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基督新教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开启了在中国的新纪元,以后英美差会相继派遣许多传教士东来。然而当时中国门户并未开启,许多传教士多到南洋工作并学习汉语以待进入中国。1842年鸦片战争后开辟五口通商,各传教士从南洋转进各通商口岸传教。而后美国归正教会牧师雅裨理(David Abeel)首先到厦门,成为基督教传入闽南的开山者,之后相继有英国长老会、英国伦敦公会的传教士来到闽南。直至19世纪后期,基督教对华传教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传教模式”[3]不断地被质疑,很多人会认为这种传教的模式并不符合传教运动的宗旨。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如果依旧按照此种方式,就会大大抑制中国教会的发展,因此需要从传教士为中心的时代,走向以本土教会为中心的时代,也就是教会需要自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自立运动开启了中国教会的一个新篇章,虽然说当时的规模不是特别大,但也为中国教会开辟了另一条道路。闽南基督教会的合一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闽差会主要有美国归正会、英国长老会以及英国伦敦公会,在自立运动中,美国归正会与英国长老会优先在闽进行合一运动。而整个闽南基督教合一运动的过程分为两大步骤,即美国归正会与英国长老会合一的闽南长老会合一运动,以及闽南长老会与英国伦敦公会合一运动形成的闽南基督教合一运动所建立的闽南中华基督教会。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美国归正会与英国长老会的合一运动,探究其合一的过程以及合一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从美国归正会的打马字(Rev.John Van Nest Talmage)与英国长老会的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三自理念”为基础进行讨论。
一.闽地圣教开端(1842-1861)
基督新教来华始端于马礼逊,然而进程极为艰难,正如《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所言:
“溯自马礼逊君,于1807年,东渡重洋,开始来华传教,至中英订立江宁条约,凡三十五载,多数教士阻于海禁,未能接踵来华,遂乘机而进。”[4]
虽然开端艰难,但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归正会的牧师雅裨理率先登入抵达厦门,成为基督教在闽的开端。可以说近代基督新教以厦门为基点,循着闽南地理和交通网络,在沿河流域的城镇逐步推进并建立会堂。据统计,从1842至1865年,全国基督教徒约3000人,仅闽南地区基督教徒就占全国基督教徒的约三分之一,[5] 这个数据的具体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闽南基督教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所占有的地位。可以说闽南基督教是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个小缩影,它所扮演的角色和传教士在此的传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陆教会的传教模式。
1.闽南地概括
闽南泛指福建的东南部,为操“闽南方言”之各县市,主要包括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一带,依照清代福建省行政区规划则为泉州府、漳州府、永春州和龙岩州四大区域。闽南的地域环境和交通网络,主要由晋江和九龙江的沿河水运组成,包括北部的晋江流域,南部的九龙江流域和东部的厦门岛区域。历史悠远的海外交通传统使闽南形成了泉州港—月港—厦门港的海洋格局,海洋文化因此也成为了闽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6]
这使很多闽南人常出海到南洋谋生,与海外人群联系广泛,因而视野开阔。如此一来,闽南人有一种开阔包容的胸怀,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洋人和宗教。从近代闽南基督教的历史来看,许多的闽南基督教会大多是由海外信仰基督教的华侨引进家乡而建立起来的。如此说来,闽南的海洋文化中的兼容并蓄和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近代基督教在闽南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得天独厚的闽南环境为基督教各个差会来闽传教创造了天时与地利并一定程度上的人和条件。
二.圣教入闽(1842—1861)
1842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首先到厦门传教,随后其他的传教差会相继而来,他们主要以厦门为基点,向漳、泉、汀、龙、永各地开拓传教区域。而在闽南地区传教的主要有三个差会,在闽南基督教大会所编撰的《闽南基督教会史》中提到:
“溯自始来厦门传道有三公会焉。一大美国归正教公会。一大英国英伦长老公会。一大英国伦敦公会。”[7]
在闽南的基督教传教工作主要由这三个差会机构负责,即美国归正会(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英国长老会(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和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这三个差会在闽南被称为闽南三公会。这三个公会影响着闽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决定着基督教事业在闽南地区的开展,其传教策略也带动和影响着内地教会。
1.始端
闽南教会的开端比闽北教会来得早,1807年基督教来华优先于广东为开始,而之后其他省份的传入乃为闽南为优先。许声炎所编的闽南教会历史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上帝特别恩待闽南教会,但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福音更利于传播。许氏在文中提到:
“闽南教会……继广东而为各省开始。吾主之厚施于闽南者。不其大欤。而厦门所以得首先设教者。以通商论之。实优于福州。且为南洋门户。出洋者必经之地。闽南之人。又早具海外谋生之特性。”[8]
在此许氏很详细地论述了基督教为何可以是继广东之后,优先于各省在闽南传播的地理先决因素以及其自身海洋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条件。而基督教于闽南优先传播除了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之外,也有其特殊的文化习俗条件使其能够更好地让基督教在其地域传播。许声炎在其文章中就指明,闽南语言的统一,有利于其福音的传播:
“……教士由南洋直入华疆。语言文字均便。可播道于闽南矣。闽中语言复杂。惟闽南语言一致。亦布道一大助力。(汕头台湾布道亦均自厦门起手言语同)。诚上帝预备者也。……”[9]
无论是闽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亦或是其文化土壤利于福音的传播,福音在闽地的传播依旧有其难阻之处,例如闽地仍然存在“尊孔排外思想”、“士绅逼迫”等等。然而,上帝依然眷顾闽地,使福音依旧能够迅速传播。
2.福音播撒
第一个叩响闽地大门的乃是美国归正会牧师雅裨理。1842年,雅裨理牧师进入厦门,由此开启了美国归正会在闽的福音事工。他可以说是在闽地福音的播撒者,然而雅裨理牧师体弱多病,只在厦门两年就回美国了。雅裨理牧师原本在纽约某城教会工作,1832年到达广州,而后前往马六甲、爪哇等一带物色宣道地点,并在此地与闽粤华侨接近进而学习语言文字以待进入中国。1833年因病前往英国伦敦休养,并在伦敦组织“中国及远东妇女教育促进社。”该社后来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女子教育。[10]1842年抵达厦门,开启在厦福音传播。在1844年雅裨理因病回国前的6月,波罗满、罗啻二位牧师同时来厦,对此许声炎在其文章中描述到:
“……雅裨理牧师也。惜身弱多病。居两载而回国。一八四四年。波罗满罗啻二牧师。同时由南洋入厦。与雅君偕住。波牧师传道。仅获二老年人归主……”[11]
雅裨理牧师在厦开启了美归正会在闽事业,接续而来的波、罗二位牧师继承了美归正会在厦的事业。然而我们从许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福音的传播异常艰难,在雅裨理离开厦门的时候,他虽然在厦门两年然而并未有一人信主,但他的播撒为后人的福音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虽然福音在当时传播艰难,然而上帝的恩典依然在当中带领。在波、罗两位牧师来厦后,美归正会亦在其中筹备以建造新街会堂:
“……主恩之终必发达。乃营谋筹款。以建新街会堂。自为监工。(此堂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首建之堂。坚固巍峨于今七十余载。犹屹立鹭门。诚工程之美备。唯当时信主者只二三人。波君深信主恩终必优施。故预建此广大圣宇也。)……”[12]
可见播撒者带着远见,为福音在闽传播开基立业,虽眼见只有二三人,然深信主恩必发达。在波、罗之后,打马字、胡理敏等诸多归正会牧师接踵而来,协力同心。
3.继往开来
1850年英国长老会(EPM)用雅各医师,1851年宾为霖牧师相继来厦,开启英国长老会在闽事业。英国长老会与美国归正会同为长老会。而1850年开始,英国长老会以厦门为基地,将教务扩张到闽南、潮汕和台湾等广大的闽文化地区。宾为霖与用雅各二人在闽与美国归正会通力合作,一起开展各样的教务工作。他们殷勤地在四方传播福音。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志趣不在建立教会,虽然说英国长老会后来与美国归正会合作在厦门设立教会,然而正如许声炎所言,二人对建立教会兴趣不大:
“……二君者。志在传教。不在建立教会。观宾牧之传教。遍广州,香港,厦门,福州,汕头,宁波,上海,平津,足迹所经。均切传教。其信心祈祷。热诚布道。实非其他可及……”[13]
虽然二人志不在建立教会,但并未影响英国长老会在厦门的事业,其出现促进了基督教在闽发展,随后与美国归正会的合作促进信徒的增加,教会事业日益增长,然而当时并未有领导教会的机构。但其在厦门成立的长执会之后,使得教会有统一的法规,也为后来的闽南长老会合一运动打下基础。后继者英国神学、文学博士杜嘉德牧师来厦,执掌教务,并促进美英长老会的合一运动。
在英国长老会到来之前,英国伦敦会(LMS)已于1844年由其差会施约翰牧师以及养为霖牧师为主来到厦门,为伦敦公会如闽传教之先行者。在周之德编辑的《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中提到:
“溯闽南伦敦会之开创者,以施约翰牧师为鼻祖。牧师英之苏格兰人也、侨居南洋久。及问厦门已辟为商埠、乘此绝好机会、急着祖鞭、乘风破浪、直抵厦门、寄居鼓浪屿、时一八四四年……”[14]
施约翰后来又迁居厦门寮仔后龙女妈码头,在那里设教,广行善事。后来养为霖相继而来,与施约翰互为相助,每日协同布道,并在厦设立首创女学。伦敦会有着向“异教徒地区”、“未开化民族”宣教的宗旨。而闽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盛行,这亦也是伦敦会着力宣教的地区。1860年伦敦会在厦门泰山口(今中山路)建立泰山礼拜堂,为伦敦会在厦第一座礼拜堂。而继施约翰、养为霖等人来厦之后,又有麦高温、山雅各相继来厦继续伦敦会于闽传教事业。至此,闽南三公会相继都来厦,开启了闽南三公会在闽的各项事业。
3.小结
无论是美国归正会(RCA)还是英国长老会(EPM),亦或是英国伦敦公会(LMS),当这三个差会来闽时,皆在不同的层度上互相协助,通力合作,在当时虽然还没形成闽南大会,但三方共同达成了“教会团结”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规定,闽南地区被划分为三个面积相当的教区。大概来说,美国归正会主要负责闽南西部的大不部分地区和北部的小部分地区;英国长老会负责南部地区和东部的一部分地区;伦敦公会负责北部地区和东部其余的地区。漳州附近的一些地区由归正公会和伦敦公会负责。[15]
这样的划分让三个差会能够清楚自己在那个地方可以最大化地使用资源进行传教事业。这避免了各个差会在传教过程中彼此踏足重复传教的地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开支,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协议或许也为了后期三个差会合一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可行性基础。因为,此协议丝毫没有破坏三个差会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大大的提供了基督教事业在闽的开展,扩大福音在闽地的传播、建立以及影响。
转自福音与当代中国
脚注
[1] 广义上基督教指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但通常也以基督教指称新教,本文所指基督教为新教.
[2] 中国神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教会历史。
[3] “传统传教模式”指欧美各教会之传教机构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主要运用传教机构在其国内募集的经费,从事宣教和教会教育、医疗等事业,吸收信徒。扩大影响。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雇佣本地信徒作为开展各项事业的助手。在这种传教模式中,传教士处于基督教事业的中心位置,是教会的灵魂人物。
[4] 周之德编辑,贺仲禹校正,《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闽南大会,1934年4月,页1.
[5] Donald Matheson,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London,James Nisbet &CO.1866.pp76.
[6] 李双幼,西来的信仰:近代基督教在闽南【J】,闽台文化交流,2007(04).
[7] 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页5.
[8] 同上,页9.
[9] 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页10.
[10] 吴炳耀,《百年来的闽南基督教会》,文载于《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8,页77.
[11] 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页10.
[12] 基督教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页11.
[13] 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页11.
[14] 周之德编辑,贺仲禹校正,《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闽南大会,1934年4月,页1.
[15] 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中国【M】》,台湾:龙图腾文化,2013年9月,页84-85
参考书目
1、周之德编辑,贺仲禹校正,《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闽南大会,1934年4月。
2、Donald Matheson,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London,James Nisbet &CO.1866.
3、李双幼,西来的信仰:近代基督教在闽南【J】,闽台文化交流,2007(04).
4、 闽南大会编,许声炎编辑,《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2卷》,1924年。
5、吴炳耀,《百年来的闽南基督教会》,文载于《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8。
6、杰拉德·F·德庸著,杨丽、叶克豪译,《美国归正教在中国【M】》,台湾:龙图腾文化,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