，这一观点是吉本那部不朽的著述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它又成为19世纪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加以详尽验证的对象。结果，研究古代世界的史学家们将5世纪作为他们研究的终点，而他们那些研究中世纪史的同行们则把从那一时期开始的日耳曼人对西部欧洲的淹没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开端，这一框架模式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2]4第二个来源，则是20世纪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这种学说虽然在史观上与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差异，更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即从奴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但其时空框架和分析结构仍未摆脱上述“二元模式”框架。中国史学界主流观念和主要认知模式就是在它们的不断地补充、完善和滋润下，逐渐形成的。多少年来，似乎未见到有何大的进展与突破。
依据这种“二元模式”的种种规定，古代与中世纪、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便前后相继，构成了一种社会历史运行的“时间链条”；若再加上后继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这一“时间链条”便朝着当下时代延展而来；并且，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扩张和强势地位的确立，这一“时间链条”也逐渐将西方以外的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也统统吸纳进来，构成一条具有普世意义的“时空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线性史观”、“进化史观”、“西方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皆与这些关于“古典文明终结”与西方文明形成的认知有着一定关联。
然而，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也就是在苏联学界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线，建构自己的解说体系的同时，西方传统模式便在诸多方面遭遇到挑战。西方著名学者冈绍夫曾言：古代世界向中世纪文明过渡的研究，是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大力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一主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学者都极具吸引力”，如他的导师亨利·皮朗在其生命的晚年就全力倾注于此。此外还有“A·道普什、F·洛特和C·道森等人。后两者对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心理和观念形态之上，而皮朗……则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来探讨这一主题。”[3]20—30年代期间，皮朗先后以论文、演讲和著作等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依据其各种著述，笔者将其主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体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述便是其学术主张的集中表达[4]234。及至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围绕于此爆发了一场学术论战；许多学者对皮朗学说展开了犀利的批评。然而，各家各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研讨的内容也不断地扩大，举凡西罗马帝国的覆亡、西方文明形成的背景、过程、特征、动因和类型以及历史意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被人们置于重新审视的范围之内①。
中国学术界对于皮朗学说和有关皮朗命题论战所做出的反应，颇令人值得玩味。一方面，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始，皮朗的多部学术著述便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并且一再地再版②。另一方面，除了马克垚、刘景华等曾对皮朗有关西欧城市起源的观点做过专题性辨析，郭方曾就皮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中文译本再版写过一篇短文之外③，中国学界鲜有对皮朗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文著。为何会形成这般局面，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梳理、辨析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中国世界史学术发展之间互动、制约关系的过程中，方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即皮朗学说既同西方史学传统的相违，又与苏联社会形态理论体系不符。这种同所谓的“传统”、“经典”之间的疏离，便决定了皮朗学说在中国学界中的尴尬境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这主要体现为：一，对该问题的分析由“事件”和“故事”的层面向“结构”的层面深入，分析框架中长时段、大空间、多角度等多种特征愈发凸显；二，多学科特别是考古学的介入。这是一种值得中国学界应予以多加关注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有了两个大转变，其一是人类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计算技术和航空摄影技术等学科和技术纷纷与考古学联手，形成了所谓的“新考古学”；其二是中世纪考古成为考古学的重点之一，改变了以往多以古代与古典时代为主的状况，从而导致了一大批与西方文明形成早期即中世纪初期的研究领域，使得“考古学的证据正在成为重构黑暗时代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并“为中世纪早期的这些发展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尺”[2]176,175。三，研究的意义出现转变。问题的探讨逐渐由专门具体的具有某种断代史意味的话题，转变为一种综合的宏观的具有文明史意味的话题；此乃前两种变革所必然使然的结果。
由于特定的时代情境所致，时下，中国学术界在西方文明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种极为活跃的状态，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同西方学界愈来愈热的中国文明研究热潮形成了某种表面层次上的呼应。有些人甚至提出超越同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过程，直接同西方学者展开“对话”的主张。笔者本人对此并无什么特殊的创见，只是从专业的角度考虑，感到并不乐观。因为目前国内学界在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和表述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现象④；在学理上，仍旧沿袭着20世纪初西方或20世纪中叶苏联的传统理论模式。究其根本，笔者以为，主要还是学术底蕴相对薄弱，基础性研究不够坚实，对国际学术前沿跟踪、梳理、分析、把握的力度不足等状况还未发生根本性的改观，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尚未形成具有独自特点的文明研究理论和文明史解说模式。
故而，对西方文明形成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加以整体性研究的主要组成内容之一，也可为这种总体认识和研究奠定一个较为真实和较为坚实的基础。仅从学术角度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可以使中国史学界对西方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的认知程度得以加深、丰富，也可为对中世纪时代的西欧、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二、地中海的裂变：古典文明时空结构框架的解体
在上一节简要的学术脉络的梳理和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节主要集中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对西方文明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展开分析。
在对某个历史现象或某种历史运动进行研究时，史学界通常的一种作法或技术习惯是，先对其进行时序上的定位和划分。其目的是力图从时间维度上准确地标示出这些“现象”、“运动”在历史变革运动总体进程中的位置和地位。罗马帝国何时灭亡，古典文明何时解体？传统史学给出的时间界点是公元476年，是年，蛮族将军奥多亚克罢黜了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洛斯的帝位。这一事件，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有多广泛，能否将其作为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时代或西方文明形成的标志尚有待于商榷和认定。
“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时间与空间，是宇宙万物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客观存在。时、空构成了人类所有活动所必须依赖的两个客观的前提与条件。人类正是以自己的历史活动与自然的时、空发生联系，使客观自然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转化为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文明时间与空间。而后世人们对文明历史上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活动、事件、运动等等）所进行的认知，都应该也必须与文明的时间与文明的空间相关联。历史认知、历史活动、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的整体框架。而且，在历史考察中，对于某个事件的时间意义上的判定，往往是由这种考察所选择的空间范围来决定的。不同的事件所具有的时间界点意义只能对应于不同的空间范围而言。换言之，某种特定事件的时间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获得阐释和被人解读。对“古典文明”及其“终结”，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自古以来，地中海周边的各个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皆凭借地中海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而地中海也凭借着这些往来关系逐渐地生化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美国著名学者奎格利曾言：“地中海的地理意义在于它将欧洲和非洲分隔开来，但地中海的文化意义却与其地理意义大为不同，因为它将沿海各地连接起来了，而不是隔离开来。地中海所具有的这种文化维度上的连接作用，自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出现第一次远距离海上航行，到公元700年前后……，已经延续了四千余年时光。”[5]随着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广泛交往，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的大规模征服，特别是罗马人连续数百年的环地中海的扩张，地中海地区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统一性和一体化的文明空间。这种一体化不仅仅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政治构架同地中海地理框架的全然合一，同时还意味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密切的文化交往。正是这一切方使得古典文明达到了顶峰。皮朗指出：“在人类结构所有奇妙的特征之中，罗马帝国所具备的最显著并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尽管帝国的东部地区为希腊语区，西部为拉丁语区，但这种地中海特性却使得整个罗马帝国具有一种一体性，正是这种一体性将一种整体感赋予给帝国的各个行省。在拉丁语中，Mare nostrum这一词汇的含义为：我们的海，这片内陆的海是各种思想、各类宗教和诸种商品相互交往的通衢大道。”⑤ 简而言之，鼎盛时代的古典文明已经同地中海世界合二为一，作为古典文明最高也是最后表现形式的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建立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之上的文明结构。
笔者以为，既然地中海成为古典文明鼎盛时代的空间载体，那么，对古典文明终结的历史认知以及对其终结时间的判定就应从文明空间的这一维度加以关照。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只能是地中海西部地区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将其置于罗马帝国这一古典文明的最高和最后的时段和古典地中海文明整体空间结构之中，476年，并不具有决定性和全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西罗马帝国垮台的全部含义仅在于罗马帝国对地中海西部地区有效统治历史的结束，却不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全部覆亡，更不意味着衰微中的古典文明从此的彻底崩溃解体。但是，它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因为罗马帝国的政治构架同地中海地理框架的全然合一的状态从此开始发生裂变。因此，随着考察视阈的变换，从地中海西部转换到整个地中海，476年的时间标识意义也发生了变换，由一个地区性的历史过程的“终结”转变为另一个更大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的“开始”。如同其形成的过程一样，古典地中海文明的终结，也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所谓复杂，是指参与这一历史过程的因素十分庞杂。据统计，西方学者在探讨致使罗马帝国灭亡的诱因上，共列举出了210余种[6]。即使按照类别来划分以简化数量，也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种类。所谓漫长，是指时间维度的延伸。它既是由各种复杂缘由构成的历史运动本身所固有特性在时间长度上的外在表现，也是空间维度的扩展所必然导致的后果之一。如果我们将“罗马帝国的终结”视作为对时间要素的表述，那么“地中海的裂变”则显现出对空间要素的关注。而在我们的分析中，时空两大要素必须始终紧密地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对象。
这一“裂变”过程，在476年只是刚刚开启而已。通过大量的分析，皮朗坚定地主张：“从任何一个角度讲，以各个蛮族在罗马帝国境内得以立足为开端的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导致一种绝对的历史创新的出现。”[4]140“好像还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标志罗马帝国所创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终结”，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显示出社会的千年演化过程会戛然而止。”其缘故就是“新近形成的世界并没有丧失古代世界的那种地中海的特征。”汤因比也认为：“378—476年，蛮族在地中海大举入侵，但在西方没有突破。”[7]西罗马末代皇帝被废之后，东罗马帝国从未放弃对西部帝国的统治主权。况且，奥多亚克并未放弃罗马帝国的法统，自称是罗马皇帝的“代理人”。大约同时出现的各个蛮族国家首领也多以获得罗马的“贵族”、“执政官”等头衔而欢心不已。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罗马帝国”仍是“合法性”的源泉。罗马皇帝芝诺（Zeno,474—475,476—491年在位）自身虽处于不利境地之中，但仍以“以蛮治蛮”之策略，邀请东哥特人领袖提奥多利克率军进入意大利，为罗马帝国收复失地。结果，事实并未如其所愿，提奥多利克反而独霸意大利，造成了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第二次冲击；6世纪中叶前后，一代枭雄查士丁尼遣派大军反攻。无论就其本身意愿而言还是从客观的实际效果上看，这场查士丁尼战争都体现出了罗马帝国对帝国失地的收复以及恢复地中海统一世界的强烈意愿。并且这种意愿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得到了实现。不仅意大利回归罗马帝国统治，而且北非和西班牙等失地也基本上被罗马帝国收复，古典文明的地中海结构尚基本保留着。
568年，伦巴德人又掀起了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特别是对意大利半岛的第三次冲击浪潮。在这次对抗中，局势变得格外错综复杂。除了伦巴德人与罗马帝国两大实力角逐之外，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等先期建立的蛮族政权也都纷纷参与其中，可他们的对手并非是罗马帝国，而是同后来的伦巴德人展开争逐，这是一个国内史学界很少予以关注、研究的现象。同时，围绕着基督教世界领导权问题，罗马教皇同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并仰仗着罗马皇权的东方教会牧首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最为关键的是，当时东罗马帝国同东方波斯帝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愈演愈烈⑥，从而使得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局势陷于空前的紊乱之中。总的说来，东罗马帝国虽然控制着意大利的部分土地，但已逐步地放弃了查士丁尼全面掌控整个地中海的基本国策，逐步地向东地中海地区龟缩，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寻求自己的发展。
7世纪上半叶，一股狂飙由阿拉伯半岛冲天而起。高举着伊斯兰大旗，阿拉伯人在短短不足百年时间内，便先后征服了地中海东南沿岸的部分地区、南部沿岸的整个北非地区和西部沿岸的比利牛斯半岛地区的广袤地区。这场当时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狂飙大潮，对古典地中海世界格局的崩溃进程加以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击！对此，皮朗在其著述中做了经典性的论述。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对皮朗的主张进行了批驳，然而只要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批评多聚焦在反驳皮朗赋予伊斯兰扩张对法兰克历史命运的巨大功用上，而不是对阿拉伯崛起征服对古典地中海文明终结历史作用的否认。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同皮朗一样，对阿拉伯—伊斯兰力量在古典地中海文明解体方面的作用给予了甚高的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就明确地指出：“古典时代的结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标志，这场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形成的新的地域范围里，东西方对立的内涵改变了。”[8]
三、三大文明的并立：古典文明终结的历史效应
“古典文明的衰亡以及随之接踵而来的蛮族大迁徙将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和它们身后的一片广大的内陆区域都置于一种文化上的紊乱无序的状态之中。这一地区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和各种不同文化的残骸碎片，在巨大漩涡中，这些残骸碎片上下沉浮，随波逐流，恰似一艘巨船在大海沉没之后所出现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一般。”[5]333这是奎格利对当时地中海地区历史运动与变革所做出的一种极为生动的描述和比喻。它一方面告知人们古典地中海文明已全然彻底解体，但同时也告诉人们在当时那些巨大的历史漩涡的运动中，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文明格局开始了酝酿和形成的过程，而且其结果当是相当复杂的，远非传统史学所勾勒的那般图景。
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在《全球文明史》一书中，曾主张世界历史的每个阶段的划分均需依据三个基本要素而确定：“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对早期文明来说就是跨地域接触）密度和范围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要确定世界历史上是否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必须要在全社会看到三个相重叠的转变的发生。第一，世界版图一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二，各文明间出现新型的交往。第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新型交往的出现，主要文明区域之间会显示出某种新的模式相似现象。”[9]从中可以看出，地缘空间的变动在历史分期中的重要地位。
既然地中海世界是古典文明的空间主体结构，那么，其终结的影响就绝不会仅仅显现在西北部一隅之中，其东部、南部乃至整个周边地区都必然受到影响，这些地区也必然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反应。所有这些影响与反应才构成了我们对古典文明终结进行历史认知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随着统一、同一的古代地中海世界崩塌裂变，位于西北部的西方经历了日耳曼—拉丁化；东北部地区经历了东方希腊化，而西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则完成了伊斯兰化，分别形成了西方文明（the Western civilization）、东正教文明（the Orthodox civilization）和伊斯兰文明（the Islamic civilization）。所以我们可以说，古典文明的终结是一个地中海世界裂变为三个不同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的没落、解体与三个新的文明酝酿、形成和诞生的过程；旧世界的解体与新世界的诞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那种将西方文明视为古典文明唯一的继承者的传统观念与历史变革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偏差。对于这一点，国际学术界已有了相当明确的认知，反观国内史学界，在这一方面则缺乏必要的探讨和深度的认知。这种缺失意味着在摆脱传统史学模式，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正确的文明史观方面，我们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诞生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三个新的文明世界，皆同旧有的古典地中海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联。美国著名中世纪学权威诺曼·F·坎特曾指出“在不同程度上，这三种文明皆为晚期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拜占庭文明是罗马法律、行政管理和思想的最直接的继承人。西欧也继承了许多罗马传统的遗产，而伊斯兰文明也吸收了很多罗马帝国管理遗产和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的优秀部分。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文明也是各种东方传统，特别是波斯和埃及文化的受惠者。虽然东方文化曾对晚期罗马帝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伊斯兰文明才是直接同东方传统有联系的中世纪文明。”[10]131然而，在这三种新的文明之中，各自同古典地中海文明的承继关系究竟如何？哪一个才是其嫡传的后人？在新的时代各种环境中，古典文明的各种遗存要素发生哪些转变？新旧各种要素是如何融合的？这些都是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鉴于本文初衷，在此不对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进行全面深入的展开，而是对西方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集中探讨。
笔者认为，后古典时代的数百年间，在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相互关系的作用下，一种全新的文明空间格局在地中海地区逐渐形成：即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大文明并肩而立。而西方文明仅仅是这种新的文明格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不仅如此，西方文明自身的形成也与这种新的文明格局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这一看法绝非一种仅仅依凭逻辑推衍而生成的结论，而是基于当时地中海世界历史运动的真实状况。
从时间维度上看，西方文明形成的时间大体在七八世纪之间，而拜占庭和伊斯兰两种文明也大体上形成于此时。就空间维度而言，三大文明环地中海比肩而立，彼此之间皆有相交之处，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明地缘关系。从相互交往维度上说，三大文明之间的确发生过种种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交往关系。西方文明的形成，从纵向看是古典地中海文明崩溃的产物；从横向看，则是拜占庭文明与之疏离、分离和对立，伊斯兰文明对其冲击并与之抗衡合的产物。故而，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既包含着新旧两个世界的替代的内容，也包含着诸新世界诸种历史力量之间的角逐与抗衡，这一情形构成了西方文明形成的特有途径和道路。因而，西方文明从其肇始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于整个世界之外的“特殊的例外”，它一直与地中海周边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冲突关系，是西方文明获取自身存在和建构自身结构特征的主要动因之一。
笔者认为在阐释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的功用的具体分析和认知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这一史学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在对伊斯兰文明作用的分析时，需特别注意“量”和“度”的考量；而在对拜占庭文明作用的分析时，则应注重对同质性消解、异质化形成问题的辨识。
“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皮朗将西方文明得以形成的原因全部都归结为伊斯兰文明的冲击，虽然有过于武断和过于简单之嫌。但是，他所倡导的从地中海整个空间结构着眼的考察框架和注重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理念，仍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在地中海，由于穆斯林征服活动在那里取得的首批成功而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边界——这种危险因北非（迄至那时一直属于基督教地区）、西班牙随后的是西西里的一系列‘背叛行为’而加剧。在西方，地中海成了一个‘穆斯林湖’。西方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建立重装骑兵……”⑦ 诺曼·坎特对皮朗的基本观念虽有不同的看法，但也认为：“伊斯兰教的扩张在中世纪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三种文明、三种力量和三种界线：即拜占庭、欧洲和伊斯兰。”他还特别指出：虽然“拜占庭和穆斯林对西欧的影响要弱于日耳曼人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塑造新的欧洲文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穆罕默德并没有对查理曼的世界起到那种皮朗所主张的决定性作用”，但“皮朗以呼吁对伊斯兰教对西方经济的作用予以关注的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131,123,143。
奎格利认为影响西方文明形成的有四大要素，其中就包括萨拉森人的作用[5]348。贡德·弗兰克则主张“非洲—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并以皮朗“欧洲的极端依附性”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颇有将皮朗引为自己前辈知音之意”[11]。而维克多·李·伯克的表述与皮朗就更为类似，“法兰克社会的崛起是其内部连绵不断的斗争以及它对其周边诸多伟大的文明进行对峙抗争的结果，尤其是它与西班牙安德鲁斯的伊斯兰文明成功地进行对峙的产物。”[12]
西方新考古学通过对西欧地区二十余年考古成果的整理，全然否定了“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观点，并做出了“穆罕默德和查理曼都是古代世界崩溃的结果”[2]175的最终结论。然而，他们并未对皮朗的学术思想进行彻底的颠覆，而是对其“那些充满胆识的论著持有一种敬重之情”，并推崇皮朗完全“有资格在史学永恒的殿堂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究其缘故，是他们认为“皮朗的命题”显然是“同中世纪史学这种陈腐的知识基础背景相对立的”。皮朗是“站在那种陈旧的关于过去的观念立场之外，对古代与中世纪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思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2]175,3,2，这些考古学家之所以对皮朗学说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大为褒扬，还在于他们考古实践的空间范围和认识视野也同皮朗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基本相同。
拜占庭文明同西方文明一样，与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治之后，以拜占庭城为帝都的东部罗马帝国开始步入一个希腊化的轨道之中，即罗马帝国因素与相对纯粹的古典希腊因素之间“再次”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而这同西部地区的日耳曼因素同罗马拉丁因素之间的交融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差别。随着时日的推移，东部帝国希腊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其政治体系、经济组织以及基督教精神结构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从而使得东、西罗马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愈发疏离。在日耳曼各个民族的反复蹂躏之下，西罗马帝国最终轰然倒塌，而东罗马帝国却凭借种种缘故仍旧存留下来。但是，其浓厚的希腊化特点使得人们难以再将称之为是罗马帝国，故而史学界通常改称其为拜占庭帝国。笔者以为这一名称的改动，绝非随意而为，而是凸现出了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的认同。对正在形成中的西方文明而言，拜占庭文明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发生学角度分析，这两个相邻且正在形成中文明彼此之间的“他者化”，是使它们二者不断疏离，渐行渐远，最终走上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和归宿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必要环节。国内学界对这一点鲜有人作深入的研讨。当然，必须看到对西方文明与拜占庭文明之间关系的梳理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它们二者同为古典文明的衍生产物；二者形成在时间维度上的同步性；在空间维度上的相邻性；特别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二者在精神结构、基本信仰上，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等等，都是必须要格外审慎加以关注、辨析的内容。此外，各类编年史乘所载的拜占庭帝国同法兰克王国在对意大利半岛争夺、同波斯、伦巴德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对抗、拜占庭皇权与罗马教权之间关系微妙的转变以及东方教长牧首与罗马教皇争夺基督教世界掌控权等皆告知我们拜占庭对西方文明形成施以重大影响的丰富内容。
行文即末，笔者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首先，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的裂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只是开启这一“终结”与“裂变”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其次，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的裂变，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一时代的内涵不仅仅表现为奴隶制社会破产，封建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基督教在欧陆地区的广泛传播，古典时代结束和西方中世纪时代开端这些意义，还包含着开创了地中海周边三大文明鼎足而立、彼此对峙的新文明空间格局这一更为重要的内容。再次，伊斯兰和拜占庭两大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形成皆有着巨大的影响功用。自其诞生之日起，这种新的文明格局和相互交往关系一直规定着地中海地区历史的运行轨迹。虽经历史潮流诸多变故的冲刷，中世纪时代已经同古典时代一样早已结束，封建制度也与它所取替的奴隶制一样化为历史陈迹，各类帝国和王国都已统统消亡殆尽，但是，地中海岸边这种三大文明并立对峙的格局却一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制约、规定着这一地区的大势。
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01期
历史与秩序
注释：
① 笔者仅从英文国际期刊过刊网站（JSTOR）查询，便获得了有关论文数十篇之多。倘若再加上法语世界的各类刊物上的论文，其数量将大为增加。
② 如商务印书馆早在1940年就曾出版了胡伊默所翻译的《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1964年，乐文又将此书重新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又出版了陈国梁翻译的《中世纪的城市》。只不过各位译者对作者姓名的翻译不尽相同，如胡伊默将其译为亨利·皮楞；乐文译为亨利·皮朗；耿淡如译为亨利·比伦纳，而齐思和在为耿淡如所译一书的中文序言中，将其译为亨利·庇伦；孙秉莹、谢德风在其翻译的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中，译为亨利·佩朗。陈国梁译为亨利·皮雷纳；还有人将其洋为昂利·皮雷纳或昂利·比兰纳等等。
③ 请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292页；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3页；郭方：《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第6版。只有彭小瑜教授对“皮朗命题”作了较为贴切的解读与评价。请见其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卷），高教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关“西方文明”这一范畴内涵的理解，在国内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将其作为“西方世界”的代名词者有之；将其视为西方地区所产生过的所有类型文明者有之，其中包含着古代、古典乃至现代以来的各种文明；有人则将其具体限定为狭义的古典文明终结之后，在西欧地区所形成并一直延伸至今天西欧北美地区的一种基督教为主要核心和特征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等等。本文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西方文明”这一范畴。笔者还以为从范畴论角度对“西方文明”加以探讨，乃是一件当务之急的工作。
⑤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第17页。奎格利对皮朗这一观点甚为赞同，也认为：“古典文明，尤其是当它进入罗马帝国时代之后，地中海这片水域的各种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切都从罗马人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这个称谓中集中地反映出来了。”请见《文明的演进》，第179页。
⑥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同波斯帝国的战争是东罗马帝国当时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第340页。
⑦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有关法国年鉴学派与皮朗的关系，请见拙文：《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载《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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