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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早期的宗教多样性与“清朝宗教联盟带”
发布时间: 2022/4/8日    【字体:
作者:何佳舒
关键词:  清朝早期;宗教多样性;“清朝宗教联盟带”;多民族国家;信仰包容  
 
 
摘要:清朝早期有着前所未有的宗教多样性,宗教宽容政策赋予人们一定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形成了“清朝宗教联盟带”,使清朝的统治得到了更普遍的支持。清朝成立至康熙年间并存的主要宗教有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道教与儒教、伊斯兰教、萨满教与其他传统民间宗教。官方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同时允许宗教多样性的存在。对天主教的态度,从清初至康熙年间的接受到清朝中叶被禁止,再到晚清与太平天国运动成为禁忌。清朝通过对不同宗教的宽容,以及事实上的宗教联盟来稳定其统治。从雍正朝开始,在统治者的干预下,“清朝宗教联盟带”逐步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中后期的统治稳定。其启示是,只有形成跨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包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前言:宗教多样性与“清朝宗教联盟带”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又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建立稳定中央集权政权的王朝。不同于元朝统治只有 97 年,清朝统治延续了 276 年。满族作为一个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如何让汉族人逐步接受满族宗教与文化,是清初统治者在思想和信仰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事实证明,清朝早期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多样性,影响了统治制度的走向,为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封建帝国创造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基础。
 
与此前王朝相比,前所未有的宗教多样性,使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对王朝的稳定和领土的统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藏传佛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最终在满族、蒙古族和藏族权贵的共同支持下,成为清朝的官方宗教,其重要性超过汉传佛教和道教。同时,清朝的宗教宽容政策赋予人们一定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因此与元朝相比,清朝的统治得到了更普遍的支持。
 
清朝中叶(十八世纪),康熙开始接受天主教教义和几何、物理和音乐等一些西方的知识,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和在中国的影响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不过由于宫廷的容忍,天主教当时在中国具有少见的合法性,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不过,这种传播没能在雍正朝之后延续。
 
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宣统皇帝退位的 296 年时间里,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萨满教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五个宗教。到了晚清,形式过于原始的萨满教日渐式微。今天,只有少数东北农村地区有残存的部分萨满教仪式。但藏传佛教自始至终都是清朝的官方宗教,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皇帝继位前的亲王府,这是藏传佛教进入皇权秩序的一个典型代表。
 
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先因影响封建王权的唯一性而被雍正朝所禁止,再因太平天国运动成为紫禁城的禁忌。后因西方列强用不平等条约打开上海、广州、香港等多个商埠,在这些地区天主教和新教有所发展。
 
当谈论宗教多样性时,我们主要关注宗教之间的相容关系,也就是不同宗教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排斥性,是否出现激烈的冲突,这种极端情况在欧洲、西亚、南亚等地都曾经一再出现。与此不同的是,相对于其他朝代,特别是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时期各地的宗教关系相对和平。虽然边境地区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宗教分歧并不是战争的主要起因,也可以说在清朝没有宗教战争。
 
从清早期到康熙朝,统治者容忍了大部分宗教,官方信仰是藏传佛教。作为萨满教的信徒,清朝统治者为何要把藏传佛教作为官方宗教?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入王权中心,成为紫禁城的主导宗教?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些问题,说明清朝官方宗教变迁的进程和原因。
 
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概念“清朝宗教联盟带”,用以解释藏传佛教主导下清朝早期宗教的多样性及其政治影响。这个多样包容的宗教联盟带,在中国此前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后亦未再度出现。对于这个宗教联盟带的研究,目前还有不足。
 
具体来看,这条“清朝宗教联盟带”基本上与著名的“胡焕庸线”(具体内涵见第 238 页)相重叠,但比“胡焕庸线”更具辐射性,覆盖面也更广。这个宗教联盟带纵贯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其基于萨满教但最终以藏传佛教为主导,同时容忍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包容外来的天主教,分别向西北和东南两面辐射,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宗教联盟带的覆盖之下。
 
至此,清朝依靠这个在早期形成的独特的“宗教联盟带”,形成了一个宗教更加宽容、文化更趋多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获得了远比元朝更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政权的稳定性。遗憾的是,这个罕见的宗教联盟带并没有长期、完整地延续下去。从雍正朝开始,在统治者的干预下,该宗教联盟带开始瓦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中后期统治的稳定和社会发展。
 
一、清朝早期至康熙年间并存的主要宗教
 
清早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宗教繁荣时代。根据康熙年间对全国寺院及僧道数量的一次全面调查,总计敕建大寺院 6073 座、小寺院 6409 座,私建大寺院 8458 座、小寺院 58682 座;僧 110292 名,道 21286 名,尼 8615 名;共计寺院 79622 座,僧尼道士 140193 名,若加上不持有官颁度牒的修行者,清早期僧尼道士达数十万。
 
(一)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佛教
 
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主要衍化为两支:在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流行的藏传佛教,在中原汉族地区流行的汉传佛教。佛教在中国传播近两千年的历史里,绝大多数时候以汉传佛教的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但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藏传佛教的重要性一度压倒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清朝成为官方宗教,并在清朝中叶发展到顶峰。汉传佛教虽然也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視,多名皇帝也对其尊崇有加,但事实上受到的限制很多,地位远不如藏传佛教。
 
1653 年,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到北京晋见顺治皇帝,1654 年被正式册封为“达赖喇嘛”,表明清朝承认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地位。后来康熙皇帝赐予西藏另一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进一步加强对藏传佛教的官方认同。
 
多位清朝皇帝相继在热河(承德)、北京接见藏传佛教领袖,雍正皇帝的故居变成了喇嘛庙。藏传佛教在清朝宫廷的重要性,可以从紫禁城内相关建筑用途上进行区分:满族传统宗教萨满教,在紫禁城里只有一个祭祀的地方,在坤宁宫。然而,同样在紫禁城内,大约有 40 座建筑先后用于藏传佛教的修行或祭祀,藏传佛教作为清朝官方宗教的地位很明显。
 
一般来说,藏传佛教有三个不同于汉传佛教的特点:首先,在藏传佛教中,咒语起着重要的作用。喇嘛们通常会念出类似“六字真言”的咒语,这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咒语。其次,喇嘛在政教合一的西藏有着特殊的地位,是社會的上层阶级,是整个藏传佛教体系的核心。第三,藏传佛教有轮回制度。根据轮回理论,人的神性意识在修行的高级阶段之后,可以从自己的身体中解脱出来,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上。人的身体可能会变老、死亡,但神的感觉可以从旧的身体转移到另一个新的身体,从而保证优秀的神性继续存在。乾隆皇帝选择未来达赖、班禅的方式也让人们相信轮回理论。
 
(二)道家与儒家,道教与儒教
 
道教是基于春秋时期老子(约公元前 604—前 531年)的道家思想,从东汉开始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但道教在清朝并不显赫。
 
老子强调生活的神秘和神奇,而不是孔子所强调的公共服务的重要性。老子不是努力改变世界,而是专注于研究自然,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老子认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么什么都做了。老子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比如黑白、男女、麻烦和好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相信道教总是把阴阳符号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阴阳是对立的。由于男女人口差不多,白天和黑夜占半天,老子认为阴阳可以平衡,自然会控制平衡。这也体现了老子对自然的尊重。
 
从东汉到清朝近两千年时间里,道教时而显赫,时而没落,是典型的本土宗教。虽然道教使人们了解了很多真理,找到了生命的规律,但由于过于尊重自然,强调个体,它已经成为一种带有一定负面意义的宗教。从战国时代起,道家思想不再是一种治国之道,而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因为它过分强调一些神秘的事物和超自然的力量。对道教上瘾的人往往对玄学上瘾,他们信奉自然平衡,导致人们失去战斗的决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皇帝尊崇道教大多预示着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晚唐皇帝沉迷于道家炼丹术,朝廷都多由太监掌控,这个王朝很快衰落了。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经历元朝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后,明朝试图重建汉人的文化体系,所以选择了中国最流行的本土宗教道教作为官方宗教。多位明朝皇帝公开倡导道教,有的还沉迷于道教独有的炼丹术,想要长生不老。万历等多位明朝皇帝在紫禁城里过着像道士修行一样的生活,追求长生不老,懒于朝政治理,以致于最后失去了王朝的权力。满族人从明朝宫廷沉迷道教和最终的衰落中看到了教训,因此他们严格禁止道教在紫禁城内传播。在紫禁城外,道教也不像以前那样流行。
 
儒教、佛教、道教在亚洲地区被称为“三教”。有据可查的儒教说法,最早起源于中国汉代,距今约两千年。但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不认为儒学是一种宗教,只把它当作一种理论,虽然它包含了很多信仰及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儒学中既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也没有太多对神明的描述。
 
儒家思想主要教导人们如何礼貌,如何做人,如何保持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和朋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大多侧重于告诉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道德教训和理论,而不是用超自然的东西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儒家强调忠于君主、自我管理,尊重他人尤其是老师,追求获得更多的知识。
 
自汉朝以来,中国历代皇帝一直采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儒家思想对超自然力量的描述并不多,也就是说它对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太多的控制。同时,它提倡仁、义、礼、智、信,对社会保持公正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帝王普遍喜欢儒家思想的原因。儒家思想在元、清少数民族建立的社会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元代,皇室成员不仅学习汉语,还与汉人讨论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著作)。
 
清朝的官僚制度和考试制度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顺治到康熙、乾隆,进入紫禁城的大多数清朝皇帝,都接受儒家经典教育,选拔儒家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儒学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成为满汉融合的文化粘合剂。可以说,虽然很多中国人并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但其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汉代以来的王朝官方语言体系里,儒教、道教和佛教仍然不时被称为“三教”,且在宋朝之后在很多地方出现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时至今日,它仍然对我们的社会有巨大的影响。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信徒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新疆位于亚洲中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由于边疆的重要性,伊斯兰教在清朝宫廷受到越来越受重视,成为重要的主流宗教之一。
 
从唐朝开始,穿越新疆是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唐朝初期,唐太宗和武则天在新疆设立了一些军事机构,以联络中亚,保护唐朝边疆。
 
新疆的文化和宗教非常复杂,在这里产生了许多混杂的文化。新疆有不同民族的人,他们经常通婚。在元代,因为不同民族的通婚,形成了回族。他们生活在中亚,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中国第一个明确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婚姻、家庭、葬礼和饮食,都受到了《古兰经》的影响。
 
元朝时期穆斯林的地位低于蒙古族,但高于汉族。帖木儿汗是第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国王。由于他的影响,大约有 16 万人剪掉了他们的长发,皈依伊斯兰教。后来新疆地区的主要势力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不同政权的领导人开始提倡伊斯兰教。
 
从 1759 年起,乾隆皇帝平定了西部地区的叛乱,清朝完全控制了新疆。清朝统治者容忍新疆的宗教,在新疆不提倡藏传佛教。为了加强与新疆的联系,满族、汉族和蒙古族都开始与新疆各部族通婚,民间和宫廷都如此。
 
在乾隆皇帝的众多妃嫔中,有一位贵妃叫容妃,这是紫禁城内第一位从新疆来的女子。由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乾隆皇帝特地为她修建清真风格的建筑供其居住,邀请回族厨师为她烹制清真食品,并修建了清真寺,供容妃在重要的伊斯兰节日祈祷。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充分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容妃的哥哥是南疆的首领,在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乾隆皇帝的一系列行动显示了他对新疆的高度重视。
 
这也说明清朝在政治上对新疆有管辖权,乾隆年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大约 50 年时间里,新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也保证了清朝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萨满教与传统民间宗教
 
萨满教在清朝经历了从极端重要到相对重要,再到日见式微的单向下降过程。紫禁城的统治者对萨满教态度的明显变化,主要服从于满族对整个帝国加强统治的需要,以及萨满教的局限性。
 
萨满教认为万物皆有灵,因而对自然产生恐惧,认为有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现实世界。今天,萨满教仍然存在于包括蒙古和俄羅斯在内的北亚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
 
在清朝早期,萨满教曾是满族统治者高度推崇的主流宗教,因为其是满族最初的信仰。但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统治者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制度更成熟、有更广泛覆盖面的宗教作为官方宗教,最终选择了藏传佛教。从那以后,萨满教变成了一种现实意义不大的宗教,人们只能在某些特定节日或某些特定仪式上看到它,比如在紫禁城里逢年过节时,大殿两旁竖起的万寿灯,就是沿袭满族信奉的萨满教的传统(如图)。
 
进入清中叶以后,萨满教逐步衰落,因此可以说,萨满教只是清朝由于满族占统治地位而曾经得到传播的一种原始宗教。
 
萨满教和许多传统的民间信仰一样,都是受到底层民众欢迎的本土原始宗教。在清朝,许多民间宗教也发挥了稳定作用。在许多农村和小城镇里,人们相信关公(原型人物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关羽,他忠于结义兄弟刘备和张飞)、财神爷,甚至有人相信狐仙的存在。
 
这些地方宗教中有一部分受到道教的影响,但仍保留了许多民间特色。在汉族民间宗教中,每一位神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作用。商人相信财神会给他们带来金钱,病人认为痘疹娘娘可以治愈疾病,而狐仙则常常勾人魂魄,代表着罪恶与诱惑。总而言之,地方宗教代表着普通人的一种幻想,因为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所以传统民间宗教中的神灵大多是非常实用的。
 
在明朝的基础上,清朝民间宗教的活动区域扩张到了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府、州、县,传教手法更隐蔽,组织更严密,教派总数不下四五百个,一方面起到稳定社会的某些作用,但部分民间宗教衍化为邪教,也危及社会稳定。
 
二、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清朝官方宗教为何发生变化
 
(一)清朝官方宗教的变化
 
清朝与元朝非常相似。在清朝建立之前的 400 年里,蒙古人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蒙古族和满族都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曾经信奉原始巫术宗教萨满教。萨满教的信徒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灵魂存在于河流、山脉、森林和任何地方。但是,随着清军入关,满族贵族入主北京紫禁城,藏传佛教迅速取代萨满教,成为宫廷力推的官方宗教,在清朝中后期,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信徒数量达到了顶峰。为什么满族会在进入北京后,逐渐放弃萨满教,反而将藏传佛教改为官方宗教?
 
(二)元朝时期藏传佛教:进入宫廷
 
藏传佛教在宫廷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实际上是从元朝开始的。随着元朝灭亡,藏传佛教的传播明显让位于道教和汉传佛教。
 
元朝初年,在中国南方和中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大都相信孔子的学说,因为南宋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孔子的学说深入人心,人们遵循三纲五常等做人准则。当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大乘)佛教经过长期的中国化,几乎成为一种本土宗教。
 
蒙古人多信奉萨满教,因为他们是草原游牧部落,所以非常敬畏自然。但由于萨满教与其他成熟宗教相比,信仰体系过于简单,因此它并不能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宗教。所以,元朝初期,人们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蒙古皇帝们也崇拜一些宗教领袖。虽然蒙古帝王贵族信仰萨满教,但当时存在着许多宗教。《马可波罗游记》提到,在当时的北京到处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建筑和信徒,包括穆斯林、犹太人、佛教徒,甚至一些基督徒。
 
蒙哥(元宪宗)和忽必烈(元世祖)都信奉藏传佛教,蒙哥曾册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为国师;忽必烈曾多次表示支持藏传佛教发展,他还把八思巴封为帝师,让他统领天下释教,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藏、蒙和北方部分地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属于金刚乘;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两者在教义上有一些不同。比如大乘佛教认为佛是最伟大的,而藏传佛教信徒们将达赖喇嘛等视为“活佛”;大乘佛教认为凡事都有因果关系,藏传佛教认为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没有绝对的善恶。藏传佛教在细节上与汉传佛教也有所不同,因为藏传佛教吸收了西藏更多的地方风俗习惯。例如,藏传佛教的信徒吃肉。由于西藏地理环境恶劣,山峦众多,气候寒冷,食物和蔬菜不足,信徒们只能吃牛肉生存。但对于汉传佛教来说,僧侣必须遵循饮食清规戒律,不能吃肉饮酒。
 
虽然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一些不同,但作为佛教的一个分支,它很快也被藏地以外的更多人所接受。元代统治者在推行藏传佛教政策的同时,也允许宗教的多样性,因此许多人信仰藏传佛教。元朝的宗教政策最终没有使藏汉和蒙汉文化同化,但也使西藏在刚刚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有了归属感。
 
(三)清朝藏传佛教:成为官方宗教
 
本文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元朝。其实,笔者想说的是,清朝统治者清楚地看到了满族和蒙古族的相似性,所以采取了同样的宗教政策,宫廷和官方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同时允许宗教多样性的存在。
 
在北京一些喇嘛庙的等级之高,超过其他宗教的庙宇。比如北京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继位之前的王府,也是乾隆皇帝(雍正之子)出生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地方。1744 年,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大臣管理其事务,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这也是清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直到今天人们去参观,还可以看到用满、蒙、汉、回四种文字题写的宫名,以及其堪比紫禁城的最高建造规格。
 
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宗教领袖活佛去世后的“转世灵童”的确认和册封。在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去世的同时,藏传佛教之地某处出生的某个孩子,会通过一个复杂流程,被确认为活佛转世。清朝政府针对活佛转世事务,制定了非常完备的金瓶掣签、皇帝册封等制度,明确了对活佛转世的巨大影响力。通常,会找到三四个符合条件的孩子,然后把他们的名字分别写在不同的标牌上,放进一个金瓶里。经过大喇嘛们诵经等必要流程,主管西藏事务的大臣摇动金瓶掣签,从而确认某个被选中的孩子成为未来的班禅或达赖喇嘛,再经过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新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在此之前的宗教研究中,清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的另一种可能性很少被提及,那就是藏传佛教和萨满教之间的相似性。萨满教是一种全球分布的宗教,包括西藏。在西藏的宗教体系中,头骨和妇女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传佛教仪式上有一个场景:当鼓被敲响,号角声响起时,人们会围成一个圈跳舞。通过冥想的力量,他们召唤众神参加宴会。神灵会把献祭之人的头砍下来,会有很多怪兽来吃献祭的人。这种场景虽然有很强的藏传佛教风格,但也与萨满教的一些祭祀场景高度相似。
 
由于宗教的相似性,清朝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作为官方宗教,与西藏的交往也比较多。清朝统治者与蒙古族王公的良好关系,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很多蒙古族贵族女子成为清朝皇帝的嫔妃,例如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是一位来自蒙古族的贵族女子。
 
蒙古和西藏都是萨满教分布和影响的地方。清朝统治者也选择与宗教背景相似的人亲近。因此,清朝宫廷选择了比萨满教更成熟、更复杂的藏传佛教,作为清朝的官方宗教。
 
(四)宗教多样性的积极影响
 
一是领土完整。通过对中国地图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满族来自中国东北,而藏传佛教的起源是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满族皇帝与西藏结盟,一条贯穿全国的宗教同盟线成功地统一了边疆,稳定了西南,使满人和藏人的友谊更加深厚。
 
二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与平衡满汉关系。清初,汉族和满族的人口比例是78:5,除非是官方强制,占人口少数的满族的宗教,很容易被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人信仰的宗教,比如中国传统佛教(大乘佛教)所同化。当时满族的宗教是萨满教,是传统的万物有灵论,但当时汉传佛教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所以大多数汉族人很难相信这种原始宗教。
 
通过宣传另一种类似于大乘佛教的宗教,汉族人可以在宗教上接受满族人的统治,而满族人也可以防止自己被汉化。因此,清朝统治者成功地与多数汉族人取得了平衡。把藏传佛教改为官方宗教,不仅有利于统治西藏,而且也意味着自己被汉人所接受。此后清朝成为一个民族大联盟,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清朝宗教联盟带”从何而来
 
(一)清朝初期的宗教分布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部分,我们在地理上把清朝的版图分为六个部分:
 
东北( 清朝的起源地,信仰以萨满教为主);
 
蒙古( 北方草原,以萨满教和元朝时开始信仰的藏传佛教为主);
 
新疆( 中国西北,连接中亚,信仰伊斯兰教);
 
西藏( 西南边疆,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信仰藏传佛教);
 
中原( 信仰大乘佛教、道教、儒学);
 
东南海岸( 类似中原的宗教混杂区)。
 
这是清初的宗教分布情况。清朝中后期,东北地区的萨满教信众越来越少,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儒学信仰者势力仍然很强大,但大乘佛教的寺庙和信徒数量在减少,喇嘛教信徒的数量在增加。
 
(二)新概念:“清朝宗教联盟带(QRUB)”
 
根据中国的人口分布,1935 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一条人口分布线(后被命名为“胡焕庸线”)。它从黑龙江漠河出发,到云南腾冲,是一条从东北到西南贯穿中国大陆的连接线。这条线的西部(左)是我国人口分布较少的地区,现在是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地。在这条线的东部(右),人口密度明显较大,这些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比较富裕和繁华的地方。
 
在这里,笔者想介绍一个新概念“:清朝宗教联盟带”(Qing Religious Union Belt,QRUB)。
 
关于宗教联盟,历史上往往是同一种宗教在不同世俗国家之间基于相同信仰的联盟。比如英国浸礼会在华活动近半个世纪的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年),在其晚年提出建立“世界聯盟”,就是基于他对世界局势的思考,以及对宗教的极度虔诚。
 
笔者提出的清朝早期的“清朝宗教联盟带”,纵贯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基于萨满教、但最终以藏传佛教为主导,同时容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包容外来的天主教,这个联盟带还分别向西北和东南两面辐射,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宗教联盟带覆盖之下。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个“清朝宗教联盟带”基本上与“胡焕庸线”重叠。蒙古和新疆位于联盟带的西部,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联盟带以东相对富庶,汉族人口分布较多。满族人想建立一个宗教联盟,用以与宗教联盟带以东的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制衡关系。
 
然而,清朝皇帝并没有盲目镇压东部地区的汉人。康熙皇帝登基后(公元 1661 年),人们对清朝的排斥几乎被消除。作为游牧民族,满族人并没有像元代蒙古族那样草率粗暴地破坏农业文明,而是选择接受汉文化,模仿汉族官僚制度建立政府。清朝统治者虽然对满族仍然更加信任,但他们给了汉人当官的机会,同时也完善了考试制度,形成了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朝表现出更大的宗教宽容。
 
清朝早期的“宗教联盟带”不是团结少数民族压制汉文化的组织,而是各民族之间的一种制衡。基于满族是少数民族的事实,清朝统治者用这种方法来统治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疑是明智之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面对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元朝和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在元朝,人们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他们有管理国家、省、市和不同街区的权力;第二等是来自中亚、波斯、罗马等地区的外来人口,他们受到蒙古人的高度尊重,少数中亚人也在朝廷任职;第三等是中国北方的汉族人,他们是被统治者;第四等是南方的汉族人,蒙古族人彻底摧毁了南方的农业,把很多农田变成了放牧的草场,因为放牧更接近蒙古族的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朝廷的官员几乎都是蒙古人。他们非常重视打仗、骑马和军事训练,却忽视文化学习,这也导致了蒙古族治理方法的恶劣。元朝看起来实现了民族多元化,尊重中亚和欧洲人,但他们压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其帝国在后元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失去了对外国人的吸引力,最终走向衰落。
 
在元朝,满族人也被划分为三等公民,被蒙古人镇压。因此,满族人知道暴力统治的危害。清朝统治者认为宗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工具,他们把西藏的宗教藏传佛教作为官方宗教,这无疑使西藏和清朝统治者产生了共鸣。此外,他们还有政治控制权。西藏的达赖喇嘛原本只是当地的宗教领袖,清朝赋予达赖地方政权,但达赖必须忠于清朝,并定期到北京进贡或朝拜。这样,西藏统治者与满族统治者在宗教文化上达成共识,同时接受其对西藏的军事保护,在政治上受到其控制,两个民族形成了一种联盟。
 
清朝统治者利用宗教连接东北和西南地区,并在中国全境建立了宗教联盟带,这种联盟成为清朝各民族统一的基础。此后,清朝与新疆、蒙古结成政治同盟,贵族甚至皇帝开始与这些地区通婚。
 
据史料记载,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均娶有出身蒙古贵族的妃子,乾隆皇帝有来自新疆的妃子。虽然清朝有繁复的礼制规定,但统治者们还是尽量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和宗教。每年秋天,皇帝都到木兰围场去打猎。许多蒙古王公受邀参加这一活动,因为骑马打猎不仅是满族的传统,也是蒙古族的传统礼仪和生活方式。清朝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与蒙古王公建立紧密的联系。
 
北京的牛街是乾隆皇帝为了尊重新疆妃子的崇拜习惯而修建的。因为那里有一座清真寺,后来发展成穆斯林聚居区。根据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充分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宗教,利用对宗教多样性的宽容政策,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清朝早期“清朝宗教联盟带”的历史价值
 
笔者认为,“清朝宗教联盟带”可以解释藏传佛教主导下清朝早期宗教的多样性及其政治影响。这条联盟带基本上与“胡焕庸线”重叠,表明在经济上,清朝的农业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区分仍然存在,但在信仰和政治控制上,一个新的基于宗教的联盟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融合作用。
 
实际上,这样多元包容的宗教联盟带,在中国此前2000 多年的王朝统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后亦未再度出现。清朝正是依靠这个宗教联盟带,形成了一个宗教更加宽容、文化更趋多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比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形成了更强的稳定性。遗憾的是,这个罕见的“清朝宗教联盟带”,很快从雍正朝逐步瓦解,清朝中后期统治的不稳定性亦与此有关。
 
四、对天主教的态度:从接受到禁止
 
(一)清初至康熙年间:接受天主教
 
马可·波罗在元朝时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传播了天主教。但在经历了 276 年的明朝统治以后,大部分非汉族文化在中原地区衰落了。因此,在清朝初期,中国的天主教建筑和《圣经》并不多,满族人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
 
然而,顺治年间(公元 1643—1661 年),有一批精通科学技术的欧洲传教士负责朝廷的天文和历法部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叫汤若望,是天文部门的人,他给顺治皇帝制定了历法。
 
1663 年,康熙皇帝聘请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为师。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数学、天文学和人文地理学有浓厚兴趣的皇帝之一,因此西方传教士受到了一定重视。
 
随着清朝稳固在中原的统治,经济繁荣发展,紫禁城的皇帝们变得更加自信。西方传教士虽然无法大规模传播宗教,但从技术和产品入手,他们获得部分认可,望远镜等产品深受欢迎,清朝统治者因此开始容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二)清朝中叶:天主教被禁止
 
1722 年雍正皇帝继位,由于两个主要原因,他开始禁止天主教。首先,传教士经常庇护宗教人士,威胁地方官员。其次,一些天主教信徒参与了雍正皇帝政敌的政治活动。1723 年,朝廷规定各省传教士必须在半年内集中到澳门,当地教会改为地方办事处。
 
到了乾隆时期,有关天主教活动的禁令更加严格,私自传教的人会被送进监狱,因为传教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
 
1757 年后,乾隆皇帝规定外国的进出口可以在广东省进行,政府只允许小规模贸易来满足中国奢侈品、绿茶和丝绸在国外市场的需求。贸易的限制也限制了国际交流和外国产品、语言和宗教的传播,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处于沉寂状态。
 
(三)晚清与太平天国运动:天主教成禁忌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损失惨重,不得不增加赋税,治安的混乱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1851 年,屡试不第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广西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一运动在南方迅速发展,遍布华南地区,占领南京后,洪秀全将其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洪秀全是天主教信徒。他通常诵读圣经,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晚清时期,神权与君主制的关系十分复杂。太平天国建立了君主与神权并存的政权,他们信奉的宗教是天主教。他们用宗教聚集农民,还有许多底层百姓参加。由于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天國起义在 14 年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表明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地方,清政府失去了对境内暴力的掌控。这使官府特别是慈禧太后对天主教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因为她认为天主教就像一个魔鬼,破坏了政府的专制,因此,清政府想要彻底禁止天主教。然而,禁令并不奏效。随着在华外国人口的增加,天主教继续传播。清朝统治者在经历了接连的军事、外交失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洋人获得部分外交豁免权和贸易主导权,官府失去了对宗教传播的控制权,传教士获得了更多的传教自由。
 
根据清政府的态度,天主教是摧毁帝国宗教体系的怪物。然而,它在小范围内对社会有一些积极影响。根据教义,天主教信徒需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惯。他们被禁止纳妾、吸鸦片或祭拜祖先,因此鸦片的使用减少了,禁止信众纳妾也促进了男女平等。
 
(四)小结:天主教因何失败
 
统治者对天主教的态度反映了清朝的命运。总的来说,他们的态度是:部分接受、禁止和被迫放任。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天主教在清朝从未真正成为上层社会尤其是皇室信仰的一部分,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
 
首先,在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之前,中国的宗教已经非常多元化,包括大乘佛教、萨满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一些民间宗教,所以清朝的宗教没有大的空白地带,天主教在中国没有传播空间。第二,中国境内的文化是不断交流融合的,主要的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天主教作为一种西方宗教,也就是一种舶来品,它与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其他宗教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人们无法接受这种与中国本土文化截然不同的宗教理论和制度。
 
天主教在清朝的发展是失败的,即使在晚清时有所发展,也是建立在给予外国人许多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清朝统治者把天主教视为一种新的、陌生的、不同的宗教,清朝有顺治、康熙、乾隆三名皇帝基本接受并容忍天主教,但是更多的人想禁止它。这反映了清王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局限,以及两种文化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早期。
 
五、结语
 
“清朝宗教联盟带”的出现并非历史偶然。在人类历史上,政教合一是许多帝国梦寐以求的统治方式。清朝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使来自帝国不同民族的人都有了宗教认同。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宗教和地方宗教,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宽容的政策,除了清朝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清朝没有发生重大的宗教冲突。
 
清末,外国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优势进行传教活动,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分裂。公众对天主教的接受度不高,一方面,中国本土宗教已经多元化,另一方面,在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发生后,人们对外来人口和天主教等宗教产生了仇恨。
 
宗教一直是帝国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模式。“清朝宗教联盟带”的建立,在长期内为清朝政府带来了优势。同时,宗教多样性还具有以下特点:宗教类型的多样性、宗教政策的宽容性、国际贸易和交流的频繁性、有效的宗教控制和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
 
笔者所定义的“清朝宗教联盟带”,是展示清朝早期在中国出现过的宗教多样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并不是真正的交通带,而是地理上的巧合。通过对中国不同地区宗教分布的分析,发现清朝作为一个新王朝,皇帝的民族与大多数臣民不同,因此他们通过对不同宗教的宽容,以及事实上的宗教聯盟来稳定其统治。
 
清朝早期对宗教多样性的容忍和支持,对于稳固其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政治形势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宗教多样性大不如前,由此带来的对立也更加激烈。总结多元宗教在清朝早期的共存历史、回顾帝国文化繁荣多样,对于后人的重要启示就是:只有形成跨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认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尔巽.清史稿:顺治卷、乾隆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James M.Rubenstein.Cultural landscape:an introduction tohuman geography[J].boletín de la sociedad espaola deminera-logía,2008(3).
 
[3]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米尔恰·伊利亚德. 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39.
 
[5] 清圣祖实录 [M]. 台北 : 台湾大通书局印行 ,1987.
 
[6]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541.
 
[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84-586.
 
[8] 周向阳.清朝民间宗教治理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9] 李思平.大清十二帝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10] 李振江.李提摩太“世界联盟”思想研究 [D].长沙:湖南大学,2015.
 
[11] 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清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何佳舒(2002—),女,汉族,北京人,现就读于北京市第二中学国际部,长期学习并研究清朝历史,描写北京后海一座王府花园五位主人的历史小说《海棠落日》于 2020 年 10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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