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历经演变，举世瞩目，作为多民族交融的共同体，值得深入考察辨析，可为多民族大国的历史构建提供有益参照。在人种、文化和政治上，俄罗斯联邦具有诸多特点，如：东斯拉夫主体格局、东正教信仰传承、苏维埃政党体系。在促使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成因方面，这些特点各有作用：东斯拉夫主体格局催生出以俄罗斯人为统治的帝国遗产；东正教信仰传承促进了跨民族的宗教凝聚；苏维埃政党体系引申出超民族的联邦结构。俄罗斯共同体变奏的启示就在于多民族共存关系的选择与成败。值得反复追问的是：对于独立自足的人类个体和群体而言，为什么要联合起来，理由何在；如果一定要联，以什么为基础才合理；如何在集中与分权之间做到平衡，达成共同体内的不同而和。这些依然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都需妥善对待的难题。
引言
2014年春，笔者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短期参观，实地考察之后，对俄罗斯多民族共同体的演变作了大致梳理。现根据文献资料及实地见闻撰成此稿，期盼以文学人类学笔记的表述方式，为多民族大国的历史构建提供有益参照。[1]
一、从帝国解体到联邦初建
有三个俄罗斯联邦共同体：一个创建于苏联成立前，一个鼎足在苏联中，还有一个延续至苏联解体后。前一个俄联邦完成了沙俄帝国后的多民族重组，第二个完成了苏联的创建，最末一个则引导着今日的俄罗斯复兴。这些特点合在一起，致使俄罗斯联邦被解释为“苏联及其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继承国”，简称俄联邦或俄国，俄文写作Poccи́я，译Russia。乾隆以前的汉语曾译为“罗刹”“罗叉”（国），认为其“素与佛不合，自立天主教”，故以名之，发音貌似接近，取意却有妖魔化之感。直到官修《四库全书》后才据蒙古语读音Oros改称“俄罗斯”。[2]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写道：“罗刹者，红毛诸番。其正名罗刹国者，今之俄罗斯。”[3]
俄罗斯联邦横跨欧亚大陆，版图为世界之最，接近当代中国的两倍，占据着超过地球八分之一的陆地。何以最大？究其原因，一在扩张，一在联合。
“扩张”关涉沙皇的出现及其血腥历史。这一点前人所述甚多，在此不赘，值得提及的是沙皇之后的联合，也就是帝国结束后使原被征服的各成员散而未分或重新凝聚的联邦政体。
何为联邦？联邦的含义即为联合，也就是经由特定方式使不同人群结成人种、地域和文化与政治上的联合体。
在人种、文化和政治上，俄罗斯联邦有三个特点：东斯拉夫主体格局、东正教信仰传承和苏维埃政党体系。在促使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成因上，上述特点各有作用：“东斯拉夫主体格局”催生出以俄罗斯人为统治的帝国遗产；“东正教信仰传承”促进了跨民族的宗教凝聚；“苏维埃政党体系”引申出超民族的联邦结构。
诞生于1917年的俄罗斯联邦源自同年出现的俄罗斯共和国，后者则承继于俄罗斯帝国。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说法，俄罗斯帝国始于1721年彼得大帝加冕，结束于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在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与大清和大不列颠匹敌的世界帝国。全盛时的俄罗斯帝国“北起北冰洋、南达黑海南部、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阿拉斯加（1867年前）”，不仅跨越欧亚大陆、包括了整个中亚，还占有了波兰及芬兰。
与1912年中华民国承继大清帝国遗产时面临的情景一样，1917年“二月革命”后诞生的俄罗斯共和国也接手了俄罗斯帝国的统治疆域。其中除俄罗斯本部的传统地区外，还囊括了帝国扩张后获得的乌克兰的绝大部分、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联盟和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波罗的海省区）的绝大部分等附庸国、保护国和殖民地。
在俄罗斯帝国的遗产中，其内部的人口组成包括了由“东斯拉夫人”演变而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欧洲与中亚的诸民族等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群单位，若按语言划分，包括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乌拉尔语系及汉藏语系等的若干语族，即：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以及波兰语、保加利亚语）、拉丁语族和波斯语族（塔吉克语、奥塞梯语、库尔德语、塔特语、俾路支语、帕米尔语）；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蒙古语族（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通古斯满语族；以及高加索语系的格鲁吉亚语、车臣语；乌拉尔语系的、马里语、科米语、卡累利阿语；汉藏语系的东干语等等。这些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及其历史文化构成了俄罗斯从帝国到联邦的超大联合体。
在帝国时代，这一超大共同体的形成依靠的主要是沙皇政权的军事扩张和暴力专政，随着19世纪世界性民族国家的解放浪潮到来，它的合法性受到根本挑战并跌入了最终的瓦解。世界性的解放潮流在俄帝国催生的全新格局首先是境内一连串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创建。与被后来舆论修正过的历史记忆不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催生出的共和国不仅有俄罗斯。“二月革命”废除帝制，以“共和”立国，但命数不长，不仅权力很快就被苏维埃夺取，也未能阻挡乌克兰等国的独立创建。1917年乌克兰宣布独立，建立了新型政治主体——乌克兰国民共和国。次年，格鲁吉亚也宣告独立，建立格鲁吉亚民族共和国；接着建国的还有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等。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和芬兰则完全脱离了沙俄版图。
可见对于帝国瓦解后的俄罗斯而言，其呈现的过程是先分后合，也就是先解放后联合——分是解放，合是重组。
二、多民族容器的新选择
联合后的俄罗斯，面临的首要任务或最大问题是民族关系，也就是如何将瓦解后的原帝国单位再度结成新的整体。1917年，经过各派政治主张的激烈较量及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自身的坚持和妥协，终于选择了解决问题的新容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PCФCP），并为之配置了相互补充制衡的三大法宝，即：统一的苏维埃意识形态、联邦制内的多元主体，以及可行使军事干预乃至重新兼并的红军武装。举例来说，第一法宝通过“苏维埃”主导的政治信仰，使执政党获取了在俄国一党专政的绝对地位；第二法宝则经由联邦制外壳，用自治主体的分享权力把原本有可能分离的民族装入新共同体之中；第三法宝则既可使原已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与立陶宛合并，也能让红军进驻巴库、埃里温，解散当地议会，成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继而再靠武力将由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侵吞后，组建出受控于俄罗斯的“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4]
以这样的背景为线索，再来反思20世纪前期列宁的民族主张以及对中国现代民族事务影响甚大的斯大林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或许就不那么扑朔迷离了。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也是列宁的追随者和接班人，在对待民族问题的观念和立场上，二者有着密切关联，并由此衍生出前后承继的政治学说——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主张消除民族国家藩篱、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饱尝沙俄专制压迫之苦的俄国革命者，列宁把无产阶级夺权放在首要位置，强调阶级斗争高于一切，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民主化大于民族化，主张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因此要“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5]。列宁基本上不承认或不看重民族的特性以及相互间的文化与身份差别。他的基本倾向是民族淡化和消解而不是区分与凸显，进而把民族主义乃至民族运动都视为资产阶级产物而加以反对。
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和主张与其本人及俄罗斯族的历史处境有密切关联。与孙逸仙领导同盟会对抗清廷统治时的境遇不同，列宁所属的俄罗斯族是帝国里的统治主体，不存在民族压迫问题，因此他领导的党关心的是如何发动同一民族内的阶级斗争以推翻沙皇的君主制暴政。孙逸仙的同盟会等汉人革命党要反对的是满清帝国的专制压迫，故而提出的第一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目的在于清算并废除满清朝廷的异族统治，谋求汉民族在东亚以及在自身文化传承基础上的独立解放。相对来说，正因这样的不同，导致列宁及其领导的俄罗斯政党——从早期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到后来的俄共（布尔什维克）——不发动、不支持甚至刻意弱化俄帝国崩溃后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并把他们的表述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名下。通过淡化民族问题、突出阶级斗争以及对民主化进程的强调，列宁区分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差异，指出无产阶级联合斗争的目标就是推翻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争取受压迫阶级的全面解放。列宁提出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此要做到“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因此，列宁总结说：“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6]
在这点上，连托洛茨基也持有相同看法。即便彼此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他还是把列宁的这种观点称为“正确而深刻的思想”。托洛茨基写道：
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它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7]
不过在列宁开创的这条“大俄罗斯”路线上，对俄国的民族问题影响最大也最值得深究的另一人物是斯大林。斯大林并非俄罗斯族，而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混血族裔：一半格鲁吉亚，一半奥塞梯。斯大林生长在第比利斯西部的哥里城，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直到10岁时才开始在学校里学习俄语，接受俄化的灌输教育。按理说这种少数民族的出身背景应使其倾向民族革命，但事实是在加入到列宁领导的政党行列之后，斯大林更多地卷入了淡化族别差异的阶级斗争洪流当中。1904年，斯大林发表《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阐发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文章强调，一切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学说都具有阶级性，揭露沙皇俄国的罪恶在于“间离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斯大林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倡导无产阶级大联合，目标是“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全俄政党。由此，斯大林决然否认“民族精神”存在、否定“民族差别”的意义，继而既反对格鲁吉亚以民族自治为名的独立斗争，也反对当时“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等团体提出在沙俄帝国瓦解后的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的政治纲领。[8]
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一篇旗帜鲜明的论战檄文，而非一般意义的理论专著，体现的政治性远胜于科学性。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斯大林发表该文的意图是要回应俄国形势的重大转变，即民族运动日益高涨，民族问题大有压过阶级斗争的趋势。为此，在列宁的关照下，斯大林从布尔什维克立场出发给予了明确回应。[9]他先将这种时代转变的性质定为“俄国的反革命”，批评其后果是“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斯大林写道：
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接着斯大林把民族主义视为时代瘟疫，惊呼其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挺身而出，“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如何去做呢？斯大林提的对策是“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斯大林的文章不仅反对“民族文化自治”，而且给联邦制扣上了“分离主义”帽子。由此出发，斯大林对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奥地利理论家鲍威尔等进行了严厉抨击。
三、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
然而在赢得“十月革命”武装夺权果实之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选择了联邦制，并在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明确宣告，联邦的性质是“各自由民族之自由联盟”，强调要让每个民族中的工农群众独立决定“是否愿意、并在何种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据此组建的俄联邦由一系列不同层级的自治共和国、自治省和自治州等众多主体单位构成。此外，联邦宪法还明确规定了“承认公民不分种族及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并宣布“在这一基础上规定或容许任何特权或特许，以及对于少数民族的任何压迫或对其平等权利的任何限制，均属违背共和国的各项根本法律。”[10]
不过事情背后更真实的情况是，列宁从一开始就是联邦制的排斥者和反对派。在1913年致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捷潘·邵武勉[11]的信中，列宁明确阐述“从原则上反对联邦制”，理由是它削弱经济联系，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合适的型式”。为此，列宁不惜对自己的同志——有着“高加索列宁”之称的邵武勉严加斥责，因为后者拥护俄国各民族的联邦权和自治权。列宁在信里愤怒地说，如果愿意分裂，那么“你就滚吧！”[12]
是什么原因促使列宁改变主张，转而支持在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的呢？答案是：策略和妥协。根据斯大林后来的解释，列宁的党之所以在十月革命后改变态度，同意把联邦制作为“过渡方案”提出来，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俄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处于完全分离和彼此完全隔绝的状态”，实行联邦制是使这些民族“由分散趋于接近，趋于联合的前进一步”。[13]不过尽管如此，由于紧紧追随了列宁路线，斯大林坚持表达的依然是对联邦制的不赞同，以至于有关同意妥协和过渡的解释也仅以文章注脚的方式低调出现，而同文的标题则毫不含糊地就叫《反对联邦制》。文章告诉读者：“力求在俄罗斯实行联邦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生活本身已经注定联邦制必然要消失。”[14]
可见，俄罗斯的联邦制是沙俄帝制瓦解后，原帝国版图内各族之间及各政治派别相互斗争、论战和妥协的产物。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巴库的政治领袖如邵武勉等这样的联邦制倡导者而言是斗争后的胜利——尽管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5]；而对列宁-斯大林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则是对联邦主义让步的体现。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所表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罗斯各民族的集中制统一，是消除差别，推翻压迫，从而最终实现无国界的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正因如此，斯大林才会在俄联邦诞生后不久便以访谈形式宣告世人，作为从独立到单一制的过渡阶段，一旦组成统一的国家整体条件成熟，联邦制就将被废除和抛弃。[16]
四、矛盾危机与改造重建
这就是说，尽管在列宁和斯大林妥协下，1918年之后的俄罗斯被组建为共和国联邦，但其内部各主体间的平等联合及其相关自治并不牢固，因为从最早开始联邦制就并非布尔什维克所追求的理想，而只是走向统一的过渡形式，故在诞生之时便显出了自相抵触的矛盾和伤及共处的危机。然而也正是以这样的斗争及妥协为基础，俄联邦演变出了前后关联同时差异不小的多种样态。首先，列宁领导的政党以同意联邦制和区域自治换取一系列非俄罗斯群体对独立的放弃，从而使布尔什维克成功继承沙俄帝国遗产，在尽可能的程度上维系了多民族的统一。列宁创建的联邦以“苏俄”取代“沙俄”，二者的特征是在地位与名称上都以俄罗斯人为核心和主体，形成包含众多非俄罗斯人群的“大俄罗斯”体系。与沙俄的世袭王朝有所区别，列宁的苏俄是靠“苏维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专政把跨族群、跨文化的人们联成整体的。而与在“沙俄”时代的境遇一样，这些被联合进来的群体在重组后的联邦名称里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到了斯大林统治时期，以核心加盟国身份加入苏联的俄国继续存在，同时扮演起主宰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方向乃至掌控其他加盟主体命运的核心角色。按斯大林原本的意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在20世纪前半叶与俄联邦平等并置的共和国都只能以“自治共和国”名分并入苏俄，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更讲策略的列宁反对，才不得不同意它们保留与俄国对等的地位，以协约方式共同结盟。若不是这样的话，非但“苏联”将化为泡影，“苏俄”的联邦也会大大扩张，成为更彪悍的“超大俄罗斯”进入并影响世界。不过，列宁的反对在使苏联得以保全的同时，也给进入斯大林时期时代后各加盟主体的命运布下了阴影。与其从早期起就赞同的单一制的“集中主义”而不是联邦主义原则相一致，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坚持实行了政党专制下的“大俄罗斯主义”。在这样的国策主导下，即便到了与其政见不同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主政时期，联邦制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受到削弱排斥，联盟内的一百多个不同民族被认为不复存在，主流宣传机器声称他们已转化成了只有意识形态特征而无民族文化差异的“苏联人民”。
而实际的情况是，苏联境内的众多非俄罗斯人群自斯大林统治后便受到不公乃至恶劣的对待。二战期间，斯大林借“国家安全”之名将居住在远东的数万户朝鲜族家庭强行迁移到中亚的贫瘠地区，又以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与德国合作为由，把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居民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致使约46%被流放的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人直到数十年后才获准返回克里米亚半岛。[17]斯大林的做法受到了后人批判，被认为其错误在于“以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以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出现的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以国家利益代替民族要求”，从而导致“大俄罗斯主义代替了平等、相互尊重的民族关系”。[18]
不过值得的注意是，尽管受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等俄苏领导的决策影响，可是依照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等加盟国的主体单位和权力仍被保留下来，以至于到了1990年代戈尔巴乔夫实施民主改革后，身兼莫斯科市委书记和俄罗斯总统双重职位的叶利钦才得以会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们，合法地宣布退出苏联，随即着手对俄罗斯联邦的改造重建。
在叶利钦至普京的掌控下，退出苏联后的俄联邦更换名称，废除了原名中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共和国”，使之变为更简洁的“俄罗斯联邦”。国旗也去掉镰刀加锤子的象征，恢复为沙俄时代的“斯拉夫三色”，同时重新制定了联邦宪法。
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重申“俄罗斯联邦主权的体现者和权力的唯一源泉是其多民族的人民”，联邦结构建立在“国家完整、国家权力体系统一”及“俄罗斯联邦各民族平等与自决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在经历了被认为是对苏联人民进行摧残的斯大林主义灾难之后，叶利钦领导的俄联邦不但替被苏俄政权镇压的末代沙皇恢复名誉，还主动向在斯大林时期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致歉、平反。后一类的举措一直持续到普京作为俄联邦总统的第二任期。2014年4月，普京在俄国家委员会和实施国家优先项目和人口政策总统委员会联合会议上签署法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希腊人等“所有斯大林时代遭到迫害的人”平反。不过随着局势变化，此时的政府道歉已与俄联邦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关联：几乎就在普京签署平反法令的同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宣布从乌克兰脱离出来，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与之相邻的乌克兰立刻宣布不会承认自己的领土被（俄联邦）吞并。紧接着便爆发了俄乌间的流血冲突。事到如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前苏联最重要加盟共和国的激战后果仍未见分晓，枪炮声还在此起彼伏，苏联解体后创建的“独联”（独立国家联合体）盟约也差不多被震到了九霄云外……
回顾俄联邦共同体近百年的演变历史，如同听闻同一旋律的多重变奏。若借其恢复后使用至今的三色国旗做比喻，不妨把这些变奏音符解读为三道底色的交替：底部的红色象征最早出现的“苏俄”；中间的蓝色意味着涌进“苏联”汪洋中的俄罗斯；最上面的白色则彰显出新联邦再度以“北极熊”威严为象征的大俄罗斯特性。
五、俄罗斯共同体的演变启示
俄罗斯共同体变奏给人的启示何在？在我看来，就在于对多民族共存关系的选择与成败。在19至20世纪波及全球的民族变局中，如何解决传统帝国瓦解后殖民地人民与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去留问题，存在着“独立”与“重组”两种根本选择。若选择“重组”，则又会面对单一制与联邦制这样两条对立的道路，也就是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重新凝聚还须在集中主义或联邦主义类型中做出抉择。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数十个多民族共同体先后选择了后一类型，除去被认为最早且最成功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本文讨论的俄罗斯以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在国际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众多国度，它们的面积总和占了地球的大半。
在这种潮流影响下，就连清帝国解体后的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对于建立联邦制国体的倡导和实践。1906年《复报》载文鼓动“以十八省之机关为主，以满、蒙、青、藏之联合为客，使联邦民主立宪国，辉煌出现于亚洲大陆之上则可耳。”[19]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际，贵州、四川等地的起义军即发表了宣告建立“大汉联邦”的檄文[20]。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即提出要“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继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1]早在同盟会纲领里便提出要仿效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的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2]到了1945年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以《党章》形式重申未来的目标是要“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23]
相比之下，伴随苏联创建及解体而存在的三个俄联邦共同体（或俄联邦三期），体现的可谓交错于两条道上的变奏。其中，“联邦主义”的声部化解了沙俄帝国崩溃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分离；而“集中主义”的集权滥用则导致联邦主体间的对立冲突，致使整个共同体松动瓦解。时至今日，值得反复追问的问题是：对于独立自足的人类个体、群体而言，为什么要联合起来，理由何在？如果一定要联，以什么为基础才合理？列宁至斯大林的前两个俄联邦以“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用有产和无产作划分的“阶级”取代民族，未能成功。与具有语言、习俗和信仰等稳定特征的民族不同，阶级属性原本就不确定且难以继承，彼此对立的身份很容易因财富及权力转移而变动：通过交换、挣得或暴力夺取，昨日的无产者会很快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于是使“无产者”及其联盟变质蜕化，各成员失去了凝聚在一起的理由和目标，只能靠强权维系。叶利钦以来的新俄联邦改以文化为基础，强调俄族的历史传承——包括东正教信仰，使局面得到调整，但仍面临如何顾及其他非俄罗斯人群文化及利益的难题，也就是如何通过有效办法使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能够凝聚，愿意在一起。
这样，对于已由前苏联“红幕”走出的俄联邦而言，其未来前景将会如何就值得关注。有一种可供参考的判断如下：
由于俄罗斯联邦既有僵化的集权制，又有各主体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因此国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俄罗斯政府强制性地解决各种事件，尤其是采取强制消除各共和国的民族地位的战略，崩溃的可能性将更大。[24]
可见，如果不愿见到多元互补之人群分道扬镳乃至流血对抗的话，如何在集中与分权之间做到平衡，达成共同体内的不同而和，依然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都需妥善对待的难题。
人类学乾坤
《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来源】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有关此次访问的见闻笔者撰写了几篇散文，可参阅徐新建《红场追忆》（《贵阳文史》2015年第2期）、《圣彼得堡》（《贵阳文史》2015年第4期）。
[2]阿拉腾奥其尔：《从“罗刹”到“俄罗斯”——清初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页155-163。
[3]俞正燮：《癸巳存稿》卷《罗刹》，转引同上。
[4]郑异凡：《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及其被兼并》，《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2期。
[5]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无产阶级斗争报》，1904年9月1日，第7期。
[6]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该文原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汉译本刊于1920年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由震瀛(袁振英)翻译。后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
[7]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章），齐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页222-226。
[8]参引同上。
[9]根据托洛茨基的披露，斯大林撰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在列宁的启发和监督下完成的，在资料方面得到布哈林的帮助，文字上则经过了列宁的逐字逐句修改。托洛茨基写道，布哈林“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章，齐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页222-226。
[1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22条，
[11]参见安·弗·安东洛夫·奥费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汉译本，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年。作者在该书第六章里称邵武勉为“高加索的列宁”，说他是“巴库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在全体外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12]列宁：《给斯·格·邵武勉的信》，1913年11月23日，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0-503页。
[13]斯大林：《反对联邦制》，1917年。该文在1924年补充注释后再版，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
[14]斯大林：《反对联邦制》，1917年。该文在1924年补充注释后再版，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
[15]资料说，邵武勉即在“巴库人民委员”事件中被杀害。
[16]斯大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1918年3月3-4日。
[17]陶慕剑：《鞑靼人与克里米亚的七百年魂牵梦萦》，凤凰网，2014年2月28日“防务短评”专栏。作者写道“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回归俄罗斯的呼声很高，但大部分鞑靼人却坚决表示反对，但因处于少数地位，所发出的声音难以发挥决定作用。”http://news.ifeng.com/mil/forum/duanping/detail_2014_02/28/34301785_0.shtml
[18]庞宝庆、巩树磊：《苏联强制迁移远东朝鲜人问题析论》，《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6期，页69-72。
[19]恨海：《满政府之沈宪问题》，《辛亥革命前十年问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50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2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4.html。
[22]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23]《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442095.html
[24][美]Г.黑尔、[爱沙尼亚]P．塔阿格佩拉：《俄罗斯：统一还是解体》，段合珊摘译自俄《俄罗斯与当代世界》，2003年第3期，汉译本刊于《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页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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